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
刘宏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4
目录
总序
总论
一、研究对象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单回顾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五、本书内容摘要
第一编 宏观分析与历史演变
第一章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侨务对策
一、国际移民的趋势和政策挑战：移民热与控制潮的博弈
二、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模式与走向
三、中国的崛起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
四、有关未来侨务政策和理论的思考
第二章 中国公共外交历史与华侨华人政策
一、导言
二、1949年至1966年冷战对峙下中国以公共外交构建和平共处外交战略
三、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以公共外交构建中国特色发展模式
四、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和平崛起下以公共外交构建国家软实力建设
五、小结
第二编 东南亚的实证分析
第三章 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与公共外交：东南亚的实证分析（I）
一、公共外交的制定和实施背景：“跨界中华”的形成与东南亚经济和社会
二、公共外交的对象：东南亚华人社会及其变迁
三、小结：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公共外交的机遇与挑战
第四章 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与公共外交：东南亚的实证分析（Ⅱ）
一、导言
二、公共外交的潜在客体和对象：新加坡华人的人口结构
三、公共外交的双重性：当地人对新移民的舆论与评论
四、小结
第三编 澳大利亚华人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关系
第五章 公共外交、海外华人与澳大利亚华人媒体的发展
一、移民文化与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
二、中国软实力、“走出去”与华人媒体
三、小结
第六章 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践行公共外交的回顾——以昆士兰华人新移民社团为例
一、导言
二、新移民与华人社区社团组织
三、昆士兰中国人协会
四、昆士兰华人联合会
五、小结
第四编 韩国侨务公共外交和俄罗斯的对华公共外交
第七章 在外韩人与韩国侨务公共外交
一、韩国侨务公共外交机构及其功能
二、在外韩人网络的建构
三、韩国侨务公共外交政策的机制、模式和成效
四、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借鉴意义
第八章 俄罗斯对华公共外交——以“俄罗斯科学文化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为例
一、俄罗斯公共外交的主导思想的衍变
二、公共外交的本质特点与俄罗斯公共外交
三、俄罗斯科学文化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与俄罗斯对华公共外交
四、小结
附录
附录一 广东侨务公共外交的成就、优势与挑战
一、导言
二、侨务部门：体制创新与资源开发
三、华文媒体：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与载体
四、美国华侨华人与广东侨务公共外交
五、小结：进一步完善广东侨务公共外交体制与资源配置的建议
附录二 广东省各地侨刊乡讯一览表
附录三 孔子学院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就与挑战
参考文献
后记
总论(1)
一、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研究的出发点是通常被接受的“公共外交”的定义，但期待通过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对现有的定义加以修正。据“公共外交”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埃德蒙·古林（Edmund Gullion）的定义：“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一般认为，公共外交与传统的外交相比具有三大特点：①它的行为对象是国外的公众，不是政府，通过影响外国的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②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依然是一国政府，公共外交作为外交形式中的一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目的，只不过它是通过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进而促进国家利益的实现；③公共外交具有明显的公开性特点，其手段是传播、公关和人文交流等。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尤其注重非政府组织、全球媒体以及网络的重要性，强调双向对话，将公众视为意义的共同创造者与信息的共同传递者。(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对公共外交的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它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的政策，以及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3)。
二、理论与实践意义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2008年年报——变迁中的世界的公共外交》特刊中指出，公共外交研究是21世纪少数几个最新兴起发展的学术领域之一，其重要性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及国际交流频密的程度而日益加强，公共外交对一国提升自身的国际形象、维护本国权益、实现自身愿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内，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凸显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有关公共外交的研究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广泛关注。2010年3月创刊的、集学术和政界人士观点于一体的《公共外交季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作为国内第一本公共外交专业性期刊，它引起了各方极大的兴趣。但是，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还是集中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部门和海外的公众，尚未有专著来分析国际移民和侨民——他们是介于国家与海外公众之间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与公共外交的理论关系以及实证的事例。
本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意义：其一，有助于推动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将国际移民和族裔的作用同公共外交有机地联系起来；其二，推动华侨华人研究进一步发展，使之同主流学术界建立有效对话，并通过实证和理论分析来影响主流学术界。
在2009年召开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我国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在201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积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部分中，中央将公共外交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加强公共外交，广泛开展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外交部还将新闻司原有的“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以加强公共外交的部内和部际协调，这就是公共外交实践的一个新发展。
