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的理念——国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一个经历漫长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国家，在独立後所面对的其中一个最有趣的挑战，往往是国家文化的问题。刚独立的国家通常都会向整个世界展示她如何能够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为达到此目的，她便设法去证明一直以来她都是依靠自己而生存，殖民地咖的出现只不过是一项历史上的意外而已，随着宣布独立之後，它已被纠正过来。是故，我们环顾世界，发现有些国家拼命地去复兴旧文化形式，好像服装，舞蹈和音乐等等，为的是希望这样做能够忘掉过去的耻辱。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跟被推翻的殖民地政府相似的东西，就会被严厉地斥责为颓废与不道德，唯有祖先遗传下来的古老方式受到尊敬，即使这些方式跟当今的需求毫无关系。
这种道理的根本毛病在于：它忽视了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所发现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即使是每一秒钟都会有变化。』文化是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在改变，不过这种改变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因而令我们感觉到它完整如初。但是，如果叫我们一百年前的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化，他一定认不出。当这种不知觉的改变忽然受到阻扰，例如变到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时，它便不再发展而停顿。可是别的东西却在改变，尤其是那些与新文化接触的人。无可否认的，不管我们是多么的不喜欢，东西总是在改变，当殖民地政府撤退时，它所留下的是跟已经停顿了好久的旧文化格格不入的新东西。光是回头去寻找我们祖先的旧方式开不能够解决设法塑造国家文化时所面对的问题。
在此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所谓『塑造』与『创造』之间的差异。有些人误以为文化是可以创造的，就像绘测师与工程师能够『创造』一座新的建筑物一样。假使我们仔细策划，手头上有钱和采用适当的材料等，我们便可以『创造』美丽的华厦。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创造』一个文化，因为文化是活人所产生的一种东西，而活人是无休止的改变着。社会内外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使一个人改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改变过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文化应该允许它去演化，也即是说我们应该让不同思想的人互相交往，由此而产生国家文化。这种交往必须在一种互相信任和亲善的气氛下进行，而且必须真正的尊重彼此的文化。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引导这种发展，我们可以决定那些是我们所欲鼓励去发展的文化成份，那些是我们所不喜欢而不去鼓励的文化成份。我们可以像聪明的领袖一样，使用我们的行政与教育机关去引导我们的人民朝向那些我们所要的思想和行为方向前进。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强迫人民去仿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共产中国曾设法去除那些他们所谓『反动』的思想，而他们事实上已承认失败，因为中国人不肯放弃某些沿袭下来并且适合他们精神思想的文化特徵。不过，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所实践的文化并非纯粹是文革前之文化，它是新与旧思想的混合体，而这是自然发生的，不受人为的控制。
由于佛教强调改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必经过程，因此它从不向接受佛教教育的人灌输外来的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它劝告佛教徒不要只是为了保留祖先的文化方式而抗拒新的改变和墨守成规。一些人因着政治理由而拒绝放弃旧的方式并接纳某些适合的新方式。可是这种态度是不应该的。佛教徒应该训练自己客观的去看待每一件事，不得有偏见及愿意接受合理的和排斥无益的东西。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有一天佛陀看到一个名叫善生的青年人正在朝着各个方向匍伏，就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年轻人回答说，他只是在履行一种他学过的仪式，而他开不真正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佛陀并没有因为他那毫无意义的行为而申斥他。相反的，他赋予那个仪式新的意义。他说，那个年轻人应该尊敬他的父母、老师和僧侣等等，各由一个方向代表，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忠实于佛陀教义的追随者，从来不去计较他们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优越与否，也从不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事实上，甚至是阿育王也很尊敬人民之畛域区别。当然，为了遵循佛陀慈悲为怀的教导，某些习俗是必须加以废除或受劝阻的，好像杀牲祭祀的做法最不受鼓励，因这么做会使生物受苦受难。
当菩提达摩祖师以及鸠摩罗什等伟大的印度高僧前往中国传播佛教的时候，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结果他们很容易地就被中国人所接受，迄今仍然深受中国人所尊敬。
佛陀在『吉祥经』中说，一个人的祖先也许有遵行某种宗教习俗(如祭拜天神)，不过他劝告他的追随者不一定要完全遗弃这种习俗，主要是让它们适应新的知识与新的智慧。
