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文稿

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文稿

目录

表目录

图目录

序：潮州义兴与柔佛的开发

第一章：潮人出海与华工

第二章：柔佛开辟与潮人的种植业

第三章：潮人与港主(新山县)

第四章：潮人与港主(哥打丁宜、丰盛港、笨珍诸县)

第五章：潮人与港主(峇株巴辖、麻坡及居銮诸县)

第六章：护航的神灵·德教会

第七章：会党·会馆·中华公会

第八章：商业活动

第九章：文教建设

第十章：人物志(港主)

附录：港契样本

后记

各区港脚分布图

表目录

1.天门公、苏丹两朝各港开发统计表

2.1947年柔佛州各区人口统计表

3.1949年东南亚各区华人方言群统计表

4.汕头出海南下航线表

5.1870-1898汕头对新、马区出入口人数表

6.1881-1915出入新加坡新客表

7.1912-1928汕头对新加坡华人出入口表

8.1930-1934汕头对海外出入口表

9.二十世纪马来半岛人口统计表

10.1921及1970柔佛各县潮人人口分布表

11.柔佛与清延年代对照表

12.1948年新加坡园丘、种植工人估计表

13.历年来潮人移殖新加坡人数统计表

14.1836年新加坡甘蜜出口统计表

15.1831-1836新加坡甘蜜价格表

16.潮汕德教创阁表

17.大马德教组织名表

18.柔佛州各方言群会馆成立年代表

图目录

1.十九世纪华人南来所乘的“鱼眼船”

2.天门公的寓所

3.苏丹阿武峇加

4.胡椒、甘蜜园

5.港脚钱币

6.东印度公司发给义兴的地契

7.陈厝港琼州会馆

8.陈厝港妓院

9.德华兴港大厝

10.德华兴港的Sg. Sayong

11.黄厝港的Sg. Ulu Pulai

12.陈厝港一口井

13.林亚相及其墓地

14.边佳兰及陈厝港街景

15.柔佛河

16.陈开顺灵位

17.Jalan Ah Loo与Jalan Ngee Heng

18.张两顺

19.巫许承兴

20.巫许回川神主牌

21.姚直臣

22.刘忍

23.五条港大厝

24.陈裕源及其纪念章

25.玉射港大厝

26.余云亭

27.德盛港山界碑

28.文律河

29.新邦令金发现先民器物

30.百多年前的墓碑

31.灵山宫

32.柔佛古庙

33.护福庙

34.柔佛古庙众神出游

35.丰盛港紫林阁

36.兴楼紫如阁

37.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开幕

38.业缘社团

39.赵丽生

40.柯璧臣

41.文化上的连系——孙科到访

42.草寮商店

43.亚福街

44.中华民国侨民登记证

45.蔡敬三

46.蔴坡市鸟瞰图

47.新山旧巴刹二景

48.黄振杰及广泰隆

49.宽柔祭祀明墓

50.宽柔学校创办人

51.寛柔第一、四小学

52.中国教育部褒扬宽柔金匾

53.丰盛港培智学校

54.南方学院

55.梦平、舒庆祥、马汉

56.陈旭年

57.Jalan Tan Hiok Nee

58.王成璧、蔡大孙

59.张瑞合

60.东甲惠潮公会

序：

潮州义兴与柔佛的开发

郑良树

    秦始皇33年(214 B.C.)置南海郡，以当时五岭之一的揭阳属之，此为潮州有史可考最早的一条材料，也可知“潮州”的原始地名为“揭阳”。秦时揭阳是戌地，到了汉代，才始置县，隶属南越。东晋咸和六年(331 A.D.)，置海阳县；义熙9年(413 A.D.)，分立义安郡；“海阳”及“义安”之名，始见于此。隋文帝开皇11年(597 A.D.)，置潮州；“潮州”地名，始见于此。大业3年(607 A.D.)，改称义安郡。从唐武德四年(621 A.D.)至清季末叶，除唐天宝和至德年间曾改名为潮阳外，余都沿用“潮州”之二吕。(注1）

