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中学上马来西亚历史课程时，教历史的老师提到了1969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年5月13日所发生的「五一三种族冲突」时，老师就会变得神秘兮兮的，并且告诉我们，「等你们长大就会知道了」。笔者和同学讨论这个问题，所获得的结论是：「我妈说这是不能随便乱说出来的，是马来人杀华人喔」、「嘘，不能在马来人面前讲这个」。反讽的是，每逢马来西亚大选时，却总是有政客一再提醒「不要让悲剧重演了」、「不要让五一三重演了」，又或者是每年适逢五月十三日前后，总是会有一些相关五一三事件的新闻(《南洋商报》，14-5-2000A)。尤其大选前后，有些华人家庭会开始囤积食物，彷佛快戒严似的，可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粮食，大人会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种种对五一三表现出「欲言又止」的迹象，显然这话题在整个马来西亚社会中是一个禁忌，而在笔者中学时，对这整件事情的认知根本是一个谜团。可以说，一些关于五一三的传言，变成只是家族间流传的传说，甚至有些长辈还不愿意提及。
对于五一三这个事件的认知，笔者是在打听之后才获得相关信息，课堂上并不重视，老师们也不会主动提出这件事情来讨论，因此，五一三事件只能成为华人之间私底下流传的一个口述历史，而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在课本上获得的历史知识。(笔者曾翻阅中文和马来文的高中历史课本，都只有提及1969年的大选，对于种族冲突问题甚少提及)。举例来说，现今国中五年级(Form5)马来文历史课本(Ramlah Binti Adam，2003：210)中，仅花一小篇幅，简述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对马来西亚政经社会如何带来不安，并未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交代这起历史事件。
在笔者上了大学后，从台湾的图书馆找到了关于五一三事件的书籍，才初步了解五一三的来龙去脉，不过所能获知的讯息，仍以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督拉曼的自传、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以及政府的官方报告等为主，所建构出来的历史图像。至于当年受难者的自白，往往得跟长辈聊天才能得知。就个人的经验而言，笔者个人对五一三算是略知一二，而笔者的同辈朋友们，对于这件历史事件仅有听说，知道曾发生过此事，却对过程一槪不清楚。一般人对五一三事件若有兴趣，也只能靠长辈告知，或是看小说获得一些模糊的知识。甚至，很多年轻一辈连五一三这起事件，连听都没听过，更别说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了（许德发，2002:39）。
令笔者感到既遗憾又纳闷的是，五一三事件即是马来西亚历史的一部份，为什么我们需要透过在国外的资料才能知道大槪呢？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历史书上没有记载？是什么人抹杀了我们「知」的权力？为什么政府不敢面对这起事情呢？
五一三的确是活生生的存在于华人的记忆中，它也该属于马来西亚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是，没有人愿意深度探讨这历史的伤痕，人们显然有所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过这件历史事件的人年纪也越来越大，笔者深感这件历史事件如果没有人去整理、纪录，未来我们将只剩下官方纪录的躯壳，或政治方面的谈论、甚至是文学的感情抒发，而没有当事者的回忆以重建当时的情境。既然直到如今，五一三在马来西亚仍然是个禁忌话题，那整起事件一定有它的历史意义，因此笔者希望尽自己一份力量去搜集华人的口述历史，希望能藉此塡补一些历史上的缺口，让五一三这起历史事件多一些血肉，而不是只有空泛的骨架而已。
透过搜集经历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的华人口述历史，笔者希望探讨现在华人对参与政治的心理，以及对于马来人的印象。现在的马来西亚社会，若没有提到选举或政治问题，各族群的气氛都十分融洽。当大选即将来临，就会有政客提出这历史事件来呼吁华人不要过度热情，否则会招致不幸等。在群体记忆中，这件事情的确是存在的，可是大家却宁愿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告诫」新一代的年轻人不要对政治过度热情，年轻人也似懂非懂的遵循这个告诫。虽然五一三是发生在吉隆坡一带，但其影响深远，大多数的华人都对五一三事件有所听闻，并引以为戒，以致他们对参与政治的热情渐渐消减，也甚少公开谈论政治。可见这件事情深深地影响了马来西亚华人。对于整起历史事件，很多人多半仅了解皮毛，而确切的参与人数、伤亡人数等，或是媒体的报导，甚至是受难者以及参与者的心情则往往被忽略。
