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构的历史：文献探讨与分析
本章将透过以往的硏究资料，加以归类、分析在马来西亚政府官方与非官方（他国政府、学界），两者所建构出的五一三历史之间的「差异」（difference）。首先陈述当时的历史背景，尽量以较为客观的记述方式呈现五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提供背景知识的了解，以便之后论述的探究。再者，综合分析官方与非官方各持的主观立场下，所阐述五一三的起因与过程。尤其，归纳、比较出各方对事件中种种疑点的解释。
第一节 五一三事件的历史背景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中，从英国统治马来半岛时期开始就有很明显的种族分工之区别。例如殖民者引入的印度人多为园丘工作者、马来人为低阶官员或务农；华人多数经商，或者是在矿场中工作。殖民者的介入是造成种族分歧的开端。长久以来，族群之间因为彼此不了解而不断地发生冲突。虽然如此，还不至于发生重大的流血事件。这时期各族的分布地区不一样，马来人多在农村、华人多在市镇、印度人多在园丘，最高统治者则为英国人。因此，在地理间隔下，各族甚少接触，也因为英国人为最高的统治者，所以种族间较少有政治上的纷争，就少有严重的冲突。
在二次大战日本人统治期间，族群矛盾在日本人的族群政策下逐渐激烈，尤其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矛盾。日本人对马来人采取拉拢的手段，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以「建立马来人的马来亚」等口号，来吸引马来人的支持。马来人当时多被日本人雇用为行政职员或警察、也保留了苏丹的地位。而华人则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不但经济权益被剥夺，甚至被屠杀（陈松沾，1998：103）。由于这期间华人的经济地位遭受剥夺，马来人知识分子认为这是马来人获得新生的机会，从当时登刊在报章上的马来新诗内容便可获知一二（注4）。然而二战以前，马来人的族群意识只有初步的萌芽，这时的马来人知识分子不断地提出要保障马来人的经济权益，虽然意识扩及全马，但是他们要求的是基本权益，而且针对的对象只是上层的英国殖民者，因此尙未引起很强烈的种族意识（廖小健，1999）。
为了抵抗日本人，马来亚共产党（马共）领军下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华人。日据初期由于社会治安普遍混乱，华人「流氓」以及散落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四处流窜，一来威胁到马来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Cheah，1983：78）。再者，侵犯了日本在马来亚的殖民政权，因此日本人就趁机将这些制造混乱的人都称之为马共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马来村民对马共即十分痛恨，也将之与华人画上等号。在日本人的煽动之下，华人就等于马共，马共就是华人，华人就是流氓。（注5）
在日本人的挑拨下，马来人与华人的冲突不断。除了日本军队以外，日本人也会利用马来警察镇压反抗的华人。有时候马来村民被流氓骚扰以后，也会举报流氓的恶行，因此警察就会镇压制造骚乱的流氓。甚至马来村民发现「马共」的踪迹时，也会举报，造成部分华人认为马来人是出卖华人的奸细（Slimming，1969:35）。1945年柔佛发生极大的种族冲突事件，即由此矛盾衍生而来。（Cheah，1983:14）从日据时代开始，马来亚境内族群的裂痕逐渐扩大，也逐渐白热化（陈松沾，1998：102-103）。
1945年日本人撤退后，英国军队进驻以前，马共曾经短暂统治了马来亚，并对马来人进行清算，马来人称这时期为恐怖时代（崔贵强，1990：210-211）。直到同年九月英国殖民政府回到马来亚后，社会的治安才逐渐恢复。
英军回到马来亚后，着手恢复在马来亚的殖民制度。1945年12月，6800名抗日战士被解除武装。1946年1月22日，英政府发表《马来亚计划联邦白皮书》（后来演变成马来亚联邦的宪法）。英国政府目的是将马来亚由战前的间接统治的「保护国」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加强对马来亚的宰制。另外英国实行新、马分离政策，目的在于将新加坡建成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中心，并割断新加坡内共产党势力对马来亚的影响，防止华人超过马来人可能引起的种族动乱（陈佩修，2003：50-51）。
英国殖民政府回到马来亚后，一方面积极恢复殖民统治时的状态，另一方面不断地推动新的政策，如马来亚联邦制度（MalayanUnion,1946-1948），欲削弱苏丹权力等，引起马来亚社会普遍不满。这期间，英国殖民政府开始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共产党走入森林，靠的是住在边界的华人接济。由于华人普遍对政治不太关心，因此对于接济共产党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反弹。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消灭共产党，因此将60万的华人迁移到政府所规划的新村中。
