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柯嘉逊 著
第一章 华文教育的诞生
华人移居大马及其英勇奋斗事迹已有很完整的历史记载。(注1)若欲追溯当时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必须先了解当时华人社会的性质和殖民地统治者对待华侨的态度。
这些华侨大部分来自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福建和广西。在原居留地，他们过着贫困的日子，而欲南下寻求较美好的生活。华裔佛教徒虽然早在公元首千年里就到过马来半岛，(注2)可是直到马六甲发展为东方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时，华裔才认真移居这里。
1641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过马六甲。据荷兰当局的数字指出，当时马六甲市区内约有300至400名华裔店员、技工和农夫。1750年，华裔人口增加至2161名。(注3)十九世纪时期，随着槟城和新加坡的开发，马来亚华侨的人数更加快速增加。这些华侨在原居地时，多数为商人、技工、务农者和劳工。在移居马来半岛后，也有参与其他工作行列，其中包括在彭亨、霹雳和雪兰莪州开采锡矿，在柔佛种植胡椒和甘蜜和在吉兰丹开采金矿等。
较早时，这些华侨是依据他们的宗族、乡会和私会党而组织起来的。私会党在当时势力十分强大，结果致使殖民地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烈的步骤以遏制他们的势力。在华侨人口逐渐增长下，广东与福建宗亲皆各自组织本省的会馆，接着又成立与府、州、县和乡等相应的同乡会。
血缘性会馆是在互助解决住宿等福利问题和祭祀祖宗等的需要下而告成立的。与此同时，尤其是在树胶业与采矿方面，亦成立各自的商会。此外，木匠和裁缝师等亦成立本身的行业组织。
华族很快就察觉到华人社会必须在捍卫本族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团结一致，以应付当权者和其他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因此，各州和市镇就开始组织各种联合会，因为这些个别非商业性社团缺乏所需的联系，以团结一致，共同面对移民、教育与社会福利等问题。
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各行业都有华人的参与，除了锡矿和树胶园之外，他们的足迹也遍及码头、市政局、铁道局、工厂、铸铁厂及其他小型工业和市区内各行业。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移民情况如表(一)及(二)所示：
表(一)：1871年海峡殖民地各族人口组成
种族/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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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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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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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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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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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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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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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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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2
|
10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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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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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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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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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8
|
33,390
|
马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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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16
|
26,141
|
58,098
|
159,453
|
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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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
1,946
|
50
|
2,429
|
欧亚混血儿
|
2,409
|
2,951
|
2,850
|
8,210
|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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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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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1
|
77,756
|
38,097
|
另注：数字包括印尼移民，尤其是侨居新加坡者
资料来源：Ooi Jin Bee著作《马来西亚半岛》，图表(5.2)。
表(二)：1911年至1938年马来亚与新加坡人口组成(以千为单位)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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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
1931
|
1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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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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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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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
|
1,962
|
2,211
|
印族
|
917
|
1,175
|
1,709
|
2,220
|
马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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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
472
|
624
|
744
|
欧洲人
|
11
|
15
|
18
|
28
|
欧亚混血儿
|
11
|
13
|
16
|
18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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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33
|
56
|
58
|
总数
|
2,673
|
3,359
|
4,385
|
5,279
|
资料来源：《1939年马来亚年鉴》。
虽然非巫族移民在殖民地经济领域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侨民社会里，他们仍须自力更生和依赖有钱阶级的善举。殖民地政府非常不愿意花费所谓不必要的开支，它的借口是：(注4)
“英国殖民地当政者非常赞赏马来亚华人社会的高度组织性，所以放手让他们完全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
