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本书详细记载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历史，从早期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和移民活动开始。它们探讨了华侨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在锡矿开采和种植业方面的贡献。此外，也揭示了华侨在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为争取自身权利和当地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斗争。资料也涵盖了华侨社会的内部组织，如秘密会党和地缘、血缘、业缘团体，以及华文教育和报业的发展，展现了华侨在文化传承和政治觉醒中的努力。最后，文献还讨论了华侨在争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进程中的参与，以及他们面临的公民权和民族平等问题。

《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总序

本丛书策划于1982年，旨在填补世界华侨通史的空白，并深入研究华侨历史的必要性。

华侨的定义与重要性: 华侨是中华民族移居海外的一部分，被誉为“海外赤子”。华侨史是中国通史和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修撰国史的重要参考。在东南亚国家，华人人口众多，例如在新加坡约占总人口的75%，因此其历史不可或缺。
华侨的贡献与精神: 华侨多数出身劳动人民，因各种原因移居海外，他们勤劳刻苦，在侨居地“披荆斩棘，以启山林”，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资源，建设社会，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侨居地和祖国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爱乡爱国，还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甚至通婚，并在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同甘共苦。
研究的意义: 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侨是中外友好关系的媒介和当事人。对华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在当前对外开放政策的背景下，它符合国家需求，有裨实用。
编写过程与目标: 丛书的编写得到了领导支持，由暨南大学历史系、华侨研究所和东南亚研究所的资深教师和研究人员负责。丛书不设统一体例，各国华侨史由作者根据历史事实和各自专长自定体例，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总序指出，编写世界华侨通史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建议先行编写国别华侨史作为基础。廖承志同志特别强调了编写美国华侨史和东南亚华侨史的重要性，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史，因其悠久的历史关系和庞大的人口基数。
丛书的特色与局限: 丛书在艰难条件下完成，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作者们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华侨历史，并从中国对外方针政策出发，尊重民族，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作者也承认由于学识经验和资料的不足，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

第一章绪言

第一节历史交错在一起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本章首先介绍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的地理位置，它们位于亚洲大陆和东南亚群岛的衔接部分，是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要冲。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部分，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文莱则位于婆罗洲北部。这三个国家的历史错综复杂，都曾出现古国，受控于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并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日本等殖民侵略。新加坡曾是柔佛王国一部分，沙捞越和沙巴也曾属文莱等王国。英国侵入后，新加坡成为英属马来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来西亚于1963年联邦成立，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独立。因此，在探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华侨史时，不可避免地要相互提及。
第二节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 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三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早在公元前13至12世纪便有联系。汉代史籍已记载了与该地区的交通贸易往来。狼牙修、丹丹、赤土、婆利、渤泥、文莱等古国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邦交关系，尤其明代中国与满剌加、浮泥的亲密邦交关系尤为光辉，郑和七下西洋更以满剌加为中心站。中国古籍提供了这些国家古代历史最早、最丰富、最详细的资料。
第四节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在整个华侨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本节强调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的独特重要性。首先，它清楚表明研究侨居国历史不能不研究华侨史，因为华人人口众多（如新加坡占75%），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资源，推动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殖民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没有华侨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次，它也表明研究中国与侨居国的关系史、交通史、贸易史不能不研究华侨史，华侨是发展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尤其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中马新之间的往来几乎全靠华侨维系。第三，它集中展现了华侨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支援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传统，他们与当地人民一同反抗殖民侵略，并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涌现出如陈嘉庚等伟大人物。
第五节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的分期: 本节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分期主要依据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历史发展，但也考虑中国历史分期的特点。

古代史时期 (公元前2世纪至1511年)：从汉代至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之前，华侨初步形成。
近代史时期 (1511年至1957年8月31日)：从葡萄牙侵占马六甲起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华侨社会确立并发展，与当地人民共同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
现代史时期 (1957年8月31日以后)：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以后，华侨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大多数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当地公民，但仍有一小部分保留中国国籍，继续为当地经济和中马新友好关系做贡献。本书主要阐述前两个时期的历史，个别章节会提及第三个时期的情况。

第二章汉唐时期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关系与华侨

第一节汉代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交通和贸易: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因其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已成为船只往来的必经之地，中国人民对该地区已有了解。**《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关于中国至印度海上航路的珍贵资料，表明中国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很早就有了海上交通。
第二节南北朝时期中国和狼牙修、丹丹、婆利等国友好关系的建立: 汉代以后，中国使节、高僧和商人络绎不绝地经过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往返中印之间。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与狼牙修、丹丹、婆利等古国的关系从交通贸易发展到建立外交关系。例如，婆利国（约在婆罗洲北部）从473年起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狼牙修国（约在西马来西亚北部）也从515年起多次遣使修好。丹丹国（今西马来西亚吉兰丹一带）亦与中国有密切往来。
第三节隋代中国首次专使马来西亚古国赤土: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常骏、王君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专使，带着丰厚礼物出使马来西亚古国赤土。赤土国给予了中国使节极其隆重的欢迎和接待，国王甚至派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回访中国。这次出使加深了中马新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国人民移居该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节唐代中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与人民移居马来西亚、新加坡: 唐代的海外贸易开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时代，造船和航海技术显著进步，海上交通速度大大加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东西方海上交通要冲，成为中国使节、高僧和商旅常到之地。虽然缺乏直接史书记载，但推测当时已有僧侣和商旅在此停留或居住。例如，在吉打出土了唐代青釉瓷碎片和唐镜，表明中国商旅在该地区进行贸易并可能定居。

