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马来人之道德准则与价值制度
区别一个种族，除了容貌、语言和惯常住处之外．还有文化。一个特定种族的文化跟它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制度深切地交织一起。这些道德和价值制度产生了文学、视觉与创作艺术及构成文化的其它正常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的环境下，道德准则和价值制度决定着一个种族的进步和发展。
马来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制度，从未被人研究和分析过。当然，很少马来人愿意讨论这些敏感的问题。然而，假如我们要去解决马来人和马来西亚的问题，而希望达致成功，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在一定的条件下，马来人的反应和进步比起华人及其它种族，差别为什么这样大？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或许既非科学性，也非经过深入的研究，而只是尝试阐明这个经常提及但却少为人知的问题。至少，这可以帮助其它人更好的了解马来人。
价值准则和价值制度影响着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除了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以外，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念被接受为理所当然。只有当人类社会或集团互相接触，而不同的价值准则发生冲突，并朝不同方向发展时，这些价值准则才能引起普通人的关心。
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是息息相关的。由于道德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或宗教教义的影响，因此，价值准则与宗教信仰也有密切关系。鉴于此，西方国家的进步，被认为是由于犹太基督教道德准则所致。当然．我们不难把回教先知逝世后的迅速扩展与回教给信徒带来的改变了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从西班牙到中国，回教军通过战斗将教义传播到当时为人所知的世界去。在初期的征服阶段，同一回教法则的扩大和发展，导致科学和文学的进步。
鉴于此，了解马来人的价值制度和道德准则，是策划他们前途的先决条件。对这些价值准别的研究结果也许令人沮丧。但如果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些了解，不仅不能纠正由于误解而导致的错误观念，同时为促使马来人进步的计划也将遭受失败，因为它们将与确立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
回教是影响马来人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别的最大单一力量，但重要的是须记住，其最深巨影响的并不是宗教，而是对回教教义的理解。宗教的解释不但因人而异，亦因年龄和时代，甚至国家而异。应当中肯地指出，回教本身拥有五个宗派，由于一些个人对教义的不同解释，导致新的宗派屡屡冒现。假如在某一个时期回教似乎对马来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们必须记住，并不是回教教义本身而是当地的人当时对它的解释造成这些不良影响。
况且，在马来西亚，回教的价值观念受到马来人的较古老信仰所影响。有一些，特别是泛灵论信仰，对于乡村马来人的影响大过城市马来人。因此，这些信仰的影响，在乡村地区仍然深巨，有时候它与回教针锋相对。除了宗教信仰，马来人文化已经建立一种包罗繁杂和不可忽视的行为准则及仪式，称为“风俗”(adat)。马来人的风俗，似乎被过去与现在的宗教所影响，但仍具有担当部份与宗教无关的独特性。风俗的影响力已经衰征，但在较保守的乡村地区，其影响力仍然相当大，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是马来人占多数的地区。
