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华人社会史
颜淸湟著
粟明鲜 陆宇生 梁瑞平 蒋刚 巫乐华 黄昆章 黄元焕 译校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目录
序——王赓武
前言
中文版序
第一章 华人社会的形成
移民与定居
宗教与习俗
第二章 方言组织：结构与职能
方言组织的起源
早期华人方言组织的建立
方言会馆的职能
结构与领导层
第三章 宗亲组织：结构与职能
新马宗亲组织的形成
宗亲组织的结构和领导层
宗亲组织的职能
第四章 秘密会社与社会结构
作为控制制度主要工具的秘密会社
秘密会社、方言集团与行业垄断
秘密会社、甲必丹与方言组织
第五章 阶级结构与社会的变动
阶级结构
阶级关系
社会地位的变动
第六章 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
社会分化
社会冲突
第七章 社会问题及其控制
吸食鸦片与禁烟
赌博与禁赌的尝试
卖淫业及其控制
第八章 文化与敎育
认同问题
对中国人认同的威胁及文化运动
教育和认同
第九章 结论
结论
附录
征引文献说明
参考书目
索引
作者简介
颜清湟中文论著目录
颜清湟英文著作目录
译者后记
译校者简介
略语表
序
王赓武
在殖民统治时期，东南亚华人以能保守秘密而著称。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19世纪初的殖民地官员，总喜欢把大多数的华人社会组织归为一类，贴上“秘密会社”这一易使人误解的标签，因而其结论自然失之偏颇。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大多数的华人社团都凶残成性，它们是各种犯罪活动的渊薮。诚然，在中国确实存在着真正的反抗淸朝统治的秘密会社组织，并且在海外常常维护那些侨居海外的华人利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免受不公正的和专横的当地及殖民政府的欺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从事非法活动。但是，在海外华人中，更多的则是一些规模较小的组织,它们之所以建立，是为了照顾那些人地生疏的唐人新客、穷苦人宗、老弱病残，孤身寡居无家可归之人，以及饱受欺凌压迫者——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那些别离中国，过埠到南洋的成千上万的单身汉中，大多都属于上述一种或几种类型的人。这些组织不仅为反对外国当局的中国移民提供保护和帮助，而且也保护华人中的众多的小群体，以对抗大的占统治地位的宗亲和方言集团。
由于这些组织是在象槟榔屿和新加坡这样新近开埠的口岸以及马来各土邦内地的处女地的这样一种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故有关它们的内情就很少有记载流传下来。这些规模小的排他性的社团之所以不愿意公开其活动，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华人社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主要在于他们生来就釆取了一种低姿态。因为他们源于民间组织，主要是建立在家族、村社及宗教联系的基础上。他们有时候也被召集在一起，以解决在他们的成员之间以及他们的成员与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所发生的商务纠纷。对于他们的每个组织来说，他们唯一让人们知道其存在的，是让一些适当的人员参加公开活动，并与他们的成员有商务往来。但他们并不想要其成员中的任何人跻身于外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之中。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要撰写一部20世纪以前的海外华人社会史，可谓困难重重。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有关这一时期以前的华人社会的资料，大部分是来自殖民政府的报告和现察报导等资料。尽管一般说来这些资料是丰富的、有价值的，但它们大多都是表达了一种局外人试图顺便观察一下华人社会的观点。至于华人社会内部的真实情况如何，则很少有人加以描述。这大概是由于许多华人的社会生活都受其组织制约，而大部分的这些组织又不能过多张扬自己之故。他们唯一参加的公开活动，是中国的和其他的节日、宗教庆典、慈善活动，以及后来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中国都要负起的教育青年人的责任。这样，华人社会的历史就被局限在这些公开的活动中，因此，在现代社会人类学家对此进行探讨之前，便很少有历史学家去努力剖析这些现象。
在这方面，颜清湟博士的成就是极其令人钦佩的。过去，他曾以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多部华侨史的著作而为入所称道，现在，他又主要利用有关华人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活动的记录，同时代的期刊和回忆录等史料，大胆尝试从内部的角度未撰写了这部华人社会史。他曾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即大部分的华人社团都建立于19世纪，它们的会议记录和其他档案大多已散失，或在日占时期毁于战火。为此，他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这些社团的元老在近期刊物中登载的追忆其组织的源起及早期活动的文章，并以一些寺庙和义冢的碑铭以及英国的文件和一些当时的报刊材料,去弥补这些回忆录之不足。在新马从事收集华人社团出版物的工作中，他备尝艰辛。他利用这些社团自己的观点去再现华人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热情赞颂的。尽管他阐述的历史情况并不完整，甚至有些还只是轶闻，但他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将会鼓励更多的人进一步去研究这一课题。
为此，我向所有对东南亚历史感兴趣的人士推荐这部纯学术性的著作。颜博士虽把研究范围限定在通称为“英属马来亚”的地方，但我希望，他的这部著作会对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的研究，也会起到推动的作用。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是否所有的海外华人社会都相同的问题，目前尚未明了。事实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主要课题，便是这些海外的社团与它们在华南家乡的相应组织有所不同。