    尽管潮州地区先后出土一些古器物，证明这一带早已散居着不少土著，他们更适合称为“潮州人”；不过，现在寓居于此的潮州人，却是外来移民，他们已经和土著融合为一体了。早在秦、汉之季，中原人士已移居于此。史载秦时史禄留家揭岭，汉余善以八个兵至揭阳，恐怕是见诸史籍的最早移民了。到了西晋永嘉(307-312)之乱，中原衣冠文物，相继大量南渡，潮州自然是其中的一个移殖地。这些中原汉族迁入潮州，大概沿着两条路线：一路东下福建，先来者占居福建，后来者沿着福建的海岸线，继续南下，占居潮州沿海的平原。因为来自福建，所以，当日当地土著称这班移民为“福佬”，其语言系统和闽南话相近。第二路下江西，由江西逾岭入粤，占居粤东一带的山区，因为主客对称，所以，当日当地的土著称他们为“客家”，语言系统维持中原古音。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注2）。

    其后唐、宋年间，安史及靖康之乱，对中原破坏尤甚，汉族南徙者更非常频仍，史不绝书。到了元兵南侵，宋室瓦解，陆秀夫等人拥兵勤王于闽、粤间，中原士族也相继大量南迁；这是历史上另外两次民族大迁徙。自此之后，中原凋敝，南方独秀。

    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拓殖海疆，接轨世界，闽、粤是他出海必经之地，潮州滨海，更是舰队必出之所。风气影响所及，潮人出海南下，恐在此时。潮人出海南下应该有几个大波浪；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是第一次，道光末年清廷开始腐败是第二波，清亡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农村破产应该是第三波。从黄河流域南下至韩江两岸，走的是陆地和海岸线；从韩江流域下东南亚，走的是跨洋越海，险阻十倍百倍于前者。然而，潮州人也与其他方言群，勇敢地踏上这条不归路，向海外大量迁徙。

    在这些移民当中，有一股移民的遭遇为青史留下很特殊的一页。

    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当柔佛州的天门公(Temenggong)准备开辟柔佛州的时候，他嘱意了寓居在新加坡的潮州人。在潮人的开垦之下，新加坡成为一个种植业的重要区域已经到了顶峰的阶段，土地饱和及会党械斗伤害了新加坡的继续发展，在天门公的物色和嘱意之下，潮州人陈开顺带领了一批同乡会党，毅然北上，开创一个新天地。

    陈开顺年少在家乡已是私会党义兴的一名活跃份子，南来后经过多年的奋斗，一跃而为义兴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根据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档案的记录，当时新加坡会党有五大派系七大支流，他们的人马分别为（注3）：

    1.义兴：潮州义兴：1,289人

    2.福建义兴：3,259人

    3.海南／广东义兴：3,899人

    4.义福：3,529人

    5.海山：1,492人

    6.义记：1,128人

    7.义心：785人

    这七大支流，以党徒的势力来说，潮州义兴不过排第五位，倒数第三位；为什么天门公依勿拉欣选中的是潮州义兴？而不是徒众势强的海南／广东义兴呢?甚至福建义兴？或者义福？这些饶有趣的问题，我们大概已无法解答。也许陈开顺个人与天门公依勿拉欣有联络或认识，因而促成此事；历史有时发生于偶然，也许这就是一个例子了。

    义兴入垦柔佛，成为柔佛州的开辟者，固然是“时势造英雄”，然而，以义兴的忠心耿耿于天门公以及这一片土地，义兴俨然是“英雄造时势”。没有义兴，柔佛州今天不会开辟成这么样子；没有义兴，蔴坡事件恐怕不知道要酿成什么灾难；没有义兴，柔佛王朝的历史恐怕是另一种面貌。试读天门公依勿拉欣及天门公／苏丹阿布吝加两朝义兴开发各流域的统计表（注4）：

(年代)    (开辟之港脚)

1844：Sekudai, Tebrau(2)

1845：Tiram, Melayu, Tiram Duku, Chat, Lunchu, Paksi, Buloh Besar(7)

1846：Pendas(1)

1847：

1848：

1849：Skudai, Danga(2)

1850：

1851：

1852：Layu, Papan, Kering, Pechah Periok, Tembaga(5)

1853：Tajun Galang, Patah, Choh, Chemarang, Lebam, Chemak, Redan, Ayer Puteh, Pontian Besar, Pontian Kecil, Tiram Duku, Santi, Pulai Ulu, Bukit Berangan(14)

1854：Panti, Bukit Berangan(2)