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于流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感到光荣，我们应当保存传统的文化，好让我们可以参照，使我们在迷失自己时可以随时回头，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不去接触外来的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文化。
这样僵硬呆板的态度可以在不少的宗教中找到例子。我们知道，很多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在鉴定和团结一个群体时是很有用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初要有这些符号的原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些符号却产生了一种狂热，僵硬，甚至是迷信的态度，为它们而牺牲生命。这是很不值得的，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已。符号就是符号，在尊重它们作为符号的同时，我们应该记得，除了带有某种象徵性之外，它们实际上开没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应该努力遏制这样的狂热主义。
好像宗教符号一样，有些人企图以不接受其他的思想来『保护』他们族群的利益，他们觉得如果放弃某些毫无意义的习俗，便会使他们的族人蒙羞。我们也应该摒弃对自己种族所持有的狂热态度，尤其是当这些态度是为了达致自私的政治目标而抱持时。
我们也必须记住，许多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很有用处的传统习俗，到了今天可未必还是那么的实际。就以传统的丧礼和婚礼作为例子。在以往的『太家庭』时代，因为有众多人可以分担费用，所以隆而重之的举行这些红白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在今天，社会经济体制使到我们必须以小家庭的方式来生活，大家再也没有那份能耐及时间来如法泡制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改变，不过当然是要考虑到原先奉行这些习俗的目的。祭拜祖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联络亲戚的概念都是很好的，没有理由不维持下去，但可用比较简单而又不失去意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马来西亚，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那么成功，乃是由于我们发挥了『亚洲文化』的长处，弥补了语言，文化与祖先不同的短处。我们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准备放弃我们生活方式中某些非本质的成份，而愿意接受别人较为实际的生活习惯。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我们仍然保留着个别不同的文化习俗。正是这种最根本的传统智慧，才能够产生伟大的印度，中国，韩国和日本文明。倘若我们肯去表明这种智慧，并且学会容忍，客观地看待各种文化，抛弃那些无用的成份；如果我们学习去接受变迁和外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在马来西亚便有机会创造另一个伟大的文明，一个实际，有意义和恰到好处的文明。
达摩难陀法师是大马佛教协会一位高僧。
佛教与国家文化
达摩难陀法师
一个经历漫长殖民地政府统治的国家，在独立後所面对的其中一个最有趣的挑战，往往是国家文化的问题。刚独立的国家通常都会向整个世界展示她如何能够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为达到此目的，她便设法去证明一直以来她都是依靠自己而生存，殖民地咖的出现只不过是一项历史上的意外而已，随着宣布独立之後，它已被纠正过来。是故，我们环顾世界，发现有些国家拼命地去复兴旧文化形式，好像服装，舞蹈和音乐等等，为的是希望这样做能够忘掉过去的耻辱。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跟被推翻的殖民地政府相似的东西，就会被严厉地斥责为颓废与不道德，唯有祖先遗传下来的古老方式受到尊敬，即使这些方式跟当今的需求毫无关系。
这种道理的根本毛病在于：它忽视了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所发现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即使是每一秒钟都会有变化。』文化是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在改变，不过这种改变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因而令我们感觉到它完整如初。但是，如果叫我们一百年前的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化，他一定认不出。当这种不知觉的改变忽然受到阻扰，例如变到殖民地政府的控制时，它便不再发展而停顿。可是别的东西却在改变，尤其是那些与新文化接触的人。无可否认的，不管我们是多么的不喜欢，东西总是在改变，当殖民地政府撤退时，它所留下的是跟已经停顿了好久的旧文化格格不入的新东西。光是回头去寻找我们祖先的旧方式开不能够解决设法塑造国家文化时所面对的问题。
在此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所谓『塑造』与『创造』之间的差异。有些人误以为文化是可以创造的，就像绘测师与工程师能够『创造』一座新的建筑物一样。假使我们仔细策划，手头上有钱和采用适当的材料等，我们便可以『创造』美丽的华厦。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创造』一个文化，因为文化是活人所产生的一种东西，而活人是无休止的改变着。社会内外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使一个人改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改变过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文化应该允许它去演化，也即是说我们应该让不同思想的人互相交往，由此而产生国家文化。这种交往必须在一种互相信任和亲善的气氛下进行，而且必须真正的尊重彼此的文化。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引导这种发展，我们可以决定那些是我们所欲鼓励去发展的文化成份，那些是我们所不喜欢而不去鼓励的文化成份。我们可以像聪明的领袖一样，使用我们的行政与教育机关去引导我们的人民朝向那些我们所要的思想和行为方向前进。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强迫人民去仿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共产中国曾设法去除那些他们所谓『反动』的思想，而他们事实上已承认失败，因为中国人不肯放弃某些沿袭下来并且适合他们精神思想的文化特徵。不过，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所实践的文化并非纯粹是文革前之文化，它是新与旧思想的混合体，而这是自然发生的，不受人为的控制。