在争取独立期间，英国殖民政府严厉取缔共产党，导因于英国担心若由华人执政，马来亚会成为中国的第十九个省，因此他们扶持马来人建立自己的政权（杨建成，1982：56）。然而，独立后政局并未因此平静，从独立一直到60年代期间，华人在争取华语为官方语文；建立华文教育的地位；以及响应李光耀所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等争取华人自我权益方面，皆引起西马地区一连串的争端（杨建成，1982：6）。
五一三发生之前，东姑阿督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ibni Almarhum Sultan Abdul Hamid Shah）领导的联盟政府，不断对华人要求教育政策上，采较宽容的妥协与让步，却使得部分马来极端份子对政府产生不满，认为这有损马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尊严。此举自然波及到日常生活中的族群，导致种族之间矛盾、大小冲突不断。
1969年5月10将举行全国大选。然而，劳工党（Labour Party of Malaya）却因多数领导人涉嫌亲共，其组织群众运动遭到政府逮捕，导致该党遂于该年5月4日在首都地区发动示威游行，呼求人民抵制选举。队伍中除出现支持共产主义口号及标语，并与警方发生冲突，一名劳工党员林顺成遭警方击毙。紧张情绪持续酝酿，大选前一天，5月9号，劳工党为林顺成举行出殡葬礼，游行群众不按警察指定路线，将棺材抬到市区中心游行，甚至沿途对马来人叫嚣，并高举毛泽东肖像（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28-29；中国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9:7）。
5月11日国会及州议会大选成绩揭晓。联盟在国会中赢得66个席位，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织中央政府，但却是联盟自1955年参加竞选以来所蒙受的最惨痛挫折。一向被视为联盟强区的雪兰莪和霹雳，联盟也失掉大多数席。在雪州的28个州议席中，联盟只赢14席，刚好半数，不足以组成稳定的州政府。且吉隆坡四个国会议员选区分别落在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的吴福源、罗宝根及民政党（Gerakan
Rakyat Malaysia）的陈志勤、杨德才四人手中；而霹雳州共40个州议席，联盟只赢得19席，未达半数，整个局面局促不安（谢诗坚，1982,83）。
5月11日及12日，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举行了胜利大游行，分别在吉隆坡市区内组成机车队、汽车队和卡车队浩浩荡荡到处示威。游行路线包括吉隆坡中南区（秋杰路Chow Kit Road），市中心Bukit Bintang，亦经过马来人聚集处、警察局、监狱、土著学院、甚至州务大臣官邸。游行途中充满挑衅与威胁的意味（王国璋T999：105）。
5月13日，巫统方面决定当天晩上7点，集合于州务大臣哈仑（Dato Harun bin Haji Idris）官邸前举行胜利游行。然而，约下午六时左右，文良港（Setapk）地区却传出冲突事件（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44-45；东姑阿督拉曼，1969:68-69），战火一触即发，延烧至全个吉隆坡地区，造成华、巫种族流血大冲突，史称「五一三事件」。当天晩上7、8时左右，首都及雪兰莪地区进入24小时「戒严状态」（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63；杨建成，1982：239）。随后，霹雳、森美兰及柔佛州也相继宣布戒严。
5月15日，由敦拉萨（Tun Abdul Razak）为首，成立了「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NOC）总揽军政大权，意味马来西亚冻结民主体制，取代宪制政府（王国璋，1999:106）。此理事会为全国决策领导单位，宣布搁置国会及州议会、实施宵禁及暂停行使所有法律权利。还可以进入任何私人住宅搜查、没收私人财产、拘留及驱逐任何人、实施秘密审判、颁布犯罪行为包括死刑的刑罚、撤销任何人的公民资格，及修改法律、制定各项临时条款等（Slimming，1969:43；陶恒生，1999:112；《南洋商报》，18-5-1969A；《南洋商报》，23-5-1969）。陈修信为唯一被延揽入全国行动理事会的华人委员。翌日，5月16日，东姑首相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东姑阿督拉曼，1969；82）。
1970年元月，政府宣布设立一个全民咨询机构，称「国家协商理事会」（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由65名来自联合邦及各州政府，各党派，以及利益团体代表所组成。此理事会负责「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种族问题的办法，以保证类似五一三悲剧不再重演」。协商理事会在1970年元月至1971年6月之间，定期举行会议，会议中各代表可畅述其言，但所有讨论均不对外发表。再者，「全国行动理事会」对「国家协商理事会」决议之草案，有最后的裁决权（杨建成，1982：255）。
这场五一三种族冲突暴动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其杀伤力影响至今。也因为这次事件，首相东姑阿督拉曼下台，敦拉萨继任为首相。另外，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NEP）。