第三章宋元时期中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关系的发展与华侨

第一节宋元时期中国海外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与人民移居马来西亚、新加坡: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交通、贸易和人民移居国外有了巨大发展。宋代政府高度重视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作为常设机构，并首次征收进口税，打破了传统的朝贡贸易形式。宋代还发放出洋许可证，实际上承认了人民出海的权利，为海外侨居提供便利。元朝也重视海外贸易，允许人民出海贸易。宋元时期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罗盘应用到航海中，船只体积大、设备齐全，极大地便利了人民海外贸易和侨居。泉州设立市舶司，使福建人民出海更加方便，加上福建山多田少，人民积极寻求海外发展，使得宋元时期中国人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贸易和侨居出现新局面。
第二节佛啰安(佛来安、佛罗安)的华侨: 根据宋末陈元靓的**《岛夷杂志》**记载，佛啰安（今马来半岛境内，可能在龙运河口附近或森美兰州内）在宋代已有“唐人”居住，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共同保卫港口免受海盗袭击。这是迄今发现的马来西亚有华侨居住的最早文字记录。佛啰安当时是著名的国际商港，华侨在此从事中国与当地的贸易，促进了经济交流。
第三节新加坡(凌牙门、龙牙门、单马锡、淡马锡)的华侨: 新加坡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宋朝已是繁荣的国际商港，与泉州贸易频繁。**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中国商舶到三佛齐贸易需先在“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新加坡出土的宋朝铜钱和瓷片也证实了这一点。**颜斯综《南洋测蠡》记载19世纪30年代英国强占新加坡时，已发现有梁朝年号和宋代咸淳年号的“唐人坟墓”，推断至少从10世纪初起，新加坡就有华侨居住。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确记载14世纪上半期以前，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表明华侨已与当地妇女通婚，并在此进行贸易。
第四节勃泥(渤泥、浮泥)的华侨: 北宋时期，婆罗洲继婆利之后出现勃泥国（今文莱及沙捞越、沙巴一部分）。勃泥国王对中国友好，鼓励中国商人贸易。**《诸蕃志》**记载其都城“居民万余人”，市场商品云集，已有华侨居住。今文莱市的爱丁堡桥附近发现南宋时期汉墓，碑文显示1264年已有中国人侨居文莱。山都望遗址的发掘也表明唐宋时期大批中国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此从事贸易和冶铁，其中不少人停留居住下来。

第四章明代中国和满剌加的关系与华侨

第一节满剌加国的建立: 关于满剌加（今马六甲）的开国君主和建国时间存在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罗阁斯干陀沙，原是新加坡信诃补罗王朝国王，因新加坡被爪哇征服而逃至满剌加建国。另一种说法更被学者认同，即拜里迷苏剌，他原是苏门答腊王子，因战败逃至新加坡，杀死当地国王后自立为王，后又被暹罗击败，逃到满剌加建国，时间约在1400年。中国史籍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前后，满剌加由拜里迷苏剌统治，当时并非独立的“国”，而是暹罗的属地。
第二节满剌加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光辉篇章: 明成祖对满剌加极为重视，在其登基当年（1403年）即派遣尹庆使其地。1405年，明成祖册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使其摆脱暹罗控制，成为独立国家。明王朝还多次派遣使者到满剌加，并在暹罗和安南侵扰时，敕谕其“无开兵衅”，维护满剌加的独立和安全。当满剌加被葡萄牙占领后，明王朝也表示抗议，制止葡萄牙使者北上，并将满剌加改名为麻六甲，以示不满。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为华侨居住满剌加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节郑和七下西洋和满剌加国的发展与繁荣: 明太祖朱元璋曾实行海禁政策，导致海外贸易衰落。然而，郑和七下西洋是明成祖时期发展海外贸易和建立政治关系的和平外交活动。郑和船队庞大，每次都载着大量金银、丝绸、瓷器等，换取当地土特产，并显示中国国力。郑和七次到达满剌加，并将其作为商船队的中心站，极大地巩固了满剌加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其声誉，促进了贸易和经济发展。满剌加因此成为15世纪著名的国际市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品琳琅满目。郑和下西洋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对满剌加和东南亚的了解，为中国人民到此进行经济活动和侨居创造了有利条件。满剌加对中国运来的货物甚至不征税，鼓励中国人前来贸易和侨居。
第四节满剌加时期的马六甲华侨: 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已发现马六甲居民中“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这明确证实了满剌加建国之初即有华侨居住，他们与当地妇女通婚，形成后代。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从当时马六甲城的人口（如《马来纪年》记载的19万，葡萄牙将领阿伯奎承认的4万）和华侨聚居地来看，人数一定不少。华侨在马六甲担任通事，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纽带作用。
第五节马六甲的华侨多来自福建: 从19世纪后期有统计数据以来，福建籍华侨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直占据首位。马六甲的华侨古墓碑刻也显示，最早的华侨多为来自福建闽南的陈、戴、李、黄等姓氏。福建籍华侨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财力雄厚，著名侨领也多属福建籍。这得益于唐宋以来福建众多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的发展，如泉州、福州、漳州、厦门等，为福建人民出国侨居提供了便利。泉州在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市舶司后，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使福建人民出海贸易和侨居更加方便。

第五章明代中国和文莱(淳泥)的关系与华侨

第一节明代中国和文莱(浮泥)的关系与文莱的黄金时代: 明代中国与文莱（旧称浮泥或渤泥）的关系密切，促成了文莱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黄金时代”。明太祖朱元璋曾派遣使者出使浮泥，要求入贡，当时浮泥正遭受苏禄入侵。浮泥国王马哈谟沙利用与明王朝的关系抗御侵略，巩固政权。永乐六年（1408年），麻那惹加那乃国王甚至率领150多人亲自到中国访问。
第二节十五六世纪文莱的华侨: 虽然郑和是否到过婆罗洲北部地区仍有争议，但当地流传着郑和到过的传说。史料记载曾有闽人成为文莱国王或有华侨血统者为王，这表明华侨在文莱受到高度信任，并为文莱的“黄金时代”做出了贡献。华侨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共同的心理因素和风俗习惯，如共同祭拜保护神。然而，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严重破坏了中国与文莱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导致华侨数量锐减，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侵占婆罗洲北部后，大批中国劳工才再次涌入，华侨数量才迅速增加。