跟非马来人世界的接触，也影响了马来人的价值制度。这种接触可以分为两部份：即跟非马来回教徒世界，主要是在国内外跟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以及跟非回教徒，如欧洲人、华人及其它人士的接触。总的来说，如果信仰不同，这些种族之间的接触对马来人价值观念的影响较小，如信仰相同，则影响较大。跟少数阿拉伯人的接触，比跟其它非回教种族的总的接触，对马来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来得较大。
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成制度，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并不是任何单值的研究项目所能包括。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在较大的研究项目内叙述马来人问题的导因和影响，只有那些与问题有关连的准则和概念需要论述。在还没有谈论下去之前，让我们先了解马来人对于道德准则和“善”的观念的看法。
评述者所得的第一个印象是：公开声明的准则与真正的道德实践之间的显著差异。同样令人触目的是，马来人本身并未注意到这种差异。因此，对于真正实践的观察，令人得出一种价值观念，而直接质问又会揭示另一种不同的观念。在不同的程度上，这是普遍的，但在开始时，应当注意这点，以免往后引起对似乎矛盾的观察资料的批评。
马来人对于“善”的基本观念，似乎与康德对“正直”的概念一致。“善”的并不等于合意，但却是正确的。回教的严格宗教法则和风俗明示了什么是正确的。对于社会是好的，对于个人也是好的，但一般上个人被置于社会之下。
礼仪和仪式在马来人的价值观念中占着重要地位。依照礼仪的就是正确的。乖离礼仪则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粗鲁，应遭受不幸或受神和人的惩罚。这基本上是一种保守的态度。它不宽恕革新。它当然不鼓励变革和创造。通常都会有一个正确的做事方法，但对于为什么这个指定方法是正确和可以接受，不能期望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由于宗教是马来人价值观念的主要根据，很自然地，美德和智慧成为宗教虔诚的同义词。对于宗教的博学就是从善、令人羡慕和值得尊敬的。学问是随着年龄两增长，因此在回教中，上年纪而博学者往往受到最大的尊敬。
享乐主义在马来人道德准则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不论是肉体或精神上的快乐，都被认为是卑贱的。不能只是为了快乐而工作。为一个人的同胞服务，可以给予满足和快乐，但这不是一个马来人必须为其它人提供服务的原因。只有责任和礼仪可以推动他。这种推动力量在上帝和人的眼中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因为它是适当的，而不是因为它是合意的或因为它给一个人带来成就上的快乐。肉体上的快乐被视为卑下，必须加以抑制或至少须掩藏起来。过份享用美好食物是受人非议的，回教禁止饮酒，部份公共人士也不赞同。
马来文中没有与享乐主义哲学“吃、喝、玩、乐”相等的词语。生命是短暂的，也是准备来世的一个时期。因此世间的生命，须献给严肃的宗教思想以及遵循宗教训谕，而不是献给享乐。太偏执于世间事物，譬如财富的累积，是不好的。假如马来人不是享乐主义者，他们同样也不是过于禁欲者。生命须忍受一连串的痛苦，但是不能期望所有的痛苦都必须克己地忍受。在恶劣的条件下，屈服是预料到的。即使宗教也训诫人们，与其忍受痛苦的折磨，至少作出放弃信仰的表示。基督教殉道者宁可死去，也不愿放弃其信仰，马来人认为这是不需要的愚蠢，信仰的外在形式，有时候是不重要的，因为宗教是精神上的。为了对外表现而禁欲和忍受痛苦，是愚蠢及不值得称赞的。
跟宗教训谕的外在屈服互相抵触的，是风俗所规定的固守形式。在马来人的行为准则中，形式非常重要，它被视为实质的东西。因此，官方地位的形式比其权势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不论它是否如此，只要外表是这样就衍了。这种态度足以解释为何英国人轻易而成功地控制了马来土邦，以作为保护邦的形式加以统治，但本质上却将它们当作殖民地。
最后，还有成为马来人的生活态度特性的缩命论。这种缩命论在每个地方都有许多实据，大大地影响了整个马来人的价值观念。它促使马来人可能以逆来顺受与屈从的态度去接受每种事物，不论好或坏。它不鼓励任何重大的改革努力。它不鼓励反抗，当然也不会激起叛逆的精神。假如要做任何事情的努力失败，就俯顺地加以接受。马来格言“一朱柏的食粮不会变成一干冬。”(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可以概括这整个哲学。换句话说，命运决定一切，除非命中有注定，否则为争取更好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是白费心机的。
