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传》
高宣扬
高宣扬撰写的《沙特传》，详细叙述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沙特的早年生活。该传记追溯了沙特的童年、家庭环境、教育经历及其早期的思想发展。书中特别强调了父亲的早逝对其性格和哲学观念的决定性影响，外祖父和母亲对他的文化启蒙，以及他与继父的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其反抗权威的个性。此外，文本还提及了沙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习经历，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早期接触，揭示了他如何逐步确立了以写作和哲学为人生目标的道路。
沙特一生中塑造其思想和职业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众多，这些因素共同构筑了他独特的哲学体系、文学创作以及积极的社会参与。
一、早期生活与家庭影响
- 父亲的早逝 (1905年出生后不久)：沙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父亲的早逝使他享受到“没有父权压迫的自由生活”，并使他“独占”母亲的条件。他强调自己没有“超我”，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结合，成为他日后推崇绝对自由哲学的萌芽。
- 母亲（安-玛丽）：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他回到外祖父家生活。沙特从小把母亲看作最亲近的人，她温柔地为他读故事、洗澡、擦香水，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并耐心讲解神话和童话，使他深受吸引。沙特感到自己对母亲有强烈的、纯真的爱，认为父亲的去世让他获得了这种“不完备的恋母情结”，没有“超我意识”和“侵占性”。
- 外祖父（夏尔·斯威哲）：沙特的外祖父是德语教师，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为人严厉、自命不凡，但对外孙沙特却非常爱抚，经常抱着他讲神话故事，引导他学习文化知识。外祖父的藏书，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为沙特提供了广阔的知识基础，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和求知欲。沙特在外祖父的影响下，从小就把书本奉为圣物。
- 早期的阅读与写作：沙特在还不会看书识字时，就已模仿外祖父翻阅书籍，将书本视为神圣之物。在外祖父的鼓励下，他七八岁就开始尝试写作，创作了《为了一只蝴蝶》和《卖香蕉的商人》等“小说”，这奠定了他一生致力于写作的方向。
二、教育经历与思想启蒙
- 迟迟入学与自主学习：沙特直到八岁（1913年）才进入蒙台涅中学，一开始甚至不会拼音，被降级。然而，这种特殊的童年使他拥有充裕的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的时间，养成了孤僻的癖好，并在书本中找到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新天地。
- 中学生涯与尼让：在拉罗舍尔中学时，沙特通过会考的哲学部分，哲学老师夏尔伯力耶赞扬他具有严谨的思想和辩论能力。1922年9月，沙特与保尔·尼让一起升入路易大帝中学的文科大学预备班，两人意气相投，经常讨论哲学问题。
- 柏格森哲学：亨利·柏格森是直接引导沙特走入哲学王国的启蒙导师，尤其是他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材料的论文》。
-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此期间（1924-1929年），沙特基本上闭门读书，对社会采取不干涉态度，认为自己是“孤立的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他深入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形成了“自我”的超验性思想，这成为他后期《存在与虚无》的萌芽。
三、关键人物与关系
- 西蒙·德·波娃（“河狸”）：1929年7月，沙特与德·波娃在索邦大学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形影不离。他们的关系是开放且平等的，沙特与她订立了“两年合同”，分享生活和创作。德·波娃是沙特最亲密的生活伴侣和理想的对话者，她的思想发展与沙特紧密相连。她也影响了沙特的作品，例如《恶心》的悬念形式。
- 奥尔加·科莎基维茨：她在沙特注射麦司卡林产生幻觉时（1935年）承担起“看護”职责，沙特被她的魅力吸引。她参与了沙特和德·波娃的“三重奏”生活实验，并启发了德·波娃的小说《女宾》和沙特的剧本《密室》。
- 其他情人：沙特与多罗列（美国情人）、埃维林-雷、米雪尔·维安等多位女性保持亲密关系，德·波娃对此持开放态度。
- 保尔·尼让：两人在中学生涯相识，尼让作为共产党员，早期对沙特的政治思想有影响。沙特的作品《一位要人的童年》中的人物也包含尼让的影子。
- 雷蒙·阿隆与默里奥·彭迪：阿隆是沙特在师范学院的同学，他赴德深造启发了沙特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彭迪也是沙特的同学和《现代》杂志的共同创办人，但两人在政治和哲学上存在分歧并最终决裂。
- 阿尔伯特·卡缪：两人在二战期间相识并成为好友。卡缪赞扬沙特的《恶心》，并与沙特在存在主义文学上相互影响。尽管后来在政治和哲学观点上产生巨大分歧，最终决裂，但沙特仍对其怀有敬意。
四、思想与职业的转折点
- 二战与战俘营（1939-1941）：沙特应征入伍，战俘营的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社会”概念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从一个旁观者转变为一个关注社会矛盾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孕育了《自由之路》和《存在与虚无》的思想。
- “介入文学”的提出：战争结束后，沙特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提出了“文学艺术必须干预生活”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口号。他认为作家有责任揭露不公，唤起读者进行革命斗争。
- 与共产主义的复杂关系：沙特最初批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化，但后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积极靠拢法共，成为“同路人”，甚至访问苏联和中国，盛赞其建设成就。然而，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他严厉谴责苏联，并与法共决裂。
- 《辩证理性批判》的创作：为弥补早期存在主义的不足，沙特试图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探求历史辩证法的可能性和可理解性，反思“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 拒绝诺贝尔文学奖（1964）：沙特认为不应接受任何官方荣誉，并批评诺贝尔奖在冷战时期客观上成为西方阵营的工具。
- 反越战与罗素法庭：沙特积极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拒绝赴美讲学，并担任罗素国际战犯审判法庭执行主席，控诉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
-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沙特坚定支持学生运动，批评法共的保守态度，认为青年是革命的希望，这标志着他思想的又一转折点。他甚至在后期支持法国的“毛派”活动。
五、主要哲学与文学作品 沙特一生的作品，无论哲学、小说还是戏剧，都深刻反映了他思想的演变与时代背景的交织：
- 小说：《恶心》（1938）标志着他存在主义哲学的正式诞生。三部曲《自由之路》（1945-1949）反映了他从个人主义到社会责任的转变。
- 哲学：《存在与虚无》（1943）系统阐述了他的核心思想，如“存在先于本质”、“自由即责任”、“黏滞性”和“为他人而存在”。晚年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则是他尝试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宏大努力。
- 戏剧：沙特一生创作了多部戏剧，如《苍蝇》（1943）讽喻对纳粹占领的抵抗；《密室》（1945）提出“地狱便是他人”的著名论断；《肮脏的手》（1948）探讨革命中的道德困境；《魔鬼与上帝》（1951）则探讨了善恶与人的自由选择。
- 自传与评论：自传《字句》（1964）回顾了他的童年和知识分子生涯，强调阅读与写作的决定性作用。他还有大量文学评论，如对波德莱尔、热内、福楼拜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巨著《家庭中的白痴》（1971-1972），通过福楼拜探讨个体与历史、社会的关系。
六、晚年反思与遗产
- 绝望与希望：晚年的沙特双目失明，身体衰弱，但他仍怀抱希望，认为希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因素，并相信人类可以为实现自由社会而斗争，即使道路漫长且充满失败。
- 持续的社会活动：直至生命尽头（1980年），沙特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接见记者，发表谈话，谴责不公，支持正义事业，如声援苏联不同政见者，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
- 历史地位：沙特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知识分子的象征和英雄，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贡献，以及他对文学、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影响，使其作品被视为经典，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