尽管我们在公共外交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对外宣传战线和外交战线彼此相对独立。宣传战线和外交战线隶属于不同的条线，尽管在最高层由中央政治局协调，但在具体工作中可能限制公共外交合力的形成。协调好华侨华人同中国公共外交的关系，有助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华侨华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独特机遇。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一观点对我们推动公共外交仍然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前副主任许又声于2010年6月16日在杭州举行的“第16届浙江旅外乡贤聚会暨‘相聚长三角’海外华侨华人专业协会会长世博行开幕式”上表示，当时华侨华人已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他们虽然大多数已成为出生国或居住国的公民，但仍保留了不同程度的中华文化情结。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在2014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的开幕式上指出，广大侨胞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商业人脉，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侨胞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愿更加强烈。
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新华侨华人（新移民）有数百万人，他们多数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是学有所成的专业人士，其中不少人还保留了中国国籍。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在2009年12月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重视侨胞，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侨胞这么爱国。他在2010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除了国家间外交的方式以外，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公共外交的渠道尝试解决。
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华侨华人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因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展开相关课题研究的实践意义。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简单回顾
国外（尤其是美国）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但深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注重宣传等传统的模式。到“9·11”事件之后，西方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迅速升温，从理论到实践均有新的突破，这些新的研究成果集中地反映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2008年年报——变迁中的世界的公共外交》特刊中。该刊中的十余篇论文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等著名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同年，Nancy Snow和Philip M．Taylor 编辑出版了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罗德里奇公共外交手册》），作为该领域的重要参考书。J．Melissen在2005年出版了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新公共外交：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它们构成了公共外交领域的主要指标性论著，对公共外交的特征、作用与运作作了详细的论述。此外，用英文发表的有关中国软实力的论著也日益增加。(4)它们对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关于软实力的讨论作了综合性的介绍和分析。
在国外出版的有关公共外交的论著中，一些学者注意到移民和少数族裔对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基本上以犹太人或印度移民为例(5)，鲜有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同中国公共外交之间关系的讨论。因此，相关的学术理论和模式缺乏代表性和普遍性。在国内出版的有关公共外交的论著中，对华侨华人的作用也相对缺乏关注。少数的例外是有关美籍华人同中美关系的研究。(6)另有一些学者分析了华侨华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7)，也有学者从总体的和历史的角度分析华侨华人同中国外交的关系(8)。Kurlantzick(9)讨论了中国与华侨华人对东南亚的影响及其同中国的软实力之间的关联。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有部分学者也从新的角度切入来探讨中国的公共外交。例如，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新媒体开始成为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公共外交与新媒体的结合也赋予了这个新兴外交方式新的特点。(10)与此同时，传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方式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如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利用全球性媒体事件展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11)在世界局势多变的新时代里，有学者也关注中国重视通过公共外交来增强国内安全治理能力、维护周边环境与海外利益并积极帮助解决国际安全的必然性问题。(12)而在研究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方面，多是结合中国的侨务政策进行探讨。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华侨华人作为主体，经历了华侨群体、华侨社会、华人社会、新移民、其他海外侨民群体显现的渐进转变，中国政府对外侨务政策也出现了政策制定法制化、政策内容区别化、政策重心调适化、政策资源融合化的变化。(13)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大多将公共外交与软实力等同起来。其实，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软实力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归结点，而公共外交则是全局性的，涵盖了政策、实践、理论与学术分析等方面。
笔者的初步研究成果是在国内外学术界中，首次将华侨华人问题同中国的公共外交直接联系起来，并从学术和政策角度进行了专题分析，(14)但这些研究还只是建立在较为初步的观察和思考基础上。本书希望能在实证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和具体的研究。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实证分析、全球比较、政策机制。
第一，实证分析。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它较为全面而具体地分析华侨华人同中国公共外交之间多层次、多元的关联性，进而阐述中国的实证研究对国际学术界的独特贡献。其一，探讨1949年至1978年中国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和外交主导侨务，侨务服从于外交这一政策形成的特定背景，以及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的前身——文化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二，1978年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中国外交和侨务政策之间的有机互动，以及注重侨务政策的举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的重要贡献。本部分也将分析近年来侨务部门对公共外交政策相关论题的思考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其三，具体的个案（国别及专题的分析），重点区域为东南亚、欧洲、北美、东亚（日本和韩国）和非洲；专题包括与公共外交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文化外交，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中国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在推动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和存在的问题；中央和地方侨务部门对公共外交的贡献与作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中国公共外交（以朝鲜族为例）。本部分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中、英、日、韩、印尼/马来文等多语种的资料），对主要的中央和地方档案、政策文献、报刊资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梳理；田野考察和访谈（主要在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和欧洲），对象为政府官员以及主要国家的侨领和实际工作参与者。
