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马来人之复权与马来人之困境
马来人之困境，不只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问题。今天，每个人都在谈论种族冲突与马来西亚不同种族的不均发展之间的关系。人们一度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不管这个差距。有人甚至相信：困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马来人并不希望成为什么，只想保持其仆实的自我。
1969年5月13日的事件已经说明：不管事实是多么地令人不愉快，也必须面对它。在那个灾难性的日子，“发狂乱杀”的是马来人。这种猝然爆发的事件，使十二年所达到的成就几乎丧失殆尽。假如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屠杀重演，我们必须明了这个空前不幸事件的导因，并且认真思考马来人的复权问题。
因为马来人之困境也就是马来西亚之困境。如果任由这种癌症侵蚀她的心脏，马来西亚国家不能期望兴旺和繁荣。马来人组成人口的巨大部份，而任何影响他们的事件必然也影响到国家。因此，有必要采取坚决的步骤以解决这个困境。第一个需要就是革命。马来西亚过度地恐惧“革命”这个字眼。革命使人联想到暗杀事件和无政府状态。但是，倘最能干者能掌握革命技巧，将革命进行到底，就能使革命具创造性和有秩序。
另一个选择是进化。进化在速度或目标上是不能加以适当控制的。它是太过于依赖环境及难以发现的一连串因素，所以很难加以运用和控制。如果革命是解决马来西亚马来人问题的方案，它必须是谨慎策划的革命；它必须摆脱和避免其它革命的陷阱和错误。这就是对马来人性格、文化和能力的分析有用之处。
革命意指激烈的变化。理论性的革命家往往失败，因为他们只看到目标而完全忽视环境：既存的势力和制度。如果要使革命在马来西亚成功，我们必须辨认出什么是应该废弃的，什么是必须保存，甚至传播者。它的目标是为了改善马来人，非破坏别人，马来人可以建立起他们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适当地位，而无需取代别人。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大部份马来人是封建主义者，并希望保持现状。如果一场革命开始时就主张摧毁固定的君主制度秩序，必将遭受失败。它将不能获得大多数正统马来人的支持。在任何情况下，君主政体对于马来人及其它任何人，并没有损害。这种制度的维持无疑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但由于他们没有实权，统治者并不能成为独裁者。此外，一个没有统治者的马来人，将意味着马来人的黯然失色。这些统治者在过去有着辉煌的表现，如今继续代表着马来亚的马来人特性。如果除掉他们，传统性马来亚的最后遗迹将告消失。这就是为什么马来人继续成为封建主义者，即使他们接触了新教育和政治权术。因此，君主制度必须保留下来。作为宪法上的君主，苏丹对于时代变迁是开通和警觉的。在进展的过程中，他们很少收获。如果所建议的变革对于国家和马来人有好处的，苏丹将不会阻挡。事实上，在争取独立的时候，统治者的同意，为顺利的过渡铺路，并且避免了其它地方常见的纷争。
宗教是马来人的另一种既存的势力。反对马来人的宗教的任何变革、计划和思想，都难免失败。在马来人寻求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将回教搁置一旁。其实，如要确保成功，就必须提倡，甚至进一步传导回教。
马来人的第三种力量是自他们的价值制度衍生出来的传统风俗。但今日风俗已不像从前那样成为必需品。风俗已对马来人丧失了吸引力，现在已经不再有人说：“与其让风俗灭亡，不如让我们的孩子死亡。”因此，在进步的过程中，风俗可以改变或置之不理。革命应当考虑风俗，但不应受它过份的约束。
评价和接受了既存的势力，就可以描绘出马来人的前景。必须强调的是，没有一个计划是完善的。必然会有缺陷和忽略的地方，甚至也会有错误。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革命计划及其早日进行与贯彻到底的必要。
基本上，由于环境和遗传因素使然，马来人成为一个住在乡村的种族，只有小部份是居住在城市。各处的乡村居民，比起城市居民较为单纯和落后。我们对于这项问题的解决方法，必须是尝试转变这状况。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使马来在这个问题上，将会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但在面对马来人占多数的地方缺乏耕地的情况时，一切反对意见将消匿。重新安置和移殖，只能解决一代的问题，但是，根据回教承继法典，一旦移殖者死亡，这些移殖地将缩减为非经济性地产。太多人占有和耕作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大多数没有正当的合法地契，因此，受益人与承继法典的错综复杂性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
