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政治神话》
从莫哈末纳希和佐摩，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等博士学者最近发表的言论看来，他们显然和陈志明博士有著同样的观点，认为华人的华文教育系统与国家文化互不相容，因为它有严重的隔离主义色彩云云。请给我一个机会澄清这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是认真关注民族融合问题的话，就有必要在这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上连致一致的看法。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阐明有关华人教育发展的历史，因为这些学者已经曲解了这段史实。
在今天，华文教育是一个既成事实。考虑到十九世纪以来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它必须展开的对主要来自当权者的压制的斗争，它的存在就更加明显、更加有意义了。举个例子，当佐摩提到“殖民地时代遣留下来的方言教育制度继续沿箸语文和种族路线，隔离学校里的儿童．．．．．”时(见1984年正月2日《星报》)，他给这段史实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同样的，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写道：“殖民主义者的不管、疏忽、反对建立国家教育制度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政策，为文化及政治两极化奠下了基础。”
明显的，华文教育是殖民统治的产物，正如当前的每一个机关都曾经历一段殖民主义历史一样。但是，这些学者却发出这么一个错误的见解，大谈民族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强国为了推行分而治之政策而泡制出来的，云云。
马兹娜和沙瓦那姆都因而作出以下结论：“有了这么坏的记录，目前设立的方言教育制育要确保国家长期利益或为国家文化的进化过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说法，未免令人感到怀疑。”
他们的论述缺少了这么一个事实：华族的华文教育制度，是本国华族社会以不屈不挠的政治决心，用血汗和眼泪建立起来的。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华校展开斗争，反击殖民主义者企图强加的种种压制，如一九二零年及一九三五年的学校注册法令。这是因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华校是马来亚反殖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很少非华人给予这个事实合理的评价和认可。
日治时期，由於接受华文教育的华社分子掀起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华校再度受到严重摧残，无数生命受到杀害。在这段黑暗日子里，日本占领军对华校的师生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杀戳。这些惨痛的事实，是耳熟能详的，此外，也有大量事迹写入了史籍里。
马兹娜，沙拉瓦那姆都、莫哈末纳希和佐摩对这段历史的诠释未免太过表面化和简单化了。分而治之确实是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只是，这群学者若不是不明真相，就是企望能掩饰一项不符合他们的理论要求的事实。然而，在时间上，也只有在某一段时期(二十年代初期前)，华校才能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一旦华校被视为是殖民统治的一项威胁时，殖民地政权便开始立法规定“划一教育制度”。殖民统治者的意图无法实现。到了一九五一年，那份企图废除民族学校而以单一国民型学校制度取代的巴恩报告书才出炉。因此，後期的知识份子或学者所建议的“综合学校制度”其实不过是抄袭殖民统治者早已提出来的东西而已。
与巴恩教育报告书同时出现的方吴报告书(吴德耀博士是一名联合国官员)却提出相反的意见，呼吁政府拨款支援和保存民族教育制度。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制度与建立马来亚民族意识的努力并行不悖，因而促请政府大幅度增加对华文教育制度的津贴。我们都知道，随後出炉的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只采用巴恩教育报告书的建议。学生母语班也就是从这项立法中产生的。
上述遭群学者反对民族学校的论点一点也不新鲜。他们的最终看法也许会不同，但是，他们的论点，却与邓普勒在一九五三年拒绝华人社会保存民族教育制度时所持的论点没有两样。
邓普勒的论点是：
●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已准许国民学校教授华文。
●华校似乎在灌输一种远离其他马来亚社群的分离主义精神。
●应该在“自由选修”的基础上，增加教授半小时的母语(例如开办母语班)。
●声称“华校亡，华人语言、文化不保”的论调只顾示华人对自己历史悠久的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缺乏信心。
