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和唐人过番
许云樵
“南洋海水到处，都有华侨足迹！”这和“大英国旗，永无日落”一般地足以自豪；但这随海水到处都有的华侨足迹，却和梦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花费半年时间席卷全南洋，而踏遍各地的日军铁蹄不同。我们是积集二千年来的历史因素所结的果实，不特不能同“渎武穷兵”的侵略者相提并论，甚至也非“目光短浅”的爱国者和“胸襟褊狭”的政治家们的嫉妒、歧视、排斥、压迫所能动摇其地位的。因为历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一是一，二是二，决不是用任何“偷天换日”的手段所能加以改造或抹煞的！
最初为拓殖南洋的侨胞作先驱的，我们已经知道是漂洋过海的商贾，二千年前已经开始南航。其次西渡天竺的求法高僧，自4世纪末到8世纪末的四百年间，更是络绎不绝。中国向来看轻商人，称为“四民之末”，文人学士更不屑去提他，因此商贾南渡的史迹，宋代以前无从详考。至于求法高僧的西渡天竺，则因为自汉迄晋，佛法盛行中土，僧侣地位比商人高，史籍都有记载。虽说记载得不很详细，但我们已可推想当时“西渡天竺”的盛况，和求法僧侣的行踪，以及对唐人过番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唐僧玄奘并非西天取经的第一人，而且他是从西域陆路去的，和南洋没甚关系。最早往西天去取经而经过南洋的，是晋代的高僧法显，在南海停留得最久而关系最大的，是唐代的高僧义净。
法显在晋朝隆安三年（399）和几个同伴，自长安出发，取道西域，往天竺求法，在外一十五年；到义熙十年（414）才由海道经南洋回到中国。据他所著的《佛国记》记载：他在多摩梨帝国（Tamralipti）写经和绘佛像，住了两年，便搭商人的大海舶，顺风行了十四昼夜,到了师子国，就是现在的锡兰岛。那地方本是印度神话中的楞伽洲（Sri Lanka），全为夜叉们盘据着，夜叉王十面怪（Dasabakatra）曾掳了阿踰阇国十轮王的太子罗摩（Rama）的妻子悉多（Sita），他的部将猴子精哈奴蛮（Hanuman）率领猴子猴孙，大家手牵尾巴接成一条长桥，使大军渡海到楞伽洲上，大破夜叉城，将十面怪杀了，救出悉多。这神话差不多已在印度流传了两千多年了，所以法显也说：“国内本来没有人民的，只有鬼神和龙居住。各国商人去做买卖时，鬼神也不时出现，拿宝物标价出卖，商人便照价取货。因为商人来往居住的缘故，各国人听到那里的安乐，便都来了，于是成为一个大国。”他又说：“佛到那里时，要感化恶龙，将神脚一只踏在王城北方，一只踏在山顶上两个脚迹相距约有15由延（Yojan，每由延约十英里）在王城北方的脚迹上，起造一座大塔，高40丈，用金银装点，众宝合成。塔边再起造佛寺，名叫无畏山，有五千位僧人住在那里。寺内起一座佛殿，雕金刻银，镶嵌宝石，殿中供一尊青玉佛像，高二丈多，通身镶嵌七宝，光芒四射，庄严非凡，难以形容佛像右学中，托一颗无价宝珠。法显离开中国已很多年了，所交接的都是外国人，山川草木，样样都和中国不相同。一同出来的同伴，又都分散了，有的生离，有的死别，看到只剩自己一个人，心里常不免悲切，忽地在这玉佛旁，看见商人供奉的一柄中国的白绢扇，不觉掉下泪来”法显见载当时锡兰的情形很详细。他在那里一共住了两年，求得好多部中国所没有的佛经，便载在商人的大舶上，预备回国。船上搭客有二百多人，船后拖一艘小船，因为海上风涛险恶，恐有危险，大船破了，还有小船可以救生。
上船后，风信正好，向东行了二天，不料飓风大作，船漏水了，商人都要往小船逃去，小船上的人恐人来多了要沉掉，便将缆砍断，和大舶脱离。商人大起恐慌，性命就在眼前，想补救船漏，便将粗笨货物，抛入海中，以减轻船身的压力，法显也把水瓶、冲凉罐子，和零星东西抛下海去，但恐商人要抛弃他的经像，一心念观世音，默求保佑。大风吹了十三昼夜，到一岛边，等潮退后，看见船的漏洞，便塞补好了于是再向前航行，便到海盗出没的马六甲海峡，遇到了便没有命。那时在海上，据法显说：“大海渺茫，不见边岸，不识东西，只有望着日月星宿前进。遇到阴雨时，被风吹去，也没有一定。夜间，但见大浪相搏，火光闪烁，和鼋鼍等水怪。