1855：

1856：Papan, Sengkuang(2)

1857：

1858：

1859：Pontian Besar, Tebrau, Seluyut(3)

1860：Santi, Sekudai Ulu, Temon, Melayu, Semenju, Renggit(6)

1861：Redan, Punggai, Pontian Kecil(3)

(以上天门公依勿拉欣时代，以下天门公／苏丹阿布峇加时代)

1862：Seluyut, Nipah, Redan, Kesam Kecil, Kesam Besar, Panti(6)

1863：Raya, Sening, Santi, Longkor, Masai, Punggai, Keringkim, Kong Kong, Tukang, Bukit Berangan, Santi, Iskandar Putri, Pontian Besar, Ayer Hiram, Tengar, Sedili Kecil(16)

1864：Tiram, Yong, Layang, Mingchoh, Papan, Layu, Batu Pahat, Sekudai, Sengkuang, Kerichap, Suluh, Ayam, Buloh, Pontian Besar, Renggit, Santi, Danga, Tebrau, Pandan, Panti(19)

1865：Tiram, Batu Pahat, Benut, Kuris, Senggarang(5)

1866：Pontian Kecil, Panti, Telor, Masai, Sanglang, Ayer Baloi, Bukit Berangan, Pontian Besar, Semanggar, Sekudai Ulu(10)

1867：Lebok(1)

1868：Sekudai, Batu Pahat, Pontian Besar(3)

1869：Batu Pahat(1)

1870：

1871：Panati, Nibong, Tiram, Pandan, Pelentong, Papan, Kedarun(7)

1872：Sekudai Ulu(1)

1875：Lebok, Benut, Tengar, Pesani, Penggaram, Sekudai Ulu, Sedili Besar(7)

1874：Eengit, Panti(2)

1875：Lebam, Chemarang, Batu Pahat, Sanglang, Ayer Baloi(5)

1876：Tampoi, Batu Pahat, Rengit(3)

1877：Pelepah, Satang Buaya(2)

1878：Kukub, Arang, Perah(3)

1879：Pinggan, Sanglang, Ayer Baloi(3)

1880：Semberong, Lebok, Kukub, Tampoi, Pelarun, Payong, Perepat(7)

1881：Hainam Kang, Sayong Pinang, Eengit, Bukit Ketam, Buloh, Cherkai, Pagoh(7)

1882：Lenga, Buloh, Ranjong, Mawai, Telar, Kesang, Bukit Pengkalan, Reling, Tawi, Bukit Serampang, Pelentong, Sekudai Ulu, Sedili Kechil, Semberong, Sekudai(15)

1883：Rengit, Labis, Sekudai, Gresek, Tiram Ulu(5)

1884：Duhul, Terap, Serempang, Sedili, Kayu, Machap, Sedili Kecil(7)

    这个统计表越长，越显出义兴公司的伟大；表内所胪列的流域越多，越显出潮州人对柔佛州的贡献。

    从1844年至1884止，新的流域的开辟，几乎无年无之，有时甚至一年十几二十条流域同时开辟；这种情况，在世界的开荒史里，恐怕很难见到。保守假设每个流域的开荒需要100名华工，十个流域就需要一千名华工；1863、1864、1866及1882年都是超过十个流域同时开辟的，那么，在那四年里，各流域就分别需要新的华工超过一、二千名，整个柔佛州所需华工累积数字恐怕在数万名以上。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出现如此庞大的移民数字，在世界移民史里，恐怕也不多见。陈厝港开埠后的第三年，新加坡有四千名义兴华工一夜之间迁往柔佛（注5），可见柔佛此时开垦的沸腾情况了。

    湖州人在天门公的眷顾之下，以义兴的名义，像潮水般地涌进柔佛州，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柔佛州开辟时代各地区应该以潮州人的人口占最大的比率，所以，各地区流行的都是潮州话以及潮州文化。早期新山有“小汕头”的称呼，正是此一客观事实的反映了；其他各地区，谅也相差不远。

    潮州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局面恐怕不会很久，大概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或者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刻，其他方言群的人口开始增加，甚至超过潮籍人口。试读下表：

