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渡河
张贵兴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1
目录
序论 失掉的好地狱 王德威
导论
被展演的三年八个月——婆罗洲的大历史与小叙事 高嘉谦
简体版自序
父亲的脚
面具
玩具
帕朗刀
江雷
油鬼子
妖刀
惠晴
何芸
黑环
怀特·史朵克
神技
山崎的名单
庞蒂雅娜
白孩
断臂
吉野的镜子
朱大帝的高脚屋
沉默
爱蜜莉的照片
无头骑士
箭毒树下
草岭上
野猪渡河
寻找爱蜜莉
序论
失掉的好地狱
王德威
经过十七年酝酿，张贵兴终于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野猪渡河》。张贵兴是当代华语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此前作品《群象》（一九九八）、《猴杯》（二〇〇〇）早已奠定了文学经典地位。这些小说刻画了他的故乡婆罗洲砂拉越华人垦殖历史，及与自然环境的错综关系。雨林沼泽莽莽苍苍，犀鸟、鳄鱼、蜥蜴盘踞，丝棉树、猪笼草蔓延，达雅克、普南等数十族原住民部落神出鬼没，在在引人入胜。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由此展开，但从来没有如此暧昧游移。
张贵兴的雨林深处包藏无限诱惑与危险：丑陋猥亵的家族秘密，激进惨烈的政治行动，浪漫无端的情色冒险……都以此为渊薮。丛林潮湿深邃，盘根错节，一切的一切难以捉摸。但“黑暗之心”的尽头可能一无所有，但见张贵兴漫漶的文字。他的风格缚丽诡谪，夹缠如藤蔓、如巨蟒，每每让陷入其中的读者透不过气来——或产生窒息性快感。张贵兴的雨林与书写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这些特色在《野猪渡河》里一样不少，作家深厚的书写功力自不在话下。但《猴杯》创造高峰多年以后，张贵兴新作的变与不变究竟何在？本文着眼于三个面向：“天地不仁”的叙事伦理；野猪、罂粟、面具交织的（反）寓言结构；华夷想象的忧郁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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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难发现，相较于《群象》《猴杯》对砂拉越华人聚落的描写，《野猪渡河》更上层楼，将故事背景置于宽广的历史脉络里。时序来到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东南亚、占领大部分婆罗洲，砂拉越东北小渔港猪芭村无从幸免。在这史称“三年八个月”时期，日本人大肆屠杀异己，压迫土著从事军备生产，猪芭村人组织抗敌，却招致最血腥的报复。与此同时，猪芭村周围野猪肆虐，年年进犯，村人如临大敌。
在“南向”的时代里，我们对砂拉越认识多少？砂拉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西北部，自古即与中国往来，十六世纪受文莱帝国（渤泥国）控制；一八四一年，英国冒险家占姆士·布洛克以平定文莱内乱为由，半强迫文莱国王割让土地，自居统领，建立砂拉越王国。太平洋战争爆发，砂拉越为日本占领，战后归属英国，成为直辖殖民地，直到一九六三年七月才脱离统治。同年九月，砂拉越与沙巴、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马来亚半岛或西马）组成今之马来西亚（一九六五年新加坡退出）。这一体制受到邻国印尼反对，鼓动砂共和之前的殖民者进行武装对抗。动荡始自一九五〇年代，直到九。年才停息。
张贵兴生于砂拉越，十九岁来台定居，却不曾遗忘家乡，重要作品几乎都联结着砂拉越。《群象》处理砂共遗事、《猴杯》追溯华人垦殖者的罪与罚，时间跨度都延伸到当代。以时序而言，《野猪渡河》描写的“三年八个月”更像是一部前史，为日后的风风雨雨做铺陈。日军侵入砂拉越，不仅占领布洛克王朝属地，也牵动南洋英国与荷兰两大传统殖民势力的消长。这段历史的惨烈与复杂令我们瞠目结舌。华人早自十七世纪以来移民婆罗洲，与土著及各种外来势力角力不断，而华人移民间的斗争一样未曾稍息。华人既是被压迫者，也经常是压迫者。海外谋生充满艰险，生存的本能，掠夺的欲望，种族的压力，还有无所不在的资本政治纠葛形成生活常态。
