第三章 华人的集体记忆：五一三事件之前
笔者的访谈对象在五一三事件发生之前，已经眼见或是耳闻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有的人与官方报告书有一致的看法，认为5月9日林顺成的丧礼就已经挑起种族情绪，感到在那之后将可能会导致种族之间的冲突；也有人认为5月13日当天哈仑在策划巫统游行，下午气氛就十分紧张，路上的状况别于平日。甚至有人在回想时才惊觉五一三当天，马来同事已提早请假。一个人在事后回想，才觉得事前有所征兆，煞有其事，对他而言，这些都是「预兆」。本章首先从当时与马来人混居的华人生活，了解他们当时与马来人的关系，与对马来人之观感；再者，将透过华人亲身参与或是耳闻传言，建构出五一三事件发生前，种种的事件经过与预兆。
第一节 五一三事件前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
在五一三事件发生以前，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并非如现在般紧张。华人有些在马来村庄居住，有的与马来邻居的交情融洽，有些华人虽然与马来人无频繁往来，但是彼此间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然而，五一三事件却成为两族关系间恶化的转折点。
五一三事件发生前，谢记者A的父亲开的贩鱼店就在Kampung Baru附近，原本许多马来人会来店中光顾：
我们那边主要还是华人聚居在一道，马来人聚集在一道。我们跟马来人关系应该是还好啦……我爸爸是卖鱼的，那么很多马来人，Kampung Baru马来人买鱼也是跟我爸爸买的嘛，这种民族之间没有冲突，没有纠纷，没有矛盾的。这些人杀人放火的，是外面来的，是暴民，他们是有目的的来的，不是那些善良的老百姓所做的……就我们当时来讲跟马来人那种民族关系没有这样紧张，不像现在这么两极化，没有的！以前我们，你看啊！不要讲我们五一三前后这段日子喔！我们跟马来人做朋友来讲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马来人你叫他进去华人咖啡店喝茶他们都不要的。（谢记者A口述，A20）
在谢记者A的回忆中，父亲与马来人并无结怨，甚至还有小交情，可是在五一三事件发生时店却被烧了，当时在附近有三间华人商店，都一并被烧了。谢记者A认为，五一三前，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马来人与华人，交情原本是不错的，却因外地人的介入制造五一三这场灾难，至此离间了两族的友好关系。
刘女士：隔壁那个马来人邻居跟我们有来往的喔，新年什么都有互相送东西的。
刘先生：他（暴动的马来人）是外地来的，不是本地的。
刘女士：别个州来的。
刘先生：我们这里有很多个州嘛！
刘女士：好像他（暴动的马来人）放火烧我们的屋子是不是，那些隔壁的人都有叫他们不要啊！不要啊！因为他（马来邻居）跟我们一向有来往的嘛，有时过年他们送东西给我们，我们也有送东西给他。（刘女士&刘先生口述，A6、A7）
刘女士与刘先生在5月13日当天晩上在家里不断的往窗外偷看，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汽车被暴民破坏。在房子被烧的同时，他们有听到隔壁的邻居在请求那些暴民不要烧他们的房子，不过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刘姐弟父母亲的产业还是被烧光了。可以说，刘姓二人认为五一三发生前，当地华巫两族关系良好，甚至事后马来邻居也对他们的遭遇感到同情，破坏绝对是来自外地者。
那么我就去到我的朋友那边啰！我的朋友那边就靠近马来人住的地方啰，很多马来人啰！因为本地的马来人还不会这样子凶喔，就是示威的全部是外地来的马来人，我去到那边就和他讲有这种事发生，他们才知道。（谢记者B口述，A21）
谢记者B五一三当天下午，正前往拍摄马来人示威游行，然而途中却发现巴士横摆，路上冷冷清清，气氛十分诡谲。不久有士兵通知他要戒严，请他就近回避，于是他首选到附近有住马来人的朋友家，这显示一来当地马来人有部分并不知情，再者，在同区域内种族之间的关系，并非极其恶劣。
因为那个马来人很好，可能是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啦！因为他有过生那些黄胆病，我就给他药吃，吃好了嘛，他很高兴啰！那么五一三的时候，他说有什么事，他会叫我们去，因为我们住隔壁，不会很远嘛，他说：「你来我家，但如果华人杀我们，我就来我们家」我说：「可以！」（邹先生口述，A9）
邹先生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前就住在马来村庄，平日跟邻居互动良好。在五一三种族冲突的消息传开以后，他的马来邻居甚至主动来劝戒他不要出门，并且亲自帮邹先生接回刚放学的一对儿女。邹先生大女儿事后也回忆，在她放学回来的路上遇到许多不怀好意的马来人，但却在马来邻居的协助下，她能够安全的回到家。