五一三事件之后，就是所谓确立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的时代。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就一直推行到今天，用他们这个理科大学学生在校园里面的一句话，他们说：「五一三事件是马来人的丰收节」。这是理大校园内一些马来学生的说法啦！不过呢，也的确是如此，因为从五一三，1969之后，就全部是进入马来人的时代。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全部为马来人而设的。（陆爷爷口述，A18）
造成五一三事件之因，马来西亚政府归咎于种族间存在经济不平冲的问题。巫统认为马来人的经济落后、贫穷和马来人的心理感受必须加以关注。因此1969年7月1日，敦拉萨即透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提出「新经济政策」以达到两大目标，即：一、不分种族地提高国民收入和增加就业机会，以减少贫穷和最终消除贫穷。二、重组马来西亚社会以纠正不平衡，进而减少及最终消除在经济上的种族区分。尤其实施的时候，着重于达致第二个目标，即重组大马社会以纠正种族之间经济失衡的现象。它宣称要：「创造一个马来工商社会，使马来人参与所有经济活动，在一代里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完整伙伴。」它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要在20年里（1971-1990），使土著最少获得全国资本拥有权的30%，而1980年第三届土著经济大会更提出50%拥有权的要求（刘必荣，1988：175）。也就如此，五一三过后，种种宽厚马来人的政策紧随而来。
五一三说法分歧的因素
五一三事件无论在事件的起源、过程、结果等，在马来西亚官方、学界或是民间记忆中，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各方表述虽不同，却都试图合理化自我观点。在分述各自观点之前，以下将先探究事件发生时，造成各方说法分歧之因。
五一三发生后，为了禁止流传的谣言造成人心不安，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广播、报章向人民倡导已立法禁止散布谣言，以稳定社会秩序。
政府呼吁公众人士不要散播谣言，根据内部安全法令，散播谣言是犯法的，可能被判坐监一年或罚款一千元，抑或是坐监与罚款一齐执行。（《新明日报》，19-5-1969）
由于谣言流传的十分严重，这时期政府规定人民不能超过三个人或以上聚在一起。（阿霞auntie口述纪录，A15）
政府不断地通过各种管道呼吁人民不要听信或者散播谣言，也禁止人民聚集在一起讨论事件的经过以及后续的发展。
再者，政府亦严厉管控报章新闻的发布（《南洋商报》，22-5-1969A；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档案馆，《外交部档》，档号:067.1/0002），试图使它们仅为政府发声，就像接受访谈的新闻记者前辈所说的：
那时候已经没有政治新闻可以采访了嘛！全部政府部门都宣布紧急状态了嘛！只有政府的新闻发出来而已，就没有其他的新闻可以采访了。（谢记者A口述，A20）
内政部，国安局。就是吩咐我们的大头啰！我们的老总，他讲那种属于敏感的镜头新闻，一律不可以刊登啰！（谢记者B口述，A21）
从他们的口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报馆，面临政府的压力，政府也限制记者的戒严准证和活动范围，报刊只能接受政府的公告，以及允许记者们采访戒严时的民生问题，除此之外，一律禁声。举例来说，谢记者B提及他曾经到中央医院的停尸间，但院方只允许他观看，而不能将实际的情况拍摄及报导出来：
就民生、救灾的那种情形就可以报导啰，好像啊尸体那种的就不能够啰……不可以写，只可以看而已，也不能够太靠近的看就是。我们去那边，去到很熟了。我们曾经有问医院的医护人员嘛，问他们的情形怎样啦。他们讲很忙啦，总之，事情很多啦，尸体陆续地来又陆续地出啦。尸体来了啊，就把他（尸体）包扎，放在塑料袋里面，或者有的用布捆起来，也是上罗厘把他载走啰。（谢记者B口述，A21）
在种种限制与紧张的气氛压力之下，无论戒严或解严时，人民都因此种氛围，慎防恣意于「公开」场合谈论相关事件：
那时有点不能提起这个的，怕人家会去报啊，怕被抓。那时很严的不能乱乱讲的。（刘先生口述，A7）
这跟报章上所提到风声鹤唳的情况非常符合：
随着戒严解除时间的延长……照记者听来，一般人的谈话都很谨慎，因为大家想必都知道一至少已从无线电里听到散布谣言是犯法的，一经定罪，可能入狱一年或罚款一千元，或两者并施。（《新明日报》，23-5-1969)
虽然政府在戒严期间严格监控了传播媒体，并且限制所有外国媒体做出与大马政府公告有出入的报导（中国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9：20）。另一方面，全国行动理事会也在同年10月发布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企图为五一三事件建构出唯一的事实版本。但是，坊间不同的观点与说法早已散播、流传开来。诚如当时的报章所言：
新闻及广播部长韩沙今天说，颠覆份子正在散播无事实根据的谣言制造恐慌。…我们确定这些颠覆份子正在散播无事实根据的谣言，企图恐吓人民。（《南洋商报》，18-5-1969B）
官方报告书上也承认这一点：