首先，国民学校提供的“自由选修”的母语课程，对於维护和发展任何语文和文化所能作出贡献，可说是少之又少。当前母语班的一团糟，实在是本地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一个反映。它当然也印证了当时华教领导人的先见之明，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主要要指出的是，我们实在看不出政府在接受陈博士等人的建议时会感到有甚么为难。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走得更远吗？可是，我们能够说他的主要动机是出於对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的爱护吗？事实上，他的想法和马兹娜，以及沙拉瓦耶姆都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更加现实和更能适应市场需求而已。
除了涉及教育和人权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平等主义目标的问题；这个明显不过的问题，不知怎么总被这群学者忽略了。我所指的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观点：教育最好是以母语作为传授媒介。
通晓一种语文，是理解有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是老生常谈的自明之理，一般政客、学者发伟论时，总忘不了重复这一个论点。奇怪的是，当华人社会要将这原则付诸实践时，适群政客、学者却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不适用於华人的语文和文化！同样的，殖民主义政府也一样无法理解他们那套自相矛盾的“真理”。直到一九五四年，华人社会把一份备忘录摆在殖民地政府面前，当箸他们的面单刀直入地问：如果英文的教学像华文在本国的遭遇一样，只限於“自由选修”，试问你们英国政府将会有甚么感受？
对於真诚关注马来语文和文化的人们，我要再度问他们：如果马来文的教学仅作为一个“自由选修”的科目，就像新加坡的母语班一样，他们心里作何感想？我将会亳不犹豫地说，“新加坡的马来民族不仅有权利争取本族的母语教育制度，新加坡政府遁有义务提供这种教育制度。”(其实，我早已经这么说了，尽管陈博士等人企图误导别人，使人相信我反对国语和反对大马人讲马来语。)
同样的，当时机成熟，需要在新加坡成立一间马来文大学时，马来社会应该享有拥有一间马来文大学的权利。在我的第一篇表示关心各社群文化问题的文章里，已经提出这个赤裸裸的问题。但是陈博士却一再硬指我反对华人讲马来语，为甚么？他们这种手法或许反映他们的辩论中所具有的文化水平。
因此，在语文便利、民主权利和促进社群之间互相了解的正确基础等问题上，民族教育制度有权利存在。在民族融合及国家文化形成的问题上，它有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并不排斥马来语，更不会削弱马来语作为国语及大马人通用语言的地位。华校很早就接受马来文与英文为必修科的事实。华文教育工作者，在争取独立时，是呼吁应用和发展国语的先锋之一。目前，一些独中教师正在协肋语文出版局，从事普及三种语言文学的工作。
去年，华文独中参加了在语文出版局举行的两种语言诗歌朗诵比赛。同时四月六日，又参加在同一个地点举行的三种语言(巫、华、印)诗歌朗诵晚会。华文独中之间，则已把全国性的三种语言演讲比赛列为一项常年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不仅有力地揭破华校实行隔离主义的谎言，也树立了模范，让人们看到各个制度间连致合作和亲善的无穷途径。可是，有些人从来不想朝这个方向看问题，原因不外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民族学校的存在。
陈博士之流是以“国家文化有必要对外国人显示一种独特的大马风格”作为他们的国家文化观的理论根据。他们坚决认为，按照“历史的延续性”，我们的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文化为基础。
可是，当外国人谈到他们对我国的印象时，观点却正好和这群学者的相反。外国人总是认为是多种外来社群文化的交相混合，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大马文化特色。任何企图扭转文化自然进化的行动，不仅将削弱这个独特的“大马色彩”，甚至能将我们引向与融合背道而驰的方向去。这点也就是华社提呈备忘录时所持的理论根据。
我们经常聪到一些大马人夸夸其谈地论述促进种族之间了解之道。可是，一来到基本问题，他们却转口说：“对我们来说，基於‘历史延续性’的因素，非马来人有必要改变自己，以适应马来语文、教育和文化。”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正是长久以来所发生的情况吗？非马来人社会已经改变到学习和研究马来语文、文学和文化的程度。我们(华人)能够阅读以马来文书写的马来文学著作。可是，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么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是真心要促进民族之间的了解，也许更多的马来人应该学习以华文、淡米弥文去了解华文及淡米弥文文学。就这种作法对种族之间的了解所能产生的冲击力来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就算规模非常小)，所达到的效果也将是神奇的。我们都知道，在马来社会中，奥斯曼阿旺、赛胡先阿里等知识份子是促进种族了解的模范人物。但是，如果政府在遭方面愿意肋以一臂之力，则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的。