“城市化”的问题很多且各不相同。但是不像其地国家，这些问题不能任由本身去解决。它们必须通过政府的计划有系统地加以解决，由于马来人传统上是乡村居民，他们倾向于城市的程度，不像其它种族那样强烈。迫切需要做的是积极将他们劝诱到城市来，而唯一能够使他们信服的诱劝，就是确保他们有固定的收入。
马来亚花费巨额金钱在发展上。经常兴建桥梁、公路、建筑物、工厂及推行其它计划。这些建设工程大多数是在承包的情况下进行。政府只是通过公共工程局进行监督而已。马来亚的大承包商如不是华人，就是欧洲人，只有少数马来承包商。但是，公共工程局在时间和规格上的规定，使承包商为了安全起见，排斥马来工人，即使是非技术性工作也不让马来工人做。现在，如果政府坚持本身去逐步进行较大部份的发展工程，这样，就能大量地聘用来自乡村的马来人。他们可以由非熟练劳工，逐渐地进步到半熟练，最后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们可以一面从实践中学习，一面领取工资，这是非常重要的。马来人必须从工作中吸取技术。他们不能只接受理论课程。乡村业余补习学校有一次试验教导马来青年技术，结果失败，因为这些青年知道他们是没有前途的。即使他们非常熟练于砌砖，但由于种族偏见，也没有人要雇用他们。另一方面，受政府强制雇用马来工人的建筑公司发现他们完全能够掌握所需的技术。在这项计划下，先保障就业，然后才提供训练，如果对所取得的技术给予足够的诱导，马来工匠的技能将有机会运用和发展。
但是，不能硬性保障安全，以致损害到企业。政府服务目前所提供的退休金制度，使马来人束缚于政府。在政府部门服务中的马来人，比受雇于其它地方的马来人来得有知识和有才干。这是意料中事，是政府可以通过其薪金选择最好者的结果。此外，政府服务工作使他们洞察到官方程序的复杂性，这有利于商业，在政府中服务几年后，他们可成为出来工作并与非马来人竞争的人选。但在政府中服务的马来人为了保障退休金，将永远不会离开政府服务。即使他们了解到，以他们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在其它种类的工作中将会赚取更多的收入，但惟恐失去享受退休金的权利，他们不愿离开政府服务。
政治领域中也出现同样的情形。一般人知道，当国家需要干练的马来领袖的时候，其中大多数可以从政府服务中发掘。他们不会离开政府服务，以免失去其所提供的保障。除非拟定一项新的计划，使到他们能够保有他们的退休金，才能诱劝他们进入政坛。
同样地，政府在雇用马来人，并训练他们成为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的计划中，绝不能允许退休金产生约束性作用。必须使马来人了解到，为政府服务只是一个踏脚石，以获取更美好的事物。一旦掌握了技能，他们必须毫不犹疑地到别处寻找更好的职业。事实上，必须鼓励他们这样做。公积金的条件不会产生和退休金同样的后果。如果老年时的保障在道义上是必需的话，则应该采用公积金的形式。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随着不同的雇主而转移。这不会使雇员在一生中受缚于一个雇主，就犹如退休金所产生的后果一样。
不论固定的工资多么的少，具有这种保障的工作将吸引马来人去做。其目的不是永久地雇用他们，而是使他们除种稻以外，还习惯于其它工作，进而使他们“城市化”。在这里薪金起重大作用。考虑到甘榜的生活费用低以及马来人对于失业亲戚的宽大态度，薪金必须高于马来稻农的平均收入。但最理想的是，薪金不会使他们对于离开这些职业，到他处担任薪酬较高的同样职业感到犹豫不前。
工会制度已在马来亚生根。一般认为工会是有益于工人。它防止了劳工受到剥削，使他们能够公平分享部份是他们的劳动创造的繁荣。不幸的，一些工人为他们新建立的力量感到荣耀，他们不仅把工会当作是利用集体谈判，以争取较高工资，而且是提出其它要求的机会。如果不是代价很高的工业行动，是不能采取纪律行动的。在这些条件之下，勤勉是不受鼓励，自我改善的欲望是受禁止。在一项强制马来劳工进入竞争性强的技术工作领域的计划中，工会主义不能立足。绝对保障和良好工作条件，并不是这项计划的目标。为了确保劳工可能获得公平交易及避免裙带关系，以及其它形式的偏袒，必须建立一个公正无私的机构来照顾劳工的福利。
凡是有劳工涌入的城市，贫民窟都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现。由于马来人城市化的概念，是为了供他们城市的便利和精美设备，如果任由他们居住在贫民窟里，将有违目标。必须兴建廉价房屋以收容他们。如果能够建立小型的自足的卫星市镇，新近城市化的乡村移民将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它须拥有商店、市场、学校、民众会堂和医药设备。
