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作者：郑良树

出办／发行：南方学院出版社

第一章：开辟的时代

引论

第一节：华教的源头

第二节：私塾教育

第三节：新式教育的来临

第四节：办学热潮的动因、动能

第二章：巩固的时代

引论

第一节：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

第二节：调整步伐·重新出发

第三节：多元及全面的发展

第四节：日治时代的华教

第三章：攻艰的时代

引论

第一节：战后的复校

第二节：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

第三节：巴恩报告书和教总的成立

第四节：方吴报告书及教育遴选委员会报告书

第五节：1952年教育法令的抗争

第六节：南洋大学的创办

第七节：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的成立

第八节：拉萨报告书及其教育法令

第九节：华文中学改制与全国总罢课

第四章：发展的时代

引论

第一节：达立报告书

第二节：1961年教育法令

第三节：华文中学加速改制

第四节：华教低潮与独中复兴

第五节：独立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

第六节：内阁教育报告书与三M制之争

第七节：高等教育的拓展

后记

第一章开辟的时代

引论

如果说华族海外移民的遭遇是一首三部混声大合唱的民族史诗的话，那么，华文教育的历史就是大合唱里一支一支充满着悲欢和激情的民歌。这些民歌，随着演唱地点的不同，而染上各种不同的地方色彩；在印度尼西亚，中华民族这首歌以高昂的序曲开幕，然后越唱越幽怨，越唱越低回，几乎成为绝响；在暹罗，这支民歌和佛曲梵音相吟哦，双飞共翔，最后竟失声亡调，泯灭在历史的漩涡里；在马来西亚，这支歌像一只冲天的大鹏一样，时而扶摇九万里，时而铩羽平阳，使歌者或悲或欢，使听者时忧时乐，迄今还激情不止。

这里，就让我们一起来吟唱马来西亚这支冲天落地的民谣，在钢琴与琵琶的协奏之下，把悲欢忧乐的调子从头唱起，一直唱到地老天荒为止。

* * * * *

如果说“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是事实，那么，这事实里头所蕴含的苦痛和艰辛，却是罄竹难书，永远说不尽。

中华民族向海外移殖的高峰期始于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一直到二次大战为止，这个高峰期才逐渐衰退。这是中华民族最近代、最大量及最持久的移民潮，目的地是全世界各个角落；而南洋群岛就在中国南疆的门坎上，所以，是移民潮大量涌向的地区。

所谓“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也就是说：是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就必定有华人；即使是原始森林，也都有华族的足迹和古坟。华族在贫穷、慌乱及落后的情况下，发挥了人类最原始的力量一一用身上的血肉来驱逐瘴气，用自己的尸骨来开辟荒山，然后把家眷接过来，在这里成家成族，开辟自己，也开辟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作为这一地区的一份子，华族无愧于任何民族，并且为自己能将血泪洒在这块土地上而感到骄傲。

就马来西亚而言，华族在这里形成“有华人之处”为时甚早，大约在十五世纪初叶马六甲王朝始建后的一百年，华族就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族群和社区。然而，华族从“有华人之处”到“就有华教”，却是一条漫长、艰辛的路子。以这么一批贫穷、慌乱及落后的人类，谁可以想象得到，竟会创造出一个处处“就有华教”的梦境呢！

华夏民族本来就有良好教育制度的传统，远在数千年前的西周时代，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普及全国各地。然而，流窜到海外来的这批华夏民族，不但身无分文，而且心神难安、目不识丁，在面对一个和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新环境，所要克服的困难远远超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祖先的知识领域之外，生活的困顿已经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冥时困着像死人”，要他们如何来创办教育，恢复民族的传统文化呢！

于是，对他们而言，办教育变成一项责任，一项使命，一种良心上的工程。

早期私塾教育只是游兵散勇的，有可能只是垫师为了糊口谋生而三三两两地开设，缺乏办学的精神和目标，更未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为了纠正这种长期失效的教育方式，于是，一些先见之士开始介入教育活动，并且将宗亲会及会馆等族群组织带进华教活动里来。似此新作风，竟使办教育骤然成为群体活动，为华教带来新的生命力和活动生机；实在是华社神来之笔。