然而，在上述论点能够被人拿来大肆发挥之前，让我们交代清楚，那只不过是一句离题话…………一个幻想而已。因为，在现实中，华人社会只不过是要求他们的语文、教育及文化在国家文化中占有一席平等之地位而已。
任何人谈国家文化时，如果认定国家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仅能来自一种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和促进国家融合的理想背道而驰。任何造成道么一种情况的政策，用世界舆论的定义，是在进行一种野蛮的强迫性同化政策。多姿多采的文化形式，只不过是组成大马的各个吐群的不同宗教、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自然反映。
融合和同化两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融合通常是被所有的人接受和认为是合乎需要的；但是，作为实现政府政策的(强迫)同化却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很难看清楚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的论据所在。他们的论据是“…………强调了大马各社群之间最终将同化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和无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个论据所持的其中一个理由是：“马来西亚的历史现实，从来没有，最终也不会允许多元政治的出现。”
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论调，是典型的熔炉方案。熔炉方案在美国祖家发生的困难，正如杰西．杰克逊(Jessie Jackson)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的：“我们的一半人口还未融化，他们已经粘在炉底了！”这一半人口指的当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原住民(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近年来，熔炉方案已被证明是一场美丽的梦幻。
这批学者是否曾为非马来民族在文化、宗教、教育及语文等方面的意愿想一想呢？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群号称人道主义者的学人，竟然想当然耳地认为：所有人民都必然会对影响他们经济地位和市场需求的课题感到兴趣。
赏一小撮“用心艮苦”的学者不遣余力反对由代表全国四百多万华人的大多数的四千多个华团支持及设立的民族教育体系时，民主两个字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非常明显，任何人都是没有权利夸夸其谈说甚么他们解决民族融合问题的方案才是“真正超越种族局限的”。
原戴1984年5月8日《星报》
译者：教总秘书处
国家文化：熔炉方案行不通
柯嘉逊
从莫哈末纳希和佐摩，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等博士学者最近发表的言论看来，他们显然和陈志明博士有著同样的观点，认为华人的华文教育系统与国家文化互不相容，因为它有严重的隔离主义色彩云云。请给我一个机会澄清这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是认真关注民族融合问题的话，就有必要在这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上连致一致的看法。在正式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阐明有关华人教育发展的历史，因为这些学者已经曲解了这段史实。
在今天，华文教育是一个既成事实。考虑到十九世纪以来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它必须展开的对主要来自当权者的压制的斗争，它的存在就更加明显、更加有意义了。举个例子，当佐摩提到“殖民地时代遣留下来的方言教育制度继续沿箸语文和种族路线，隔离学校里的儿童．．．．．”时(见1984年正月2日《星报》)，他给这段史实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同样的，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写道：“殖民主义者的不管、疏忽、反对建立国家教育制度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政策，为文化及政治两极化奠下了基础。”
明显的，华文教育是殖民统治的产物，正如当前的每一个机关都曾经历一段殖民主义历史一样。但是，这些学者却发出这么一个错误的见解，大谈民族教育制度是殖民主义强国为了推行分而治之政策而泡制出来的，云云。
马兹娜和沙瓦那姆都因而作出以下结论：“有了这么坏的记录，目前设立的方言教育制育要确保国家长期利益或为国家文化的进化过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说法，未免令人感到怀疑。”