这种屈从命运的态度所带来的影响，削弱了为世间美好事物而奋斗的精神。一个人尽最大能力去工作而由此感到自豪的现象是不普遍的。一个人不因为残废或年老而放弃工作，也不引起人们太大的钦敬。正确而被接受的态度是，一个人悲观地承认其能力的局限性，并且愿意服从这种限制。必须给予不幸者显而易见的同情。这是马来人中一种令人羡慕和普遍的特性。
在进一步讨论人们在其环境中面对的平常事项，以及马来人对待这些事项的态度之前，值得花时间扼要叙述对马来人的道德价值观念的一般评语，以便和古代哲学家所提倡的道德价值观念作一比较。首先可以说马来人道德观念没有受到这些古代道德哲学家约有意识的学问所影响。任何与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古希腊或地中海文明的价值观念相同或相反的地方，纯粹只是偶合而已。
首先，占据了希腊哲学家太多精力和时间的“自省”并不认为是一种伟大的美德。因此，审慎的、批判性的自我剖析是不常见的。苏格拉底对奥拉克尔的《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的解释把对自我的认识当作一种美德，这在马来文中是没有相应词语的。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所构成的值己学问的美德，在马来人之间是找不到的。这不只引申到个人，同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这种失败导致无能去发觉和纠正内在的错误。越是保守的社会，这种失败就越显著。这在乡村社会最为普遍，导致根本末能把原因与后果联系起来。
最受人尊敬的知识就是宗教知识。对于宗教知识的追求是相当显著的，特别是在所谓落后的乡村地区。例如，“可兰经”普遍为人朗读、解释和讨论。在马来人当中，通晓阿拉伯文是非常平常的，有时甚至通晓乌尔都文，这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是教导回教的媒介文。
无论如何，最具有感染力的是回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它强调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摆脱罪恶的生活，一个最可能导致来世幸福的生活。因此，宗教知识的获取是为了宗教知识，以及引导一个人过着虔诚的生活。但是，衍生自宗教的知识美德并不是常常用来影响其它价值准则。作为柏拉图三个基本美德之一的自制在马来人中是最为显著。与其说自制是积极的人生观，倒不如说是马来人处身的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产品。不能自制的人是不受称赞的。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持续的抑制，消磨着人们的意志。它似乎导致一种内部冲突，在某个时间内，抑制的束缚似乎爆发，骤然间，礼仪消失了，而被一种暴力的爆发所替代，其剧烈程度是骇人的。
无论如何，一般的马来人通常希望过着一种自制的生活。在他享受生活的乐趣上，在他对待别人的态度上，在他对于环境的反应上，通常表现了这种节制的质量。善良的马来人向来是谦逊和自卑的，当他的意愿跟人家发生冲突时，他不愿把意愿强加于人，而且他常常愿意妥协。
柏拉图的第二项基本美德是“勇敢”，其解释跟整个西方道德准则史上对于“勇敢”的观念有很大差别。柏拉图所形容的，对付外来侵略所持的坚强意志，要撤退或忍受，是受到对于局势的真正了解所指挥，这不是马来人特性的一部份。实际上，坚强不是马来人的一种特性。因此，那种需要坚强和固守原则的勇敢典范，在马来人中不是常见的。在许多情况下，勇敢相等于面对一种绝望局势的意志。它是面对着压倒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足以导致失败和破坏。虽然看来是超逾个人能力以外，仍敢面对敌手，被认为是勇敢。预先去谋算和估计一个人的机会，是儒弱的表现。时机加上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去衡量对抗他们的优势，常常给马来人带来了失败和灾难。勇敢的马来人常常是有勇无谋者，就因为他做事情时常常不顾到后果，普通马来人非常敬畏他。平常人知道，不值得去惹他不愉快，最安全的是让他为所欲为。因此，平常人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安全，轻易地将原则搁在一旁。