早期华教都是方言教育，塾师根据自己的方言教导族群内的子弟；无论是自设、自请或公开的私塾，都莫不如此。于是，我们看到粤语私垫、闽南语私垫、潮语私塾以及客语私垫等等，分散在各方言群聚居之地。就目前所知道的史料来看，最早将宗亲会及会馆带进华教活动之中的是槟城及新加坡的福建帮，他们在自己的社群组织里开办了富有办学精神和目标的闽南语私塾，对象是族群内的子弟，全部一律免费。这件事不但强烈地刺激了其他方言群，而且在华社里激起了很大的震荡。

在福建帮办学成功的外在压力之下，在解决自己社群子弟教育的内在压力之下，其他方言群也纷纷开始进行“抢滩”，让自己的方言教育“登陆”，让自己的子弟活动在自己的方言教育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无论人口多小的方言群，也无论蛰居多偏僻的方言群，都“争先恐后”地被迫兴办教育；于是，新的学塾纷纷兴办，并且被赋予族群的精神和意义，竟成为华社的一种社会运动，同步竞争，并线发展，为华社披上新的衣裳和新的面貌。

抢滩登陆而兴办的教育设施当然有其缺点：既是方言教育，又是仓促行事，于是，许多学塾就设在自己方言群的庙堂里，设备简陋，光线不足。另一方面，塾师完全倾向于自己族群，学生以单一族群而聚集一堂，也是方言教育的另一缺点。而更应该谴责的是，殖民地政府对这样“百年树人”的教育工作，竟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更不要说加以辅导和协助了。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种种现象：有的学塾只有稀少的学生，却维持一个学校的名义；有的学塾从庙堂搬到会馆，不久之后又在庙堂设立分校；有的学生必须绕道远走他区上学，因为他附近没有自己的方言学垫；有的一区之内同时开设了好几家学塾，而学生都非常稀少，由于都是不同方言创办的，所以不得合并；像这样的种种现象，可谓不一而足。至于说方言教育造成华社四分五裂，方言群教学加深新生代的隔阂，更是不在话下了。

尽管抢滩登陆出现了不少缺点和弊病，然而，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宗亲会及会馆是华教的重要支柱，却是应该青史留名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华族社团支援华教竟成为华族的传统精神和社会文化；在殖民地政府完全不理不睬的形势之下，华教得此生生不息的活力，才能够继续成长，进而哺育整个华社及支撑、开张整个华族的文化。而通过社团的支持及影响，进而带动社会名流及普罗大众的参与，华教乃成为华社不可分割的社会运动和群众教育，乃至于成为与民族共存亡的民族事业。然则，抢滩登陆的意义及正面影响，超过其所带来的缺点及弊病多多矣。

根据开辟时代发展的轨迹来考察，华社并不满足于登陆而已。实际上，他们是采取“先草创，后改进”的策略，让华教先遍地插枝，然后再施肥灌溉，使其日后成园成林。随着移民的迅速增加，学生稀少的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有的学塾还被迫迁出狭窄的庙堂或者设备不足的会馆，另建校舍，以期容纳族内更多的新生子弟。

翻过本世纪初叶，当方言学塾、学堂及学校逐步采用华语(中国国语)教学时，学堂、学校内的方言界线立刻被消除，学堂、学校的门户立刻全面打开，原本抢滩登陆的缺点、弊病也迅速地化为乌有，而“先草创，后改进”竟成为完全正确的策略了。

这个时候，学堂、学校成为团结民族的工具，无论什么方言族群，其学堂、学校一律采用华语教学；无论什么族群的子弟，可以到任何方言群创办钓学校上课；学堂、学校一时之间乃成为团结民族的最佳工具了。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学堂、学校成为民族事业的精神和理念更加强化了，而且根深蒂固地根植到民族的内心深处。学堂、学校全面改用华语教学，并且全面开放招收其他方言子弟，对宗亲会及会馆而言，创办及资援的意义已完全消失了，他们大可把这沉重的担子一掷了之。然而，华教史的发展并不循此轨迹，历史并不叫我们这群流窜海外华族轻松。在过去长期的运作及艰苦的磨炼中，社团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经已发现，教育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承诺，只有对新生子弟不断地作出承诺和担起责任，社会才会存在，才会川流不息。于是，学堂及学校依然按照“原先分配好的方式”，继续分别由社团支持，并且由社团发动自己族群内及社会上的人士支持。

这个时候的教育运作方式，是一种大公无私、至仁至爱的精神感召和正义承担；而这种感召及承担，就永远滋润着华族的良心，使这个民族产生无比的力量，成为华族对华教永远不移、不屈及不挠的支持意志力。