另外，在马来人的观念中，他们认为这是提升马来民族意识跟团结力量的关键事件之一（许德发，2002：44）。但华人经过此役以后，却认为这是民族伤痛，从此以后一蹶不振。双方民族之间无法真正为了族群的利益而更加团结。究竟这场暴动在华人的记忆中是怎样的经历呢？对于马来人与华人来说，五一三是一个族群转折点，一件事情造就了两种不同的结局，这是値得探究的地方。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马来西亚官方对五一三整个过程的叙述，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1969年10月9日由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NOC）所发布的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民间或反对党人士反驳此报告书的声音零零落落，多次呼吁政府重视五一三所带来的历史教训（《南洋商报》，18-5-2007），并建议设成纪念日，但马来西亚政府都不予重视（《南洋商报》，14-5-2000B；《南洋商报》，14-5-2007A）。而国外的报章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传闻，跟这本官方文献有若干出入；在敦拉萨1969年5月所发表的新闻稿，以及当时首相东姑阿督拉曼的回忆录中，都有驳斥外国媒体渲染族群暴动话题的纪录（东姑阿督拉曼，1969:139-150）。事后东姑、拉萨两位前任首相，也禁止人民再传出对此次暴动不利的谣言。要揭发究竟事情的真相为何，在官方档案未公布前，恐怕难以厘清真相。因此，笔者将竭尽所能，搜集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与学界的文章和报章，挑出叙述五一三事件过程的歧异点，并加以讨论，希望能令学界，多一个面向了解五一三事件的经过。
另一方面，笔者欲通过收集口述资料，为这起事件增添一点真实的面貌。在某个角度来看，若没有亲身体验者的口述，则关于这场暴动的官方纪录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纪录，但透过见证人的口述访问可以让部分暴动的真相还原。因此笔者决定搜集华人的五一三记忆，结合一些报章资料，去探讨这起事件对马来西亚社会的影响。以及探讨华人对五一三事件以及族群暴动的看法。
第二节 研究概况
在硏究马来西亚的政治中，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常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转戾点，学界往往将五一三，看成是马来西亚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分水岭。只是目前对此主题的硏究仍以国外学术硏究居多，并以分析马来西亚政治现象为主。而在马来西亚学术界里，这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其硏究的困难可能有下列几项：官方档案尙未解密（是否可能解密也还未知）；话题在马来西亚社会上仍然敏感；以及官方资料取得甚难等因素。目前在马来西亚可以找到的，可称之为官方档案者，仅有全国行动理事会于事发后所发行的《五一三悲剧》（1969）的报告书，由于只有这一本，无法多方比较，对于硏究者来说，略嫌简略及偏颇，却又无法弃之不用，因此几乎每一本学术著作都会引述《五一三悲剧》的内容。坊间所提供的资料，却仅止于在家族内口头流传，难以搜寻进而考证，颇令学者感到困惑。除了官方档案外，尙有国内外的报章新闻、社论以及人物的回忆录对五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的论述。以上资料充斥着主观的色彩，因此硏究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谨慎筛选，清楚分析，避免受片面论点的影响。
在这里笔者试着将前人的的硏究成果，作一简略的回顾，就笔者手头上的资料，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官方史料
全国行动理事会所发表的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是马来西亚目前唯一开放的官方报告书。内容是描述五一三事件的过程，从五一三事件发生前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槪况、种族冲突情况、到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国家的局势，直到第一任首相东姑阿督拉曼请辞为止。书中所描述肇事的华人，多为私会党或是共产党党员，认为马来人会攻击华人，是出于对华人挑衅的不满及抗议，并且反驳国际媒体以及外国媒体特派人员对暴动情形夸大的描述。然而，由于相关资料缺乏，坊间五一三相关的学术论著，就多只能引用此报告书来建构基本史实。
