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的南洋华侨
许云樵
追溯中国和南洋的交通与华侨拓殖南洋的史迹，可以推究到二千年以前。在这二千年之间，华侨拓殖南洋的盛衰和种种势力的消长，恐怕没有比最近三十年——或者说自光复以来——更演变得剧烈了。考其原因，第一因为祖国政体的改革，人民已从专制政体解放出来，可以自由出洋贸易，而不再蒙私通番邦的（罪）名，政府且从而奖掖之；第二因为在海外所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种种苦闷，和出钱出力赞助革命的成功，使他们得到了觉悟。有此二因，南洋华侨便向前途努力迈进。兹分人口、经济、教育、组织及文化五项，分别述其梗概如下：
—、人口
南洋海水到处都有华侨。这情形固然不是最近三十年为然，百余年来久已如此。不过人口演进之速，分布之广，却不能不以最近三十年来为甚！我们即以新加坡一地为例，居留地政府于民国纪元前一年凋查户口时，华侨凡219,577人，占全人口72%强；民国十年（1921）户口调查时，华侨增至317,491人，占全人口74%强；民国二十年（1931）户口调查时，华侨达421,821人，也占全人口74%强：民国三十年（1941）的户口调查尚未举行，惟最近估计华侨人口已突破56万，而占全人口的77%强了。三十年来，不但人口的数量增加了四十万左右，即占全人口比较数也增加了5%。南洋其他各地，虽没有增加得那么多，可是都有同样的增加现象，除了越南和暹罗两地外，都可以从政府所公布的统计数字窥其涯略。至于越南和暹罗,则有一种特殊的原因，使我们得不到正确的数字。越南华侨因为受“国殖民地政府压榨得太过惨重不得已忍痛落籍为明乡”，《越南统计年鉴》所刊的华侨，不过是负担得起沉重的身税的上中阶段，和初由祖国移入的劳苦同胞。至于暹罗方面，政府对于华侨的确实人口数目，讳莫如深，凡生长于暹罗的，或久居于暹罗的，都目为泰人而不算华侨，因此民国八年（1919）调查户口的报告，华侨只26万，到民国十八年（1929）也只增加至四十四万五千多。最近还不过五十万，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所估计的250万，相差未免太远了，但侨务委员会的估计是合理的，而实际的数目也决不会比它低的，但估计终究是估计，我们得不到正确的数字，然而我们可以知道三十年来一定大有增加，即据暹政府统计也已增加二十余万了。不过近年来，暹政府将外侨入境税増至二百余铢，中国又因进行着神圣的全民抗战，热血青年很多回国从戎，爱国志士也大多被递解出境或奔避他方，增加数骤然中止，这是暹罗一时的特殊现象，可说是一个例外。现在全南洋华侨凡八百万左右，虽说是因出洋自由的原因，同时也与祖国天灾人祸，兵革扰攘有密切的关系，好多人因不聊生，不安居而南渡；就说这次全面抗战，影响南洋各地人口的增加，便有显著的现象。但由此我们可以推得，将来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时候，华侨人口必然骤减，但并不是说华侨都会跑，因为华侨拓殖于此已千余年，南洋已成为第二故乡了啊！
二、经济
南洋华侨经济势力的雄厚，如果不明历史因果的人来一看，一定都要认为奇迹，因拥资十万或二十万以上的富豪，到处都有，百万、千万，甚至万万元以上的也不乏其人，而在这近三十年来才发迹起来的也屈指难数，举世闻名的糖王黄仲涵，便是在这时期内飞黄腾达起来的。因为三十年前，他虽袭其父三百万盾遗产大展长才，但到民国初年尚不过三千万，等到欧洲大战各国实业停顿，百物皆昂，糖价亦骤涨数倍，一连五六年他的收入大有百川奔海之势，正所谓“收天下之利，聚之一人”了。于是他便由两座糖厂逐渐増加至九座，到他民国十三年（1924）病殁于新嘉坡时，几乎算不清他究竟有几多遗产，惟据政府估计约为叻币五万万元。这可说是近三十年来华侨经济史上的伟迹。而在同时乘欧战之机，经营树胶锡矿，并其他土产而白手起家者，更不胜枚举。但民国九年（1920）来因欧战停止，树胶生产过剩，价值惨跌至每担五元，而无人过问，一时大起恐慌，商情冷落，因而破产报穷的不可胜数。到民国十一年（1922），英政府限制树胶的条例颁布后，市况逐渐转好，但民国十八年（1929）限制条例取消，树胶市价又暴跌，商情又大起恐慌，又增加了一大批破产报穷的华侨。近年来华侨的经济状况尚属平稳，但祖国受敌（寇）的侵略蹂躏，使国货生产大受打击。最近又因欧战的延长和南洋风云的紧急，华侨一切经济活动，几乎大部分停顿。这一次的欧战与前一次不同，所以这一次的南洋华侨未必能和前一次那样得到发迹的机会，同时南洋在日寇眈眈虎视之下，极不安宁。虽则日寇并不一定有力量可以南进。
三、教育
