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欧洲革命之年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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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综述了19世纪中期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尤其关注1848年革命及其前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态。文本详细描述了城市贫困、工人阶级困境以及童工问题，引用了包括凯、维莱姆和佩蒂蒂在内的多位研究者的发现。此外，它探讨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特别是在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等地的表现，以及宗教信仰与社会改革运动的交织，例如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对女性解放的探讨。文献还考察了革命进程中的暴力、压制与政治妥协，并分析了革命后欧洲政治格局的永久性转变，包括新宪法的制定和政府职能的扩展。
本书是一部雄心勃勃、见解深刻的著作，旨在重新审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该书超越了传统的单一叙事，深入挖掘了这场“人民之春”或“民族之春”的内在逻辑、多重面貌及其深远影响。作者的核心论点在于，1848年的革命并非一系列孤立的事件或简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是根植于同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空间，在相似的文化和政治秩序中展开，并由跨国联系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革进程推动。
一、革命的兴起与“社会问题”的核心地位
该书强调，要真正理解1848年发生了什么，必须同时考察革命的“兴起”之地及其扩散方式，以及各地数周、数月或数年间累积的动荡。作者特别着重强调了**“社会问题”**，并将其作为全书首章的主题。书中援引了大量史料，揭示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普遍恶化的社会状况。例如，1841年博洛尼亚有1万人是“永久乞丐”，另有3万人生活在贫困中。普鲁士50%~60%的人口挣扎在生存线上。
文本细致描绘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盖潘和博纳米两位医生对法国南特的考察令人惊叹，他们不仅描述了富裕阶层享尽“上千种微妙的享受”的生活，也揭示了高等资产阶级为社交疲于奔命、富裕资产阶级永远焦虑收支平衡的困境。更令人同情的是困顿资产阶级，他们因与富裕阶级的交往而入不敷出。而最底层的是收入微薄、缺乏慰藉的**“极端穷苦”的第八阶级，他们生活在散发臭气的地下室里，每日劳作14小时仅为15~20苏的工钱，平均寿命仅有31.16岁，远低于富裕阶层的59.2岁。这种“赤贫”被作者定义为一种系统性的、集体性的、结构性的**现象，不同于传统贫困，且威胁到以往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
二、多元的政治思潮与社会动员
该书深入探讨了革命前夜欧洲大陆涌动的各种政治思潮，挑战了将它们简单划分为界限分明的“主义”的观念。在1848年之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术语才刚开始流传，其含义尚未明确，政党也多为松散的网络或派系。
- 自由主义：
文本指出，早期自由主义者试图在旧制度的特权和雅各宾派的威权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他们推崇个人权利、贸易自由和代议制政府，但内部存在分歧，例如在选举权资格门槛上的激烈争论。自由主义者还倾向于市场经济，认为市场是“交换空间”，个人可在其中公平经商。然而，他们也面临着如何应对社会问题的挑战，以及与日益世俗化的反教权主义运动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核心分裂。
- 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
激进主义者，如拉马丁和路易·勃朗，主张男性普选权，并将社会问题纳入政治纲领。勃朗设想由政府取代商业资本家，成为“生产的最高监管机构”，而傅立叶则想象一个复杂性欲管理机制取代国家权威的社会。魏特林则将奴隶制视为私有财产观念最黑暗的后果，并将其与现代“金钱奴隶制”相连。这些左翼思潮强调社会变革，试图解决工人阶级的困境。
- 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者则偏爱以家长制和地方化权力结构为基础的“自然”社会关系，反对官僚化和均质化。他们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虚构，政治权力源于自然秩序，而非人民授予。在他们看来，革命是“对上帝的亵渎”，根源于未能认识到人性的罪恶和神圣权威。梅特涅等保守派领袖虽然天赋异禀，但往往因僵化而错失改革良机。