一些外国的大众媒介，尤以英国及美国为甚，通过歪曲的报导，为马来西亚华人带来甚多的损害。登载在某些外国报章的报导，谣言多过事实。（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74-75）
从邹先生的访谈也可以看得出来，各种的谣言，冲破了政府的禁令，透过各种的管道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
访问者：所以你的谣言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邹先生：哪里知道？大家都在讨论，谣言不知道哪里来，知道的话可以抓到那个人啦！就是不知道，讲就讲了，只要不承认谁会知道？真的不知道谁作出来的。
访问者：你们那时候聚在一起就会讨论谣言吗？听到会怕吗？
邹先生：听到会怕啰！不是那种事却被他讲到别的事情去啰！很多是这样的啦！这个就会被抓的，政府听到要抓的。因为你不能够乱讲话嘛，哪里可以乱讲话的。（邹先生口访，A9）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政府一方面欲控管言论的自由，制造唯一论述，以防不实谣言造成民众恐慌。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作法，当国家所强调的主叙事实无法相信于民，反而更增添人们对事实真相的渴望，导致民间谣言充斥，学界纷纷悬求真相，各方说法纷乱不一（萧阿勤，1997：285；许德发，2002：47）。由于这些传言、谣言大部分与政府公告的所谓事实不相符，也就因此导致五一三事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第二节 官方与非官方阐释下的五一三
五一三事件有其硏究的空间，在于对事件的真相无法得出一合理的解释，在坊间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谣言。对于马来西亚政府官方而言，非官方的说法，未经政府采纳，都可算是谣言或是不实的报导。这其中包括各国的官方档案、记者的采访，与学界的分析等，其记载内容皆与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有所出入。
以下将针对市面上可获得的出版品或相关档案，与官方出版品，作综合比较。依笔者的硏判，主要可归类出五项五一三事件中重要的疑点。
2-2-1 事件的引爆是出于政变？有计划性的预谋？还是偶发性冲突？
五一三事件的肇因为何，往往最为人所关心，不仅学界讨论，政客亦用之作为角逐政治利益的手腕。酿成悲剧的产生，主要有政变、有计划性的预谋以及偶发性的冲突三种说法。其中雪州州务大臣哈仑是否为种族冲突的最大责任者，一直有所争议。以下列举出各方看法：
《五一三悲剧》（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中，将五一三事件塑造成一场偶发性的冲突，是全国上下所不愿见的悲剧。根据此报告书的分析，认为事件的起因要归咎于种族对立的情绪过于尖锐。由于劳工党在林顺成事件，与反对党在大选后的胜利游行时，藐视交通法规，甚至对马来人予以谩骂、挑衅，激化了种族间已经对立的情绪（1969：28-38）。由于禁不住华人反对党支持者的挑衅，马来人因此纷纷致电雪州州务大臣拿督哈仑，表示他们渴望于5月13日举行一个胜利游行，以表示其并非示弱（1969：39-41）。报告书中叙述到，哈仑原先是想设法阻止其游行的，然而当获得准证，且得到游行能够和平、有秩序进行的保证后，遂同意参加并领导此游行（1969：42）。然而，13日当天晩上马来人在聚集准备胜利游前，即传来文良港有冲突的产生。至此，冲突无法制止，哈仑就算跳到公交车上力劝群众冷静，也无法挽回冲突的局面（1969：53）。总结来说，报告书将事件的导火线，归罪于三种制造种族不安的份子，即共产党、私会党与种族极端份子，以及反对党几次游行更激化种族的对立上。这些份子暗指非马来人为主，进而撇清巫统造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而在May 13（2007）中，柯嘉逊则认为五一三事件是一场有计划性的政变。书中谈到5月13日马来暴徒聚集在哈仑的官邸，计划破坏，而军警也放手让他们肆虐，并且加入其中（2007：41）。在暴动的叙述中，数次以coup d'etat（政变）这个词汇来形容事件的起因。再者，柯嘉逊认为，在暴动发生后，首先是东姑阿都拉曼的大权旁落于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手中，且短短一周内，敦拉萨却能迅速提出一套完整的政策，让国内政治面貌全然改观，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柯嘉逊形容，五一三事件是一起「关键性的政治起义」，它让新兴马来资产阶级的迅速崛起，更通过新经济政策，巩固马来菁英的政治势力。事件的发生是如此的突然，然而在控管戒严时的措施，以及事后政策的颁布，种种处理过程上却又如此的迅速，且状似具有计划性的盘算，不得不令人相信五一三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当时的副首相拉萨。