商人都起恐慌，不知往那里行。海深无底，又不能下石柱。到天晴时，才能知道东西，更向正路前进。如果触到暗礁，又是没有生路。这样行了九十多天，才到一个国，名叫耶婆提(Yavadvipa),这国内，婆罗门教很兴盛，佛法不足道。”这耶婆提，据说便是现在的爪哇。法显在这里停了五个月。他是中国人在爪哇居留而有历史可考的第一人。阴历四月十六日，他从此地再随其他商人的大舶回广州。船上也有二百多人，载了五十天的粮食出发。法显便在船上安居，大船向东北行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半夜二更时分，突遇黑风暴雨，商人都恐怖得不得了。法显那时也一心念观世音和中国众僧，蒙神威保佑，挨到天明。那些婆罗门便相议：“载这沙门在船上，使我们不利，遭这大难，不如将他放在海岛边，不要为一个人使我们众人危险！”法显的檀越说道：“你们如果要把这和尚抛下，那么便把我也一同抛下，要不是那样，就把我杀了，否则你们将这沙门放下，我到了中国一定启奏皇上。中国的皇帝，也是相信佛法的，很看重和尚。”商人们便不敢就下手。那时天上都是乌云，海师辽望海上，避免误失航路，行了七十多天，粮食水浆都将完了，便用海水煮饭，分好水，每人二升，便要绝粮了。商人们都道：“往常我们行五十天便到广州，怎么现在行了这么多天还不到，也许行错了航路。”于是便转向西北航行，希望能找到海岸。行了十二昼夜，便到岸边，得到好菜好水。经过那许多日子的危险忧惧，忽地得到岸上，一见菜蔬，便知道是中国地界了，但不见人迹，不知到了那里。有的说：“还没有到广州！”有的说：“广州已经过了！”但没有人能知道究竟，便乘小船入港找人问信。果然遇见两个猎户刚要回去，大家便教法显当翻译问他们。法显先安慰他们不要惊慌。他们向他：“你是谁？”法显道：“我是佛门弟子”。他们又问：“你入山干吗？”法显便撒谎道：“明天是七月半，我想找桃腊佛。”于是他便问他们：“这是什么国？”他们答道：“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地界，都是属于刘家管辖的。”商人听了，都很欢喜，便派人往长广去。长广太守李嶷，素来敬信佛法，听说有沙门执经佛乘船过海到来，立刻差人往海边去迎接到郡内。青州刘刺史便请法显暂留一冬一夏，《佛国记》便是在那里执笔的。
同时为求佛法，不避跋涉，冒九死一生的艰险，远渡天竺的僧人，不仅法显一人，但法显的成就最大，虽则历尽千辛万苦，到底还算幸运。在法显之后西渡天竺求法的高僧，为数不少，可是大部分都埋没了。但自5世纪至8世纪间，西渡天竺求法而经过南洋的高僧，还有四五十人的事迹，约略可考。有的到过越南（那时是交防和扶南、占波）、有的到过暹罗（那时叫做杜罗钵底，南部地峡上有郎迦戍国）、有的到过吉打（那时叫做羯荼），但僧人到得最多的地方，却是苏门答剌的巨港（那时是室利佛逝国），和占卑（那时是末罗瑜国），以及爪哇岛上的诃陵国。其中以唐代的高僧义净居留南海最久，著作最多，贡献也最大。
义净，字文明，俗姓张，范阳人，15岁时便立志要往西天去。咸亨二年（671），正是37岁，方才出发。先到广州，得同志数十人，等到要上船出发，却都退却，不敢去了。义净独自发奋，搭波斯船前往，经25年，历三十余国，佛陀圣迹，全都瞻仰到了。到证圣元年（695）夏天才回到洛阳。他自那年11月广州出发，据他自己在《大唐西域高僧传》记载说：
不到二十天，果然到了佛逝国（Srivijaya，旧港），停留了六个月，渐渐懂得声明之学，蒙国王相助，送往末罗瑜国（Malayu，占卑），再停留两个月，转向羯荼（Kedah），到十二月再乘王舶向东天进发。从羯荼向北行了十余天，到裸人国（Nicobar），向东望见离岸一二里余，但见椰子树、槟榔林，茂盛可爱。他们一见船到，都争先乘小艇前来，共约一百多艘，都把椰子、芭蕉和藤竹器来交易。他们只爱铁，两指大小的铁块，可以换椰子五个，或者十个。男子全都裸体，妇女只将一片叶遮着，商人们和她们开玩笑，把衣服给她们，她们都摇手不要。据说这里和中国的四川西南边界相近了。这国不出铁，也没有金银。只吃椰子和诸根，稻谷也不多，“卢呵”最为珍宝。“卢呵”是他们叫铁的名词。他们的肤色并不黑，身材中等，做的圆藤箱很精巧，别处都不及他们。如果不和他们交易，他们便放毒箭，一中便无生路。从这里往西北行半个多月，便到耽摩立底国（Tamralipti），是东印度的南部边界……求经十年，方始回去，先还到耽摩立底。半路上遇到大劫贼，东西抢光，只留得一条命。从这里开船，经过羯荼国，到佛逝暂住，所带的梵本三藏，共五千余万颂，译成中文，可有一千卷。