1.1 早期的华文学校
十九世纪，马来亚偏向英文教育是个事实。殖民地政策着重培养一批除肤色之外，在各方面皆倾向英国的土著精英。这种官方态度在1835年麦考烈(Macaulay)所写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记录》，己清楚地反映出来：(注5)
“懂得英文比懂得梵文或阿拉伯文更为有价值；所以土著们都渴望接受英文的教导，而不愿意学梵文或阿拉伯文。不论作为法律用语或宗教用语，这两种语文的学习都不值得我们鼓励。本国的土著可以被训练为彻底的英文学者。我们的努力应朝向上述目标。”
与此同时，当权者亦偏向于为巫族提供基本的马来文教育。这项稍为“开明”的政策的动机可从提倡者之一的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于1890年担任霹雳参政司时所作的报告中看出：(注6)
“除在少数几间学校外，英文是不可能被好好教导的。我也不认为试图教导农家儿女一般的英文知识是明智之举，因为这种语文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与他们日常工作无关，而且会引起他们对劳力工作产生不满的情绪……通过马来学校教导可兰经、算术和地理等知识及勤劳的习惯，守时和服从等对他们会有更大的好处。”
1895年，霹雳州督学重申这个看法：(注7)
“我再次重申，不加选择的教导英文是不明智的。对英文一知半解是有害的。印度就是一个实例，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半饥饿和深感不满的人民，就因为他们懂得一点点英文，认为劳工是低级工作，不适合于他们。……其实，简单的方言教育更能使他们成为较好的公民和对社会较为有用的人。”
可是，1898年，马来联邦马来学校的督学拒绝有关把方言教育扩展至其他语文教育的建议。他坚持学生应该只学习马来文。(注8)
根据记载，伦敦传教团于1815年在马六甲设立了第一间华文学校。1819年，新加坡也设有三间私塾。(注9)这些较早期的华文学校多以当地方言为教学媒介。新加坡莱佛士学院也于1893年开始提供华语教学的方便。(注10)
实际上，中国于1890年所展开的教育改革是推动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原动力。当时光绪皇帝的朝廷官员，康有为和梁启超曾到南洋避难，当他们在马来亚时，他们曾劝告当地华人推动华文教育的工作。
1901年，华文学校体制的“独立”性已是一项事实。这些学校不仅在经济上，甚至在其他方面都是自立的。从一开始，维护和发展华族语文、教育和文化的斗争都是通过社团组织，动员群众参与。
根据1901年人口统计，约有两千名学生登记进入华校；相对的，华裔学生进入英校就读的只有六百名。(注11)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很快的就对马来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把学校开放给女学生，让女孩子也能上学。
1905年，总督岑春宣委派两名特使，即督学刘士骥和商业大臣张弼士前来马来亚劝告海外华侨致力于发展华文教育，并由康有为、林文庆和许行云组织保皇党，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贯彻推行社会改革。
改革时期始自二十世纪之初，在此之前，私塾课程是以死记硬背古文的方式进行的。传统中华文化和价值通常就在这些附设于庙宇、店铺、住家或其他简陋建筑物内的私塾灌输给学生。大部分私塾的通风设备，电流供应和卫生条件都很差。私垫课程除了珠算与书法外，自然也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及四书五经等。(注12)
1.2 现代华文学校
如较早时所说过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运动所引起的变化在南洋各地都可感受到。革命党发起人孙中山先生于1900年7月抵达海峡殖民地时，即刻被当局逮捕并遣送回国。虽然如此，他于1906年至1911年之间，还是数度到南洋来，中国改革派和革命所展开的活动无可避免的对马来亚华校产生巨大的影响。
不久后，我国华校就出现了新的课程内容，除了传统文学外，也教导历史、地理、伦理、科学、语文、算术、图工、歌唱及体育等。
1904年，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校友陈楚楠在新加坡创办了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即Yiu
Sin学校并采用华文和英文为教学媒介。(注13)在同一年，驻槟城的清朝副领事张弼士在槟城设立了一间学校。1906年，另三间学校，即吉隆坡尊孔学校、怡保育才及槟城邱氏学校亦相继开办。(注14)
1908年，吉隆坡第一所中华女校，即坤成女校诞生了。同年，来自中国的政治活跃分子为槟城文盲工人创办中华学校。1911年，一名潮州籍商人潘兆鹏(Phua Choon
Heang)亦在新加坡创立了第一所中华女校。
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对马来亚新式华校的发展无疑又是一项新的刺激。“思想改革”运动的结果，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了试图团结全中国而重新编写学校课本。中华民国的诞生和满清政府倒台亦在马来亚华校当中引起新的爱国主义和政治觉悟。
新的思想意识同样产生于教师、学校董事和学生之间。他们把当时象征臣服满清政府的长辫剪掉。此外还有极热烈的筹款运动，以在经济上支援这个后来易名为国民党的革命党。
1914年至1919年之间；马来亚华侨异常关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例如1919年凡尔赛和平大会协议条款公布时(即把前德国在山东所拥有的特权，全转交予日本)，马来亚展开全国范围的抵制日本货运动。马来亚华侨亦同时抵制英国殖民地政府所举办的“和平”大庆典。这是殖民地政府改变它对待马来亚华文教育态度的转捩点。
在中华民国正式宣布成立以后，新国民党政府开始为华侨提供高级教育的设施。1913年，华侨代表甚至被推选出席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在1914年和191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特派数名代表前来东南亚“视察”各华校校务。当时有人曾建议在广东设立一间华侨大学。不幸的是当时中国发生内战，致使这项建议未能实现。南京一间专录取侨生的暨南中学，也被暂时关闭。当它于1918年重新开办时，曾为海外华校提供师资训练。(注15)
1918年，慈善家陈嘉庚筹获足够款项，在新加坡发起创办南洋华侨中学。接着，一些小学也卉始设有中学班级。
至1920年，马来联邦(彭亨、霹雳、雪兰莪及森美兰)有181所华校，海峡殖民地(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则有313所华校。(注16)直至那时，这些华校的发展完全不受殖民地政府管制，每间学校互不相关。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到后来才逐渐改变。
附注
注1：参阅Purceii, V, The Chinese in Malaya一书的参考书目，OUP1967。
注2：见Winstedt, R. A History of Malaya, London 1935.
注3：见Purcell, V, 前引书，页36。
注4：参阅Enloe, CH, Multi-ethnic Politics: The Case of
Malaysia. Michigan 1971, 页22。
注5：参阅Edwardes, M, British India, New York 1968, 页126。
注6：见Perak Annual Report 1890, 页16, 引自Loh
FS, Seeds of Discord: British Policies in the FMS, 1874-1940, London 1976, 页15。
注7：同上，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4-1-1895, 页4-7。
注8：见Nagle, JS, The Education Needs of the SS and
FMS, 1928, 页105。
注9：见《南洋年鉴》，《南洋商报》出版，新加坡，1951，页39。
注10：见Song, OS, 100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1923, 页435-436。
注11：见Loh, FS, 前引书，页39。
注12：见Purcell, V, 前引书，页224。
注13：见Chelliah, DD, A History of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rom 1800 t0 1925, KL Government 1948, 页250。
注14：见Wong, YN, The Role of Chinese Organisations in
Malaysian Politics, 1945-1957: Special Reference to Citizenshid and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1981, MA thesis, 页160。
注15：见Lee, AC,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Schools in the SS and FMS, 1786-1941,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7, 页52。
注16：同上，见FMS Chief Secretary and Resident's Report. 1920,
页12; SS Annual
Report, 1925，页242。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14～20。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页1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