虽然五一三事件是种族冲突，不过在这些当时与马来人混居在同一区域的华人经验中，认为与他们平日来往的马来邻居是善良的，并不会破坏、威胁他们生命、财产的，因此才会将矛头指向外地者。虽然Slimming同样也提到参与游行的马来人有部分是从外地来的（1969：27），但肇事者是否从外地来，依目前的资料，仍难以查证。本节要陈述的是，在当地华人经验中，华巫间的关系，在冲突发生前并非冰炭不洽，就算种族冲突初发生，双方互助仍密切。要归咎五一三事件起因于当地种族间的敌对关系，恐怕仍要再加以探究。
第二节 林顺成的葬礼游行、反对党的胜利游行
1969年5月9日举行劳工党党员林顺成的丧礼，劳工党借此游行抵制大选，规模十分浩大，根据受访的华人，绝大多数对这场游行都不陌生。其中陆爷爷有这样的描述：
劳工党当然要为他（林顺成）这个伸冤大喊，说这个政府不对啊！结果林顺成这个尸体就在吉隆坡这个积善堂，在苏丹街，人镜下来那排……好！林顺成的尸体就停放在积善堂，那么到处都有人来吊丧啰。到最后要出殡啰，他们（劳工党）就坚持要有大游行，要从吉隆坡步行送他到甲洞，因为他是甲洞人，葬在甲洞义山。好，他们坚持一定要为冤枉死的人申冤啊，所以要从吉隆坡步行送他的灵柩阿！是这样子的，于是就跟警方对上啰！最后东姑让步，他好像也说警方打错人啦，有人冤枉死了，他们（劳工党）既然这样子群情激愤啊！应该平息他们，就让他们游行。（陆爷爷口述，A18）
陆爷爷口中所称的积善堂在吉隆坡苏丹街（Jalan
Sultan），是昔日为穷人办理丧事的地方。楼上有十几张临终病床，供孤苦无依的老人使用，一楼则可以让七家人办丧事的场地。
林顺成出殡时，送殡的人数达到一万四千人（柯嘉逊，2007：47）。曾经担任过劳工党党员的黄先生亦参与了当时的出殡游行，他形容这次的游行盛况：
那时我们劳工党的领袖不是被逮捕的被逮捕，逃亡的逃亡，于是就抵制六十九年抵制大选。那么抵制大选的时候啊，一个叫林顺成的，他在甲洞被打死了，打死的时候就出殡啦。出殡啦，整个吉隆坡就空前啊，我不敢讲绝后啊！（黄先生口述，A16）
其实出殡游行前，游行成员已与警察在尸体认领与要求游行路线上，有了争执。甚至劳工党在游行途中，擅自更动了游行的路线，整个游行自始至终，民众的情绪都维持极高昂状态。从黄先生参与游行的活动内容与路线，即可以看出这种情绪高昂的情况。首先在领取尸体与订定游行路线方面，与当局产生些争执：
领队是萧师莲、陈秀英两个女的领队，两个领队，他（警方）开始给我们的路线是从Jalan Kucing走，虽然我们什么鬼东西都答应他（警方）阿，但唯一的条件是不要看到警察，看到警察我们不敢保证［不会］暴动，因为当时我们准备看到警察就杀，死就死了。两个领队被抓去了很火，林顺成又被打死，才二十三岁。那么出殡的时候啊，一开始，因为我是抬棺材的，棺材抬进去，警察就无［可］奈何，当时他（警方）尸体不给我们，所以萧师莲在中央医院，一声令下，抢尸体，就把尸体抢下来，放在车就走。警察追追追，警长Block住了，你签不签名，不签我们才走，签也是走。棺材放在路旁，签名，OK!不过我们的条件是不要看到警察，我们不要看到警察啦！交通警察可以，武装警察不要看到，因为我们这么多人怎么控制，谁敢保证，等一下情绪一起来，一冲过去，一定死人的嘛！一定死人的。情绪很高涨的时候，一声令下，一字排开，一排开那个什么……那么停一停，就在站在棺材边演讲，轮流演讲，早上十点出殡，晚上六点多才到甲洞。（黄先生口述，A16）
游行进行时，更带动起整个游行活动的高潮，左派的旗帜、口号不绝于耳：
访问者：你们那时后游行有申请permit吗？
黄先生：哪里有申请什么permit!讲妥就讲妥啦！开什么？出殡嘛！不过他叫走我们走Jalan Kucing，我们偏偏就不要从Jalan Kucing嘛！……那时后全马，哗！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比一个全日本巨星更加多人啊！你看，棺材从秋杰路出来，人群在茨厂街嘛！那个场景多么厉害，有些是民众看不过眼来支持喔，那口号写的大大的，哇！喊口号「打倒腐败联盟政府！」、「我们要争取人权！」呵呵！
访问者：有拿五星旗？
黄先生：没有没有，不可以拿，我们只是拿劳工党的旗。一枝笔，一个捶头，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知识分子的。
访问者：有没有喊毛泽东万岁？
黄先生：有有有，自然的，很自然的。共产党歌，国际歌，怎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知道神仙和皇帝，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团结起来到明天！」唱国际歌啊！那法国作的啊，国际共产歌啊。那就唱一些国际歌啊！总而言之，你这样多人控制不了啊，本来是要我们不要喊共产党，但当时人家睬你都傻（粤语：什么都不理会），年轻人全部是二十一、二岁，全部是年轻人，那时后情绪高涨你能够有什么不喊，完全搞左翼的当然是支持左的，哗！喊就喊，死就死了！（黄先生口述，A16）