另一方面，在台湾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五一三事件的一些接近官方档案的记载。中华民国自1949年迁至台湾后，始终关心海外华侨，将华侨视为反共抗俄的三大力量之一，因此多透过驻外使馆与海外华侨联系，争取华侨之认同（杨建成，1995：43）。台湾中央硏究院近史所档案馆，即搜藏了《外交部档》，该档内有卷评析「马来西亚种族暴乱」的档案。五一三发生后，中华民国驻吉隆坡领事馆（注1）即传送回中华民国外交部相关电报。当中除叙述暴动情况外，并建议中华民国政府应对马来西亚暴动有所表示，电报中亦有对当时暴动经过多所描述，以及与马来西亚当地官员来往之记录，并试图对五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解释，与裁定因应的措施。
学术著作
在学术硏究中，许多国内外学者将马来西亚的民主发展以及五一三暴动的发生连结为因果关系。由于五一三暴动的发生，所以马来西亚原本正在发展的民主制度因此终结(Goh，1971：1)。
柯嘉逊的May 13-Declas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 Riot of 1969 (2007)，书中引用了保存在伦敦公共档案局的官方档案。这一批档案是当时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署的观察报告、外国通讯记者所撰写的新闻报告，以及外交圈子内流传的机密文件等，推论出五一三事件实际上是一场经过策划的政变，以推翻当时的首相东故阿都拉曼的结论。由于这批档案届逢法定解密的30年期限，因此柯嘉逊前往调阅。内容提出几个反驳官方声明的疑点：例如公布的死亡人数比实际的少；警察与军队滥杀华人无辜；实际发动暴动的人并非共产党及私会党，而是副首相敦拉萨(Tun Razak)，以及一批巫统(UMNO)极端份子所策划的政变等等。另外，此书亦引用不少外国记者报导及大使的电报，拼凑出当年五一三事件发生的真相。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1957-1978》(1982)一书中的第四章提及「五三（注2）种族冲突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在这章节从巫统极端派的兴起过程，以及冲突事件后对下届大选的影响，做出分析探讨。
另外，谢诗坚的《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2)，论述华人在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背景下所面对的难题，以及华人面临难题时对政治思想所作出的改变。谢诗坚分析在五一三事件发生以后，华人从支持反对党再度变成支持马华公会，他认为这种改变是因为华人终究还是需要一个在政府内部的华基政党来维护华人的权益。虽然他们曾经对马华公会失望，但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华人就会选择代表政府的马华公会，显示出华人与马华公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多用槟城的报刊资料，例如《星槟日报》，建构起历史事件，及其后续的政治影响。
杨、谢二者的这两本着作皆以政治分析为主，对于整个五一三过程的论述，仍然是含糊带过，甚至也非该章节的主体，其主题依然围绕着五一三所引发的种种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影响。
何国忠的《马来西亚华人：身分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2002）其中第四章提及五一三事件。他认为这起事件是由华教积极份子、马华公会和马来人三方面之间对于文化认同及需求的差异所致。华教积极份子认为「各族人民的语文地位是平等的」、马华公会则认为「任何提案都应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由于华教积极份子积极提高自己母语的地位，这对巫统和马来人而言，意味着挑战其政权，相对的马华则较为中庸。五一三事件发生于华人内部意见的分歧，同时巫统认为华人在挑战其政权的认知分歧下所产生的。
许德发的〈历史幽灵与马来西亚的记忆政治：试论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各种阐释〉一文（2002），认为由于五一三发生后给华巫两族带来两种截然相异的结果，因此马来西亚是否开放处理民众的五一三记忆，对马来西亚各族群，尤其华人极为重要。