是在这里，《野猪渡河》显现了张贵兴不同以往的叙述立场。《群象》描写最后的猎象杀伐，“中国”之为（意）象的消亡，仍然透露感时忧国的痕迹。《猴杯》则从国族认同移转到人种与人/性的辩证，借着进出雨林演绎杂种和乱伦的威胁。《野猪渡河》既以日军蹂躏、屠杀猪芭村华人居民为叙述主轴，似乎大可就海外侨胞爱国牺牲做文章。小说情节也确实始于日军追杀“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员。但读者不难发现，“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非但面貌模糊，那个等着被赈的“祖国”更是渺不可及。不仅如此，张贵兴擅于描写的性与家族伦理关系虽然仍占一席之地，但大量的暴力和杀戮显然更是焦点。非正常死亡成为等闲之事，甚且及于童稚。
《庞蒂雅娜》一章所述的场景何其残忍和诡秘，堪称近年华语小说的极致，哈日族和小清新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张贵兴的叙事铤而走险，以最华丽而冷静的修辞写出生命最血腥的即景，写作的伦理界线在此被逾越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开杀戒的不仅是小说中的日本人，也是叙述者张贵兴本人。然而，即便张贵兴以如此不忍卒读的文字揭开猪芭村创伤，那无数“凄惨无言的嘴”的冤屈和沉默又哪里说得尽，写得清？另一方面，叙述者对肢解、强暴、斩首细密的描写，几乎是以暴易暴似的对受害者施予又一次袭击，也强迫读者思考他的过与不及的动机。
《野猪渡河》对历史、对叙述伦理的思考最终落实到小说真正的“角色”，那千千百百的野猪上。如张贵兴所述，野猪是南洋特有的长须猪，分布于婆罗洲、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苏禄群岛，贪婪纵欲，斗性坚强。因为移民大量垦殖，野猪栖居地急速缩小，以致每每成千上万出动，侵入农地民居，带来极大灾害。野猪桀鹫不驯，生殖和觅食为其本能。它们既不“离散”也不“反离散”；交配繁衍，生生死死，形成另一种生态和生命逻辑。
这几年华语文学世界吹起动物风，从莫言（《生死疲劳》《蛙》）到贾平凹（《怀念狼》），从夏曼·蓝波安（《天空的眼睛》）到吴明益（《单车失窃记》），作家各显本事，而姜戎的《狼图腾》更直逼国家神话。张贵兴自己也是象群、猴党的创造者。但野猪出场，颠覆了这些动物叙事。千万华人移民卖身为猪仔、渡海谋求温饱的处境，一样等而下之。小说中的华人为了防御野猪，年年疲于奔命，猪芭村的猎猪行动从战前持续到战后，难舍难分，形成命运共同体。尤有甚者，乱世里中日英荷各色人等，不论胜者败者，兀自你争我夺，相互残杀猎食，交媾生殖，他们的躁动饥渴也不过就像是过了河的野猪吧。如果说张贵兴借猪喻人，那也只是叙述的表象。他其实无意经营一个简单的寓言故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猪狗”。《野猪渡河》读来恐怖，因为张贵兴写出了一种流窜你我之间的动物性，一种蛮荒的、众牲平等的虚无感。蠢蠢欲动，死而不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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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Gilles Deleuze)、瓜达利(Pierre-Felix Guattari)论动物，曾区分三种层次，伊底帕斯动物(Oedipus animal)，以动物为家畜甚至家宠，爱之养之；原型动物(Archetype/state animal)，以动物为某种神话、政教的象征，拜之敬之。而第三种则为异类动物(daemon animal，由古希腊“daimōn”[δαιμων]延伸而来)，以动物为人、神、魔之间一种过渡生物【1】，繁衍多变化，难以定位，因此不断搅扰其间的界线。对德勒兹、瓜达利而言，更重要的是，动物之为“动"物(becoming animal)意义在于其变动衍生的过程。任何人为的驯养、模拟或想当然耳的感情、道德附会，都是自作多情而已【2】。