义净在佛逝居留了六年之久，乘风信好时，搭商船回到广州，那时是永昌元年（689）七月二十日，但他在西天取得的佛经都在佛逝，只得再去一遭。那年十一月初一日觅得道宏、法朗和贞固等为同伴一同搭商船前往。这一去，又住了六年才回国。他是千余年前，侨居苏岛最久的一个中国人。他并且在那里译《杂经论》10卷，著《南海寄归内法传》4卷，和《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都托大津于天授三年（692）先带回广州。
在西天取经的狂热时期，中国商贾漂洋过海的，也较从前为多，航海术也逐渐进步，海舶也愈来愈大。三国时吴王孙权所派遣出使海外的康泰，在他所著的《吴时外国传》里，曾经纪载当时扶南国的大船，据他说：
扶南国伐木造船，长的有十二寻（96尺）长，六尺阔，头尾好像鱼，都用铁银露装。大船载了一百个人，每人都有长桡、短桡和篙子各一根；从头到尾，约有五十人，或者四十多人，随船的大小而定。站着用长桡，坐着用短桡，水浅便用篙子，一声号令，动作整齐一致。
那是3世纪中的情形，到150年后，法显所搭的婆罗门商船，便大得多了，据法显说，船上有200人，那么至少要比扶南船大上一倍。到唐朝时，便更大了，据说师子国的海舶最大，用梯子上下，有几丈高；开船时必养很多白鸽，以便传信，万一海舶沉没，鸽子能带信回去。大的有长20丈，能载六七百人，比法显所乘的，又大了两倍，扶南船便更不足道了。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船，都不是中国造的，除扶南船、婆罗门船、师子国船外，还有波斯船、大食船等。法显所乘的是婆罗门船，而义净所搭的，却是波斯船。但到唐朝末年，中国船便在海上往来不绝了。自黄巢作乱以后，外国人到中国来的，全部搭乘中国船了。
唐代所造的海舶，虽不及宋元时代的长大，但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唐时已有人发明“轮船”了。那“轮船”的原理，和现代的轮船一样，是靠轮叶拨水而前进的；所不同的是在动力，现代用蒸汽或电发动，那时却是用人踏的，有两个轮子，比帆船快得多。发明那“轮船”的大发明家名叫李皋，是唐太宗的儿子曹王明的玄孙，也就是唐太宗的五世孙，袭曹王的封爵。公元783年时，曾任江西节度使，到公元785年时，转任荆南节度使。当时他是想利用作战舰的，但这种“轮船”，政府未能利用，到了南宋，岳飞征讨洞庭湖的水贼时，贼徒却利用它抗拒官军。那时杭州西湖也有这种轮船，但叫车船。不过这种轮船，因为动力不足的原因，只能在湖上行动，不能漂洋过海，不久，连湖上也见不到了。一直要等到一千多后年，英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轮船才再在水上复活起来。
唐朝时，不但求法高僧和商贾出国的多，当镇西节度使高仙芝出师西征，于天宝十年（751）到达西海时，一位随军出征的文人名叫杜环，曾于公元762年搭商船回到广州，经历数十国，著有《经行记》一部，可惜已经散失了。唐代不单杜环著有关于南洋的专书，还有好几部有价值的书，如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皇华四达记》，戴斗的《诸藩汜》、达奚通的《南海诸藩行记》、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等，可惜全部都没有保存。只有《新唐书》〈地理志〉后面附录贾耽所记的《四夷路程》，这大概是从他书中摘录下来的，我们还可以拿来和汉代译使所经历的航程相比较，便足见唐代航海术的进步了。据贾耽说：