利亮时的〈探讨五一三事件对华文教育所造成的影响〉一文（2002）主要讨论在时势的影响下，华人思想转变对教育需求也渐渐地从一心想以中国文化为标准，转变成要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以建立一套符合自己背景文化的教育系统的过程。作者的重点在叙述从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到五一三事件发生之前，一些华人对于华文教育的需求，以及政府对各源流教育的政策。五一三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坚定了发展马来人特权的决心，对华教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
王国璋的〈反思五一三〉则探讨了五一三发生的前因后果，他主要整合各家说法，做出一个五一三事件的历史槪要。不过，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一些反思，例如建议设立五一三纪念日，以避免历史重演；另外他也期待硏究华人文化机构可以从事搜集口述历史的整理工作，以便让模糊的五一三事件可以更为清晰。
许多国内外学者将马来西亚的民主发展与五一三事件的发生连结起来，认为之间为因果关系。由于五一三事件的发生，所以马来西亚原本正在发展的民主制度因此终止。不过，笔者在此探讨的重点在于分析文献中对于五一三事件过程的叙述，以及各家对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所提出不同的观点。
吴清德（Goh Cheng Tiek）在The May Thirteenth incident and democracy in Malaysia一书（1971）中分析马来西亚民主的发展过程，其兴起与没落的原因。其中第三章着重于分析五一三事件对马来西亚民主发展的重大影响，该书分析事件的前因，并提出为何只发生在雪兰莪州（Selangor），而其他同是华人比较多的霹雳州（Perak）由于人民进步党势力比较弱、州内巫统的内斗以及人民进步党尙未来得及庆祝胜利，因此霹雳州并无因为反对党大胜发生种族冲突；槟城（Penang）则是另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州属，从英国殖民开始都是由非马来人治理，甚至独立后到五一三事件发生时，槟城仍然是由华人首长王保尼（Tan Sri Wong Pow Nee）所领导的联盟政府管治，因此换成民政党统治以后，也没有重大冲突发生。吴清德大多使用报章资料以及Dato Seenivasagam（人民进步党党主席）在1970年3月4日以及同年4月17日Dato Ahmad Said（霹雳州务大臣）的访问稿。
除此以外，Leon Comber在13 May 1969 –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一书（1983）中，从马来西亚社会种族多元化的起源，至眇殖民者对马来亚实行种族分化政策一直叙述到五一三事件发生为止。此书有马来文及英文两种版本，并且由东姑阿都拉曼为此书写序，可以说，几乎每位硏究五一三事件的硏究者都会弓用到此书的内容。Leon Comber是殖民政府的官员，他认为从华人移入马来半岛以后，就不断地挑战马来人的特权，即使华人是无意的。他认为种族分歧从英国殖民时期就开始，到了日据时代更为加剧。作者认为马来人的优势不间断地被外来的华人所挑战，导致马来人因此感到担心与恐慌。再者，由于殖民政府和联盟政府同样都对华人十分包容，因此引起马来极端份子的不满，从而导致五一三事件爆发。
美国政治学教授Karl Von Vorys在Democracy without Consensus-Commu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alaysia(1975)中，除了以社群主义剖析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也从心理层面的角度来分析五一三事件发生的原因与经过。他认为在谣言的冲击以及大选后马来人担心被反对党统治的紧张气氛下，聚集在哈仑官邸的马来年轻人感到极为恐慌与不安，甚至歇斯底里，才致使他们跟附近的华印居民起了冲突。冲突的消息传开后，原来要参加游行的马来人随即折返家里准备武器，开始大肆砍杀华人。另外华人私会党也在暴动发生之后一个小时对马来人展开反击。两相交锋下，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种族冲突。
英国记者John Slimming在Malaysia Dealth of Democracy(1969)中，为五一三事件的经过，写下生动的描述。Slimming主要透过当事者(警察官员、军队负责人，以及一些华人群众)的访谈，并与《五一三悲剧》、当时的报章和广播信息相互印证，并分析五一三事件的源由与经过。Slimming大部分站在华人为受害者的立场来阐述。Vorys、Slimming这两人的著作极具代表性，有别于官方报告书《五一三悲剧》的叙事观点，因此亦广泛地被相关硏究者引用。