例如,顏博士在这里的一个比较评述就值得注意。他认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是由三个阶级组成：即“商”（商人）、“士”（受过教育的人士）和“工”（工人和工匠）。我曾在别处有过这方面的文章，认为直到现代社会之前，东南亚只存在“商”和“工”，而并不存在“士”的阶级，甚至现代的职业阶级的形成，也与“士”的概念全然不同。在这里，也许存在着一个对“士”如何下定义的问题。在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其文化程度如何，其社会地位都处于“商”之下，他们要么为“商”做工，充当文书或店员，要么被殖民政府雇佣到其“衙门”的某些部门去工作，他们都不能真正称之为“士”。在中国，“士”阶级构成了统治阶级，亦即上流社会阶级。他们既为朝廷政府提供官吏，也是中国乡镇当地社会的领袖。即使他们当中向上爬的成功者很少，但“士”象读书人一样，备受尊崇。然而在东南亚，极少数有文化的华人的社会地位，只接近于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级工匠，而为“商”或殖民当局所利用。他们的地位低下，因此，他们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唯一希望，便是转向经商的赚钱，或是教育其子女按照西方模式掌握一门现代职业的手段（最早吸引华人的职业是医学和法学）。但经商或现代职业化都不能使他们成为"士”阶级。
尽管如此，顏博士已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或相信，这一问题将激发我们进一步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通过与在中国的社会进行详细的比较后可以表明，“士”不仅在海外华人中并不存在；甚至象“商”和"工"这样的传统概念，在应用到中国外部时，也需要在某种程度重新定义。而且，比较一下新马华人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人就可以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发展与在马尼拉、巴达维亚或曼谷的社会发展是非常不同的。颜博士所辩明的新加坡的“士”阶级，也许代表了现代职业阶级的雏型。我们将会很有兴趣地关注，在其他城市是否也有同样迅速的发展，并遵循同样的模式。
这仅仅是在东南亚不同地方的华人社会史的比较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一个例子。顏博士也象过去那样，撰写了这样一部高水平的新马华人社会史。我们期待，对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有更多高质量的著作问世，以填补目前的不足。
1986年4月于堪培拉
前言
本书主要探讨1800年到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职能。其目的在于从内部考察华人社会，探讨华人是如何组织他们自己、他们如何相互对待、以及整个华人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等问题。当然，华人社会不能孤立存在，它还受到了英国殖民政策和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情感的影响。因而，本书并不着重于详细探讨英国人与当地华人的关系，也不探讨当地华人社会的亲华政治运动的各项活动，关于后者，本人已另文作过详细研究，请参阅拙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年）。
十九世纪新、马华人历史仍有许多不为人所知。有关这一时期华人社会的英国官方资料，除了关于秘密会社之外，残缺不全。有关华人社区的新闻报导，也是极其零碎的。大量保存着19世纪华人生活和活动的华人社会记录，则在1941—1945年日本人占领时期散失殆尽。
为撰写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1971年，当时，我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呆了约两个月时间。此时，我开始收集各种方言和宗亲组织出版的纪念杂志以及其他文字记录。但本书大量的原始资料则是在1974年我的一年进修假期间，前往新、马收集的。我得以有机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广泛游历，会见一些人士并收集资料。1979年初，我再次返回该地区达两月之久。这次努力的结果，是收集了一百多份的纪念杂志和二百多本不同类型的小册子。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既有挫折也有惊喜。例如，我所发现的著名的“槟平章公馆”的旧档案，就构成了我研究新、马华人社区的材料中的最有价值的部分。
本书于1981年初开始动笔，1983年初完成初稿。但1983—1981年的三次短期研究假，为我提供机会，进一步去查找主要藏于就加坡国立图书馆及吉隆坡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政府档案，从而使我能更均衡地使用中英文资料，以修改初稿。
在此，我谨对下列机构给予我的合作表示感谢：阿德莱德大学巴尔•史密斯图书馆；堪培拉澳洲国立图书馆；堪培拉澳洲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吉淺坡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槟城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图书馆。
我衷心感谢澳洲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对我的鼓励并为本书作序。我还感谢新加坡的林孝胜、吴华和张淸江诸位先生；吉隆坡的邱家金教授、斯蒂芬•梁博士、陈志明博士和李业霖先生以及槟榔屿的陈剑虹先生。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罗角特•达尔博士、斯蒂芬•拉吉博士和A•丹霍姆先生，他们为本书稿的修改及提高做出了努力。同时，对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的比夫•阿诺德、索尼娅•扎勃洛基、马里昂•比尔斯、马里林•丹霍姆和吉尔•斯蒂文斯以及政治学系的泰娜•伍慈为我抄写手稿表示谢意。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桂英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所有的子女，佩芬、国梁、国维和国康，也给了我道义上的支持。
颜淸湟
于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
1985年11月
中文版序
本书的构思始于1966年。当时，笔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攻讲博士学位，课题是“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在蒐集论文资料的过程中，笔者曾足遍新马各地，接触许多华人会馆和宗亲会，向他们要了不少资料，固而产生了一个设想，那就是利用这些资料写一本有关新马华人社会史的书。
此“社会史”的名称来书写一小庞大的海外华人社会尚属初次。当然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学者不乏其人。如著名人类学家美国斯金纳教授(William G. SKinner)对泰国华人社会的研究，新西兰韦莫特教授(William