我已经闸明马来人可从跟非马来人的接触中所能取得的好处。这些卫星市将是可进行这种接触的第一个地方。这些新兴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必须是提供便利，以使马来人跟非马来人进行接触。一部份房屋和商店须拨给非马来人。被雇来经营公用事业的职员中，少数是非马来人。但是，双方的接触必须要加以控制，因为一向来都存在着非马来人压倒马来人的趋势，特别是在市场和商店。小商贩设备必须成为马来人城市化的奖掖。
过去，华人有效地将马来人从各种形式的商业中排斥出去。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原因是众皆知晓的。那些牵涉到种族特性的问题，是很难加以克服的。其实，惟一的方法就是马来人城市化。不论商业规模怎样小，在马来人能从商业上获取酬偿之前，我们不能期待城市化会实现。
因而，在初期必须为马来店主提供保护措施。新卫星镇内的大多数商店和市场，必须分配给马来人。但单单这样做还不够。为了使新的城市居民能光顾其小区内的商店，必须创造一些条件，使他们感到难于或须付出昂贵代价才能由外地购买物品。在理论上，合作社商店诱导社员光顾其本身的商店。实践上，合作社商店对于马来人是一项失败。这些商店即使经营得好，也只发给很少的红利，而且每年只发一次。传统上马来人是没有耐心的，而且易被眼前的利益所吸引。竞争性价格和华人商店私下所提供的轻易可获得的贷款，构成一种诱惑，使马人遗弃了其本身的合作社商店。但合作社可以作为促进马来人参与小商业，以及控制马来人开支的一种途径。
一个微小但却重要的可以协助马来人从商的因素，就是利用马来妇女的天赋勤劳和敏捷性。在稻农中，男人在一年中大约劳动两个月，妇女却终年操劳。她们跟男人一样耕田。而且，在插秧和收获的季节里，她们为所有农夫煮食。当稻田工作结束以后，她们继续为家庭事务，看顾孩子，以及其它琐碎但必要的工作而忙碌。在一些情况下，妇女制作糕点，甚至负贩衣料和售卖森林土产，以赚取外快。准备咸鱼和醋渍淡水鱼，都是妇女专有的工作。马来妇女比男人较勤劳和敏捷。马来妇女比起男人较倾向于储蓄。这可以从她们购买珠宝首饰多于较不耐久的奢侈品的偏好中看出来。 在城市化计划中，男人必须担任受薪职业，而妇女即使为家务而忙碌，仍能拨出时间来经营小商店。要做到这点，
商店和住所必须同在一座建筑物内。在吉兰丹，马来乡村的商店都是设在店主住家的前面，几乎全部是由妇女所料理。事实上，在吉兰丹，大多数小商店和小贩生意是由妇女所经营。然而，假如更俭约和精明的华族小商店主的竞争不减至最低点的话，这一切保护措施和策划将遭受失败。我们知道，华人到来马来西亚前，马来人已经是店主和小商人。就是由于华人商业策略的优越性，才导致马来商店退隐消失。
华人的商业技巧是多方面的，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华人的节俭天性上，这使得他们养成储蓄的习惯，并在微小的利润上扩展业务。马来人可以被教化少花费一些，但世世代代的习惯和性格是不能在一朝一夕改变的。华人还使用各种手段使到马来店主得不到公平竞争的机会，现金借贷就是他们的策略之一。华人的判断力较敏锐，他们通过借贷一定数额的款项，使顾客受缚于他们。他们的手法也包括预先支付贷款。在甘榜中，这已经发展成为非法的田地押借(Padi-kuncha)制度。要结束这种活动，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售卖必须以现款进行，假如是赊账的话，必须有正确的账目，以备税务官调查，同时，赊欠不能累积太多。店主必须负起责任，一旦顾客无法还清债务时，他承担一切损失，这样一来，给予马来顾客的小宗贷款，不会被利用来阻止他们到其它商店购物。
有一个因素能够促使马来人跳出小商业的框框，就是商品的定价。苏彝士以东的价格是从末确定的。讨价还价是一种被接受的程序，购买是进行一种论价的过程，是顾客和店主之间的一项竞争。向来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是，商人在任何交易中都不会吃亏。这点不是永远都对的。有时候，商人答应以一种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货物，是希望在较少为人知晓的货物中赚取利润。商誉是贸易中的重要质素。假如商人在亏几分钱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售物给相同的顾客，那么，他将毫无疑虑地预见到他很快就能赚回利润，假如涉及与邻近商店的竞争，通常是采取“现在亏本，将来赚回”的政策。由于华人的节俭和相对雄厚的资本，他们通常比马来人更能经得起亏本；或者他们减低利润数额，这也将确保顾客的继绩光顾。
假如马来人要复兴他们的小商业，就必须废除伸缩性的价格制度。假如所有商店出售的全部货物都有标明固定的价格，并且禁止低于标价的售价，那么，无情的竞争就会消除。顾客在任何地方都将没有选择价格的余地，他将在任何一间商店购物。在这样情况下，邻近华人商店的马来商店才不会从商场中排挤出来。他不会被指斥暗中以较高的价格售物，而他与顾客论价的能力，不致于每作一次买卖都受到考验。但是，当然总会有方法来抵御这种性质的定价制度。不同的批发价格可能影响零售商的实质利润。这能够通过抽样检查的办法来加以克服，坚持须发收条，以及真正为批发交易定下价格，而其所得的收入，将须发收据和记账。必须通过立法改换称量器，只准使用弹簧秤。现在所采用的可以摆动的抗衡秤，称为提秤，易于操纵它来减低实际重量。华人零售商擅长于这种作法，他们非法地利用它作为竞争中的武器 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抵御定价和标价制度，必须敏锐提防那些逃避这种旨在减少不公平竞争之方法的企图。当然，这些建议不只限于重新安置乡村居民于城市地区的计划。它必须普及全国，这样，公平竞争才能作为规范而不是特殊例子。