在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传给外交部的的电报（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档案馆，《外交部档》，档号：067.1/0002）中曾提及：根据哈仑的解释，聚集马来人在其官邸是为了保护官邸，然而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将保护的责任交给警方，哈仑却答不出个所以然。（1969年6月12日）在综合分析事发过程与原因中，亦提到有谣言指此次事件实际上为一场流血政变，因为华人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使马来人感到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因此制造血案后，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冻结民主政治活动。虽然电报中曾提出以上种种疑点，然而，领事馆呈报给外交部，最后所做出的总结，却认为应该是大选冲突后，演变成的种族暴动，而并非政府有计划性的排华。
杨建成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一书中，归咎事件的起源在于巫统内的极端份子。由于大选破坏了原来的政治结构，导致无法再确保马来人特权，因此巫统的极端份子，蓄意以暴力的方式，对付因为选举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华人，才演变出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此事件中马来人是有备而来的，而华人则措手不及，因此才会伤亡惨重（1982：235-239、247）。
Karl Von Vorys在Democracy without Consensus（1975）中，则从事件爆发以前的马来人心态切入探讨。他认为两大马来村落（Kampung Baru以及Kampung Pandan）被划入反对党势力强大的选区内，不安的情绪已在酝酿，大选结果揭晓后，此区反对党获胜，更导致两村内的马来人深恐被反对党领导，他们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不安，紧张情绪异常紧绷。另外，5月13日由哈仑所策划的聚集在官邸前的胜利游行虽然周延，哈仑也再三期待这是一个快乐的游行，但约下午5点左右，却听到从文良港的华人开始杀害马来人，加上游行参与者家属的谣言助长，种族冲突传得绘声绘影，让本来就十分绷紧的情绪就此爆发，由此马来人开始对华人进行「反击」。在暴动发生后第一个小时是马来人杀害华人，而到了第二个小时则为华人反击的阶段（（1975:325-329）。总结来说，Vorys认为五一三事件是在谣言助长下，所产生的偶发性冲突。
2-2-2 肇事者：共产党？私会党？反对党？
五一三发生时，尙处于冷战格局，马来西亚也因为境内马共叛乱未平，始终困扰着大马政府，因而仍旧列席全球防堵共产势力阵在线。另一方面，自英殖民时代，私会党就成为各个政权的内忧，无论在乡村、都市私会党都有一定的势力，马共、私会党这两股力量多以华人为主。而五一三事件究竟与这两者有否直接关系呢？他们是否为直接肇事者呢？官方、学界众说纷纭，无法作出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其各种不同的推论及分析如下：
首相东姑阿督拉曼，七月份出版其回忆录《五一三前后》（1969），书中首指共产党应对五一三事件负责，当时的许多暴动确是由华人共产党青年所搞起来的。从5月9号的劳工党出殡仪式，劳工党青年用英语高呼：「血债血还！」与暴动时暴民的口号是一贯的口吻（1969：72）。事前共产党透过游行，激发群众情绪，或是暗中操盘，支助反对党资金（1969:159）；事发时被捕的肇事者，以及事后的积极介入者（1969：160），在在显示共产党有必要为五一三事件负责。
五一三事发后，同年十月份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1969）即出炉。书中将谴责范围扩大，在群众之中不少共产党的代理人、私会党以及种族极端份子，都不能规避其责（1969：2）。虽然共产党并非直接造成五一三事件的肇事者，当时他们还未备妥夺权的计划。但报告书秉持一脉的立场，认为五一三是因种族对立的沸腾情绪所酿成的滥觞，而共产党即是这股不安情绪的鼓吹者。劳工党是共产党的代理者，他们利用林顺成的丧事呼喊毛泽东口号示威游行，激化对立（1969：28-29）。在报告书的描绘中，也指共产党亦运用五一三后的有利局势，寻求更多的支持，分裂国家的团结（1969：74）。另一方面也指共产党与私会党狼狈为奸，后者往往暗中用致命的手段制造恐惧（1969：26-27）。再者，种族极端份子也是煽动种族对立者。因此在官方报告书中，此三种份子被归咎为肇事者，并且在文中多次提出来指责（1969：77-79）。
柯嘉逊（2007）认为政府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自我说词前后矛盾。东姑阿都拉曼在事发后，立即指责共产党不断地尝试制造不安，敦拉萨也试图责备共产党，以转移民众对巫统份子的指责。尤其直指五一三的发生，有利共产党接下来的行动，希望民众配合政府抵抗（2007：45）。然而，从英国最高专员署的电报中也透露出，事发后第一时间内东姑不指责马来人，是因为事发突然，东姑尙未准备，加上同族因素，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得华人让人有煽动种族情绪的感觉，也就是代罪羔羊（2007：47）。而且，事发后东姑及敦拉萨于数次的广播中，一而再地更改之前的说辞，甚至5月30、31日，新西兰国防部长来访时，还公然推翻之前对共产党的控诉（2007：48）。显然，指责共产党为肇事者的说法极为可议。柯嘉逊认为政府官员将共产党、私会党与华人混为一谈是不当的，他们根本未厘清三者之间的差别，就胡乱栽赃（2007：48）。