当我们见证了华族初抵陌生荒毛之地如何披荆斩棘，备尝苦痛，如何驱动社团承担责任，最后又见证他们如何赤手草创学堂，如何改进教育设施，如何为社会为下一代尽心尽力；我们应该说：作为国民的一份子，华族无愧于民族、国家，并且在为祖先的这一段开辟史感到自豪之余，更应该珍惜自重。

第一节：华教的源头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这支民谣应该从什么时候唱起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槟榔屿的五福书院，说创立于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华文私塾的第一间，所以，华教的第一支火把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初叶去。

华人移居这块土地为时非常悠远，根据史籍的记载，十九世纪的前十年，槟榔屿已有七千余名华人；那么，我们相信，在十八世纪末期时，槟城华人人口至少也有二、三千人，其中当然不乏妇女及幼童。至于马六甲，资料显示十八世纪中期，这个殖民地已经拥有一千四百余名华人，那么，我们相信在十八世纪末期时，马六甲的华人应该超过二、三千之数，其中也不乏妇女及幼童。至于新加坡，情形也相若。

华族素来有一个优良的传统，特别是移居海外的华族，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在一个拥有幼童的社区里，对华族来说，开办教育应该是相当自然的一回事。另一方面，私垫形同今日的家庭补习班，学生少可一人，多可五、六人，一声开班，即刻轻装上阵，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备。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十八世纪未叶的时候，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已经点燃了一些“无名教育单位”的火炬；这些私塾，由于时代的悠邈，史籍缺乏记载，既不知设址何处，也下知塾师姓名，更不知操作的详细情况。然而，我们相信，根据华族文化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习惯，只要哪个社区拥有一、二千名人口，就拥有为数可观的幼童；只要哪个社区拥有为数可观的幼童，就拥有私塾学堂。华文教育的幼苗，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本区播下最早的秧苗一一距离今天大约二百三十年。换句话说，我们大马华教这首民歌的第一个音符，是二百三十年前唱起的。

* * * * *

这些学塾都用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言，教授的科目也非常古旧，不外是《幼学琼林》、《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以及比较浅易的经书，再加上尺牍及珠算等，都只是一些做人及谋生的科目，学生所获得的知识非常狭窄。

第二节：私塾教育

散布在马六甲、摈榔屿及新加坡的迷你私塾群零零星星地“走进”人们的文献记录里，应该是开始于十九世纪的初叶。

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勒(William Milne)曾经提过，1815年期间，马六甲有三间华文学堂，其中一间是传教士所开设的，另外两间至少有一间是闽人创办的。另一方面，根据118年至1820年马六甲出版的教会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所提供的资料，1815年马六甲已经有九间华人私塾，其中八间专供福建学童升学，约有学生150名；另一间专供广东学童就读，约有学生十几名。

槟榔屿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三间华文学堂和一间女校新加坡在开埠后的第十年(1829)，据说有三间华文私塾，一间是闽方言教学，座落在北京街，学生22名；另外两间一粤语教学，分别座落在甘榜格南(Kg. Glam)及北京街。

这些走进人类文献记录的迷你教育单位，只不过是有幸的零星部分而已，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单位在历史的洪流中流失了。这些教育单位，学生无数量的规定，也没年级的限制；学习无时间长短的要求，也没统一的上下课规定；单位本身有可能是短期性、间歇性的，或者是副业性、缺乏通盘计划的。总而言之，这些不拘任何形式的“无名教育单位”，是我们华文教育开天辟地后，保留下来的雪泥鸿爪。她们很多在历史洪流沉没了，留下的只不过上述的点点滴滴而已。在我们讴歌的时候，我们应该为哪些无名的塾师多唱几句。

这些塾师，既无专业的训练，也不知道教育心理及教学技巧等等，他们在设备简陋、光线不足、空气不太流畅以及没有任何经济资援的环境底下，成为华教开荒史的先行者及播种者，披荆斩棘，蹈厉奋发，播下民族教育的苗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期新式学校的出现。

在这些无名英雄执教过的教育单位里，最幸运的是设置在新加坡的崇文阁及萃英书院，因为经过漫长岁月的筛汰之后，时间老人挑选了他们保留在历史的记录中。

崇文阁创建于道光29年(1849)，创办人是陈金声，号巨川，福建永春人，他和他父亲都是马六甲侨生，只会讲闽南话及英、巫语，是个典型的峇峇。不过，他却深爱儒家文化，以发扬儒家文化为无上的光荣，并且主张无论“成人”或“小子”们，都应该“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兴建崇文阁碑记》文)。在这样的信念下，他在福建人最重要的寺庙内一一天福官，创建了崇文阁，作为培育下一代的教育单位。