第六章葡荷占领马六甲时期马来亚的华侨

第一节葡萄牙侵占马六甲: 1511年，葡萄牙总督阿伯奎率舰队攻占马六甲，使其落入葡萄牙殖民者之手长达130年。马六甲国王苏丹妈末退到霹雳和柔佛，重建王国，继续反抗葡萄牙侵略。
第二节葡萄牙的贸易垄断与海盗掠夺政策及其对华侨的压迫: 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后，立即进行血腥劫掠和屠杀。他们实行贸易垄断政策，胡椒和香料贸易完全由其控制，并强迫各国船只驶抵马六甲缴纳苛刻税费。他们还通过海盗行径拦截船只，掠夺财物，并强制居民信仰基督教。这些暴行和马六甲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给当地人民和华侨带来了巨大灾难。葡萄牙殖民者对华侨进行特别的迫害和奴役，征收重税，甚至伪装成华侨破坏各民族团结。许多华侨忍受不了压迫，转到北大年、柔佛、文莱等地贸易和居住，导致葡萄牙统治时期马六甲的华侨数量有限。
第三节荷兰的贸易垄断与海盗掠夺政策及其对华侨的压迫: 1641年，荷兰殖民者攻陷马六甲，取代葡萄牙。荷兰延续了贸易垄断和海盗掠夺政策，且手段更加贪婪凶残。他们对所有货物征收高额出入口税，强迫船只停靠马六甲，并垄断了马来亚最重要的物产，如锡、香料和胡椒。这些政策导致马六甲商业衰落，经济萧条。
第四节葡荷占领马六甲时期马来亚其他地区的华侨: 尽管马六甲受到殖民统治，华侨仍在马来亚其他地区发展。华侨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和园艺业，如在马六甲开采锡矿的历史悠久。华侨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会和宗教活动中心，如1673年由郑芳扬和李为经创立的青云亭。甲必丹制度也从马六甲发展到半岛内地，华侨甲必丹在吉兰丹、彭亨、吉打等州管理华侨事务。
第五节华侨反抗葡荷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葡萄牙侵占马六甲一开始就遭到中国官方和舆论的抗议。明朝皇帝支持马六甲的反葡斗争，并制止葡萄牙使者北上。华侨也积极响应，纷纷迁至北大年、吉兰丹、柔佛和文莱等地居住和贸易，支持当地人民的反殖斗争。荷兰占领马六甲后，中国商船仍坚持不到马六甲，通过经济往来支持马来亚人民。华侨与当地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多次参加反荷武装起义，如1642年南宁和林茂的抗荷起义，以及1673年联军进攻马六甲的战斗。

第七章英国侵占新加坡、马来西亚与输进华工

第一节英国侵占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华侨的反侵略斗争: 英国在侵占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过程中，遭到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华侨与当地人民一道奋起反抗英国侵略。例如，1875年霹雳爆发反英武装起义，许多华侨矿工参与其中，同年马六甲也爆发了华侨反英起义。1887年至1895年，彭亨地区也发生了华侨矿工与马来农民的反英起义，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第二节英国开发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中国劳工的需求及输进华工的尝试: 英国占领马来亚和婆罗洲北部后，将其变为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地，大规模种植橡胶和发展锡矿。然而，当地人口稀少，劳动力奇缺。英国发现华人劳工效率高，能带来丰厚利润，因此大力推动中国移民出洋。槟榔屿和新加坡的开发经验证明了华工的巨大价值。
第三节罪恶的猪仔贸易: “猪仔”一词指19、20世纪初被贩卖出国的中国劳工，因他们像猪一样被买卖、被关在船舱底层运载。初期，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的华侨投机商，即“客头”或“猪仔贩”，受雇主委托，通过诈骗、绑架等手段将“猪仔”贩卖到海外。鸦片战争后，英国掠夺中国劳工合法化，香港、澳门、广州、汕头等港口出现大量“猪仔馆”。猪仔贩子使用甜言蜜语、赌博诱惑或绑架等伎俩招募劳工。
第四节英国是猪仔贸易的操纵者与罪魁: 英国殖民主义者是“猪仔贸易”的主要操纵者和罪魁祸首。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外大使宣称中国苦力的劳动效率得到公认，必须大力“推动中国移民出洋”。英国商船在贩运华工中占据绝大多数，例如1888年从中国运载华工至新加坡的汽轮中，属于英国的占75.6%。以英商为首的欧人代理行控制着新加坡的“猪仔贸易”中心。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还颁布劳工法令、移民法令，并设立华民护卫司署，为贩卖“猪仔”的罪恶活动披上“合法”外衣。
第五节华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 华工在锡矿和种植园中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劳动繁重，饮食恶劣，医疗匮乏，死亡率极高。早期锡矿地带瘴气、毒蛇、猛兽横行，许多华工死于疾病、劳累或意外。例如，1857年吉隆坡附近某矿区，第一批87名苦力两个月内死了69人，死亡率高达80%。种植园华工的环境更为恶劣，经常面临猛兽袭击，死亡率甚至高达93%以上。华工们不堪忍受非人虐待，进行了怠工、破坏工具、逃跑、罢工等多种形式的斗争，但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第六节华工开发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贡献: 华工在开发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开辟了大量的甘蜜、胡椒、甘蔗、木薯等种植园，几乎承担了所有艰巨的垦殖工作。在锡矿业方面，华工是主要的开采和冶炼力量，推动锡产量大幅增长。即使是殖民官员和西方学者也承认，没有华工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马来亚，他们是矿工、商人、种植者、建设者，为政府提供了大部分税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第八章 19世纪马来亚华侨的经济活动