John Slimming指出，在5月17日的广播中，东姑曾指责共产党，为雇用搞阴谋破坏的人、恶魔份子以及卖国者，且指责反对党工作者在大选时到东马去策划混乱的情况。另外全国行动理事会负责人之一的伊斯迈尔（Dr. Ismail），也在广播中声称马来西亚的民主已死，而且是死在反对党的手上。敦拉萨直接指出反对党就是共产党的工具。Slimming认为所有的政府官员规避了马来人确实是此次种族冲突最大的责任者（1969：44），反而将共产党和反对党混为一谈，暗指反对党为共产党的同僚，间接促成五一三事件发生，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悲哀，也是政府的无的放矢。
杨建成认为，东姑弓I用苏联出版的《新时代》为根据，嫁祸到中共以及马共身上是有问题的。1968年中共确实曾支持的马共在泰马边境发动了游击战，也派人潜入马来西亚搞工运和学运。但是据杨建成的调查，马共的计划原是1970年以后才欲全面掀起暴乱，其夺权的时间表预定是1975年，因此应排除共产党直接造成五一三的可能性。反而事件的起因，应归咎于马来极端份子企图在马共准备未成熟之前，利用种族主义予以迎头痛击。而且事件后，马来西亚军警利用「紧急状态」法令彻底扫荡华人社会的不安分份子，包括左派，右派以及黑派份子。（1982：251-252）种种作法都是试图混淆真正的主谋者。
2-2-3 执法部队是否有不公正之处？
五一三发生时，执法部队（注6）是否守纪律，有否滥杀无辜，或是偏袒任何一方等，在在受到民众的质疑，军队种种不当行为的谣言也一直流传民间。再者，军警部队中服务的华人比例不高（注7），因此执法部队的公平性就更具争议。这个问题直接涉及政府的处理方式，间接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问题若无法获得解决，就只会更增添五一三的神秘性质。
在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中，对无论军队、警察或是保安队等执法部队都赞赏有加，认为他们十分严谨且妥当的执行任务，且对各民族都一视同仁、严正公平（1969：55、69）。军队的行动主要是奉敦拉萨的命令，除了一般保安外，也协助警察维护法律及秩序（1969：64）。可以说，军警合作无间，双方曾经进行三十三次联合行动，逮捕私会党员、不良份子以及歹徒等。就算状况危急，面临不得不开枪的情况，报告书则指出他们开枪前已疏散人群，不然则是射击的对象皆为主动攻击者、制造麻烦或者是违反戒严令的人（1969：65）。军队在危机状况时仍旧表现的奉公职法，绝无滥杀。除了维护治安外，军警亦负责将各地的难民护送到他们专属的庇护所去，只不过在Kampung Baru由于聚集了大量从外地来的马来人，地方已经不堪收容，军队、警员只好将这些人一批一批护送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导致人民可能误解这是军警和马来暴民是同谋的看法（1969：67-68）。其实，报告书指出军队绝对没有偏袒任何一族。针对部分有心人士诬赖执法部队在执勤时对各族有欠公平，报告书也反驳说，若是执法部队真的这样做，则该族（华人）死亡人数的资料将会更高。至于指控保安部队到处抢劫，也仅是例外的偶发事件（1969：70）。
Karl Von Vorys（1975）提到不同的部队对不同种族有偏袒之例。当暴动爆发后，曾有位年轻的马来人连忙赶到哈仑的官邸中，报告镇暴队只对马来人开火。而在Jalan Perkins马来军团驻扎的地方，军队则以直接开枪驱散有敌意的华人，他们在秋杰路破坏华人自己建立的防护，对自己所看见会移动的东西毫不宽容的开枪，无论那件物体是在屋内还是屋外（1975：338）。
在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的报告中也提到，有部分华裔领袖对马来兵团不制止马来人，而仅枪击华人，认为这种行为正如美国黑人不愿枪击黑人或英国对罗德西亚无法用兵之情形相似，此为一人性问题，不能责怪马来西亚政府（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档案馆，《外交部档》，档号：067.1/0002，1969年6月4日）。
John Slimming（1969）认为军队跟警察是分开行动的，些许的种族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在此次事件中警察的行为比军队来得有纪律，警察大致会遵照法律来执行行动，而军队大部分有教训华人的心态存在。政府的执法态度是可议的：砂劳越军队曾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六个小时内，被派到暴动地点执勤，但不久之后即被撤走，原因是他们过于「公正」（1969：31）。另外他以一段在暴动地点的执勤警官跟控制中心对话的录音来证实执法确实有所偏袒。录音中显示执勤的警官曾要求上级增援人手以维护秩序，而控制中心则下令他善用自己的武器（1969：32），言下之意即为要求警方用武力镇压。当然，政府肯定是极力否定军队滥杀的，当时的信息部长与敦拉萨就公开否认执法部队有不公平的举动，并且斥责这是外国传媒抹黑政府的谣言（1969：37）。
柯嘉逊（2007）认为马来军团对待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待遇，他透过档案指出，当时军队与马来暴民相处甚欢，不仅在空荡的街上与马来暴民聊天、嘻笑，甚至乱枪扫射华人的店铺。反对党领袖欲解决这种执法不公的问题，而要求政府撤走马来军团换来比较公正的镇暴队却遭拒绝。根据在英国最高委员署所做的硏析（编号511，5月17日），认为马来军团过于偏袒同族，反倒是多元种族组成的镇暴队（FRU）才是较为公正的部队。有鉴于此，柯嘉逊才以「好斗的快乐皇家军团」来讽刺当时的马来军团（2007：64）。
2-2-4 确实的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在官方的公开信息与民间所闻，或是外国新闻的资料有极大的出入，致使硏究者纷纷揣测。尤其官方的统计数目，远远低于学界所做的分析与获得的信息：