他们的论述缺少了这么一个事实：华族的华文教育制度，是本国华族社会以不屈不挠的政治决心，用血汗和眼泪建立起来的。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华校展开斗争，反击殖民主义者企图强加的种种压制，如一九二零年及一九三五年的学校注册法令。这是因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华校是马来亚反殖斗争的一个坚强堡垒，很少非华人给予这个事实合理的评价和认可。
日治时期，由於接受华文教育的华社分子掀起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华校再度受到严重摧残，无数生命受到杀害。在这段黑暗日子里，日本占领军对华校的师生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杀戳。这些惨痛的事实，是耳熟能详的，此外，也有大量事迹写入了史籍里。
马兹娜，沙拉瓦那姆都、莫哈末纳希和佐摩对这段历史的诠释未免太过表面化和简单化了。分而治之确实是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只是，这群学者若不是不明真相，就是企望能掩饰一项不符合他们的理论要求的事实。然而，在时间上，也只有在某一段时期(二十年代初期前)，华校才能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一旦华校被视为是殖民统治的一项威胁时，殖民地政权便开始立法规定“划一教育制度”。殖民统治者的意图无法实现。到了一九五一年，那份企图废除民族学校而以单一国民型学校制度取代的巴恩报告书才出炉。因此，後期的知识份子或学者所建议的“综合学校制度”其实不过是抄袭殖民统治者早已提出来的东西而已。
与巴恩教育报告书同时出现的方吴报告书(吴德耀博士是一名联合国官员)却提出相反的意见，呼吁政府拨款支援和保存民族教育制度。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制度与建立马来亚民族意识的努力并行不悖，因而促请政府大幅度增加对华文教育制度的津贴。我们都知道，随後出炉的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只采用巴恩教育报告书的建议。学生母语班也就是从这项立法中产生的。
上述遭群学者反对民族学校的论点一点也不新鲜。他们的最终看法也许会不同，但是，他们的论点，却与邓普勒在一九五三年拒绝华人社会保存民族教育制度时所持的论点没有两样。
邓普勒的论点是：
●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已准许国民学校教授华文。
●华校似乎在灌输一种远离其他马来亚社群的分离主义精神。
●应该在“自由选修”的基础上，增加教授半小时的母语(例如开办母语班)。
●声称“华校亡，华人语言、文化不保”的论调只顾示华人对自己历史悠久的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缺乏信心。
首先，国民学校提供的“自由选修”的母语课程，对於维护和发展任何语文和文化所能作出贡献，可说是少之又少。当前母语班的一团糟，实在是本地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一个反映。它当然也印证了当时华教领导人的先见之明，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主要要指出的是，我们实在看不出政府在接受陈博士等人的建议时会感到有甚么为难。新加坡的李光耀不是走得更远吗？可是，我们能够说他的主要动机是出於对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的爱护吗？事实上，他的想法和马兹娜，以及沙拉瓦耶姆都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更加现实和更能适应市场需求而已。
除了涉及教育和人权因素外，还有另一个平等主义目标的问题；这个明显不过的问题，不知怎么总被这群学者忽略了。我所指的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观点：教育最好是以母语作为传授媒介。
通晓一种语文，是理解有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是老生常谈的自明之理，一般政客、学者发伟论时，总忘不了重复这一个论点。奇怪的是，当华人社会要将这原则付诸实践时，适群政客、学者却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不适用於华人的语文和文化！同样的，殖民主义政府也一样无法理解他们那套自相矛盾的“真理”。直到一九五四年，华人社会把一份备忘录摆在殖民地政府面前，当箸他们的面单刀直入地问：如果英文的教学像华文在本国的遭遇一样，只限於“自由选修”，试问你们英国政府将会有甚么感受？
对於真诚关注马来语文和文化的人们，我要再度问他们：如果马来文的教学仅作为一个“自由选修”的科目，就像新加坡的母语班一样，他们心里作何感想？我将会亳不犹豫地说，“新加坡的马来民族不仅有权利争取本族的母语教育制度，新加坡政府遁有义务提供这种教育制度。”(其实，我早已经这么说了，尽管陈博士等人企图误导别人，使人相信我反对国语和反对大马人讲马来语。)
同样的，当时机成熟，需要在新加坡成立一间马来文大学时，马来社会应该享有拥有一间马来文大学的权利。在我的第一篇表示关心各社群文化问题的文章里，已经提出这个赤裸裸的问题。但是陈博士却一再硬指我反对华人讲马来语，为甚么？他们这种手法或许反映他们的辩论中所具有的文化水平。