五年后，这位峇峇富商又古道热肠地在厦门街发起创办萃英书院。他从私囊里掏出一千七百多元买了一块地，又鸠合新加坡各帮的领袖，筹集了六千三百多元的建筑费；再向闽商及商号伸手，募得近四千元的开办费及维持费。1854年，萃英书院在轰轰烈烈的掌声中开学了。

陈金声这批闽商大部分都是峇峇，对中华文化不甚了了，但是，他们抱着对中华文化景仰的心理，在华文教育的历史长河中，竟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实在值得令人佩服。

崇文阁及萃英书院都是义学，公开给大众。和过去的学塾相比，无疑的，这两所学塾的办学是比较进步，她们有督学的制度，也有抽查学生成绩及塾师表现的规定；他们还建立起考试的办法和制度，并且规定清廷驻海峡殖民的总领事为成绩鉴定人，情形类似今天大学里的“校外考试委员”一样。此外，他们也规定了一些奖励的制度，藉以激发学子们发挥更大的潜能，以收更佳的教学效果。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所学塾除了强调儒家教育之外，也很重视英语的学习。创办人本身就是英、巫皆通的峇峇，这两所学塾中、英并重是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也完全符合环境的需要。在当年的私塾群里，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突破，它说明华人办学素来都相当灵活，并且能够配合时代。

在崇文阁及萃英书院之后，历史老人选择了南华义兴，作为华族历史留下的教育史迹。南华义学座落在槟榔屿平章会馆内，创办于光绪十五年(1889)，以南华医院董事诸公为主干，汇集当日槟榔屿华社最高领导的力量，共同创设的一所眼光宏大、根基雄厚及计划长远的全民学堂。她有详细的发展计划，有完整的学制，有严格的聘任规定以及督导的方法，是崇文阁及翠英学院之后华教更上层楼的象征。五年后(1893)，清廷使者薛福成路过槟榔屿，曾经报导过这所义学；根据他所闻所见，当时南华开两馆，一馆闽语，一馆粤语，共得学生四十余名。

尽管私塾教育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为人所诟病，但是，她们完全是发自民族的内心，是华族的一种民族性格和文化，在完全没有政府的津贴及教育专家的指导之下，他们能够错落不齐地坚持下去，并且遍地开花，哺育社会，长养后裔，完成了教育的责任；这怎么不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民歌呢？

第三节：新式教育的来临

在满清政府还没逊位之前，中国的教育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农村的凋敝、经济的崩溃以及人心的浮躁使得整体国势猛然下滑，几乎到了万劫难复的地步。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教育改革立刻成为兴邦救亡的重要工程之一，一些“新式”的课程，诸如“修身”、“历史”、“地理”、“算术”、“商业”、“手工”及“唱歌”等等，很快地取代旧有的呆板学科；至于学制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也雷厉风行地推动着。这些大小动作，不但让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而且大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感觉。

作为主流以外的一条旁支，本地区的华文教育这个时候也吹起了新的革新号角，唱出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新乐章。1903年，沙巴华社在古达区及吧巴区分别兴办了乐育及中西两所新式学校；1904年，槟榔屿华社开办了孔圣会中华学校，砂劳越华社在第一省伦东开办了新式小学；这些新式教育单位，像乐歌里的新曲一样，在旧文化里悠悠然吹起，琅琅悦耳，幽幽动人。

为了对这首新曲有所了解，我们姑且以槟榔屿孔圣会中华学校为例，做个简要的描叙。

孔圣会中华学校的创办人是张振动，他曾经担任过清廷驻新加坡署理总领事，深得清廷的信任和倚重。光绪三十年(1904)，他连同槟城一批绅商共同创设了这间学校。校址最初的阶段是附设在平章会馆内，后来在港仔唇买了三块毗邻的地皮，光绪三十二年(1906) 二月兴工，次年落成，中华就拥有了自己的校舍。底下是中华学校的几个特色：