第一节商业与转口贸易: 英国侵占马来亚后，槟榔屿和新加坡被宣布为自由贸易港，吸引了大量华侨商人。华侨的商业活动从独立的货易货贸易转变为依附于西方资本的中介和零售角色。英人大商行控制进出口贸易，华侨中介商从大商行获取欧美和印度货物，再由华侨零售商深入乡村销售，同时收购当地土产和原料供出口。随着采矿业和种植园兴起，华侨商业活动深入半岛内部，形成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络，连接城镇、矿区和种植园，并促进了马来亚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
第二节农业: 19世纪华侨广泛种植甘蜜、胡椒，特别是在柔佛，港主制推动了甘蜜和胡椒园的开辟。华侨在槟榔屿种植豆蔻和丁香，在威斯利省和霹雳种植甘蔗，并在马六甲、森美兰等地种植木薯。这些种植园多由华工承担开垦和种植，规模较小，具有投机性和流动性大的特点，并因对地力破坏大而需要频繁易地。
第三节锡矿业: 华侨很早就参与锡矿开采，19世纪四五十年代锡矿大规模发现后，华工和华商大量涌入，形成了许多华侨锡矿中心区。初期，华侨锡矿业受当地苏丹和封建土侯控制，通过贷款头家进行经营。后来，华侨甲必丹被任命管理华侨锡矿业，苏丹则通过征收锡税、鸦片税等进行剥削。尽管欧洲资本也进入锡矿业，但直到19世纪末，华侨锡矿产量仍占马来亚总产量的95%。然而，20世纪初表层锡矿枯竭，西方垄断资本凭借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卷土重来，并通过殖民当局的政策，逐步吞并了华侨锡矿业。
第四节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马来亚的华侨资本是当地积累起来的民族资本，其源泉是华侨劳工的剩余劳动。华侨经营的种植园、矿山、工厂、商业和运输业几乎都使用华侨劳工，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无数华侨劳工的辛劳之上的。与西方资本不同，华侨多赤手空拳出国，没有强大祖国做靠山，在政治上无权，其资本积累受到西方资本及其殖民政权的限制、排斥和打击。因此，华侨资本在规模、技术和市场竞争方面都处于劣势，长期处于次要地位，并被西方资本不断蚕食吞并。
第五节华侨社会内部经济的特点与局限: 华侨的经济活动与以方言地缘为基础的方言集团和同乡帮会紧密结合，呈现出帮派特征。福建帮、广府帮、客家帮、潮州帮、海南帮等五大帮在华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各帮有各自主要经营的行业。这种特点在初期有助于华侨资本在殖民压迫下顽强发展，但也导致华侨经济的家庭式、分散式和带有封建性的经营管理方式，阻碍了资本的集中和现代化发展，削弱了竞争能力。

第九章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改变与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置

第一节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改变: 清朝初期对人民出国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将私自出海者视为“通贼论处斩”，视海外华侨为“自弃王化”的“天朝弃民”。雍正五年（1727年）“开海贸易”后，仍禁止海外华侨回籍。对于殖民者屠杀华侨的暴行，清政府置之不理，甚至诬蔑华侨是“敝国的坏人死了不要紧”。然而，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太平天国、小刀会等起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以及康有为、孙中山等改良派、革命派在华侨中的活动，清政府被迫改变态度，转而采取保护、争取、控制和利用华侨的政策。
第二节清政府保护和争取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的措施: 清政府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尤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派遣官员和兵舰宣慰华侨: 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文武官员频繁访问新加坡、槟榔屿，宣慰华侨，或访查华侨现状，或筹捐款项。
吸引华侨资本投资国内实业: 清政府通过“洋务运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军事工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等。张鸿禄、温知彦等官员曾到新加坡招商入股，并设立代理处。清政府还对投资华商授予官衔爵位，以示鼓励。
成立中华商务总会: 1903年清政府在上海成立商务总会后，派员动员华商在新加坡等地成立商会，1906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成立，成为争取华侨回国投资、推销股份的重要机构。

第三节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置: 新加坡是中国最早在国外设置领事的地方，因其地处要冲，华侨集中且富有。清政府于1877年决定在新加坡设置领事。胡璇泽（黄埔）被任命为首任驻新加坡领事，他是当地富商，并已兼任俄国和日本驻新加坡领事。英国政府要求领事设置具有临时性，且首任人选必须是当地华族居民，而非来自中国的官员，担心中国领事会影响其对华侨的控制。
第四节领事的作用: 驻新加坡领事馆的作用日益暴露其反动性。

探听革命党人情报: 领事馆充当清政府耳目，探听革命党人在华侨中的活动情报，例如1906年孙中山在南洋筹款，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即向清政府报告其行踪和计划。
与革命党人争夺华侨: 领事馆代表清政府向华侨灌输忠君思想，与革命党人争夺华侨支持。
勾结殖民当局迫害革命党人: 领事馆勾结英国殖民当局，利用其势力迫害革命党人，限制其活动，例如1908年同盟会河口起义失败后，清领事要求英国干涉同盟会活动，迫使其南洋支部迁址。

第十章华民护卫司署的建立

第一节 19世纪70年代以前海峡殖民地对华侨的统治: 在华民护卫司署建立之前，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长期处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管辖下，政治、军事力量薄弱。殖民政府官员不谙华语，对华侨风俗习惯缺乏了解。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华侨事务介入和干预较少。因此，在此期间，英国殖民者对华侨采取“间接统治”策略，任命华侨甲必丹，让其首领直接管理华侨，并容忍秘密会党的存在。秘密会党势力强大，殖民当局利用其头目承包税收、垄断经营等来控制华侨。
第二节华民护卫司署的建立: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英国垄断资本出现、马六甲海峡战略地位提升、马来亚锡矿重要性增加以及其他列强觊觎，英国放弃不干涉政策，加强殖民统治。1867年，海峡殖民地直属英国殖民部管辖，开始加强对华侨的统治。1877年，英国在新加坡设立了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标志着对华侨实行直接统治的开始。护卫司署负责监督华工合同、管理华侨妇女儿童、处理秘密会党事务、禁止童养媳买卖、废除不合时宜的华侨法规等。
第三节华民护卫司署对华侨的全面管理和控制: 华民护卫司署通过一系列措施对华侨实行全面管理和控制。

设立华人参事局: 由华民护卫司兼任主席，华侨领袖任委员，讨论华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旨在掌握华侨社会动态，缓和不满情绪。然而，参事局只有咨询性质，无立法权，最终决定权仍在华民护卫司。
处理娼妓问题: 华民护卫司积极介入娼妓问题，甚至突击搜查妓馆，并设立保良局保护妇女。但娼妓问题根源在于殖民统治，其介入旨在转移华侨斗争注意力。