由于佛教强调改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必经过程，因此它从不向接受佛教教育的人灌输外来的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它劝告佛教徒不要只是为了保留祖先的文化方式而抗拒新的改变和墨守成规。一些人因着政治理由而拒绝放弃旧的方式并接纳某些适合的新方式。可是这种态度是不应该的。佛教徒应该训练自己客观的去看待每一件事，不得有偏见及愿意接受合理的和排斥无益的东西。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有一天佛陀看到一个名叫善生的青年人正在朝着各个方向匍伏，就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年轻人回答说，他只是在履行一种他学过的仪式，而他开不真正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佛陀并没有因为他那毫无意义的行为而申斥他。相反的，他赋予那个仪式新的意义。他说，那个年轻人应该尊敬他的父母、老师和僧侣等等，各由一个方向代表，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忠实于佛陀教义的追随者，从来不去计较他们自己的种族或文化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优越与否，也从不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事实上，甚至是阿育王也很尊敬人民之畛域区别。当然，为了遵循佛陀慈悲为怀的教导，某些习俗是必须加以废除或受劝阻的，好像杀牲祭祀的做法最不受鼓励，因这么做会使生物受苦受难。
当菩提达摩祖师以及鸠摩罗什等伟大的印度高僧前往中国传播佛教的时候，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结果他们很容易地就被中国人所接受，迄今仍然深受中国人所尊敬。
佛陀在『吉祥经』中说，一个人的祖先也许有遵行某种宗教习俗(如祭拜天神)，不过他劝告他的追随者不一定要完全遗弃这种习俗，主要是让它们适应新的知识与新的智慧。
事实上我们应该对于流传到我们这一代的文化感到光荣，我们应当保存传统的文化，好让我们可以参照，使我们在迷失自己时可以随时回头，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不去接触外来的文化以丰富自己的文化。
这样僵硬呆板的态度可以在不少的宗教中找到例子。我们知道，很多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在鉴定和团结一个群体时是很有用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初要有这些符号的原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这些符号却产生了一种狂热，僵硬，甚至是迷信的态度，为它们而牺牲生命。这是很不值得的，这些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已。符号就是符号，在尊重它们作为符号的同时，我们应该记得，除了带有某种象徵性之外，它们实际上开没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应该努力遏制这样的狂热主义。
好像宗教符号一样，有些人企图以不接受其他的思想来『保护』他们族群的利益，他们觉得如果放弃某些毫无意义的习俗，便会使他们的族人蒙羞。我们也应该摒弃对自己种族所持有的狂热态度，尤其是当这些态度是为了达致自私的政治目标而抱持时。
我们也必须记住，许多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很有用处的传统习俗，到了今天可未必还是那么的实际。就以传统的丧礼和婚礼作为例子。在以往的『太家庭』时代，因为有众多人可以分担费用，所以隆而重之的举行这些红白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在今天，社会经济体制使到我们必须以小家庭的方式来生活，大家再也没有那份能耐及时间来如法泡制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改变，不过当然是要考虑到原先奉行这些习俗的目的。祭拜祖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联络亲戚的概念都是很好的，没有理由不维持下去，但可用比较简单而又不失去意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马来西亚，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那么成功，乃是由于我们发挥了『亚洲文化』的长处，弥补了语言，文化与祖先不同的短处。我们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准备放弃我们生活方式中某些非本质的成份，而愿意接受别人较为实际的生活习惯。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我们仍然保留着个别不同的文化习俗。正是这种最根本的传统智慧，才能够产生伟大的印度，中国，韩国和日本文明。倘若我们肯去表明这种智慧，并且学会容忍，客观地看待各种文化，抛弃那些无用的成份；如果我们学习去接受变迁和外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在马来西亚便有机会创造另一个伟大的文明，一个实际，有意义和恰到好处的文明。
达摩难陀法师是大马佛教协会一位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