张的动物叙事可以作如是观。他对野猪、对人物尽管善恶评价有别，但描写过程中却一视同仁，给予相等分量。小说开始，主人公关亚凤的父亲就告诉他“野猪在猪窝里吸啜地气，在山岭采撷日月精华……早已经和荒山大林、绿丘汪泽合为一体……单靠猎枪和帕朗刀是无法和野猪对抗的。人类必须心灵感应草木虫兽，对着野地释放每一根筋脉，让自己的血肉流浚天地，让自己和野猪合为一体，野猪就无所遁形了。”亚凤父亲的说法正是把野猪视为“原型”动物，赋予象征定位。但小说的发展恰恰反其道而行。千百野猪飘忽不定，防不胜防，或者过河越界，或者被驱逐歼灭。如果与人“合为一体”，那是梦魇的开始。
于是小说有了如下残酷剧场。猪芭村里日军搜寻奸细，砍下二十二个男人头颅，刀劈三个孕妇的肚子后，一片鬼哭神号。就在此时，一只龇着獠牙的公猪循着母猪的足迹翩然而至，
它……伸出舌头舔着地板上老头的血液，一路舔到老头的尸体上。它抬起头，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凶猛囫囵的刨食。已经饱餐一顿的母猪看见雄猪后，嗅着雄猪，摩擦雄猪，发出春情泛滥的低鸣……雄猪刨食干净后，肚子鼓得像皮球。它抽出半颗血淋淋的头颅，嗅了嗅母猪，用力地拱撞着母猪屁股，口吐白沫……发出嗯嗯哼哼的讨好声，突然高举两只前蹄，上半身跨骑母猪身上……
张贵兴的描写几乎要让人掩面而逃。但他更要暗示的应是猪就是猪，我们未必能，也不必，对它们的残暴或盲动做出更多人道解释。但与其说张意在进行自然主义式的冷血描述，更不如说他的笔触让文本内外的人与物与文字撞击出新的关联，搅乱了看似泾渭分明的知识、感官、伦理界限。
比方说面具。野猪血淋淋的冲撞如此原始直接，恰恰激发出小说另一意象——面具——的潜在意义。面具是猪芭村早年日本杂货商人小林二郎店中流出，从九尾狐到河童的造型精致无比，极受老少欢迎。随着小林身份的曝光，所谓的本尊证明从来也只是张面具。知人知面不知心，比起野猪的龇嘴獠牙，或在地传说中女吸血鬼庞蒂雅娜飘荡幻化的头颅，日本人不动声色的面/具岂不更为恐怖。然而小说最终的面具不到最后不会揭开。当生命的真相大白，是人面，还是兽心，残酷性难分轩轾。
除了野猪和面具，猪芭村最特殊的还有鸦片。张贵兴告诉我们，鸦片一八二三年经印度倾销到南洋，成为华人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和感官寄托。即使太平洋战争期间，鸦片的供应仍然不绝如缕，平民百姓甚至抗日志士都同好此道。在罂粟的幽香里，在氤氯的烟雾中，痛彻心扉的国仇家恨也暂时休止，何况鸦片所暗示的欲望弥散，如醉如痴，一发即不可收拾。
野猪、面具、鸦片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在张贵兴笔下有了诡异的交接，或媾和。经过“三年八个月”，《野猪渡河》里人类、动物、自然界关系其实已经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改变。兽性与瘾癖，仇恨与迷恋，暴烈与颓靡……共同烘托出一个“大时代”里最混沌的切面。在野猪与鸦片，野猪与面具，或鸦片与面具间没有必然的模拟逻辑，却有一股力量传染流淌，汩汩生出转折关系。
暴虐的魅惑、假面的痴迷、欲念的狂热。这里没有什么“国族寓言”，有的是反寓言。在人与兽的杂沓中，在丛林巨虫怪鸟的齐声鸣叫中，在血肉与淫秽物的泛滥中，野猪渡河了：异类动物的能量一旦启动，摧枯拉朽，天地变色，文字或文明岂能完全承载？张贵兴的雨林想象以此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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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华语世界有两位作家以书写婆罗洲知名，一位是李永平（一九四七——二〇一七），一位就是张贵兴。他们都对故乡风物一往情深，同时极尽文字修辞之能事。李后期的“月河三部曲”——《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鸰书》——写尽一位砂拉越少年成长、流浪的心路历程。他对岛上华人，尤其是女性，所遭受的侮辱和损害，有不能已于言者的伤痛。《大河尽头》挞伐日本和欧裔男性的淫行不遗余力；然而《朱鸰书》里，李永平却采取了童话形式，幻想不同族裔的小女生深入婆罗洲雨林深处，大战曾经蹂躏她们的元凶，报仇雪恨。李永平举重若轻，写出南洋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与历史暴力抗衡的方式。但他笔下那些女孩匪夷所思的冒险和胜利里，藏不住忧伤的底线：多半女孩其实早已经是鬼不是人了。