第十一章 19世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社会

第三节会馆: 华侨社会以地缘组织（会馆、同乡会）和血缘组织（氏族宗亲团体）为互助核心。地缘组织通常以中国原籍的省、府、县、乡或村命名。新加坡、马来西亚最早的地缘组织是1801年在槟榔屿成立的仁和公司（槟城嘉应会馆前身）。血缘组织则多称为“馆”、“堂”或“宗祠”，新加坡最早的血缘组织是1819年创立的曹家馆。这些组织是华侨在异乡谋生发展的重要支柱，作用包括联络感情、调解纠纷、收容新来者、推荐职业、资助老病者回乡及兴办教育慈善事业。地缘组织规模最大、出现最早，血缘组织规模较小，业缘组织出现最晚。
第四节海峡侨生: 海峡侨生（Peranakan），即土生华侨，是华侨与当地居民通婚的后代，他们既有马来文化影响，又保留着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他们大多会说马来语或英语，但对中华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保留中国传统习俗。英国殖民者曾试图通过英文教育对侨生进行奴化教育，但许多接受英文教育甚至获得奖学金留学英国的侨生，后来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热心倡导者和祖国的坚定支持者，将“离心”转为“向心”。

第十二章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与辛亥革命

第一节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各个阶层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支持者。由于遭受英国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华侨普遍憎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渴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祖国。

华侨下层 (工农劳动群众)：受尽凌辱，民族意识浓厚，革命要求强烈，是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华侨中小工商业者 (中小资产阶级)：积极拥护和参加革命，其革命性比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更坚决彻底，许多人亲自回国参加武装起义，甚至献出生命。
华侨上层 (大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多数倾向保皇立宪，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但也有部分受革命思想影响转而支持革命。

第二节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革命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活动始于1900年。

“救国十八友”: 1897年，柔佛东甲成立，宣传革命救国思想。
兴中会: 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避居新加坡，利用会党关系在下层华侨中宣传革命。
中和堂: 尤列于1901年在新加坡设立，后在马来半岛各地设立分堂，吸收下层工农群众和义兴会会员，宣传反清复明思想，为同盟会建立奠定基础。
同盟会: 许多中和堂会员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华侨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如陈楚楠、张永福等）加入了同盟会。

第三节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逃亡海外后堕落为保皇派，利用报刊迷惑华侨，抵制革命。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报刊成为主要工具。

报刊论战: 1904年《图南日报》创办，与保皇派的《天南新报》展开斗争，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民族主义。1907年，革命派创办《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参与。
宣传形式: 革命派通过创办报刊、发行革命书籍（如《革命军》、《猛回头》）、组织书报社、创办学校、举行演讲和戏剧表演等多种形式，扩大革命思想影响，清除保皇派流毒。

第四节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多方面、巨大的贡献，孙中山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英勇参加武装起义: 华侨提供了大量骨干力量，许多人成为起义领导人和骨干，如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黄花岗起义中，有16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壮烈牺牲。
经济上支持: 华侨慷慨捐款、认购军饷，是辛亥革命主要经济来源。1910年槟城会议决定为广州起义筹款13万元，新马华侨率先捐输4.7万多元。武昌起义后，华侨捐款帮助革命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如新加坡华侨为广东革命政府募捐25万元。
发挥中心基地作用: 新加坡、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华侨支援中国革命的中心。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陆续派会员到泰国、缅甸、印尼协助当地华侨开展工作。1908年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建立，统辖东南亚各地同盟分会。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也频繁到新马地区进行宣传发动工作。

第五节辛亥革命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社会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新马华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促进华侨团结和民族意识: 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各方言华侨的参与，加深了彼此了解和感情，开始打破帮派界限，培育和发展了华侨的团结精神和民族意识。
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革命派和维新派都重视教育，通过创办报刊、书报社、新式学校和夜校等，有力促进了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十三章 20世纪初至太平洋战争前马来亚华侨的经济活动

第一节橡胶种植业: 橡胶种植业在20世纪初兴起，华侨是马来亚橡胶种植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然而，华侨橡胶种植业从一开始就面临西方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和英国殖民当局“扶英抑华”政策的排斥和打击。种植橡胶需要长期投资，初期成本高，华侨资金薄弱，技术落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许多华侨因资金短缺被迫将橡胶园出售给英国人。到1931年，100英亩以上胶园面积中，西方资本占84%，华侨仅占12.5%。
第二节银行业: 太平洋战争前，马来亚华侨创办了12家银行，旨在打破西方资本对银行业的垄断，满足华商需求。这些银行的资金力量薄弱，贷款数额少，主要集中在商业部门，较少直接投资于产业部门。尽管如此，华侨银行的创立填补了华侨经济的空白，支持了华侨经济发展，特别是锡矿业和橡胶种植业，促进了华侨资本的壮大。
第三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华侨经济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马来亚华侨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战争导致西方资本暂时退出，为华侨资本提供了发展空间，其投资和利润大幅增长。这期间华侨资本加速积聚，出现了资本集中的趋势，不少百万富翁和大型企业崛起，如林秉祥、陈嘉庚等。
第四节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马来亚华侨经济的冲击和影响: 战后，西方资本卷土重来，对华侨资本进行打击。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华侨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锡矿业: 华侨锡矿企业产量比重持续下降，许多矿场被西方资本吞并或转变为其附庸。
橡胶种植业: 胶价暴跌，导致华侨橡胶种植者大量破产，橡胶园面积锐减，在总面积中的比重下降。
陈嘉庚公司的破产: 陈嘉庚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实业家之一，其公司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最终于1934年宣告破产，成为英国资本排斥和打击华侨资本的一个缩影。

第五节华侨经济的调整和变化: 尽管遭受重创，华侨经济在危机后进行了调整和转变，反映了从旧的传统形式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型，对战后华侨经济和马来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太平洋战争前华侨投资总额仍远低于西方资本，表明华侨资本仍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