(一)管理部

中华有个管理部门，内含正副监督各一人、总理六人及协理六人，全部由当地闽粤中富商选出，递年轮值。学校就由此十四人组成管理部，主理教学以外的一切事务。据此可知，本校是超帮派的，能够出钱并有教育热心者居之，共同为华社服务。中华在这方面树立良好的榜样，值得我们在这里赞颂。这个管理阶层后来就演变为本区华校不可分割的董事部了。

(二)教务部

学校设总教习、教务长、庶务长各一人，相当于今日之校长、教务主任及庶务主任；此外，又设检察一人，类似于今天的督察、督学。

(三)学科

底下是当日中华所教授的学科及其课程纲要：

科目	内容	每周时数
修身	以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为课本	2
读经	以《左传》为课本，程度稍低者则授以四书。	6
讲经	以《左传》为课本，程度稍低者则授以四书。	4
国文	作文二篇	2
国文	读文	4
外国语	英语	6
历史	以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为课本	3
地理	兼授绘图，俾知疆界	2
算学	有兼习代数者，另列一班	4
物理学	以谢洪赉所译《物理学》为课本，并绘画	1
体操	改教国语两小时
图画	物理、地理已有图画，不必再设
理财学	俟程度稍优后再补

(四)礼节

开学第一天，放假前一天以及每逢初一、十五，必须由监督、教员及办事人员率领全校学生，至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大礼行过后，学生必须向监督及教员行三拜之礼，再向办事人员行一拜之礼。

综合这几个特色来观察，新式学校除了增加一些新课程、改用新的管理方法之外，实际上也保存了优良的旧传统，比如阅读传统的典籍以及维持一些旧有的礼仪等。在改革口号喊得响彻云霄的时候，依然重视一些传统，使它们继续发光；似此设计，的确发人深省。

自沙巴、槟榔屿及沙劳越开风气创设新式学校以后，本区就进入新式教育创设的蓬勃时代。新加坡的应新(1905)、养正(1906)、端蒙(1906)、道南(1907)、吉隆坡的尊孔(1906)、坤成(1908)及怡保的育才(1909)，都和中华学校的成功创设有密切的关系。

中华学校本来是计划开办中学课程的，只因为槟榔屿“僻居海表，风气初开”，无法招收足够的学生，所以，不得已才改办小学。小学初办之际，中华校董们遇到一个难题：理想师资难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06年中华学校附设了师范传习所，开创了本区华校师范教育的先河。

槟榔屿师范传习所一共开办了两期，首期招生约二十名，第二期四十名，主持人是刘士骥和蔡乔荫。师范班虽然只办了两期，然而，它不但是南洋师范教育的嚆矢，也是南洋教育思想的新里程碑。它不但是新式教育的一种造势运动，对开拓新式教育的影响及局面有绝对积极的作用，进而解决新式教育教员荒的现象，使毕业学员成为新式教育的传播者及领导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启了“教员本地化”的新教育理念一一本地区的教员，应该由本地区内自己培训，才适合本地区的文化背景及政治环境。因此，槟榔屿师范传习所的设立在华教史的洪流里有着极大的意义，应该大书特书，更应该高声咏唱、低回吟哦。

此后，蔴坡化南女校、吉隆坡尊孔和坤成、实兆远南华、槟榔屿福建女校及辅友女校，先后都开办了师范班；为本区新式教育造就了不少师资。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但为中国乃至于亚洲开创一个崭新的民主新局面，也为本区新式的华文教育带来新的动力。这个时候，为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民族教育这支主题歌曲不但改了新的调子，而且唱得更亢奋和激昂，响入云霄。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以及汪精卫迭次南下演讲、鼓吹及宣扬新民主思想，为华文教育开启新时代，营造新生态及新环境；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新时代的序幕于焉拉开，接下来就是充满新时代、新意识的新式学校的设立了。她们像恒河沙数般地纷纷冒起，像春天百花纷纷绽开，迎接初春的旭日一样。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们也看到新式学校遍地创设，偶尔也看到旧式学塾改为新式学校的事件，然而，那只是一个“序幕”，一个“热身”，数量并不多，大多也不十分积极，情况更不十分普遍，以新加坡、槟榔屿及吉隆坡为例，从光绪30年(1904)槟榔屿创设中华学校至宣统三年(1911)的七年之间，华社所改、所创的新式学校不过17间，平均每年创校不及三间之数。辛亥革命成功，华社热身顿时臻达颠峰状态，于是，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似地，创校的形势竟一泻千里，随着滚滚不绝的江水，“只要有水井之处，必有华侨；只要有华侨之处，必有华校”，无论大城市，也无论小乡镇，更无论甘光僻壤，华校的花朵到处绽开。