-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被描绘为革命中最分散、情感最强烈、最具感染力的现象。它以惊人的速度爆发，重塑历史叙事，并引发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如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在波森省的对立。同时，它也成为强大动员原则，促使人们为民族自治乃至独立而战。
- 女性解放与废奴主义：
该书还特别关注了女性和奴隶群体的觉醒。克莱尔·德马尔等激进女性主张废除父权制下的婚姻制度，认为它是女性受奴役的关键，并预言这将是一场比1830年革命更深远的革命。废奴主义者，如舍尔歇，则将奴隶制视为必须无条件铲除的“可憎之物”。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的奴隶甚至在法国本土废奴法令推行前就已夺取自由。吉卜赛人的解放也面临着宣布废除与实际落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三、城市作为革命熔炉与多样的抗议形式
革命并非仅限于高层政治斗争，它在城市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城市成为革命的中转站，报纸、小册子和传单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叫卖，咖啡馆、旅店成为政治聚会和思潮交流的场所。街道和广场则在动乱中暂时消弭了社会差异，女性也在街头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书描述了多种抗议形式：
- 粮食暴动： 1829年小麦价格暴涨引发的暴动和抢粮事件，如蒙莫里永镇民的行动。
- 劳工抗议：
里昂丝织业和西里西亚亚麻纺织业中的劳资冲突，南特建筑工人因工资计算法而罢工。
- “猫叫音乐会” (Charivari)： 这种针对不得人心的大臣或官员的集体性羞辱活动，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等地频繁发生。
- 政治宴会：
在法国，宴会从自由主义者批判政府的工具，演变为共和派扩大政治参与的“民主宴会”。
- 街垒战：
从法国七月革命、柏林三月革命 到米兰五日、维也纳十月起义，街垒成为革命的象征和核心。
四、革命的潮涨潮落与反革命的动态
1848年的革命浪潮来势汹汹，但短暂胜利后，革命者迅速分裂，反革命力量也很快组织起来，导致革命迅速土崩瓦解。
- 政府的应对：
各地政府的应对方式各异，从普鲁士政府的强力镇压 到法国巴黎七月王朝的温和自由主义改革。但普遍而言，旧政权试图通过颁布宪法、扩大选举权、成立国民卫队等方式进行有限让步，以避免更彻底的社会变革。
- 反革命力量：
军队的忠诚是反革命成功的关键。奥地利元帅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北部巧妙调度部队，利用恐怖和许诺并举的手段镇压起义。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二世在5月15日的血腥镇压中，依靠军队和城市贫民的联盟，迅速扼杀革命。
- 国际干预：
地缘政治因素深刻影响了革命进程和结果。英国海军在巴勒莫的停泊、俄国对瓦拉几亚和匈牙利的军事干预、法国对罗马共和国的进攻，都显示出外部大国在塑造革命命运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干预常常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
- 革命的挫折：
选举结果常常让左翼失望，如法国4月选举中温和派和保守派占据多数。国家工场的关闭、俱乐部请愿权的暂停、以及6月起义的血腥镇压 都标志着法国革命能量的右倾和消退。柏林、维也纳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权力右移。
五、遗产与反思
尽管1848年革命在许多地方以失败告终，但它并非没有留下痕迹。该书认为，后革命秩序的建立控制了政治中间地带，边缘化了民主左翼和旧右翼极端派。同时，它也催生了新的国家统计技术、促使政治主体学习现代政治技巧，并改变了政府和行政机构的面貌。
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将1848年的历史事件与当代世界联系起来，指出“特朗普集会、占领华尔街、匿名者Q、法国‘黄马甲’、德意志‘横向思考者’的反疫苗抗议”等新运动中，仍能看到1848年骚乱的深刻回响。这表明，历史并非遥远的过去，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在当代不断重演，挑战着我们对“自由”、“权利”和“社会公正”的理解。
总之，这部书稿提供了一幅全面、细致且充满张力的1848年欧洲革命图景。它不拘泥于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人物肖像和阶级分析，展现了革命的复杂性、矛盾性及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该书无疑是理解1848年及其对现代世界塑造作用的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