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贬毁的意味，有破坏性。在马来人的历史上，有许多表现真正勇敢的事迹。“马来军团”中产品。不能自制的人是不受称赞的。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持续的抑制，消磨着人们的意志。它似乎导致一种内部冲突，在某个时间内，抑制的束缚似乎爆发，骤然间，礼仪消失了，而被一种暴力的爆发所替代，其剧烈程度是骇人的。
无论如何，一般的马来人通常希望过着一种自制的生活。在他享受生活的乐趣上，在他对待别人的态度上，在他对于环境的反应上，通常表现了这种节制的质量。善良的马来人向来是谦逊和自卑的，当他的意愿跟人家发生冲突时，他不愿把意愿强加于人，而且他常常愿意妥协。
柏拉图的第二项基本美德是“勇敢”，其解释跟整个西方道德准则史上对于“勇敢”的观念有很大差别。柏拉图所形容的，对付外来侵略所持的坚强意志，要撤退或忍受，是受到对于局势的真正了解所指挥，这不是马来人特性的一部份。实际上，坚强不是马来人的一种特性。因此，那种需要坚强和固守原则的勇敢典范，在马来人中不是常见的。在许多情况下，勇敢相等于面对一种绝望局势的意志。它是面对着压倒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足以导致失败和破坏。虽然看来是超逾个人能力以外，仍敢面对敌手，被认为是勇敢。预先去谋算和估计一个人的机会，是儒弱的表现。时机加上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去衡量对抗他们的优势，常常给马来人带来了失败和灾难。勇敢的马来人常常是有勇无谋者，就因为他做事情时常常不顾到后果，普通马来人非常敬畏他。平常人知道，不值得去惹他不愉快，最安全的是让他为所欲为。因此，平常人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安全，轻易地将原则搁在一旁。
这些评论听起来可能有贬毁的意味，有破坏性。在马来人的历史上，有许多表现真正勇敢的事迹。“马来军团”中自杀是罕见的，那些自杀者，对于在世的亲属是一种耻辱。因为夺走生命是坏事，马来人很少蓄意杀人，马来社会中所发生的谋杀事件，是由于情绪作祟。谋杀事件很少经过策划，所以不难侦查到凶手。
即使是这种对于生命的明显尊敬，马来人似乎不知道怎样去对待它。在比较保守的乡村社会，生命近乎是一个专为来世作好准备的时期。令人怀疑这是否是回教训谕。这种态度看来更像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逃避主义的形式，这是马来人对于其它种族和其它国家的繁荣，感到忌妒的一种隔离形式。这种献身来世的结果是：马来人一无所有，他们会自我信服他们并未失去生命中的任何事物。生命是短暂的，而来世则是永恒的。假如生命是短暂的，一个更好的生活等待一个人，那么，生活的决心太大，不但没有价值，而且不相称。这当然是一种宿命论的态度。假如这是支配马来人的态度，那么，生活以及为争取更好生活而斗争的意志，将不会很强烈。
生命与时间有关。生活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的生存。因此生命和时间是不可分隔的。假如生命受珍惜，时间也须受珍视。不幸的，生命与时间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末被马来人所鉴识。生命是有价值的，但时间则不是这样。因此时间被浪费掉或完全置于不顾。譬如，年龄是极具伸缩性的。一般的马来人搞不清自己的年龄，他们的任何猜测，可能是远远超过实际。这是因为年龄是受尊敬的，而一个男人或甚至妇女都必定报大年龄。一个男人可以随便地自称为一百岁，但只要简单的检查，就能揭露他不超过七十岁。
马来人的漠视时间，表现在他们疏忽的消耗方式。无所事事，或吃咖啡，或闲谈，似乎是一种马来民族习惯。在甘榜中，宴会的请帖没有限制时间。一个人可能在任何时间抵达，任何时间进餐，以及任何时间离开。没有一个人准时出席会议，但一旦开始，会议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不论调整了多少会议的时间来适应每个人，会议可能延迟开始，更迟结束。