第十四章 19世纪至太平洋战争前东马来西亚华侨的经济活动

第一节 19世纪沙捞越华侨的经济活动: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部分余众逃到沙巴。在沙捞越，有福建籍的王友海、田考和潮州籍的刘建发等著名华侨，他们从事商业、种植（胡椒和甘蜜）和房地产，并成为各自方言群体的领袖。到19世纪50年代中，古晋已有约500名华侨。19世纪末，沙捞越华侨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胡椒和甘蜜种植），商业活动也深入各地，形成了连接新加坡与当地的商业网络。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太平洋战争前沙捞越华侨的经济活动: 20世纪初，福州、广东、兴化籍华侨在诗巫地区开展大规模垦殖活动，使诗巫面貌迅速变化，成为“新福州”和沙捞越第二大城市。垦场经营采用改良的“港主”制，港主主要管理移民事务和解决纠纷，对生活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控制有所减弱。华侨垦殖活动带动了商店、道路、街道、学校、工厂的兴建，形成了成邦江、泗里街等城镇。华侨商业活动深入沙捞越各地，形成了以古晋为中心、受新加坡控制的商业网络，促进了当地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该时期沙捞越华侨主要经济活动仍是农业，也从事商业和农产品加工业。采矿业多被拉者政府或英国资本垄断，华侨多以劳工身份参与。
第三节 19世纪后期至太平洋战争前沙巴华侨的经济活动: 沙巴（北婆罗洲）华侨活动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重新兴起。纳闽岛曾招募华侨开发。早期沙巴华侨人数不多，主要从事商业活动，收购土产出口。1881年沙巴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华侨才大规模进入从事经济活动。20世纪20年代，殖民政府出台新移民和土地条例，鼓励中国移民进入沙巴种植烟草、橡胶和稻米。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来自华北（山东）的移民在基纳鲁特地区垦殖，但因不适应当地环境，生活艰苦。

第十五章 20世纪初至太平洋战争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社会

第一节华侨人口构成的变化: 20世纪初至太平洋战争前，华侨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自19世纪中期中国劳工大量输进后，土生华侨（侨生）一直处于少数地位。然而，1929年英国殖民当局实施限制移民法令后，中国移民（新客）锐减，华侨数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侨生的自然增长。这一时期标志着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从流动旅居变为安定定居，开始将侨居地视为“第一故乡”，实际上转化为当地华族。
第二节华侨社团组织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社团组织有了显著发展。

数量增多: 地缘、血缘和业缘组织比19世纪时多得多，会馆组织遍布新马的13个州。
来源地多样化: 除了广东、福建籍华侨，其他省籍（如三江、上海、温州、江西、华北、宁波等）的华侨也陆续创建了自己的会馆组织。
大型组织的建立: 以联合更多府县为单位的大型地缘组织（如福州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和姓氏总会（如南洋方氏总会、张氏总会）相继建立，规模远超19世纪。
组织制度健全化: 许多会馆进行整顿、改组，健全组织管理制度，革除终身制。例如潮州八邑会馆、福建会馆等实行选举制，增加了民主性和代表性。
关注祖国兴亡: 华侨会馆组织从仅关心桑梓发展到更关心祖国兴亡，积极参与抵制日货、筹赈祖国灾民等抗日救亡活动。

第三节中华总商会的创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06年成立，是新加坡华商的最高领导和权威机构。它具有业缘综合性质，也是华侨资产阶级的组织。

内部运作: 对内处理和协调会员的工商业利益，调解纠纷，帮助面临倒闭的商号。
对外职能: 对外反对殖民政府和西方资本的限制、排挤和打击，保护华商正当经济权益，如反对征收入息税、反对移民限制条例等。中华总商会通过分帮选举制度，被选出的都是各帮侨领，加强了其作为华侨社会最高领导机构的形象。
政治影响力: 在政治上，中华总商会发挥重要影响，如1915年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以抗议“二十一条”，1928年“济南惨案”后组织筹赈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动抗日运动，以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支持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打击了日本对马来亚的贸易。

第四节华侨工人阶级的觉醒: 19世纪中叶大规模进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成为体力劳工，构成了当地工人阶级的主力和骨干。20世纪初，印度劳工和马来人工人阶级也开始出现。早期华侨工人受传统宗乡行会组织和秘密会党影响，阶级界限模糊，缺乏独立组织，斗争停留在自发阶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五四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以及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华侨工人，促进了其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20世纪30年代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工人运动的重要时期，华侨工人阶级从狭隘行会活动发展为广泛工会运动，从单纯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旗手。

第十六章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与抗日救国运动

第一节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当地华侨开展宣传活动，揭露日本野心，并进行经济制裁。虽然初期规模不大，但表达了华侨抗日救国的决心。1928年“济南惨案”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激发了爱国主义思想，初步确立了陈嘉庚的领导地位，建立了较严密的组织，为后续运动做了准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侨迅速行动，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抗日，谴责日本侵略，开展“国耻日”活动和筹赈。
第二节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新马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申明支援祖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各地冲破英国当局禁阻，组织筹赈会，开展抗日救国工作。1937年“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新加坡118个华侨社团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马来西亚各地也相继成立州级总会。华侨还通过报刊、演讲、话剧、歌咏等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激发华侨抗日爱国思想。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新马华侨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和献金运动，显示出空前大团结，标志着抗日救国运动走向全面高涨。
第三节南侨总会的成立和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全面开展: 为集中力量推动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发展，1938年10月，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召开南洋华侨筹赈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南侨总会是统一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最高机构，通过常月捐和特别捐等形式，广泛募集资金，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新马华侨义捐超过2000万元国币，认购公债超过1300万元国币。华侨还通过抵制日货和罢工等经济制裁手段，有力打击了日本经济利益。柔佛答株巴辖铁矿和丁加奴龙运铁矿的华工总罢工，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此外，还有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如组织华侨回乡服务团，从事宣传和救护工作。
第四节陈嘉庚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陈嘉庚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最杰出的领袖。他早年成功经商，积累了财富和影响力。他对家乡和祖国怀有深厚感情，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倾资办学，培养人才。辛亥革命时期，他加入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挺身而出，与英国当局交涉，成功促成华侨召开侨民大会，建立筹赈组织。陈嘉庚注重斗争策略，强调在居留地法律范围内开展抵制活动，避免过激行为。他致力于加强筹赈会的组织建设，统一募捐原则，并及时发起组织南侨总会，统一领导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陈嘉庚还正确分析形势，增强华侨对抗战必胜的信心，痛斥悲观和投降言论，如公开致电痛骂汪精卫是“秦桧卖国求荣”。