面对历史创伤，《野猪渡河》的态度截然不同。故事结束时，猪芭村民驱逐了日本人，只迎来了英国人。太阳底下无新事，死人尸骨未寒，活人继续吃喝拉撒生殖死亡。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野猪渡河》全书以主人公关亚凤一九五二年自杀作为开场，再回溯进入正题。亚凤英武挺拔，是猪芭村的英雄人物。在“三年八个月”占领期间度过无数考验和苦难，终于等到日军战败，猪芭村恢复平静。何以六年后，我们的英雄反而一心求死？此时的他已经失去双臂，成为一个杂货店的主人。在平淡的生活里，他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相对于此，小说最后一章以倒叙亚凤的挚爱爱蜜莉早年的经历作为结束。爱蜜莉是小说的关键人物，背景神秘，暂且按下不表。可以一提的是，她所象征的青春情愫，原初的女性诱惑其实是张贵兴不断处理的主题。早在《赛莲之歌》（一九九二）里，他已借用了希腊神话赛莲（Siren）的典故，描摹青春女性那不可言状的召唤与牵引，让男人色授魂与，做鬼也要风流。而在《野猪渡河》里，他将赛莲调换成了色喜（Circe）——希腊神话中另一位要命的女性。相传色喜有魔法，能将任何色欲熏心的男人变成猪。
关亚凤曾与三位女性有过情愫，他失去双臂和死亡与此有关。但历史的后见之明不禁让我们深思，就算关亚凤活下去，他日后的遭遇可能更好么？诚如张贵兴所言，华人在婆罗洲近三百年的移民史就是一部痛史。太平洋战争结束，布洛克王朝将砂拉越的管辖权交给英国殖民者。宣扬“反英反帝反殖”的砂共活动一九五三年开始。一九六二年，由印尼政府撑腰、马来人领导的共产党组织在文莱发起政变，殖民者大肆逮捕左派人士，大量砂华青年被逼上梁山，展开近四十年的对抗。一九六三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但马来半岛（西马）与婆罗洲（东马）地理和心理上的对峙始终存在。“马来西亚”独立了，但砂拉越始终没有独立。与此同时，经过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后，不论东马、西马，华人地位日益受到打压。西马马共一九八九年走出丛林，东马砂共一九九。年弃械投降。砂拉越华人的历史节节败退，日后种种学说，不论是“灵根自植”还是“定居殖民”“反离散”，都显得隔靴搔痒了。
李永平《朱鸰书》以天马行空的方式超越现实，向历史讨交代，也为毕生的马华书写带来诗学正义（poetic justice）。《野猪渡河》则走向对立面，发展出残酷版华夷诗学。历史的途径无他，就是且进且退，永劫回归——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野猪渡河”。小说的叙事开始于故事结束之后，结束于故事开始之前。我们仿佛看见关亚凤、爱蜜莉还有猪芭村人的命运：太平洋战争结束，再给他们二十年、三十年时间，恐怕也是介入一次又一次反殖民，反东马政权，反马来化……的斗争里，绝难全身而退。
我们想到鲁迅的名篇《失掉的好地狱》（一九二五）。人到了万恶的地狱，整饬一切，得到群鬼的欢呼。然而人立刻坐上中央，用尽威严，叱咤众鬼，当鬼魂们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
……
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3】
《野猪渡河》诉说一段不堪回首的砂华史，但比起日后华人每下愈况的遭遇，那段混混沌沌的历史，竟可能是“失掉的好地狱”。张贵兴蓦然回首之际，是否会做如是异想？面向砂拉越华族的过去与现在，张贵兴是忧郁的。野猪渡河？野猪不再渡河。
*王德威，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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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illes Deleuze and Pierre-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p.237.
【2】Gilles Deleuze and Pierre-Felix Guattari, Kafka：Toward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p.13.