E. Willmott,中文名云达忠)对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研究，英里弗里曼教授(Marrice Freedman,已故)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研究及中国田汝康教授对砂朥越华人社会的研究。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方面，较有名的是英籍学者巴素博士(Victor Purcell,已故)的东南亚华人史和马来亚华人史研究，美籍学者李•威廉氏(Leawilliams)的印尼华人民族运动史研究，加拿大籍魏安国教授(Edgar wickberg)的菲宾华人史研究，华裔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的新马华人史研究，廖建裕博士的印尼华人史研究，杨进发博士的新加坡华人史研究以及李保平博士(Leepo-hping)的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
在这些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著作中，与笔者的新马华人社会史研究较接近的是李保平博士的《十九祉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该书1978年由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李博士执教于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经济系。他原受经济学训练，该书是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博士论文。该书组织严密，条理分明，对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在新马华人史研究领域内可算是一部颇有份量工作。但李氏的著作有两大缺点：第一、李博士的中文水准不高，不能充分应用有关的中文资料。加之，他在中文资料方面蒐集不广，使他在描叙华人社会时产生了一定的偏差。第二，李氏著作的理论架构有些问题。李著的主要理论架构基础是以十九世纪新加坡经济变革来解释当地华人社会的重大社会不安和混乱。本来，以经济观点来解释社会变动是无可厚非的。但李博士似乎犯了一些方法上的错误。李氏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写这本书是受到美国著名的社会历史家摩尔氏(Barrington Moore, Jr)的影响，摩尔氏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地主与农民在创造近代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是以经济的观点阐叙英、美、法国和日本、中国及印度走入近代史所经的不同历程，固而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制度。摩尔氏属于马克思主义修正派的历史家，李氏显然深受他的影响。李氏借用摩尔氏的理论来解释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大波动，尤其是一连串私会党乱事和方言群之间的冲突。李氏在应用摩尔氏理论所产生的偏差不是理论本身，而是方法问题。李氏把摩尔氏的理论当作绪论，然后再寻找资料来支持这结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由于方法上的偏差，李氏在阐叙他的立论时候很快地就触了礁。在解释十九世纪新华社会动荡不安时，他认为主要是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所釆取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他又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所产生的自由商业社会与原有的“甘蜜与胡椒社会”发生巨大的利益冲突，因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李氏立论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无法以具体的史料来证明所谓“甘賓与胡椒社会”的存在。他更无法显示两小不同经济集团处在对立的地位。何况他所提的人物，有些是同时属于两个集团的。当李氏无法以具体的史料来证明两小不同经济集团的存在和相互地处在对立的状态时，他的整个理论架构就发生了问题。因此，李氏的著作出版后，已铁的前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主任黄麟根教授和现任马来西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邱家金博士就曾为文加以评论，认为李氏所提出的“甘蜜与胡椒社会”的立论是非常薄弱的。
我常认为套用理论而不顾及具体的史料是很危险的。有些历史工作者认为这是一条捷径，事实上这是不科学的。历史研究是一种科学探索，那就是以理论为引导而作为假设，然后再到具体的史料中求证，并从具体史料的分析和研究而得到结论。历史研究也是一条艰苦和漫长的路程，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须花费一段很长的时间，同时再与理论结合，费时更多。但其结论是有着较永恒的价值。本书前前后后费时达二十年。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收集资料，点点滴滴，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有关的资料可说相当完备。在研究方法上，也尽可能做到符合科学的原则，而尽量压抑主观的偏见，从而得到那些结论。虽然本书不算尽善尽美，但它代表本人多年心血的結晶。如今本书可以和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心中感到无限的欣慰。
本书蒙粟明鲜等青年学人译为中文，复蒙暨南大学、广州外语学院的黄昆章及黄元焕先生校阅。还要感谢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所属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巫乐华先生大力协取。巫先生虽是初识，但去年十一月间在香港大学见面时，一见如故。他为人热忱，古道热肠，对本书的中译文详加校对，使译文更臻完善。本书中译文早于1989年完成，但当时笔者刚接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主任一职，行政和教学工作繁忙，无暇亲自校阅该译文，深以为憾。如今笔者已返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服务，心身均感愉快，所以很高兴地为本书的中译本写下这简短的序文。
永春 颜淸湟志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
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
（原文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