第十七章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

第一节华侨保卫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斗争: 1942年1月，日军入侵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积极投入保卫战。2000名华侨应征担任防空监护员，圣约翰救伤队抢救伤员，华侨民众挖掘防空壕。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动员民众抗击日寇。抗敌动员总会领导华侨有组织地投入战斗，包括保卫团、劳工服务团和民众武装部。1942年2月1日，新加坡华侨义勇军成立，与英军并肩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新加坡于2月15日陷落。
第二节日军对华侨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榨: 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于2月21日开始实行“检证”大屠杀，以多种标准任意甄别和屠杀华侨，受害者人数估计高达2.5万至5万人。日军在马来西亚各地也进行了“肃清”大屠杀，手段极其残忍，如在柔佛，日寇屠杀了数万华侨，血流成河。日本法西斯还发动了敲骨吸髓的经济大搜刮，强行勒索所谓“奉纳金”，要求华侨献出巨额财产“赎罪”。日军通过傀儡组织“华侨协会”分摊“奉纳金”，并采取强硬措施，如加征罚款、拘捕未缴者，迫使华侨变卖财产抵债。
第三节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华侨: 日本占领时期，华侨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傀儡组织: 日军扶植“华侨协会”作为统治华侨的工具，使其为日军征收“奉纳金”、举办日语讲习班、征调“勤劳奉仕队”等服务。
全面控制和监视: 日军通过户口登记、协警制度、自警团等措施对华侨实行全面的军事警察统治。
强制劳动: 日军将华侨社会视为无穷的人力资源，强制华侨进行职业登记，抓派劳工修筑机场、道路，并将“勤劳奉仕队”送往苏门答腊、泰国修筑“死亡铁路”。
剥夺权利和自由: 华侨生命毫无保障，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署滥杀无辜，施以酷刑，使华侨生不如死。
文化摧残和奴化教育: 日军封闭所有华侨报刊，只允许官方喉舌宣传，收缴收音机，烧毁中文书籍。华侨教育也遭摧残，学校改用日文名称，只教授日语、体操、唱歌，强迫教师接受日语训练，推行全面奴化教育。
愚民政策: 日军怂恿赌博和娱乐场所，使其成为唯一繁荣的行业，以麻醉人民。
经济统制和破坏: 日军通过“组合”垄断经营，禁止各地贸易，强迫华侨渔民贱卖产品。物资配给少且无保障，黑市猖獗，物价飞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华侨普遍饥寒交迫。

第四节日本统治时期的华侨经济: 日本侵略者对经济的统制和破坏，导致社会生产力急遽衰竭，华侨经济遭受重创。然而，由于日军在各地修建机场、道路和工事，使得一部分华侨被迫从事伐木和农业，农业人口大幅增加，成为日占时期华侨经济的一个新变化。
第五节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本占领时期，华侨举起武装抗日大旗，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自由和解放浴血奋战。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PAJA): 这是新马一支以华侨为主体的最重要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于1942年1月在雪兰莪建立第一独立队，并在森美兰、柔佛建立其他独立队。抗日军在险恶环境下开展游击战争，反围剿、反扫荡，逐步壮大。马来亚抗日同盟会为抗日军搜集情报、筹集资金、训练群众、建立自卫队，提供了稳固的群众基础。抗日军与敌人战斗340多次，歼灭日伪官兵5500多人，取得辉煌战果。
沙巴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 亚庇华侨青年郭益南联络抗日志士，组织神山游击队。古达华侨也在钟武贤领导下成立占达游击队。1943年10月，神山游击队发动起义进攻亚庇，但因寡不敌众失败。1945年春，古达华侨陈德目等人与美军联系，在毛沙岛建立游击基地，积极策应盟军登陆，发动袭击日军的活动。
136部队的抗日活动: 1943年，英国在印度组建136部队，主要由马来亚华侨和英国军官组成，潜入马来半岛开展地下抗日活动，搜集情报，配合盟军反攻。林谋盛是其中重要的华侨领袖，不幸被捕殉难。华侨队员在柔佛南部开展情报工作，为盟军进攻新加坡提供重要信息。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大大鼓舞了当地人民斗志，为东南亚各国人民抗日斗争和日本灭亡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十八章争取独立时期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

第一节战后初期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社会和经济概况: 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殖民统治，但“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战后华侨人口有较大增长，1947年马来亚华侨260多万人，沙捞越华侨18万多人。华侨经济活动遍及各行各业，除了渔业、农业、纺织业、瓦斯、水、电外，在其他行业中均占重要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事经济活动的华侨大多数是普通劳工，其次是个体经营者，雇主只占少数。
第二节战后初期华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战后初期，新加坡、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失业，物资匮乏，物价腾贵。英国殖民者重新占领后，加强统治，镇压反殖斗争，挑拨民族矛盾，同时扶植英国资本，压榨人民。这些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危机。马来亚共产党在日占时期领导抗日，战后成为唯一能与英国殖民者全面斗争的政治领导力量。然而，马共放弃建立民主共和国等基本原则，解散人民抗日军，导致战后未能立即进入争取独立的强有力进程。因此，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主要采取合法斗争的人民民主运动形式。工人运动勃兴，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各种工潮此起彼伏，成为人民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华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独立运动: 虽然英国当局在殖民战争中全面迫害华侨社会，但占总人口1/3强并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华侨社会毕竟无法抹杀。随着独立运动的发展，华侨在制定新宪法方面发挥了作用。

第十九章马来亚独立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教育

第一节 19世纪的私塾教育: 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峡殖民地已出现华侨私塾。1815年马六甲有9间私塾，新加坡1829年有3间。这些私塾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孝经》、《论语》等中华经典，旨在传播中华文化，提高华侨文化素质。设备简陋，但对维护中华文化、唤醒民族意识起了一定贡献。私塾教育也根据当地谋生需要，增加了实用知识教授。然而，到19世纪末，旧式私塾教育已无法适应华侨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
第二节华侨学校的产生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制度变革（废科举、兴学堂）、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革命派的活动，共同推动了新式华侨学校的大量涌现，迅速取代了私塾教育。