第二，全球比较。这包括三个方面：在理论层面将中国的经验置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既看到普遍性又看到特殊性，从而建立起两者之间的对话；比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在展开公共外交方面的异同，以及相互交流和联系的可能性；分析展开公共外交最为成熟的移民社群（犹太人和印度人）的经验以及相关政府的政策，从中得出对中国的启示。本部分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分析，试图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第三，政策机制。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思考中国（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以及世界的经验，通过比较，分析如何能够促进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的公共外交作出积极贡献，并通过理论、公共舆论和政策分析将这一重要课题同中国的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其二，如何建立有效的机制，使侨务政策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大前提之下，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策体系，对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产生影响。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五侨机构(15)之间的联系和主体性的确立等。本部分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综合论证和政策思考，通过文献和访谈，将各种不同的声音汇集起来，进而作出有创见性的政策论证。
本书希望达到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将几个被忽略的主题进行有机的比较和论证，包括中国与世界的经验；政策与理论；中央和地方的实践；不同地区华人社会的比较经验；侨务政策的主体性和相对独立性；公共外交与中国的发展等。其联系纽带就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多元互动和结果。其二，本书的出发点，即中国公共外交、中国华侨华人政策、华侨华人的作用，是相互交错的；每一个出发点同时也是中介点和终结点；这种交错图谱中就显现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因而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和政策价值。其三，本书的实证分析是建立在多语种（中、英、日、韩、印尼文等）和前沿性的学术理论基础之上的，并通过实地考察、访谈印证和补充文献分析，加强研究的全面性。本书中研究项目的设计者和部分参加者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侨务政策和公共外交实践的直接见证者或参与者，从而能将理论和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五、本书内容摘要
除“总论”外，本书包含以下四编内容：第一编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侨务政策与公共外交关系的演变过程；第二编讨论东南亚的个案，特别是以新加坡为例，讨论新加坡本地人如何看待中国新移民，以及国家如何在引进外来人才和保护本国居民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第三编是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与中国公共外交的个案分析，讨论澳大利亚华人媒体、昆士兰华人新移民社团与公共外交的关系；第四编分析了韩国侨务公共外交政策和俄罗斯对华公共外交政策。下面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编：宏观分析与历史演变。本编首先分析目前及未来海外华人社会的变迁及发展趋势，这些宏观背景成为理解海外华侨华人与公共外交关系的出发点。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历史的演变。本编也探讨1949年至1978年中国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和外交高于侨务这一政策形成的特定背景，以及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的前身——文化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讨论1978年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中国外交和侨务政策之间的有机互动，并注重侨务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的重要贡献。本编也将分析近年来侨务部门对公共外交政策相关论题的思考及其所取得的成效。
第二编：东南亚的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分析中国的崛起与东南亚社会尤其是当地华人社会的反响，以便有的放矢，对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族群展开不同的公共外交；第二，以新加坡为实例，分析当地华人对中国以及移居新加坡的新移民的看法，并进而说明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不同作用和角色。在政策机制上，我们应确定不同的重点和方向。该编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区域及当地华侨华人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二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讨论东南亚华人社会出现的新变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具体来说，这些问题涉及三个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主体：东南亚华人社会自身；东南亚华人所在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国的角度和立场。从以上三个不同角度来看，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三者都有自身的利益与考量——或这三者势力交汇的结果，无论是政策上还是现实进程中，都可能会与三个主体的最初设想有些差距。
本编内容反映出中国的崛起固然导致东南亚华人自豪感的增强，但其影响并不均衡，在不同国家出现了不同现象。机遇与挑战并存，且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东南亚华人社会、当地政府和中国政府三者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互动模式。一方面，它成为部分华人社群“再华化”的动力，并推动了“跨界中华”的产生与初步的发展，为公共外交的展开创造了机会和条件，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它也强化了华人作为东南亚人的身份认同感。对中国新移民而言，其融入当地社会有双重障碍必须跨越，一是进入当地社会，二是进入当地华人社会。而在中国日渐强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海外关系日渐密切的时代，当地的排斥态度可能使新移民的融合进程更为困难。因此，东南亚华人社会将在更多的变数和矛盾中演进。这是我们研究东南亚地区侨务公共外交的出发点。