另外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在Red Star Over Malaya(1983)认为五一三事件的历史远因，应追溯到日据时代日本人对各种族的统治政策，由于日本统治者使得英国殖民者的种族分化政策更为激烈，才会为马来亚社会留下了种族不和谐的因子。
自传作品
在自传作品中，林玉玲的《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2001)提及对五一三发生之后的回忆，与周遭人的反应。这本作品使用第一人称，回溯五一三暴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作者从小受英文教育，对国家的认同大于对族群的认同，他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他对这场暴动的感受和想象。
陶恒生的〈三十年前的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亲历记〉一文（1999）中，介绍了马来西亚的历史背景，以及五一三发生前在马来西亚发生的几起种族冲突，还有五一三当天的发生过程。不过这篇文章的着重于陶恒生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怡保（Ipoh）戒严的亲身经历。另外，作者也提到这起事件发生后，国内外各界的反应以及事件的后续。
文学作品
丁云的《围乡》（1982）小说，虚构出五一三暴动发生期间马来人以及华人的互动，丁云意图指出，族群不合只是政治领袖所强调的政治手腕，实际上人民之间的互动仍然是良好的。
在马来文学中，著名作家Shahnon Ahmad在1970年以及1971年曾经以五一三流血暴动为主题，撰写了两本小说。内容是描述他人在国外（当时他在澳洲）对国内流血暴动发生的想象，他在1971年A1（1971）这本小说中想象自己如何对抗华人，是少数直接以五一三为主题的马来文学作品。（注3）
文学作品通常提及个人面对五一三暴动的心情，也通过作者的想象及经历，反映出一些当代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情感。由于文学作品都混杂了作者的想象以及夸大的修饰文辞，因此在分析文学作品内容时需要格外谨慎。
先不论官方资料未解密所导致的缺憾，综合以上种种著作，虽然对五一三暴动有不少分析，却多数侧重于政策的描绘，至今，仍严重缺乏经历过五一三的当事者的口述历史纪录。笔者锁定的「当事者」，不是事件发生期间所参与的政要，而是亲身经历过的一般老百姓，他们是生命、财产遭到危害的受害者或是目击者、参与者，他们也是主流社会里没有声音的人，而笔者要作的就是记录这群庶民的历史（周婉窈，1995:43）。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些人物将会逐渐凋零、回忆也会逐渐变得模糊，因此当务之急，应是纪录、整理这些当事者的口述回忆，这也就是笔者欲作此硏究之主要目的。
第三节研 究论点与方法
集体记忆
笔者试图从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所发展的集体记忆槪念中去了解五一三事件对华人产生何种的影响。「当前有关集体记忆的硏究，由于考虑到现代信息社会的特性及集体记忆的政治涵义，学界多采用散布的观点（the distributed version）。据此，集体之能有记忆，主要是代理人（如政府、政党、教派等）利用文化工具（主要是传播媒介），在历史文本上或增删或窜改或重新诠释，而向群体散布而成」（梁世荣，2007），并且以家庭、宗教团体与社会阶级等，来对比不同的集体记忆，改变了将过去记忆视为个人心理作用的硏究传统。阿伯瓦克认为历史是经过人们的集体记忆不断的想象、检讨、回忆中所选择并认同的部份，因此先有现在才有历史（柯塞，1993：29）。
舒瓦兹（Schwartz, Barry）认为即使历史是经过选择的，但历史事件依然会影响现在人们的想法，人无法凭空想象并且捏造历史。集体记忆是社会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将集体记忆放在社会脉落中来理解（柯塞，1993：31-32）。五一三事件历史事件在经过不同种族集体记忆的诠释后，其对各族带来的影响有异。因此，搜集华人对五一三事件的回忆，再将之与现今马来西亚社会变迁的情况相结合，才能让五一三事件植入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五一三事件的群体记忆的确被政府操弄着，马来西亚政府并非利用各种方式呼吁人民记得这件事情，而是选择以刻意地忽略来达到其目的。虽然如此，政客在大选前的各种小动作；以及一旦遇到政治上比较重大事故时，就会表现得格外惊恐，往往以为又快戒严了，而开始囤积粮食。诚如刘女士在访谈时承认的：
访问者：听到又要乱就买东西吗？
刘女士：一听到什么华人跟马来人打架，我们就怕啦！怕戒严啊，怕没有东西吃啊，所以就又跑出买啦，哈哈！什么米啊！罐头的。（A6刘女士口述）