《五一三悲剧》中（1969），官方公布确切死亡总人数仅196名（如表一）。同时也对处理死者尸体的方式，作了交代与说明。基本上政府祭出法令，死者尸体可以不提供亲属来处理（《新明日报》，21-5-1969））。理由不外乎，部分尸体的难辩且验尸费时、手续繁杂，以及担心亲属见到尸体会引发情绪激愤，进一步恶化种族问题等。且警方与医院皆已指认与纪录了尸体，可供亲属日后重葬，或追认（1969：71）。另外，对于夸大的死亡人数传言，政府亦解释为没有根据的谣言，或者是因为公众人士探寻失踪人口的数而导致的误会。而这些在失踪案件中，有许多是重复报案的（1969：73）。
表一：官方公布死伤与失踪人数（统计时间：1969.5.13-1969.7.3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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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数 |
受枪伤人数 |
遭受其他武器攻击的受伤人数 |
警方拘捕及控于法庭之各族人数 |
报失而未寻获者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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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 |
143 |
125 |
145 |
5126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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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 |
25 |
37 |
90 |
2077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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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 |
13 |
17 |
9 |
187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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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15 |
1 |
15 |
6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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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196 |
108 |
259 |
9146 |
37 |
资料源：整理自全国行动理事会（1969），《全国行动理事会报告书：五一三悲剧》，页89-93。
John Slimming（1969）认为死亡人数并非官方公布的那么少，他透过英国官方统计的失踪人口数目，与民间福利部以及警方提供的失踪人口数等统计数字加以综合分析（注8），推测出死亡人数应该在800人左右（1969：48）。此资料亦被许多的硏究所接受（许德发，2002：42）。当时不当对待死者尸体的传言，也降低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死亡数目之可信度的质疑。例如政府要求医院在尸体上涂满沥青，好让外国媒体分不出来尸体的种族身分;或者是军队将马来人的尸体载往东海岸，让那里的马来人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华人杀害等（Slimming，1969：57）。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69），根据其未透露的可靠的消息，则认为五一三死亡人数为：华人八百七十余人，马来人二百二十余人，印度人六十余人，受伤者则总计有四百余人（1969：18）。
2-2-5 谣言与报导
在现今社会流传的五一三事件经过，华人叙述者的记忆中，对当时谣言络绎不绝的情况，印象极为深刻（注9）。由于谣言过于泛滥，致使政府对新闻媒体有所限制，却也因为严格的封锁讯息与否认传言，使得国外媒体与国内的人民对五一三事情的经过更加的疑惑。针对谣言与新闻的限制，政府与新闻界、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以上曾经讨论的执法部队问题及死亡人数就曾经引起政府极力驳斥，因为不断流传的传言有损马来西亚国誉。
《五一三悲剧》（1969）中认为谣言是让种族陷入情绪紧张的重要因素，而官方的立场，即是要避免加深种族之间恶化与恐慌的可能性，也为了拾回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例如五一三未爆发前，就盛传巫统的游行将变成横行无忌，让华人的情绪变得十分紧张（1969：56）；也曾谣传死者尸体被军队刻意隐瞒与对待（1969：71）。对于国外的报导，政府认为多半过于夸大且不符合实情，甚至不自觉分裂马来西亚的团结，助长与政府敌对的势力（1969:74-75；东姑阿督拉曼，1969:137-150）。这些未经证实的报导与谣言如出一辙，因此应予以限制、封锁。