当一个人对于时间没有警觉性，他就不能有策划，而其工作也就不能信赖。时间表是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份。其实，人类在工艺上越是进步，他就越被时间所束缚。“用倒数方式进行的时间计算”标志着现代工艺的绝对依赖时间；没有了数学上的准确计时，人类就不能征服太空。一个社会缺乏时间意识，就必然被视为一个非常落后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它将保留为一个落后社会。它本身势将不能取得任何成就，也不能期望它能够进步，以及赶上具有高度时间意识的文明。无疑的，马来人未能珍视时间，是他们朝向进步道路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绊脚石。
这种对待生命和时间的态度，代表了马来人价值制度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生命是受高度重视，而在另一方面，必须与生命并行，而使生命发出光彩的时间，却不受到高度的重视。时间浪费了，据而大之，生命也同样地浪费了。假如生命是神圣的赐物，那么，时间也必然是一种神圣的赐物。浪费时间，必然不是那些具有深厚宗教信仰以及赏识上帝的赐物的人们所应当做的事。但是，马来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时间。时间被浪费了，同样的，生命也被浪费掉。因此，对于生命的深切敬意，因而被不能同样重视时间的态度抵消。
对于马来人，不论有无深厚宗教信仰，死亡就是为在世时所作的许多错误偿还，并接受对于他的许多善行和宗教虔诚的奖偿时刻。因为没有任何的人能够诚实地对自己说，他在世时只作了好事。如他在世时做了任何坏事，他必然为此受到惩罚，死亡，即使对于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也必定带有许多无名的恐惧。马来人恐惧死亡，但自相矛盾的是，他并不能使自己去跟它斗争。这就是宿命论者的态度。他对于自己的死亡和别人的死亡，只是顺从自然。他从祈祷中寻求慰藉。他完全将自己依托给上帝的慈悲，因为他不准备为自己做出更多的事情。无论如何，即使这种接受死亡的宿命态度，死亡也必然降临到他身上，对于这点的认识令马来人震惊。他通常在渡过三十五岁或四十岁时就认识到这点，而往往导致严重的精神病，影响到他对待生命的整个态度。他变得极端的谨慎，避免任何带有危险性的事物，并且发觉难于面对生命的问题。通常他自行撤退，并拒绝为世间的福利做出任何巨大的努力。
如果死亡降临，马来人平静地加以接受。他接受死亡，不需近亲及朋友费太多心血。有时候，他甚至显得急着去死，这样，一旦一个人病重时，他及其亲戚就静悄悄地为死亡作好准备。寻求医药援助，不被当作必须做的事物。在亲戚、朋友之间甚至跟病人进行冗长的争论。没有人要负起责任去作决定，特别是实际决定。没有人要在过后被指责说，他曾做了一些可能跟死亡有些关连的事情，或更糟的是，对导致死亡的事情负起责任。争论往往是没有结论的，而病人却慢慢地濒临死亡。
当虚弱的病人等待着可能协助他痊愈的决定时，朋友和亲戚们如潮水般涌入，以表示他们的同情。不幸地，这种姿态变得那么形式化，跟出席一个小宴会没有区别。在习惯上要以咖啡招待探病者，虽然这样做会给病人家属带来负担。在形式上，问候病人之后，探病者就环坐一起，轻轻交谈，在病人接近死亡时，大家就祈祷。当死亡最后降临时，亲戚们很平静地接受。没有哀哭。最亲密的亲戚可能轻声吃泣，但大体上，死亡看来是一个解脱。一个老人的死亡和一个小孩或青年人的死亡，没有多大的分别。所有的死亡都是相同，它是一种预定的事情，人们无能为力，只有接受命运安排。
回教训戒是反对铺张的葬礼和纪念仪式。埋葬的只是人的肉体，一个人的身体充满污秽，因而是不重要的。灵魂并没有跟肉体一同埋葬，葬地的持久性不是重要的。坟墓是在旧坟场挖掘，旧墓碑早已被废弃。死者在他的葬礼中没有受到赞颂。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普通的祈祷仪式。此后，只有妇女会在星期五早晨及回教节日，上坟场念可兰经。
因此，许多马来人恐惧死亡，但当时刻到来，他们平静地接受它。死者很快地破人遗忘，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以永远纪念他。除非在宗教战争中牺牲，死亡不是荣耀的事情，但宗教战争已不再发生，因此死亡不可能再吸引人。当人们害怕死亡时，从容不迫的，漫不经心的，寻求冒险式的勇敢就不常见到。但当这种恐惧与接受死亡的注定性，自相矛盾地交织在一超时，那么，面对着压倒性的优势就常常表现出盲目的勇敢。就是这点，使到向来是自卑和谦逊的马来人，忽然间冲击出去，没有一丝恐惧他们所将招致的某种破坏。“乱杀”部份就是马来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所导致的。