1921年柔佛州各区各方言群人口统计表（注6）

地区	潮人	福建人	粤人
峇株巴辖	2,471	6,035	2,625
兴楼	186	4104	4,475
新山	3,656	4,019	6,211
哥打丁宜	2,851	2,621	3,354
Kukob	1,825	3,582	130
蔴坡	6,330	12,068	3,712
Pasir Gudang	202	313	184
昔加末	394	3,064	缺
共计	17,915	31,112	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口调查显示，潮人在柔佛州各地区的人口已经失去其优越性，下降为第二、三位。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除了新山，其他各地区的潮州话以及潮州文化逐渐被其他方言及文化所取代，是一件很自然的现象了。

    为什么新山能例外？在福建人及广府人的人口超越潮州人的时刻，新山为什么依然能保持潮州话“一语通新山”的“官方话”地位？使福建人、广府人、海南人及客家人都开口闭口潮州话？并且享用潮州文化？义兴公司，应该是义兴公司使然。

    义兴公司作为柔佛州开辟的总司令台，带领着成千上万的子弟踏进这块土地以后，就开始蝉蜕脱壳。在陈开顺、陈清丰、林亚相及陈旭年的先后领导之下，义兴公司已经不再是个打打杀杀，并且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私会党了。天门公依勿拉欣禁绝义兴以外的会党踏足柔佛州，正好给义兴公司一个“自我净化”的良机，开始自我深思，要如何来面对这一大片江山以及这一大群子弟兵，要如何负起这个总司令台的“台面”责任。

    这时候的义兴公司起码有内外两件大事必须做：第一件是改造自己的党格，使自己“去私会党化”，真正成为总司令台上的总司令，而不是总司令台上的“一哥”、“大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陈开顺的努力之下，义兴逐渐变成一个商业机构，把甘蜜胡椒的种植业当作一盘生意来做；此外，在天门公依勿拉欣的眷托之下，为了管制好这一片江山的安宁，义兴公司必须成为一个有纪律性的“管理层”，并且对天门公负责，效忠天门公。林亚相有“二兄”之雅称，可见党性还未完全除净；陈旭年后来有侨长的封号，去党性已甚远，正式成为舞台上的正派人物了；根据这两件事来观察，自我蜕变也不是一件一蹴可成的事了。

    第二件必须做的是对外的工作了。义兴并不只是潮州义兴，还有福建义兴、海南／广东义兴(见前文)，他们不能踏足柔佛州吗？都是义兴底下的兄弟，难道都完全禁绝吗？有彻底禁绝的可能性吗？开始的阶段也许还可以，往后的时间恐怕就很难说了。为了解决福建义兴、海南／广东义兴入渗的问题，甚至于说为了解决各方言群人士“党籍”的问题，一条便捷而有效的方法很快就可以想得到——所有“党外”的外来新客，都必须歃盟“入党”，成为义兴公司的一份子。潮州义兴以开阔的胸襟及开放的作风欢迎各方言义兴加盟。1873年<港主法令>(Kanun Kangchu)第十三条说：“港主应遵守先王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可见在“先王”天门公依勿拉欣的时代，来此开荒者都必须是义兴的一份子；更可见在那个时代，成为义兴一份子是受鼓励的。不管新客是福建义兴、海南／广东义兴，也不管新客过去是不是会党的党员，只要歃盟入党，成为潮州义兴的一份子，新客就可以落足柔佛州。陈厝港海南会馆的先贤，应该是海南义兴追随潮州义兴后留下来的陈迹。

    对潮州义兴而言，人人成为义兴一份子是备受欢迎的好事；就如你是潮州人申请加入潮州会馆、他是福建人申请加入福建会馆一样；从会馆的立场来说，是备受欢迎的。所谓“公司”，其实就“公所”、“公会”、“会馆”的古称；作为一个会馆，在正常的情形底下，那有不欢迎新会员呢？“天下英才皆入我彀中矣！”入会必须守会规，入会必须听领导；义兴公司站在总司令台上，能够有效地管制、指挥这成千上万的各籍子弟兵，入会恐怕是一个关键。