在三十年前，南洋华侨几无教育之可言，华侨子弟不是肄业英文，便是任他失学，进私塾受师课读大学。中庸的，实极寥寥，而新式学校的设立，更如凤毛麟角的不可多得。等到光复后，华侨创办的学校乃如雨后春笋，逐渐发达起来。民国以前所办的学校，是保皇党与革命党对立的机会，民国以来则保皇党失势，而大多数的学校都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不过民国初年的华侨学校，虽则不像以前的有政党背景，然而帮派观念仍是极浓厚。广东人开学校以粤语教授粤侨子弟；福建人开学校以闽语教授闽侨子弟，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慨。到五四运动以后，各帮学校都聘请国内教员以国语教授学生。这是华侨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改进，而对于社会上有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就是华侨都能认清统一国语的重要。从此以后，国语教育逐年发达，华侨社会也逐年进步，帮属间的冲突更显著地锐减，而对于赈灾纾难等事，则慷慨输将，愈见踊跃。这可以说是华侨教育的初步收获。三十年前，南洋各地都只有小学，到民国前一年爪哇华侨中学成立，华侨子弟方得于南洋就近就学，而不必远涉重洋，负笈外国升学。后来暹罗、缅甸、菲律宾、马来亚，也都设立中学，培植人材。最近十余年来，马来亚的女子中学也很发达。自从祖国抗战以来，教育界人士避难南渡的很多，而人材尤集中于新嘉坡，因此教育益见进步。独有暹罗一隅，华侨学校二百余所，率数奉令停办,正是华侨教育史上的一页痛史。
四、组织
三十年前的华侨，因为言语隔阂，习俗不同而各帮畛域互分，水火难容。所有组织，不过是一些家族祠堂和同乡会馆之类,此外则惟有义兴、海山、福兴、义气、洪义等等私会，械斗之盛，居留地政府亦为之束手。孙中山先生南来鼓吹革命时，虽有同盟会、书报社等组织，尚未普遍。民国以来，书报社才遍布各地，而学校教育发达之后，侨商因参加校董会之故，逐渐有团体组织之风气与经验，于是各种公会及工会都次第成立。此外尚有校友会、剧社、音乐会、研究社等。历次祖国的天灾人祸，华侨都组织大规模的筹赈会，筹款赈济，尤其是最近的全面抗战，南洋各属都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这可说是三十年来华侨教育的功绩，同时也是南洋华侨在海外所感受的种种所促成的觉悟的表现。最可怜的是暹罗华侨，近数年来什么组织都难成立，活动更不用谈。比较上最自由而最活跃的要推马来亚了。
五、文化
南洋华侨教育虽尚无大学，未能完备，但已有了相当贡献。至于其他文化事业，则与国内相较，相差远甚。即以沟通消息的报纸而论，而在三十年以前所创办的报纸，只有新嘉坡的《总汇报》一家，但已数易其主；槟城的《光华日报》刚刚创办了三十年，其他则都是民国以来所创办的。南洋华侨的人口虽多，可是报纸的销路并不大，现在全南洋各地的报纸没有一种能日销二万份以上的，即如暹罗现在只一家《中原报》，每天销数也不过一万八千份，然而已是全南洋销数最大的报纸了。由此可见文化水准低落的一斑。至于杂志期刊，大多不能持久，因为销路太不行了。一方面固然因为国内那许多杂志期刊蜂拥而来，南洋所出版的不能和它竞争，根本也是读者太少。现在只有槟城的《现代周刊》，因为通俗和价廉之故，销路还不错。此外纯粹研究学术的团体而出版专门刊物的，只有成立才半年的南洋学会。所出版的《南洋学报》，第一期发行已久，第二期即将出版，而第三期正在开始印刷中，颇得中西学术界的推重。这样性质的文化团体，我们希望能多多创立，因为在经济上我们已有雄厚的势力，而在学术方面我们也当急起直追，以争取国际间的声誉，提高吾侨的地位。最近周国钧先生和郑天送先生都能拨钜款刊印“南洋文化丛书”以纪念其尊人，这种纪念方式是值得钦佩而值得仿效的，因为不但这种纪念比较久远，面对于华侨文化更有很大的影响。暹罗是我们一个目为文化落后之邦的，但比起南洋其他各国，尚不能说他如何落后，因为它尚有不少关于历史、文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而这些著作的刊行，大多是显贵们死后，其家属出资请国立图书馆代为选印一种分赠执绋的亲友们的，因此数十年来也流布了不少参考书籍。这种风俗却也值得称道的。我想我们即使不如周郑二君那样刊印全部丛书，也不妨效法暹罗风俗刊印一二种书以作有意义、有价值的纪念。将来抗战胜利后，我们更希望祖国政府能大大地提携华侨文化，鼓吹学术研究，至低限度不要比国内落后。因为在国防上南洋是特殊后方，而文化上却是最前线啊！
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将三十年来的南洋华侨动态全部叙述，因为这是一个写专书的大题目，现在只能略举一斑，挂漏之讥当然也无法避免了。
（原载《南洋商报》，1941年1月1日，页22）
本篇文章出处：《许云樵全集》第7册，东南亚华侨与华人（二），页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