这里并不筹划出马来人城市化的全部步骤。我的意图只是要说明它是有利的，并且是能够做得到的。如果适当地调整和规划，城市化似乎提供唯一的促使马来人配合周围环境和世界其它地方进展的方法。它将提供城市的现代化便利给他们，这不是乡村地区所能获得的。他们的健康，教育和外貌在无意识下发生了实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现在的观念主张，限制马来人在乡村地区，以免恶化城市中失业问题，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拒绝承认乡村地区的严重贫穷和落后问题。地荒几乎等于缺地的事实。只需一代的时间，单单回教徒继承法典就能导致现有一切产业变成非经济性。森林和其它保留地已经被蔑视法律的移民占住和耕种，只有城市的工业和小商业能够吸收未来的马来失业者。为了使吸收过程顺畅和具效率，现在就必须开始着手城市化的必需策划工作。对于马来人或政府来说，没有其它可以选择的道路。
即使在马来社会的范畴内，城市化与强制培养技术劳工，它们本身不能构成一场革命，但它们肯定的代表着一种激烈的变迁。光是城市化的事实就涉及一个将马来人从传统乡村社会中赶离出来的实际和心理性过程。无疑的，在这种迁离中，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必须让位给新的。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导致马来人落后，将他们与国内和世界上不断发生的变迁隔绝开来。只要我们比较马来乡村的真正实质结构，就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社会处于怎样的静止状态！
为了完成马来人的复权工作，须使他们摆脱风俗的束缚，接受新的思想方式和新的价值制度。城市化将使这种工作达到某种程度，但也必须有一种意识上的努力，以破坏旧的方式，并以新思想和价值观来取代它。马来人必须面对现实的生活，并被迫调整他们的思想来适应这些现实。
政府已经推行各种计划，来协助促推马来人的进步。教育已经加速进展，乡村马来人已获机会到城市去观光。但这还不够，马来人朝向进步的步伐缺乏系统性及协调的方向。总之，这些重新调整马来人的零星努力缺乏组织性。
其中一个足以说明马来人的思想还未能适应的事项，就是他们经常投诉非马来雇主。在非马来人的公司或在非马来上司的监督下工作的马来人经常投诉他们遭受歧视。他们似乎不能明了，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在马来人手下工作的非马来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但非马来人把它接受为理所当然的事，马来人却拚命地反对它。他们并未尝试去迎合他们的上司。他们并未尝试去胜过非马来竞争者。他们并未尝试去使本身成为雇主所倚重的人物。结果，他们失去人们的好感，其地位也难于维持。
他们没有能力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说明了他们未能调整和适应环境。当玛拉工艺学院(Ma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毕业生进入工商业领域的时候，这种特有的无能在最近的将来会成为很大的障碍。马来人或马来公司不能吸收所有的毕业生。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将直接在非马来人之下工作。而这一群人将面对同样的种族歧视。除非这些年青的马来人理解这种歧视，他们将发觉其地位难于维持下去。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马来人将再次遭遇失败。
这只是一个说明马来人末能面对现实及作自我调整的例子，假如马来人要复权，则必须检讨和评估造成他们今日困境的一切态度和价值观念，如果有必要的话，必须废弃或加以改变。
马来人的城市化，获取新技术，以及接受那些跟他们的宗教和基本上是封建的外貌仍然可以共存的新价值观念，这些将构成一场革命。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建议并不新鲜。事实上，这些事物正在发生着。到目前为止，其步伐是一个温和进化的过程，不牵涉一致的行动或是残酷的实行方式。整个过程必须妥为策划和加速进行，并且贯彻到底，以至为马来人带来一个完全和根本的改变。如果能掀起这场革命，马来人将能复权，他们的困境将成为过去。而国家将能在不必背负马来人问题的包袱下迈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