对待财产和金钱的态度，是人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锁钥。因此，了解马来人对待财产和金钱的态度是必要的，以便努力改善马来人的相对贫穷和落后的情况。财产是获取或承继的。对于大多数马来人来说，财产和土地几乎是同义词。马来人所拥有的大部份财产是土地，因为马来人大多数是农民。土地的获取过程，基本上仍是传统性的。
在古代马来苏丹王朝中，假如一个马来人能够证明他已经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开发和耕种它，那么，他就可以取得那块土地。开发和定居，事先并不需要请准。马来人只是择取一块没有人占据的土地，就不费周章地定居下来。几年后，他就进行申请，可以充份期望地得到永久占有土地的权利。而且，在古代马来土邦中，这种权力得到尊重和维护，在适当时候，就会发出永久的地契。
在取得土地产业过程中，必然的要包含一些工作，但其过程的简单性，并不要太大的主动性和技能。假如需要的话，任何人都能取得财产。最能说明马来人态度的是，他们觉得对财产拥有权利。这种感觉促成满足的心理及使得寻求本身致富的努力减至最低点。在获取财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工作和进取心，而是获取财产的决心。
苏丹几乎无条件地授永久地契予马来人。土地一旦授与，即变成可承继的财产，最后，地产按照回教法典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但是，土地作为真正的财产的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而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不论这土地是多么小或没有经济价值。土地也可以通过金融交易而取得。也有发生直接购买土地的事，但这毕竟不是平常的事。通常土地如果不是继承得来，就是通过“售卖抵押品”的过程得来，这是高利贷式的行径，必须加以谴责，因为它不仅不符合道德，而且是非回教性的。在这种惯例中，一个人将其土地抵押出去，以便借钱。涉及的款项通常只是土地价值的一部份。如果不能在规定期间付还，往往意味着这块土地就属于贷款人。
土地支配了马来人的思想，而且常常是涉及纠纷的财产。这种纠纷变成了情绪问题。对于一块土地的权利，可能带来严重的法律争执，在取得法庭裁判上所花费的金钱，可能超过土地的价值好几倍。但对于涉及纠纷的各方来说，这些钱是花得有价值。从激烈的讼案中所得到约满足感证明了这些钱的花费是应当的。
除了土地之外，马来人只有很少东西可以视为财产。钻石和现款，有时候可以构成财产，但是，金钱和钻石易于售卖或储藏，加上缺乏拥有权的证明文件，使得这些对象难于累积成为永久性的可继承的财童。金钱对于马来人是便利的东西。金钱方便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一般上金钱不被视为投资的资本。如果需要金钱，只需出卖财产或服务。整个售卖过程是方便服务的交换或实时的花费。
没有能力了解金钱的潜在力量，使马来人成为差拙的商人。除了售卖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外，马来人看来未能策划赚钱的方法。诚然，即使在种稻时也要花钱，但其所需要的金钱是很少的。稻种是从前一次的农作物中保存下来的。假如耕种者是佃户，他就以农作物来付还租金。土地的耕耘主要是靠个人的劳动。肥料是通过答应售卖收获给当地华人商店而取得的。移种禾苗的劳动力是来自“互助合作”的方式，参与者都是邻居，他们只需要食物。甚至参与收割工作的酬劳，也只是以食物支付。开销了的小额现钱，是向当地华人米较商预支的。