如果将辛亥前后办学的情况相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辛亥年是一条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办学的情况只是个“序幕”；辛亥革命后，华社才完全进入一个空前的全民办学热潮。以新加坡为例；从1912至1939的三十年间，新加坡华社的创校率是节节高升一一从第一个十年代的25间，到二十年代的86间，再到三十年代的132间！由平均每年建校近三间，至近9间，再至13间！再以马来亚半岛来说，从首个十年的每十年开校二十几间，增加至每十年三、四十间，甚至再增加到六十几间。如果华族不是有强烈的奋斗力，如果中华文化不是有旺盛的生命力，如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英国殖民地政府没有任何资助及协助之下，在华族社会知识分子稀少及经验匮乏之下，这样的办学热不但是惊人的，而且也是我们所应当感到自豪的。在马来西亚各民族里，一直到今天为止，其他民族尚无此辉煌的历史。

第四节：办学热潮的动因、动能

民国肇建后，华校雨后春笋办地纷纷创设，就首个十年而言，新加坡创设了25间、柔佛23间、霹雳28间；到了第二个十年，新加坡86间、柔佛43间、霹雳41间；像这样的情形，是辛亥革命以前华社所未见，其办学情况之炽热，可谓空前。如果说是全民性的一种热潮，是华社全体动员的一种草相运动，那完全符合事实的。似此空前的全民运动，自有其动因和动能；追溯起来，应该是：

第一、民族意识的提高

康有为的保皇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在南洋一带的奔走和宣扬，无疑的，给各地华社上了一堂民族教育的课。他在南洋广设学堂，提倡民族教育以及推动孔教会，使华族认同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孙中山先生和他的革命党人士在马来亚风卷云涌，宣扬恢复汉族的历史文明，鼓吹振兴中华的国际地位，更是唤醒了本区华族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鼓动之下，华社先知先觉者纷纷带头，成为炽热的办学潮的最大原动力。

第二、时代精神的感召

清朝的覆亡，意味着旧时代的结束，一切腐败无能到此结束：民国的肇造，象征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迈向富强康盛的大道。

所谓新的时代精神，就教育方面而言，其课程内容及教育精神已经和旧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民国元年，蔡元培改革教育，使教育摆脱“忠君”、“尊孔”的旧传统，又加强“体操注重兵式操”的“尚武”精神，使教育和富国强兵挂钩，如此改革，即创新大胆，也显露出一种新气象。创办新式学校，宣扬这种新的精神和气象，乃成为华社的一种潮流。

第三、受学务会的激发

清季末叶，为了资援及发展南洋各地的华文教育，清廷在各区都设置有学务会。民国开元之后，马来亚也先后设置类似的组织；根据我们搜到的资料，有：英属华侨学务总会(1913设立，会址在新加坡)、槟榔屿华侨教育会(1913)、霹雳华侨教育会(在怡保，成立年份失考)、雪兰莪华侨教育会(在吉隆坡，大约十年代成立)及马六甲华侨教育会。这些教育会，无疑的，对华教的创办有着很大的激发作用，是华社创办学校的另一个动因。

第四、对新生一代的责任

民国肇建以后，“舍己为人”、“救民救国”的思想弥漫整个社会，华族大团结，建设大中华的新精神，涵盖了整个社群，许多有志之士抱着民胞物与的胸襟，承担起办学的重担子。今天，我们在一些校史里，依然可以读到这股动人心弦的时代精神。比如北马双溪大年新民学校的校史说：“先贤们深切地了解兴办学校真正意义，乃是教育年轻一代，以对下一代负起责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上四事，应该是这个时期华社全民办学热潮的主要原因；而它们都和民国肇建有直接的关系。民族意识的提高、时代精神的感召固然因国民政府肇建而起，大团结、建中华以及承担子女教育责任又何尝不是因民国肇建而起！至于学务会的成立，就更直接和国民政府有密切的关系了。因此，国民政府的创立就像清晨的朝晖一样。序幕一打开，立刻就把这片土地的花花草草照映得欢声雷动、鼓掌争鸣，成为一幕空前的办学运动，席卷整个马来亚半岛及东马二州。