【3】鲁迅：《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卷二，《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00页。
导论
被展演的三年八个月——婆罗洲的大历史与小叙事
高嘉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距离张贵兴的故乡砂拉越罗东(Lutong)小镇不远的美里(Miri)在文莱与砂拉越的英国驻军无力支援下，正式沦陷入日军手里，从此进入惨无人道的三年八个月。一九四六年，日军战败投降的隔年，美里设立了一座“一九四五被难侨民公墓”纪念碑，刻有十九名殉难华人的中文名字，另有九名拼音名字，大抵是洋人、原住民、印度裔的殉难者。这可能是张贵兴当年最早接触的三年八个月的历史见证物。只有碑铭，没有事迹记叙。作为战争的见证者，这群美里的受难牺牲者已不能发言，仅有无声的碑文，刻上背景来历不甚明朗的名字。这是马来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普遍的历史经验，记录华人史迹的重要物证，往往是各类公冢、家冢、宗祠、寺庙、会馆、书院的碑铭、匾额等纪念物。甚至包括记载三年八个月的种种惨剧的常见方式，就是马来西亚各地相继发掘的战时乱葬岗、无名的遗骸。这些被集体屠杀的证据，在战后的数十年，仍时有所闻。而婆罗洲面对这场战争，凄惨的被侵略被殖民岁月，仅有的纪念碑，仿佛是见证悲剧的唯一手段。我们对张贵兴过往描写砂共、原住民与华人的纠葛情仇并不陌生，当《野猪渡河》试图处理三年八个月的历史经验，已有《群象》《猴杯》等代表作的珠玉在前，这则砂拉越的战争经验该如何叙说，张的写作动机和抱负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野猪渡河》表面处理二战日本南侵期间，砂拉越沦陷的历史惨剧。但小说搬演的故事却有其历史纵深。早在十九世纪末就聚集洋人、汉人、马来人、日本人，以及当地各原住民社群的北婆罗洲，其实拥有各方人种族裔进行贸易，交换政治与社会利益的复杂语境。日本的南洋姐，尤其蛊惑着这片土地交集的性与欲望。尔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下的“南进”，承继了之前日入南迁寻求机会的脉络。但战争与暴力，替砂拉越烙下无以磨灭的伤痕。在此前提下，暴力的扎根与蔓延，张扬了砂拉越历史的新序幕。因此《野猪渡河》描写砂拉越猪芭村华人筹组“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的二十七名关键人物，缘于支持中国抗战的爱国情操，在日寇入侵后遭到报复式的追剿、迫害与屠杀故事。这几乎是马来亚华人在三年八个月里的“原罪”，招致死亡的宿命。众多登场的小人物，其实已接近“一九四五被难侨民公墓”的人数和形式，他们皆是逃不过历史灾难的受害者。这份战争暴力经验的刻画与重写，恰似碑铭意义的展演，替大时代下渺小单薄的个人受难悲剧，以小说虚拟经历，写入婆罗洲的大历史。这构成《野猪渡河》的基本视域，以及小说叙事的伦理意义。
回顾二。一三年张贵兴重新整理和集结短篇旧作成书的《沙龙祖母》，那是他重返文坛的暖身之作。尔后二。一五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千爱》，尽管公开发表仅有一部分，但小说已有处理婆罗洲二战经验的端倪。小说的男主角是北婆罗洲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山打根(Sandakan)的拉瑙(Ranau)的死亡行军里的幸存者。这是二战记忆里，惊心动魄的一页。但《野猪渡河》的逼视伤痕，直探暴力反而更上层楼。小说除了演绎战云密布，风雨欲来之际，猪芭村女子急着匆匆嫁人，、免得战时落入日寇魔掌，贞节不保。这是父辈传递的记忆，张贵兴父母在战时仓促成婚的过程，属于他的家族经历战争的小历史。但更多时候，小说对待暴力却是采取吊诡的展演。如果将三年八个月视为小说设定的时空体(chronotope)，频繁搬演的人事，目不暇给，交织出战争经验下的各种回声。但历史伤痕往往盘根错节，所有小人物都是大历史下的蜉蝣。需要拼凑的人事、史料、事件，是这部小说的叙事断片，以及故事风格。但小说处处可见的断腿、断臂、断头，残肢散落，乳胎早夭，预示着三年八个月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摧残，形式之互通。