    潮州义兴公司开大门欢迎其他方言人士歃盟入党以后，注定在生、死的另外两大课题上，也必须欢迎其他方言人士“歃盟入党”了。

    庙宇，一种为生人而盖的建筑物。在陈开顺初涉柔佛州时，潮州神玄天上帝就开先锋入驻陈厝港，建构起灵山宫。其后新山开埠，柔佛古庙兴建起来，玄天上帝跟着也香火南传，坐镇古庙之内。而作为义兴一份子的其他方言群人士的神——福建人的洪仙大帝、客家人的感天大帝、广肇人的华光大帝以及海南人的赵大元帅，自然也必须迎进古庙，共同奉祀；情形就如福建人、广府人、客家人及海南人都可以申请入义兴公司一样。柔佛古庙以“柔佛”命名，不以任何方言群之神灵来命名，正显示义兴当年容纳各方言群以及无私无己的开阔胸襟和浩大的气度，也显示义兴本土化的决心。至于“死”的问题，解决方式也相同，一切由义兴公司包办，只要是义兴一份子，共享坟山。

    讨论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像得到；所谓义兴公司，其实就是柔佛州华人社会的总部，受当朝天门公之托，处理及管辖华社的全部事件，包括生、死的问题。“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换句话说，政府的事，天门公处理；华社的事，义兴公司处理之。义兴公司是华社的“政府”。陈开顺被封为甲必丹，陈旭年被委为侨长，都应该如此解读（注7）。

    在开辟的早期阶段，柔佛州无论是那个地区，绝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模式来运作。十九世纪下半叶，当其他方言群人口逐渐增加，增加至可以成为一个集团时，或者增加至超越潮人人口时，柔佛州各地区的华社就开始分裂，出现“异议份子”。

    首先是其他方言群会馆的先后成立，藉以团结个别方言群内的人士。新山广肇人士以人口数量与潮州人口相颉颃而最先创设会馆，蔴坡海南人士以人口稀少必须紧密凝聚而成为创馆先锋。在他们的影响下，永平、峇株巴辖、令金及东甲等地区的广肇、海南人士也纷纷举旗相应，办起自己的会馆，和潮州义兴“划分界线”。其次，有了个别的会馆，就开始有义山和学堂的分流了。柔佛州不少的地区，都是通过会馆来主理义山及学堂的事务，就是这条历史的陈迹了。

    在其他方言群纷纷和潮州义兴“闹分裂”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其他方言开始和潮州话“中分天下”，甚至淹盖了潮州话。蔴坡流行福建话和潮州话，古来的客家话及永平的福州话也广为流传，都应当作如此解释；当然，我们也看到其他方言群文化的流行，甚至于取代潮州文化。

1947年柔佛州各区人口统计表

地区	潮州	福建	广府	客家	海南
新山市	5,722	2,608	3,211	1,545	1,613
新山 (Reminder)	7,579	4,595	8,933	26,791	4,928
居銮	1,307	10,873	10,944	11,691	3,515
东甲	1,479	4,697	2,110	1,496	1,343
蔴坡 (Reminder)	15,813	34,233	4,664	3,274	5,727
峇株巴辖	8,929	27,166	5,026	5,981	3,553
昔加末	1,327	16,140	6,140	8,353	3,633
哥打丁宜	3,468	3,413	3,525	4,944	2,144
笨珍	8,239	12,933	1,106	2,248	1,354
丰盛港	622	646	3,401	786	517
共计	54,530	117,304	49,060	77,109	28,327

    新山作为义兴公司的总部，尽管其他方言群人口逐渐有凌驾之势，却因为历任甲必丹及侨长领导有方，早已“超姿态”地摆脱方言群文化的藩篱及纠葛，而巧妙地让潮州话及潮州文化保留下来。柔佛古庙共祀五大方言群神明，绵裕亭义山五大方言群人士皆可入葬，这是义兴公司的壮举；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广肇人士成立广肇会馆也好，琼州人士创办琼州会馆也好，统统都归附于义兴公司这把大伞之下，成为义兴公司底下的“团体会员”（注8）。“义兴精神”成为凝聚新山华族各方言群的象征。

    义兴公司1916年奉命解散，义兴的首领林进和发起成立华侨公所，并且被单为第一任会长；既为义兴公司的替身，也依然统领着新山的华社。其后，福建会馆、同源杜相继成立，也自然成为华侨公所的属员。一直到1934年，潮州义兴依然以“隐形的身份”坐镇新山，通过华侨公所、中华公会，主理华社事务以及生(古庙)、死(义山)两大要事。