事后，首相东姑甚至斥责有关当局，不该让林顺成的尸体摆放在苏丹街的积善堂，而应该直接送回甲洞（东姑阿督拉曼，1969:169）；甚至东姑本身即为了此事，指摘马来亚大学学生会主席赛哈密（Syed Hamid
Ali）为发给林顺成出殡游行准许证的主要负责人，赛哈密为此与东姑争吵，引起政坛不小的震荡。游行的行经路线更将民众的情绪带入高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9：51-54），因此这场丧礼游行，传达给马来领袖的感觉，肯定是不好的。才会在大选落败后，导致马来领袖的情绪更紧绷到了极点。
5月10日大选，隔天成绩揭晓，反对党在吉隆坡可说是大获全胜，纷纷上街游行庆祝。受访者松先生当年就曾经参与反对党的胜利游行，当时游行情绪极为激昂：
主要在市中心，因为那时候我们叫Batu Road，Batu Road、Ipoh Road，还有涉及一些马来甘榜，我们都有进去啊，不过没有像以前他们（政府）一些发表的说法，说什么反对党去甘榜去搞，去做一些手势的！没有，游行主要是庆祝，是一种心态的表现嘛！因为胜利之后嘛，妳知道年轻人他会选地方表现啦！上车，上卡车去游行一样，像大车选一样，基本上我们是参与他们那种大车选的那种列车阿，去走一圈这样。但那年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会讲出一些什么，比如说联盟当时一个帆船的标志嘛！会讲出些什么kapal bocor（船已经破了），船已经穿洞啦！确实是这样嘛，这种事很好表达嘛！你联盟那种戒命心态，船已经穿洞嘛，要沉没嘛！（松先生口述，A3）
曾目睹游行经过的陈先生也作了生动的描绘：
这些游行啊，胜利游行啊，去做那个大扫把啦，敲锣打鼓啦，激怒了马来人。做大扫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些人的idea很单纯，他们做那些大扫把你知道吗？（访问者：就扫地的那种吗？）对！对！对！大扫把，这样做喔，把大扫把放在罗厘［卡车］上面喔，扫掉那个帆船，那时不是国阵政府啊，是联盟政府啊，帆船就是代表联盟政府啊！设计那个大扫把扫掉那个帆船喔，就触怒了他们。他们就怀恨在心，其实他们发动是在回教堂开始。（陈先生口述，A4）
使用大扫把、话语挑衅这段论述如同许德发所提到，反对党在游行时抬着大扫把游行意味「扫走马来人」（许德发：2002，40）。对马来人而言，他们从未有过如此被欺负到头上的经验，因此心有不甘以及愤恨不平是正常的情绪。
马来人可能有马来人的观点，我们在胜利之后可能有挑衅啊，不过真正的关键在于说，马来人即使没有人去挑衅，他也会出来预谋啊，用暴力来用来回敬你们选票的民主。（松先生口述，A3）
松先生不否认游行队伍曾对路上马来人作出挑衅，只不过他认为就算有挑衅的动作，可是也不该是造成五一三事件时，马来人对华人展开如此暴力反击的充足理由。
第三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事件发生前的各种谣言与揣测
五一三事件确切的来说，真正发生冲突时，应属13日下午至晩上这段时期。然而，事发前，不管是文献，还是笔者采访的对象，皆有提到一些不寻常的征兆。Slimming透过的当时采访，记录了以下的状况：
从星期天（5/11）早上开始，就陆续有卡车将年轻的马来人送到Kampung Baru，5月12日早上也有……至少三个华人声明，他们被马来工人警告，他们应该离开，因为晩上会有麻烦……马来司机突然以母亲生病请假回家，并在三个星期以后才回来。（1969：26、27）
当时有些华人家庭会雇用马来人，文中所弓|述的马来司机已经在雇主的家中服务了十几年。但不管是马来工人、司机还是被警告的华人，透过这些征兆，他们已事先警戒、避难，显示出当时居住当地的马来人，认为巫统所举办的游行可能是具危险性的，为了避免麻烦而提早离开当地。
中国国民党所获得的情报中，有一封马来西亚华人联署寄给首相东姑的信函，要求东姑给予华人协助，尽快制止冲突恶化。信中提到：
曾有四十辆满载马来人的巴士，于5月11、5月12两日抵达吉隆坡，他们一直逗留在马来人区。（中华民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9：45）
这封信极有可能是东姑在他的回忆录所提到的，是共产党份子所为，寄到每一个华人的家中，企图分化民心（东姑阿督拉曼，1969:160-161）。但无论此事真实与否，信中关于外地马来人事先进驻是发当地的事情，已经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与Slimming所提马来卡车于5月11、12日送马来人到Kampung Baru，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记者一向是消息灵通，跑在新闻前线的。谢记者A与谢记者B就透露出，5月13日当天，记者内部有些人就接到不寻常的消息，指出有一个即将举办的游行（示威），而且谢记者A与谢记者B的同事或上司也警戒他们没事就留在家会比较好，甚至嘱咐在采访的时候若察觉不对劲的情况就要开逃了：