公共外交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政府对外国媒体和民众的外交行为，又受到外国民众对中国及其民众的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与公共外交：东南亚的实证分析（Ⅱ）”指出，由于新移民大规模涌入新加坡，本地居民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对此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焦虑。关于中国新移民的舆论在三个彼此联系的论说中展开：①新移民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主流社会有所不同，在社会文化特征上也不像当地华人前几代的移民祖先；②新移民加剧了对稀缺资源的本已激烈的争夺；③新移民在感情上与政治上都与崛起的中国藕断丝连，中国国力的提升强化了这种关联。这些舆论集中造成了一种认知，即认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与新加坡当地人或许有某种族群关联（在大家都是华族这一点上），却是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群体。
新加坡政府尝试通过两项彼此关联的措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政治凝聚力——来促使公民和新移民的团结，以促进国家建设。为了加强国家竞争力、平等性和同化能力，国家已开始将移民控制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间的融合相结合。易言之，国家的认同感已经被放到了优先的位置上，并超越了民族身份认同感；而同属一个族群的华裔公民和新来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纽带来维系彼此的关系。
在更广的意义上看，本编讨论了不同力量——国家、民众和个人——在塑造国家和民族身份上的作用。新加坡政府正在践行将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式”价值的设想。新加坡的例子既独特亦普遍。它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世界上在中国以外唯一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而华族在塑造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政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案例的普遍性在于，关于新移民的不同舆论是各地华裔移民或居民常用的建立权威地位的一种战略。本编强调，我们的公共外交对象（新加坡华人）并非将自己视为中国侨务外交的天然组成部分，而是有其自身的利益和关注。我们的工作中心应在于发现哪些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如经济交往和文化联系）。
第三编：澳大利亚华人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关系。第五章“公共外交、海外华人与澳大利亚华人媒体的发展”考察中文媒体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图景，从诸多视角来探讨这个媒介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并提出几个观点：首先，海外中文媒体受到所在国家变幻莫测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并回应着这些政策及其影响。同时，考虑到中国大陆在全球势力中占据的新地位以及它的媒介内容和文化影响在海外的不断扩展，出于技术、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需要重新评估海外的中文媒体在文化以及公共外交方面的作用和策略。另外，从某种程度和形式上来说，海外中文媒体是中文媒体跨国界的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显示了商业化的中文媒体随着澳大利亚的官方话语和多元文化主义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它的成长与中国大陆的国家媒体向外扩展的雄心是分不开的。这两方面因素体现的是文化全球化的交互过程的后果，而这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中国跨国界文化形象。
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社区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的华人。这些多样的海外华人社区又呈现出不同形式的融合。从好几代先辈就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到刚刚抵澳的华人，他们对中文媒体的依赖性呈现出某种连贯性，如同个人对他们的中国性的认同、对澳大利亚的认同或是对两者的认同。媒体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当今人口的流动而发生的，同时，让那些海外的个人与在祖国发生的事件和生活方式保持深刻的联系。海外媒体则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与“祖国”文化持续相连的缓冲器，这个缓冲器提供了抵抗老一辈们所经历的被同化的力量。
“澳大利亚华人新移民践行公共外交的回顾——以昆士兰华人新移民社团为例”一章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市的华人新移民为考察对象，特别以过去近20年间存在的社团——昆士兰中国人协会和昆士兰华人联合会——作为个案，对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发性地开展公共外交，到2000年之后努力配合中国政府的公共外交的演变过程，作一个简略的回顾与探讨，以揭示华人新移民在其自身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目前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表明，海外华人更看重的是融入主流社会，公民意识日益增强，参政从政意识强烈，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融入和发展，也有利于增强当地人对中国事务的了解与认识。这一特点也反作用于来访的中国团体对澳大利亚社会文化与社会体制的认识，促使其对外宣传推广更能切合当地实际。可以说，海外华人社区就是一个推广宣传中华文化的公共外交导体，是接通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桥梁。
第四编：韩国侨务公共外交和俄罗斯的对华公共外交。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通过举办奥运会、世界足球杯等国际大赛的机会，大力宣传本国文化和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此来塑造本国和平发展的形象。近年来，韩国政府尤其注重侨务公共外交，韩国外交通商部文化外交局还专门设立公共外交政策处，统筹和整合公共外交力量，重力出击，以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增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本编中的“在外韩人与韩国侨务公共外交”一章通过考察韩国在外同胞财团、世界韩商大会、在华韩人网络等组织及其主要活动，讨论韩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战略和政策，以及其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进一步拓展侨务公共外交提供新的线索和有益的参考。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悠久外交传统的国家，但在公共外交方面仍是新手。俄罗斯的公共外交继承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精髓部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俄罗斯特色。本编中“俄罗斯对华公共外交——以‘俄罗斯科学文化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为例”一章讨论了俄罗斯的公共外交，提出俄罗斯对中国的公共外交并非其公共外交的重点，但在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互动下，中俄间的公共外交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俄罗斯科学文化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目前对中国的工作内容，报告提出：尽管中俄两国政府极力推动中俄关系，但是俄罗斯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的反应比较冷漠，这便出现了“上热下冷”的局面。因此，公共外交对中俄关系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中国应当努力通过民间机构来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交往和交流，还要充分利用在俄罗斯已有的基础设施，并积极创造机会，让俄罗斯的青年一代能够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在俄罗斯国内，要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让真正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感染和熏陶俄罗斯的年青一代。