由于极少使用金钱，以致对成本的了解非常的肤浅。商业活动主要是一种成本的增值，而价格是根据成本订定的。“互助合作”，守望相助和应急的现款预支，以及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个人劳动力，以致根本不能计算成本。由于他们没有预算地向当地粮食店赊取货物，而往往预先用掉下一次的收获所得。实际的处理与计算金钱是少之又少的事。因此，种稻从来就不是一种业务。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城市的马来人只是稍微好一点。但同样的，金钱只是方便他花费。它是以薪金的方式赚取，而大多数的情形是全部耗费掉。储蓄是很少的，而“分期付款”制度意味着金钱在赚取以前已经花费掉。只有少数参与商业的马来人，才能了解货币制度的复杂性，以及怎样运用它赚取更多的收入。自从马来人投入工商业以来，货币交易吸引相当注意力的一个方面，是接受贷款的利息。回教禁止高利贷。地方上对于高利贷的解释，包括了即使是很小数目贷款的利息。不必说，这种解释阻碍了马来人参与贷款活动以及银行业。无疑的，高利贷是造成人们许多痛苦的一个原因。回教禁止它是易于理解的。不过，回教徒虽不准以高利放贷，向人举借却是允准的。在一个回教徒与非回教徒混居的国家里，这个双重制度，使到回教徒向放高利贷非回教徒举借。因此，回教训谕反对高利贷，并不能防阻借款人的痛苦命运。同时，回教不赞同放款取回最小的利息，阻止马来人从这种货币交易中享有利润。对于马来人而言，金钱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便利取得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货币制度仍然处在原始阶段，只是物物交换制的稍微扩展而已。预算，储蓄，银行，投资，信贷，成长；转让及所有其它运用金钱的精巧措施，并未受普遍的认识。
因此，马来人对于财产和金钱的价值观念，可以说还是很落后的。一个繁荣的社会大大地依赖于其成员处置金钱的能力，不仅视土地产业，同时视其它无形资产，如商业上的威信和信誉为财产。如果不能赏识金钱和财产的真正价值，等于不同意现代世界的物质主义。假如这个特定社会完全与物质世界隔离，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高度的精神文明使生活更愉快和满足。但是，当物质主义者跟那些倾向于高度精神理想的人并列，前者的冲击力一定破坏了后者的社会秩序。
马来人并没有完全孤立。在最偏僻的乡村，即使马来社会完全孤立，但经济上的孤立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城市马来人并没有，也不愿在社会上与非马来人完全融合。同时，城市马来人，当其价值制度发生了变化，仍然保留跟乡村马来人相同的大部份价值制度。因此，一般上，马来人对待金钱和财产的落后价值制度，对于处在多元种族社会的马来人是不利的。
社会准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特性，也是这个社会之价值制度的产品与成因。这使得分析非常困难，因为在任同情况下，不容易解决究竟是价值制度产生社会准则，或是准则影响价值制度。无论如何，对马来人社会法则的认识，将对塑造和形成马来种族进步的价值有更深的了解。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马来社会的封建本质。阶级是重要的，阶级带来了许多特权。最高阶级是统治王子，他们是世袭的拉惹。即使是那些曾到过外国，受西方生活方式的教育，以及受西方价值观念熏陶的马来人，对于世袭统治者的接受，还是很普遍的。对于拉惹的尊敬，是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对于拉惹的行为表现，是教育的标志。这种行为准则，包括了运用一连串有关拉惹及其家属的人物的特别字眼。其实，如“东姑”(Tuanku)或王子这个衔头，就被今昔的每个拉惹的后裔毫无节制地使用着。平民和王族的接触是很平凡的，而只有很少马来人不熟悉禁忌的语言、特权及公认的对待拉惹的行为准则。由于不同阶级的密切接触而产生的礼貌和礼仪，已成为马来人生活的一部份。由于想要做到很有礼貌，而导致这种行为准则推广到拉惹家属以外的不论是属实与否的权贵人物。因此，作为先知后裔的“赛”(syeds)受到高度尊敬。在一些州内，“赛”跟王族一样有特权，而且自成一族。在这些世英阶级以下，还有无数其它等级的人民，拥有不同程度的特权。外国人、官吏、各种立法机构的成员以及村长，都拥有街头，并获得被视为是他们应得的权利。
马来人的封建主义倾向本身并没有破坏性，它造成一个有秩序的遵守法律的社会。人们如果能够遵循不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当然易于遵守一个国家的成文法律。人们如接受了在一个社会里，须有不同程度的权威和权利的人存在，那么，就更易于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和国家。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革命是不寻常的，除非是由上层领导。因此，一个封建社会不一定是一个静止的或退化的社会。如果上层是有魄力的，它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活力社会。但当上层不能做到这点或偏重于本身的利益，群众就缺乏进步的激励。