中国国民党则认为，冲突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随即宣称是由共产党所发动，后来却又改称为反国家份子与极端份子煽动所为，说词反复，不仅判断上不严明不谨慎，还实施管制新闻封锁消息，致使当地人士无真实信息可参考、验证，才会导致民众私自议论纷纷、助长谣言传播。再者，马来西亚政府不断地驳斥、谴责外国媒体作不实的报导，甚至限制记者的采访权，这些举动只会损害马来西亚的国际形象（1969：20-22）。
John Slimming（1969）认为当时马来人大肆攻击华人的因素之一为马来人听到家属被华人杀害的谣言，导致情绪陷入极度不安与紧张的状态，才引发歇斯底里的杀机C1969：41）。Karl Von Vorys同样认为谣言的杀伤力极为巨大，可以说是爆发冲突最大的原因（1975：328-329）。Slimming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不断地呼吁人民不要相信谣言，要保持冷静，可是却又不能提出具体驳斥谣言的证据，在进行广播时也仅用英语或马来语，而当时居住在吉隆坡地区的广大华人族群仅能听中文摘要，明显忽略了华人的感受和需求。（1969：56）他甚至认为就是因为缺乏真相的公布，谣言才得以广泛流传。虽然制止不实的谣言传播有一定的难度，也有其必要，但政府对所有国外消息都采取封锁的态度，反而会让人民更渴望知道真相（1969：58）。从当时有人影印了国外报导偷渡回马来西亚，并且叫价当时20块马币的例子，就可见当时人民对真相是如此的迫切（1969：56）。
第三节 小结
透过以上的分析、比对，不消说，五一三事件官方的公告，与他国政府、学者记载以及事后华人的记忆中，都有着显著的差异。
回归当时的时空背景，以马来西亚政府来说，种种被舆论非议之处，的确有其苦衷。政府要维持的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塑造一个公正严明没有种族偏差的形象，在国际间或是取信于民都是很重要的，因此才会对外国媒体报导，代表着国家形象的马来军团所做的偏袒行为，有那么大的反应。但同族之间有人性偏差乃是在所难免的，倘若要一个领袖无私的指责自己同族的国民，加上选票机制的诱因下，恐怕甚难达到。再者，事情发生过于突然，身为政府官员必须担任安抚国民情绪的角色，东姑不断地呼吁大众不要听信谣言，应保持冷静，并对国民承诺事情的情况一切都在控制中，对于身为国家领袖者当下应该马上进行的责任来说，也算是合理的行为。
不过，由于谣言始终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在事件刚发生的几个小时内，通讯系统尙未完全禁断的情况之下，谣言不断流传，以致民众人心惶惶，政府仅在局部时间、区域限制通讯，部分民众甚至仍可藉由收音机收到外国广播的讯息，国外的舆论与民间的谣传，使得政府的发言对民众来说不够说服力。因此，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出版这本白皮书的目的，首要即是为了重建国誉，驳斥国际间对政府立场的非议。再者，为的是安抚人心，粉饰太平。
五一三事件至今已经三十八年，马来西亚国内开放对此事件的讨论空间，却仍有待努力。柯嘉逊(2007)此本新着面世不仅让国内议论纷纷，甚至有国会议员提议要逮捕作者，并且将作品列为禁书。由此可见，在真相未明前，马来西亚社会依然对这件发生已逾三十几年的事情耿耿于怀。另外，政府除了1969年10月发表《五一三悲剧》这本官方白皮书后，尽管舆论如何批评，也再没任何官方报告提供民众释疑，对受害者、民众甚至是硏究学者而言，显然过于单薄、粗率，说服力不够充份。
五一三发生不久，政府虽立即发布戒严及紧急状态，严厉禁止讨论的行为，但民间的谣言却早已充斥于社会每一个角落。而官方所公布的资料，又无法让大众对真相信服，以致学界透过各种资料、揣测五一三事件的源由、真相。但无论任何硏究者都有自己的背景与立场，因此在探讨事件真相时，主观的意见在所难免，加上窘于资料限制，种种内外在的因素，使得至今五一三事件真相，仅仅被挖掘出冰山一小角罢了。要知道五一三事件是否为一起政变，甚至于死亡人数的真正答案，笔者认为，除非大量官方档案公诸于世，否则永远众说纷纭，仅能凭个人的自由心证来认定了。
就因为各有立场，官方档案跟学界的观点，在探讨五一三事件的种种疑点上才有着不同的说法与出入。却也因为如此，五一三事件才需要官方提供更多的释疑，也需要开放更多的硏究空间，供民众了解真相。如今，因为文献档案仍旧极其稀少，搜集当事者的口述历史就更显重要。透过口述历史可以提供硏究者一些「社会记忆」的参考，藉由分析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人为何选择遗忘、扭曲他们自己的过去，硏究者即可在经历者的回忆中探索其所反映的「史实」，进而为五一三的诸多疑点作更多的阐释。
注4：庄华兴博士口述。
注5：庄华兴博士口述。
注6：当时的执法部队有警察、鎭暴队、马来军团、砂劳越军团、保安队等。
注7：在《五一三悲剧》依据截至1968年11月1日的统计中指出，第一级警察部队中马来人的比例是38.76%，而非马来人的百分比则是61.24%；武装部队马来人为64.5%，非马来人为35.5%。虽然在担任一级警察部队中，非马来人的比例高出马来人，但在军警中的下级人员却以马来人为多数，因为非马来人对此项工作不感兴趣。（1969:23-24）。
注8：Slimming透过所获得公开数目，加减运算，那些未报案者、重复报案者、拾获失踪者未销案者、确实死亡者、实际未寻获者等，归纳分析出其认为合理的死亡人数。
注9：可参阅论文第四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