因此，在语文便利、民主权利和促进社群之间互相了解的正确基础等问题上，民族教育制度有权利存在。在民族融合及国家文化形成的问题上，它有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并不排斥马来语，更不会削弱马来语作为国语及大马人通用语言的地位。华校很早就接受马来文与英文为必修科的事实。华文教育工作者，在争取独立时，是呼吁应用和发展国语的先锋之一。目前，一些独中教师正在协肋语文出版局，从事普及三种语言文学的工作。
去年，华文独中参加了在语文出版局举行的两种语言诗歌朗诵比赛。同时四月六日，又参加在同一个地点举行的三种语言(巫、华、印)诗歌朗诵晚会。华文独中之间，则已把全国性的三种语言演讲比赛列为一项常年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不仅有力地揭破华校实行隔离主义的谎言，也树立了模范，让人们看到各个制度间连致合作和亲善的无穷途径。可是，有些人从来不想朝这个方向看问题，原因不外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民族学校的存在。
陈博士之流是以“国家文化有必要对外国人显示一种独特的大马风格”作为他们的国家文化观的理论根据。他们坚决认为，按照“历史的延续性”，我们的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文化为基础。
可是，当外国人谈到他们对我国的印象时，观点却正好和这群学者的相反。外国人总是认为是多种外来社群文化的交相混合，才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大马文化特色。任何企图扭转文化自然进化的行动，不仅将削弱这个独特的“大马色彩”，甚至能将我们引向与融合背道而驰的方向去。这点也就是华社提呈备忘录时所持的理论根据。
我们经常聪到一些大马人夸夸其谈地论述促进种族之间了解之道。可是，一来到基本问题，他们却转口说：“对我们来说，基於‘历史延续性’的因素，非马来人有必要改变自己，以适应马来语文、教育和文化。”可是，这一切难道不正是长久以来所发生的情况吗？非马来人社会已经改变到学习和研究马来语文、文学和文化的程度。我们(华人)能够阅读以马来文书写的马来文学著作。可是，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人提出过这么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是真心要促进民族之间的了解，也许更多的马来人应该学习以华文、淡米弥文去了解华文及淡米弥文文学。就这种作法对种族之间的了解所能产生的冲击力来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形(就算规模非常小)，所达到的效果也将是神奇的。我们都知道，在马来社会中，奥斯曼阿旺、赛胡先阿里等知识份子是促进种族了解的模范人物。但是，如果政府在遭方面愿意肋以一臂之力，则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的。
然而，在上述论点能够被人拿来大肆发挥之前，让我们交代清楚，那只不过是一句离题话…………一个幻想而已。因为，在现实中，华人社会只不过是要求他们的语文、教育及文化在国家文化中占有一席平等之地位而已。
任何人谈国家文化时，如果认定国家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仅能来自一种文化，其结果必然是和促进国家融合的理想背道而驰。任何造成道么一种情况的政策，用世界舆论的定义，是在进行一种野蛮的强迫性同化政策。多姿多采的文化形式，只不过是组成大马的各个吐群的不同宗教、传统和风俗习惯的自然反映。
融合和同化两个概念经常引起混淆。融合通常是被所有的人接受和认为是合乎需要的；但是，作为实现政府政策的(强迫)同化却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很难看清楚马兹娜和沙拉瓦那姆都的论据所在。他们的论据是“…………强调了大马各社群之间最终将同化的不可抗拒的逻辑和无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个论据所持的其中一个理由是：“马来西亚的历史现实，从来没有，最终也不会允许多元政治的出现。”
这是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论调，是典型的熔炉方案。熔炉方案在美国祖家发生的困难，正如杰西．杰克逊(Jessie Jackson)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的：“我们的一半人口还未融化，他们已经粘在炉底了！”这一半人口指的当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黑人、原住民(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近年来，熔炉方案已被证明是一场美丽的梦幻。
这批学者是否曾为非马来民族在文化、宗教、教育及语文等方面的意愿想一想呢？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群号称人道主义者的学人，竟然想当然耳地认为：所有人民都必然会对影响他们经济地位和市场需求的课题感到兴趣。
赏一小撮“用心艮苦”的学者不遣余力反对由代表全国四百多万华人的大多数的四千多个华团支持及设立的民族教育体系时，民主两个字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非常明显，任何人都是没有权利夸夸其谈说甚么他们解决民族融合问题的方案才是“真正超越种族局限的”。
原戴1984年5月8日《星报》
译者：教总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