第一间新式学校: 1904年槟榔屿中华学校是新马第一间新式华侨学校。
学校类型多样化: 华侨学校逐步从小学发展到中学、大学，并有女子学校、师范、幼儿园、职业专科学校和夜校，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华侨教育系统。191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倡办南洋华侨中学，是东南亚第一间华侨中学。195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创办，标志华侨教育进入新阶段。
完成私塾向新式学校过渡: 华侨学校通过新式师资培训、新式教科书和普通话教学，逐步克服了私塾性质，最终实现了向现代学校的转变。到1949年，新加坡的私塾仅占学校总数的5%左右。

第三节太平洋战争前限制与反限制、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英国殖民当局对华侨教育采取限制和控制政策，如1920年颁布《学校注册条例》，对学校注册提出苛刻条件，并试图通过津贴制度诱使华侨学校接受其奴化教育。华侨社会对此强烈反对，庄希泉等知名人士积极抗争，但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和驱逐。尽管如此，华侨学校仍在斗争中发展，许多学校坚持使用具有民族意识的教科书，推广普通话教学，激发了华侨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第四节英国重占时期控制与反控制、取消与反取消的斗争: 二战后英国殖民当局继续加紧对华侨教育的控制，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手段。他们使用军队、警察占领学校、搜查校舍、没收进步书籍、解散学生自治会，逮捕、杀害教师学生，封闭学校。1950年，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被包围，多名师生被捕。殖民当局还强征青年学生服兵役。然而，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了，华侨学校持续发展，南洋大学的创办和新马的独立，标志着殖民教育政策的破产。
第五节华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在维护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唤醒华侨民族意识、提高文化水平、增强华侨团结、促进与其他民族相互了解和团结，以及在支援祖国和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斗争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侨教育通过血缘和地缘纽带联结华侨，后来打破宗乡帮派界限，在更广阔范围内团结更多华侨，加速了华族的形成。

第二十章马来亚独立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业

第一节 19世纪的华文报刊: 新加坡、马来西亚最早的华文期刊是英国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旨在宣传基督教义，但也刊载世界新闻和科学知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这些早期刊物虽由西方传教士创办，但为华文报刊奠定了基础。新加坡、马来西亚第一份由华侨自己创办并具有报纸形式的华文报是1881年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的《叻报》**，它积极宣传中华文化，沟通华侨与祖国的联系。19世纪末，陆续出现《星报》、《天南新报》、《槟城新报》等华文报。这些报刊在华侨中宣传中华文化，使华侨了解和关心祖国，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并为20世纪华文报业发展积累了经验。
第二节辛亥革命前后的华文报: 戊戌政变后，革命派和保皇派在海外展开论战，报刊成为主要工具。康有为等保皇派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日新报》宣传君主立宪。革命派则创办《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报》（后被保皇派夺走）、《中兴日报》等，宣传革命思想，痛斥保皇论调。这一时期华文报刊数量增多，论战激烈，但双方在设立学校、戒除陋俗、抵制洋货、兴办慈善等问题上主张一致，有利于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发展。大多数华文报刊随着清王朝被推翻而消失。
第三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华文报: 这一时期华文报刊大量涌现。原因包括华侨经济力量发展壮大、人口增长、社会安定，以及国内国际形势（如20世纪20年代国内革命运动高涨、“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的影响。大批知识分子南来也为华文报提供了人才。这些报刊在激发华侨爱国热情、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华侨保卫新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大报，成为推动商业、促进华侨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并辟有多种副刊、特刊，内容丰富，对华侨和新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起促进作用。
第四节战后争取独立时期的华文报: 在日本占领时期，所有华侨报刊被迫关闭。战后，华文报业重新发展，继续在争取独立的时期发挥作用。

第二十一章马来亚独立前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

第一节太平洋战争前的华文文学: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新马华文文学或马华文学）萌芽于1815年，早期刊物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刊载新闻纪事、科学小品和历史散文，是其滥觞。1881年起，华文报刊和文化会社的出现，推动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涌现了叶季允、邱菽园等诗人、文学家。但在1919年以前，仍属旧文学范畴。 1919年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新马华文文学进入新文学时期。《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是马华新文学的发端。随后，其他报刊也刊登新文学作品，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的作品相继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初步展现了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地方色彩和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1925年7月，《新国民日报》副刊《南风》创刊，这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艺副刊，标志着马华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大量文艺副刊涌现，创作日趋成熟，作家队伍壮大，文学思潮和运动兴起，形成了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1925年中至1931年底）。新兴文学运动要求作品具有“南洋色彩”，使马华新文学的南洋色彩日益浓郁。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感到害怕，从1930年起制造多宗“文字案”进行打击摧残，如《光华日报》因刊登“革命的五月”特刊被勒令停刊，《星洲日报》的诗剧《十字街头》**作者被驱逐或失踪。高压政策和经济危机使华文文艺刊物纷纷停刊，许多作者停止写作，导致马华新文学进入长达五年的低潮时期（1932—1936年）。 “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前，马华新文学进入繁盛期（1937年至1942年初），涌现大量作者和抗日救亡题材作品，主题侧重于反映和支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的经济建设，以及取材于都市和乡区的灰暗面，以迂回和折射方法控诉不平。
第二节战后争取独立时期的华文文学: 太平洋战争后，马华华文文学进入战后初期高潮期（1945年秋至1948年中），其主题和题材避免直接触及当地政治问题，侧重反映和支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以及描绘都市和乡区的灰暗面，控诉人世不平。文学创作总倾向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提倡健康、进步、民主和具有马来亚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化。作品广泛反映紧急法令下的社会现实，如“新村”农民灾难、工人挣扎、小市民苦闷等。马华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新文学分道扬镳，自立门户。从萌芽阶段就取材于当地社会现实，1927年提出“南洋色彩文艺”，30年代中期提出“马来亚文学”，战后初期提出“马来亚文艺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国文学联系基本隔绝，客观上促使其独立发展。随着“爱国主义文学”口号提出和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华新文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1965年新、马分离后，又分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各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