从广州向东航行二百里，到屯门山，便挂帆向西航行一天，到九州石，再行二天到象石，再向西南航行三天到占不劳（Pulao Cham）°这山在环王国（即占婆，Champa）东二百里的海中。又向南行两天，到陵山（Sa-hoi），再行一天到门毒国，又一天到古萱国（Kauthara，衙庄），又半天到奔陀浪洲（Panduranga，藩笼），又两天到军突弄山（Pulo Condore，崑𪨧仑山）。再行五天到海硖，蕃人叫做“质”，南北两岸相去百里，北岸是罗越国（Laut），南岸是佛逝国（Srivijaya）。自佛逝国往东行四五天，到诃陵国（Kalinga），是南洋海岛中最大的一个。向西出硖，三天便到葛葛僧祇国，在佛逝国西北方另一个岛上。那里的人都很凶暴，乘船航海的都怕他们。它的北面岸上是箇罗国（Kalah），箇罗的西面是哥谷罗国（Qagola）。再从葛葛僧祇航行四五天，便到胜邓洲，再向西行五天，到婆露国，再行六天到婆国伽蓝洲（Langabalus），再向北航四天到师子国（Ceylon），它的北岸距离南天竺大陆的海岸约一百里远近。
照记载，从广州南绕马来半岛，到锡兰共航行41天，从安南（占不劳）到海硖（佛逝），只11天半。汉朝译使从合浦到黄支国（南天竺）去，是在马来半岛北端步行十余天换船的，一共花了13个月的航程，回国时南绕马来半岛，又花了10个月才到象林。从皮宗（马来亚南端）到象林，差不多和佛逝到占不劳一样远，汉代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唐代比汉代至少要快六七倍。交通既这样进步，商人南来的自然也跟着多起来，但都只是暂时住一下，交易一做完，风信一到，连忙回国；谁肯离弃祖宗的乡国，而在海外和蕃人杂处呢？但暂时侨居在南洋的商贾，唐时实在多得很，连高僧义净也在佛逝国住了十几年，因此南洋土人都称中国人为唐人。闽粤方言，称海上叫作“海底”，陆上叫作“山顶”，南洋各地都是海国，惟独中国在大陆上面，所以称中国为“唐山”。中国人到南洋经商，年底回不得国的，叫作“住蕃”。蕃人到广州，不及回国过年的叫作“住唐”。这些名同，自唐朝流行到宋朝，政府想要改革，也改革不过来，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唐人住蕃虽很平常，但过蕃久居的，却在公元878年以前是没有的。那一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黄巢。杀到广州的时候，广州是唐朝中外通商的重镇，比近代的上海还重要，外国人居留在那里的很多。据公元912年阿剌伯人哈山（Abu Zeid al Hasan）所著的游记道：
黄巢（Banschoua）把预备工作完成后就向广府（Hanfu）进发，这是中国的一个城，是阿剌伯商人的汇集处。从广府到海就步行说，还有几天的路程，那城是建在一条没有水的大河边。广府人不愿意黄巢进城，黄巢就把城围困起来，围困的时间很久。那年正是回历264年（878）。后来城破了，城里的居民全被杀害。据熟悉这件事的人说：当时在城里做买卖而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耶稣教徒、马士德教徒（Mazdeens），共有十二万人，中国人还不算在内。这四种教徒的数目，所以能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要按口征税的原故。
当时广州是不是有十二万外国人，却有些疑问，不过数量一定不小。因为在中国史上也记载，在长安有四千个外国人（胡客）侨居着（见《资治通鉴》）。田神功兵掠扬州时，波斯和阿剌伯的商人被杀死的有几千人（见《旧唐书》），那么中外通商重镇的广州，外国人一定要比长安和扬州多得多。但即使有十二万人，也不致于全部被杀光的，因为外国人到广州来的，都乘商船前来，黄巢杀到广州时，不是长久居留在那里的外国商人，都一定开船回去，中国人和外商有交情的，也跟着逃难出来。一向出洋经商的中国人，更是携着一家老小坐船逃到海外来了。据阿剌伯人摩苏提（Masudi）于公元943年，经过苏门答剌时，他看见很多中国人在岛上垦殖，尤其集中在旧港一带，据说都是避黄巢杀人而逃难出来的。这是唐人大批过番的第一次，也可以说是第一批拓殖海外的华侨。
这一批华侨，大多是广府人，因为是从广州去的。至于福建漳泉人的到南洋来，似乎比广府人为迟，大约自宋朝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创设后，漳泉人才大批出洋经商。福建因为地瘠民貧，山多田少，出洋淘金的风气一开，便大批过番自南宋一直到元代，从前广州的地位，便给泉州抢去了，而泉南蕃坊居留的蕃商，不会比黄巢杀到前的广州少。因此，便促进泉州的造船事业，一直发达到明清两代不见衰落。所以宋朝谢履所著的《泉南歌》有云：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毎岁造舟通异域。