同时逐步完善对俄公共外交的组织机构，培养一批合作的公共外交人员队伍，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组织机构，以便更加有效和认真地落实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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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执笔人：刘宏（课题负责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广东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本课题组成员包括孙皖宁教授（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媒体与中国研究教授）、粟明鲜博士（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中国项目协调人、昆士兰中国人协会秘书长、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喻常森副教授（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系主任）、曹善玉博士（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讲师）、张学军（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生）、苗超（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2)J．Melissen，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Palgrave，2005；周蕾：《公共外交：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公共外交研究综述》，《前沿》2008年第10期，第198～200页；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赵启正：《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
(4)例如，B．Gill and Y．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val，2006，Vol．48，No．2，pp．17-36；Li Mingjiang，China Debates Soft Power，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08，Vol．2，No．2，pp．287-308；J．Wathnow，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Issues
& Studies
，2008，Vol．44，No．2，pp．1-28；Y．N．Cho and J．H．Jeong，China's Soft Power：Discussions，Resources and Prospects，Asian Survey
，2008，Vol．48，No．3，pp．453-472；T．L．Lueck，V．S．Pipps and Yang Lin，China's Soft Power：A New York Times Introduction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2014，Vol．25，No．3，pp．324-349．
(5)参见Y．Shain and A．Barth，Diaspor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3，Vol．57，No．3，pp．449-479；A．Hassain，The Indian Diaspora in Britain：Political Interventionism and Diaspora
Activism，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2005，Vol．32，No．3，pp．189-208；M．V．Suri，Demo-cracy，Diplomacy，and Diaspora：Indian Americans and Indo-US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6)如Peter H．Koehn and Yin Xiao huang （尹晓煌），eds，The Expanding Roles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US-ChinaRelations：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Trans-Pacific Interactions，Armonk，N．Y．：M．E．Sharpe，2002 ；［美］孔秉德、尹晓煌主编，余宁平等译：《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Li Cheng，ed，Bridging Minds across the Pacific：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1978-2003，Lanham，Maryland：Lexington Books，2005；黎海波：《美籍华人与中国公共外交：可行性与发展方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7)朱慧玲：《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焜旺：《日本华侨留学生运动史》，东京：日本侨报社2007年版；Jin Hui：《中日国交正常化と華僑運動 （特集ワークショップ戦後の日中「民間外交」と日中関係）》，《现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24期。
(8)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9)J．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10)相关研究如张文波：《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发展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薇、张晓艺：《“外交小灵通”：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的公共外交与政府形象》，《国际展望》2013年第1期，第24～38页；胡泳：《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外交》，《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第104～109页；陈功榕：《新媒体时代公共话语权探析》，《东南传播》2012年第10期，第42～43页；董菁岭、孙瑞蓬：《新媒体外交：一场新的外交革命？》，《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第31～38页。
(11)迟策驹：《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2) 黄忠、唐小松：《中国“危机公关外交”：形势、问题与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期，第39～48页。
(13) 请参阅潮龙起：《侨务公共外交：内涵界定与特点辨析》，《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第65～69页；叶氢：《从华侨华人结构变迁看中国对外侨务政策变化》，《政法学刊》2012年第29卷第4期，第44～48页。
(14) 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通讯》2010年3月创刊号，第51～55页；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8月号，第79～93页；Liu Hong，The Historicity of China's Soft Power：The PRC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Indonesia，in Yangwen Zheng，Liu Hong and M．Szonyi eds，The Cold War in Asia：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Boston：Brill USA，2010，pp．147-182；Liu Hong，China and the Shaping of Indonesia，1949-1965，Singapore and Kyoto：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Kyoto University Press，2011．
(15)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中国致公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侨联）。
（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