创建新式学校的动因交待了之后，我们就应该交待推动创校的动能了。

带动这股兴办学潮的，除了包括革命派人士在内的个人以及一些团体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馆了。各类型的会馆，可以说是当年华社办学热潮重要的推动力量。华社的会馆大致上可以分为血缘、地缘及业缘三大类，其中以血缘及地缘的“原级性”最强烈，成立的年代也最早。

早期的私塾学堂，甚至民国初年的新式学校，大部分还是以方言为教学；这种形式，无疑的对方言会馆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各帮会馆纷纷争办学校，而且就设址在会馆内，作为自己族群的教育单位，即使人口最少的海南人、客家人，也为族群子弟接受自己方言教育而奋力支持自己的学校。对会馆而言，创办学校本来是一项大工程；资助学校则更是一件任重道远的历史事务了。然而，为着族内子弟的“母语教育”，各会馆都乐意扛起这沉重的大鼎。底下是各地会馆与所办学校的名表：

A、闽南语系

(新加坡)

崇正(1905)、道南(1907)、爱同(1912)、崇文(1915)、崇福(1915)、兴亚(1917)、光洋(1919)、启蒙(1920)、华南(1929)、中华(1922)、丹诏(1922)、中南(1922)、钟声(1924)、益励(1924)、崇德(1925)、崇德、惠群(1926)

(吉隆坡)

中华(1919)、国民、中华女校

(巴生)

中华(1912)、共和(1919)

(关丹)

华侨(1925)

(怡保)

培南(1915)

(金宝)

培元(1912)

(古晋)

启智(1935)

B、福州语系

(新加坡)

培青(1918)、宏文(1921)

(槟榔屿)

三山

C、广州语系

(新加坡)

宁阳(1819)、东安(1922)、三水、冈州、南顺

(吉隆坡)

华文半日学校(1926)、力行(1938)、育才

(马六甲)

惠民

(槟榔屿)

台山(1918)

(古晋)

益群(1917)

D、潮州语系

(新加坡)

端蒙(1906)、启发(1906)、义安女校(1935)

(吉隆坡)

培才(1923)

(邦咯岛)

华民鼎新(1917)

(彭亨)

中华(1926)

(槟榔屿)

韩江(1919)

E、客家语系

(新加坡)

应新(1904)

(芙蓉)

启华(1935)

(瓜拉庇劳)

新民(1931)

(吉隆坡)

中国(1916)、循人(1913)

(古晋)

公民(1918)、大同(1923)

(怡保

)明德(1913)

F、海南语系

(新加坡)

育英(1910)

(吉隆坡)

桥南(1917)

(槟榔屿)

益华(1920)

(昔加莫)

南华(1936)

(马六甲)

华南夜学、巨镜、琼林

(怡保)

振华(1914)

(古晋)

崇本

除了上述方言群会馆“争先恐后”地创办学校之外，其他性质的会馆及社团也不落人后的办起学校，为民族教育贡献一份力量。比如新加坡的碧山亭、吉隆坡的精武体育会、巴生的青年会及槟榔屿的阅书报社等，也都在华教史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在二十年代初期以中国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普遍被接纳及广泛被采用之前，无庸讳言的，华文学校大部分还是以方言教学，而且帮派观念特重。就学童家长而言，潮州子女当然不愿意上客家方言学校，客家子女当然也不愿意上闽南学校，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就会馆本身而言，非我方言子女者不收，该学校为我会管所创、所资助，其他方言子女焉得享用乎！畛域之划分，非常清楚。

就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方言会馆“不得不争一口气”，为自己方言群内子女创办学校，提供教育上的服务。今天，当我们披览各会馆馆史以及各校校史时，即可发现这一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学堂大部分都设址于会馆内了。由于各方言群都“争一口气”，所以，办学乃成为互相竞争的事项，正如陈达所说的：“南洋华侨，因语言及习惯之不同，原分五帮。某地如有学生，并有教育费，各帮必立一校以教育儿女。其余的理由是：各帮会馆以办学为荣，彼此互相竞争。”

据此，我们就知道，各方言会馆争办学校背后的主要原因了。

然而，当二十年代初期各校逐渐采用普通话作为教学时，这种“恶性竞争”立刻成为一种“良性发展”了。各帮的学校顿时门户敞开，所有学校一律普通话教学，没有任何畛界；对华教史来说，这真是一件奇妙的经验。原本为着自己方言群子女争办学校，这个时候，转变为面向广大的华族社会，以全体华族子女为服务对象。今天，这个作风已经成为华社的传统一一会馆承担学校，学校服务全体华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