无论切腹夺胎，抛婴穿刺，孩童削肢，野猪刨尸，几个血腥但不动声色的情境，张贵兴写来从容自在，冷静异常，仿佛那是说故事者置身事外的余裕和权力。杀戮场景之残暴，落实于文字，尽管华丽血腥，似乎要告诉读者这仍不及真实历史伤痕一分。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张贵兴生动的笔触底下，藏有人与自然交融的诗意。张贵兴文字的魔幻风格，素来擅长以特有的热带自然物产、气味与生态，大凡水果、野兽、草木、风土，皆可发挥嗅觉、视觉、听觉的热带感官借喻和转喻，修饰种种潜在的张狂欲望，甚至因此形塑独特的雨林水土和时序。试读以下一段：
父亲带着九岁的亚凤走向茅草丛时，指着一片散乱着水洼、小溪、灌木丛和果树的野地，嚅了嚅嘴唇，好像说，听见鸟的啁啾，就知道哪里有鸟的飞旋，知道了还不够呢，还要揣摩动态，是在捕食、筑巢或求偶。闻到熟果的暴香或强腐，就知道哪一棵果树的果子熟了，树上有几只撒野的猴子。感觉到大地战栗，就要细数出有几只野猪稀突，还要估计野猪的数量、大小和体重。舔到了空气中的尿骚味或血腥味，就要知道哪一巢鳄蛋、哪一窝大番鹊孵化了。父亲笑得很神秘，说，磨炼久了，经验多了，这种本事只能算是雕虫小技。
或许我们应该如此理解，被感官化的大自然，赋予他笔下历史的自然化。杀戮与暴虐，是天地万物为刍狗的内在展演。人类历史从未逃离这样的轮回。暴力当前，斫丧之祸，恰恰在小说世界繁衍了一则悖论。如同阿多诺所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换言之，诗与绝对的暴力之间，拉出的鸿沟，不再是及物的写实，而是不及物的文字诗意，迂回试探着暴力阴暗的背后，华美又鄙琐的欲望。三年八个月，是一场魔幻与杀戮的演义，逼近历史的自然法则。
诗意与不安并存交织，成为阅读《野猪渡河》，见证暴力展演的另类历史与情感参与，试图验证本雅明对历史记忆的思辨：“民众不想被教育，他们需要的是被冲击。”张贵兴对伤痕与暴力展示策略，出神入化，实属马华小说之极致，也是近年华文小说的巅峰之作。小说里的“面具”带有隐喻的意义。在童稚游戏里当“鬼”，要猜出身后同伴的面具。日本鬼子降临，被蹂躏的土地上人鬼杂处，人鬼不分，人鬼莫测。小说里回荡着清醒的声音：“不要以为戴了面具我就认不得你”，人世的暴力总以不同面目反复降临，那是警世之言，还是末世之感？《野猪渡河》铸造了砂拉越的新“伤痕文学”，但又像幽暗大地的现代启示录。
*高嘉谦，现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简体版自序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人扩张大东亚共荣圈南下掠夺天然资源。父亲和母亲的老家在婆罗洲西北部一个产油小镇，是日本人攻占这个世界第三大岛的滩头堡。学校关闭后，二十岁念初中三年级的父亲和十六岁念小学六年级的母亲辍学，包括母亲在内的单身女郎不想被日本人强征去当慰安妇，掀起一股结婚乱潮。七月，旱季，父亲在茶馆相亲，对象年轻又颇有姿色，一头乌发遮住半张脸。媒人煽风点火下，父亲已被对方俘虏。窗外刮来强烈的西南风，吹散女孩长发，露出左脸颊被长发遮掩的墨绿色大胎记。父亲失望之余，马不停蹄继续相亲旅程。急着出嫁的女孩太多了，让父亲之类的青壮男子东挑西拣，终于“情定”母亲。那个脸上有胎记的女子和我父亲相亲前，想必也被不少男人“嫌弃”，她后来有没有结婚，有没有被日本人抓去当慰安妇，成了一桩悬案。父亲内敛沉稳，像石头一样沉默，却屡次开金口提起这段往事。《野猪渡河》有一个胎疤女慰安妇，就是来自和父亲相亲被一阵诡异西南风破坏好事的神秘女子。据说胎记是投胎时阎王老爷的戳印，送子观音拍孩子屁股的掌印，临终前爱人凭此信物再续前缘滴下的眼泪和鲜血。命相学上，屁股下和肚脐中间的胎记是富贵命，大腿内侧的劳碌命，尾龙骨上的才学和艺术天分高人一等，脖子后的情场鲁蛇，近心脏的狼心狗肺，脚后跟的一生带衰，锁骨和胳膊上的视钱财如粪土，后手肘的孤独终老，乳房上的好人缘，背部中间的有贵人撑腰。脸上胎记也各有吉凶祸福，像痣。胎记引发的联想和迷信，够人写一辈子小说了。那个女子脸上的胎记，凝聚了小说素材的核爆，在我的小说天地升起一朵蘑菇云。没有那个女子，没有那个胎记，就没有《野猪渡河》这本小书。这个故事太传奇，印证许多尔虞我诈但可能添油加酱的相亲故事，难怪有人质疑真假。我只能说，我相信父亲。
《野猪渡河》缺点很多，像脸上长了巨大胎疤的女人。小说出版后，在人情压力和种种情况下，赤身裸体暴露在访谈、演讲和座谈之中，说了不少不愿意说的话。小说写完后，有缺陷的胎疤女也罢，大美女也罢，作者就应该闭上嘴巴，让小说赤裸裸地任人宰割、检验、曝晒。
考量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影响整体结构和意境下，简体版做了微幅调整。
2020.10.30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