    1934年潮州人成立了潮州八邑会馆，宣布退出“隐形的身份”的地位，并且加入华侨公所，使华侨公所正式成为五大帮的团结象征，其后华侨公所易名为中华公会。中华公会其实就是义兴公司的现代版，中华公会更是义兴公司的替身；义兴公司1916年解散，他的影响力却一直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其他蔴坡、峇株巴辖及哥打丁宜等地区，既非义兴总部设址之处，后来也非潮州人密集之所，其他方言群会馆设置之后，义兴公司的影响力及统辖力就逐步被“肢解”，以至于沉没。

    新山很幸运，也非常特殊。如今，全柔佛州只有新山保留了一条马路，取名为“义兴”，记录了新山有幸曾经有过这么特别的私会党，也为新山保留了这么一页动人的特殊历史事件，让人缅怀。

    在柔佛州，尽管新山以外其他地区的潮州话及潮州文化已经“褪色”，但是，潮州文化的基础依然存在。德教会五十年代进入柔佛州，第一个被“攻占”的地区是蔴坡县，是潮州话及潮州文化经已“半沉沦”的蔴坡县，其次才是潮州话、潮州文化占优势的新山，可见潮州文化的“旧势力”多少还发挥作用。德教会基本上是潮州文化，它源自潮汕，几位传播者都是潮州人，仪式也和潮人崇尚清简相契合，德友绝大部分是潮籍人士。蔴坡、新山打开局面后，州内其他县区也跟着纷纷响应，潮州文化底子还存在，与此可见了。

    对柔佛州而言，德教会的传播和流行，可以看作是潮州文化的回流，可以看作是潮州人在华族文化里扳回一席地位的一种举动。一直到今天，柔佛州德教会的德友依然以潮籍人士占绝大多数，其“潮州性格”一目了然。

    在新山，德教会“潮州性格”使它缺乏“古庙精神”，使它无法应付“中华公会五帮一体”的局面。从义兴公司到德教会，是相同的一条文化脉络。虽然都是潮州文化，不过，德教会“庙外开宗”，和义兴公司“四海归宗”有彳艮大的不同，因而注定它的影响有差别。

    *    *    *    *

    千禧年春夏之交，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李树藩先生与笔者见面，谈及华族文化事业之课题，笔者建议潮州八邑会馆与南方学院合作，进行柔佛州潮人史料及口述历史之搜寻计划，李会长立刻点头接纳，并示意将发动州内十一间会馆组成工委会，共同合作，完成此极富意义之工作。

    在李会长之领导以及州内十一间潮州会馆的合作及协助之下，也在南院学术主任安焕然讲师及许多同学的努力及配合之下，这个计划终于在去年年初顺利完成，并且出版了《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及《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工作纪行》两部巨书。去年五月笔者返乡，即开始利用这批原始资秆，再参考其他相关的论文及专著，耗时八个月，写成此书，完成州内十一间潮州会馆以及李会长与笔者所共同期盼的一个工作。

    书成之时，肉肩上的巨石无形中卸下，真是快慰无比；李会长多年来兼负筹款工作，胸口上之石头谅也不轻。今出版在即，谨向李会长、州内十一间潮州会馆致万分谢意，谢谢他们对学术的执着和热忱。

千禧年开四夏序于

南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注1：参考廖来保主编《潮州二千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1991。

注2：参考杨豪著《岭南民族源流考》，香港珠海出版社，1999。

注3：见李奕志著(新加坡私会党组织)，刊于《东南亚研究》第六卷内，1970。

注4：此表根据CarlA. Trocki的The Johor Archives and the Kangchu System 1844-1910的统计而制成；该文刊于JMBRAS, Vol. XLVIIIPt. 1, 1975。

注5：见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P. 101。

注6：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by J. E. Natan, Printed by: Waterloo & Sons Ltd, London, 1922。

注7：<柔佛统治港主法令>第26条说：“如遇窃案、命案、创伤案、放火案等，以及胡椒甘蜜园丘恶作剧等案，港主有权自发拘票拘捕之，并将罪犯上镣等广义兴具备政府权力，与此可见。

注8：舒庆祥曾撰文论述义兴，标题作“义兴公司凝聚柔佛华人的力量”，可谓善得历史真相。见舒著《走过历史》，彩虹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