马来人的拘泥形式与过份地讲究礼貌，使他们很少对人坦率。要做到极度的谦恭有礼，而不致自毁和卑下是不可能的。良好的礼貌，需要做到尽量减少批评，至少要婉转的提出。这种自制的实质结果，使马来人常常被人误解。因此，当马来人礼貌上称呼外国人为“主人”(Tuan)时，外国人按字面去领受。马来人发觉到那些被他们称为“主人”者，实际上是以主人的态度对待他们，由于礼貌的抑制，他们没有指出这个显著的错误。马来人的社会准则，对今日的马来人有很大的影响。自制和不想令人难堪的欲望，不能构成一个有进取心的社会。世界变得越来越不讲礼貌。坦率是日常的惯例。政治，跟科学一样，越来越注重事实。旧观念，似真非真及奉承在现代的实用主义已不复派上用场。因为马来人大部份的社会准则是时代错误，只能减少马来人的竞争能力和阻碍他们的进步。
鉴于此，坦率并不是马来人社会准别的一部份。这个对于马来人价值观念的分析和批评，正如它所显示，大部份类似毁谤，并不能代表马来人的特性。在现代心理学上，寻找和辨识原因，不仅方便治疗，同时是治疗的一部份，一旦原因被鉴别出来，就几乎可以立即进行治疗。以后的问题是要解除原因或废弃或调转其效用。辨识原因的过程常常是痛苦和令人沮丧的。一些看来久已被遗忘的事情要被记亿起来，但没有这种困难和痛苦的过程，治疗就不能开始。同样的，如要治疗一个社会弊病，，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辨识病情的痛苦过程。一种治疗法如果是根据其它人士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只能得到最少或根本没有效果。除了勇敢地面对自省的痛苦，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及接受必须抛弃一些不论多么难于舍掉的思想和观念的治疗法之外，别无其它途径。
这个对于马来人的价值制度的批判性分析和评估是痛苦的，而且充满着造成劣等混杂物和宽恕过去错误的危险。但是，马来人发觉处身在绝望的困境中，没有多大的选择。传统的礼貌已经明显地受挫。作为西方文明价值制度特色的不含客套的坦率，可能会有害处，但由于世界看来是被西方或亲西方的人民所支配，而且那些已经适应西方价值者，能够生存下去且做得很好，看来值得尝试西方的一些方式，以便找出马来人跟其它人竞争失败的原因。
因此，这个对于马来人的价值制度和道德准别的检讨，是一种治疗学上的诊断。这是要尝试指出必须纠正或调整的基本错误，以便其它协助马来人进步的措施，可以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如果马来人没有正当的动机，以及对货币制度的功能和价值不甚了解，只是叫他们进入商场是没有用途的。只要他们仍是宿命论者，乡村马来人将不会去努力奋斗，以保存生命和获得成功。
价值制度和道德准则因而决定了改良方法是成功或失败。假如价值制度是错误的，改良方法将不会有成果，或只能取得极小的成果。一旦价值制度起了推动作用，就不需要太多的改良方法。对于马来人价值制度的分析，显示出，这种制度阻碍了马来人在多元种族社会中的进步和竞争能力。诚然，价值准则并非全都是坏的。笃信宗教是好的，因为它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力。如果正确地理解回教教义，马来人没有理由不能兼有精神福利和物质成就。
如果封建主义能助长变革，它也可带来好处。信仰泛灵论的马来人成为兴都教徒，因为他们的拉惹成为兴都教徒。后来，当拉惹成为回教徒时，平民也成为回教徒。今天，政治上的拉惹也能够进行改革，假如他们愿意这样做。这种改革会迅速地开展。假如有迹象显示，价值制度和道德准则必须改革，那么，领袖们可以带头，并且可以肯定，群众将跟随他们。在封建社会中，假如领袖们失败，群众的希望也渺茫。
总的来说，马来人的价值制度和道德准则是他们进步的障碍。假如他们承认这点，并且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那希望还是有的；这就正如精神病学上的，成功地切断病根，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份。这之后，治疗方案的筹划工作将变得相对的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