将漳泉人造船过番的原因，一语道破。
唐宋时代，阿剌伯人到中国去的非常多，像蒲寿庚且做宋朝的官——福建提举市舶司——并有好几部游记，记载从阿剌伯经过印度、南洋，直到中国的经历，非常有趣。最著名的是苏莱曼(Sulayman)在公元851年，所著游记一卷。到公元916年时，有个名叫哈山(Abu Zayd Hasan)的补注一卷。再有耶古比(Yakubi)、摩苏提(Masudi)等的游记，内容都可以和中国的古籍相印证。
据他们的游记说，从波斯湾往中国去，要经七个海，这七个海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风和鱼，全不相同。第一个海名叫法斯海(Fars，就是波斯湾)，从波斯一直到采取珍珠的脑壳岬(Rasal-jumo juma)；第二个海名叫罗和异海(Larwi)，就是印度西岸瞿折罗(Guzerate)的海；第三个海名叫哈哼海(Harhand)，包括印度沿岸到南端的许多岛屿在内；最末一个便是锡兰，他们叫作锡兰提婆岛(Sirandib)；第四个海名叫箇罗婆海(Kalah-bar)，水虽很浅，风险却很大，海岛上都产樟脑；第五个海名叫沙罗希海(Salahit)，就是海硖；第六个海名叫军突弄海(Kundrang)，雨很多；第七个海，名叫涨海(Cankhay)，就是南中国海。
这些名称，都和中国古史上所记载的一致。例如“涨海”一名，《梁书》〈扶南传〉已记载过，“瞿折罗”见《大唐西域七》，“罗和异”和“箇罗”及“军突弄”，贾耽的《四夷路程》都曾提到，其他各海的方向也都不错。义净在673年所到过的裸人国(Nicobar)，阿剌伯人也知道，据851年时的苏莱曼说：
经过哈哼海到一处地方，叫做楞伽婆罗斯(Langabalus)。那里的居民，既不懂亚刺伯语，也不懂海商们所说的别种话。这是一种不穿衣服的人，他们的颜色是白的，也没有多少胡子。据说，他们的女人是永远看不见的，因为海船到岸，只有男人坐着独木船靠近船来。他们拿来的是椰子、甘庶、香蕉和棕榈酒，这最后一种，是白色的饮料。要是在刚从树上采下来的时候喝，和润得像蜜一般，如果搁了一点钟，它便发酵变成酒了，再过几天又变成醋了。岛民拿这些东西来向商人们换铁。有时也拿出琥珀来换铁块。交换的时候大家只得做手势，因为他们听不懂外国话。他们的泅水功夫很好。有时他们偷了铁便走，也不拿什么东西来交换。
这情形和一百八十年前义净所见的，大同小异。可惜唐代关于南洋专书都已失传，否则当有更多有趣而有价值的史料供我们参考。现在我们只剩宋代周去非著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著的《诸蕃志》是记载南洋风土较古的专书。
宋代的航海术既然发达了，海外贸易也突飞猛进了，唐人过番的情形，自然也更形热闹了。不过大举南迁的情形，却要到公元1278年元军大破宋师于厓山才实现。宋朝遗民，眼看陆秀夫背着广王跳海死了，张世杰和刘义一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便率领残余的舰队向交阯逃去，丞相陈宜仲早已先往占城去了。各处义民不甘为“索虏”奴役的，便投往交阯、占城、真腊等地，希望生聚教养以恢复大宋江山。可惜张世杰到海陵港船坏身死，陈宜仲在四年后，元军打到占城时，也逃往暹罗去了，于是义民便流散各地，成为海外孤儿，娶土人妇，长此居留在南洋。后来元朝的旅行家周达观在真腊所见到的唐人，便有许多是这样来的。
中国人向来认为背弃祖宗卢墓，而漂洋过海久居，是违反传统的伦理观念的，换句话说，是不忠不孝的。所以侨居在外地，不论几久，都希望回国去。因此，只有黄巢的大杀和元军的征伐，才会驱使他们向海外奔逃，这些情形在近代还是如此！
（原载《南洋月报》，第2卷第4期，1957年7月，页7-11）
本篇文章出处：《许云樵全集》第7册，东南亚华侨与华人（二），页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