因此，即使在政府刻意忽略的情况下，华人民间对五一三事件仍然有其流传的管道。
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中，威胁到当代政权合法性的记忆会被扭曲或消除，这一些记忆很难透过公共媒体，譬如电视、广播、公开纪念以及建立纪念碑等方式表述出来，此时人们则会通过生活上某些习惯或动作的表述形式把这些记忆一一加以转换（萧阿勤，1997：276-278）。譬如说每逢地方大选前，长辈们总会开始囤积食物这样的行为。这些动作不但是个人，也是群体的，虽然默默地进行，但仍然能让人察觉到烙印在人们心中的记忆，这正是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人们对此事件的记忆特色。显然这群长辈们是以不经意的行动透露给年轻一代们关于他们的恐惧与不安，当然对五一三事件，冲击最大的当属经历者。因此在现代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接受的信息中，对五一三事件的了解是片面的、是肤浅的，对于他们来说，五一三事件不过是一起「似乎」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就如马来西亚近代史教科书刻意漠视五一三族群冲突，而官方说法又与民间传言有所出入，使得「公认的历史」与「家传的历史」之间产生了冲突，无论是刻意或无意的封闭信息，年轻一代也只能选择对五一三事件存有疑惑，或透过长辈们不经意的行为来「遗传」那种莫名的恐惧。因此，笔者欲搜集这段被逐渐遗忘、漠视的历史记忆，试图重现当时的一些历史原貌。
在硏究方法上，笔者采取文献解读分析、报章资料搜集以及口述访问三种方法，以进行本论文之资料搜集与分析。
二手文献解读
筛选文献时，笔者以与五一三事件有直接关联的文章的讨论为主，虽然此类作品为数不多。再者，笔者也使用资料作为历史背景的建构，透过爬网、整理文献中所引述的事件经过，将之列入第二章内容的范围。
报章、档案资料搜集
五一三发生后，当政者不断抨击当时的报章报导不实新闻，因此笔者尝试在国内外报章资料搜寻相关的声明以及外国记者的描述。笔者将范围锁定在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的报章，目前使用了收藏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硏究中心的新明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等剪报;以及在台湾各图书馆的报纸、微卷等新闻。除此以外，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华民国驻马来西亚领事，在五一三事件发生时传送回外交部的电报。另外柯嘉逊引用的英国官方档案也将为笔者所引用。
口述访问
这是本论文最主要的部分。由于许多当年事发地点的居民已经搬迁，事发后当地的房价狂跌，因此有些人从别的地区到此购买房子居住，人事变动频繁;加上五一三事件至今仍然是个敏感话题，直接至事发当地作挨家挨户调查访问，收益并不大（笔者曾经尝试过，但都无功而返）。因此笔者通过长辈们以及同学们的引荐，从而扩展受访者的人数。另外，通过熟悉的人引荐，受访者的心防会比较弱。另外，为了取信于人，并且保护受访者的资料，笔者只纪录受访者的基本背景资料，其真实姓名、住址等则予以省略。（相关访谈者资料可见附录一）
第四节 研究限制
由于一般民众对马来西亚内部安全法令的感受不一，使得他们要谈论国家所认为的「敏感话题」，并且留下录音与记录等，反应出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口访过程中，笔者曾遇过不想被录音者，也有随时随地跟任何人聊起五一三事件的人，可想而知，前者的心理因素对整个访谈的过程会有较大的影响。除此以外，由于笔者跟受访者尙未建立起深厚的交情，也可能会因为受访者对笔者的信任程度，而影响受访者叙述事情的深入程度。再者，五一三事件仍属敏感，有些受访者即使被引荐了，仍然会拒绝接受访问。甚至对事件有帮助的采访对象，也因不可抗拒之因素，或自我的主观认定，拒绝访问。笔者曾经取得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华人警官资料，后来这位警官由于辞职时签署了一份不能将所见所闻资料外泄的宣誓书，因此拒绝了笔者的访谈要求;另外有位资深的报人也直接了当拒绝了笔者的访问要求。就笔者欲访问的的二十八位受访名单内，就有七位不愿意接受访问，占了四分之一。（相关访谈者资料可见附录一）然而，透过笔者的亲友关系，所寻获的受访者则较能够卸除心防，且由于与当权者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多为一般的平民百姓，相对的就很乐意跟后辈「讲当年的故事」。由此，导致笔者的访谈对象皆以一般民众居多，这亦符合本文所欲呈现，庶民记忆中对五一三事件的历史状态。
注1：中华民国于1964年在吉隆坡设领事。
注2：遵照原著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