那一天，五一三那天，刚好我休息。那么我弟弟就打电话告诉我，叫我你今晚上就不要出来啦,我弟弟也是在报社当记者。他说他们接到一［则］消息就是今天晚上有一个游行，游行之后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骚乱，所以叫我晚上没有事情就不要出来啦！（谢记者A口述，A20）
那么当天就是下午三点多，我们就是接到消息，就讲有一班马来人出来示威，就是游行这样，那么四点多五点的时候，我的上司就叫我出去巡巡看看。（谢记者B口述，A21）
谢记者A、B在当时都接到一些游行前气氛不寻常的警戒。A记者当时休假在家里，接到弟弟给予的消息，因此他选择一直留在家中。B记者则是被总编派出去看看情况，之后他就在路上发现不对劲的事情。
吴老师当时也是一名记者，事发后他转述他个人及其同事的经验。紧张的气氛约四点左右就已经开始：
五一三这一天啊，刚好是大选后的第三天。市面上，整个上午一切就跟平常是一样的，只是在下午的时候呢，市面啊！可以说大体上都很平静，不过到了三点钟左右，下午三点钟左右，市面就有一些谣言，说是会有冲突发生啦！……我个人呢，大约在四点钟左右，就听说事情不大妙。尤其是在Kampung Baru这一带跟Batu Road这一带呢形势很紧张，随时都会发生冲突。那报馆呢，记者们呢在Kampung
Baru这边，在当时的州务大臣Harun的办公室这边，就发现了不大寻常的事情。当地人叫记者赶快离开，不然等下他们会遇到麻烦。（吴老师口述，A5）
然而，住在秋杰路，Batu Road附近的居民，虽然身居冲突最严重的地点，已习惯了当地社会常态，即使传来马来人和华人打架的消息，也以为是司空见惯的日常小事，尙不觉得有戒备的需要。五一三当天刚有冲突时，对当时住在Kampung Baru的刘先生来说，起初也感觉不出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我们的屋子隔壁就是马来人住的，隔一条马路这样，好像对面这样而已。因为我们那边时常……种族啊好像打架这样，时常有发生的，但是我们那天（五一三）晚上也是以为是这样的事情。（刘先生口述，A7）
另外，由于有些事情的预兆不明显，在当时社会经常有类似情况可能会发生。譬如说在节日当天某些种族集体请假，这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种族社会是很平常的。因此人们在五一三事件爆发以后回想起来，才惊觉之前事情的发生，事有蹊跷。
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啦，五一三还没发生的时候他在教育局工作，五一三过后了他才来我这边嘛！所以他讲啰，五一三那天啊，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些马来人很多请假，不是请假就拿半天假啰，所以他们（马来人）都有风声嘛……他们都有知道了的，都已经有风声了的。是我们华人不知道……或者他们没有请假的就拿半天假，早回家，做工做到一点就回家，我们是可以这样的，我们可以请半天假的。还有就是他会有预防到啦！我同学那时就是在马来亚电台做工，他有跟我讲，耶，大选要到了咧，我们每个人都拿那个紧急的出入卡耶，出入准证耶，他跟我这样讲。他们也是有意识到，怕有问题啦。但是很多做工的马来人，很多已经预先知道。（华姐口述，A8）
华姐的朋友告诉她，当天同事请假的情形，似乎意谓着许多马来人，事前已知要有所预防或避难。虽然这些马来人请假有可能是为了游行而请假，但也不能排除他们是因为收到了暴动的风声，而先行避难。
虽然部分受访者在事后回想五一三事件发生前好似有些预兆，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些预兆、情况都有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生的。譬如集体请假、打架事件、甚至举办大型的游行，依平常而言，这类事情都不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因此，五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多绝大多数的华人而言，是出乎预料的，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好准备，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除了得面临种族冲突爆发所带来的种种生活上的不便外，有的还得被迫接受失去了自己亲人的痛楚，甚至连自己性命亦难以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