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哪里出了毛病？
哪里出了毛病？自1969年5月13日以来，任何同情或对马来西亚有兴趣的人士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十二年来，在这个多种族、多语言及多宗教国家里，各族人民和睦合作，骤然间，容忍和谅解不复存在，各族怒目相向，进而完全丢弃早在独立前就显然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哪里出了毛病？马来西亚的两大种族：马来人和华人大分裂，以致独裁政府的出现与国家领袖的努力，皆无法弥补裂痕，哪里出了毛病？
哪里出了毛病？事后检讨，当然可以轻易指出以往的缺点和差错。不过，倘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警惕未来，我们就应当反省分析，甚至追究谁该负责。指明毛病所在，并不是志在报复，而是履行社会责任。如果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每一个人皆无可责难，肯定的，马来亚独立后最初十二年的平稳进步与相对的种族和谐将不至于受到破坏。
为了解马来西亚目前的种族失和的原因，首先，我们必须检讨过去所存在的“和谐”。这种和谐是真实及根深蒂固的吗？它有没有坚固的基础？在马来亚史上的不同时期，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任何差别？在1969年5月13日之前的几年里种族之间的真实关系是怎样的？是否有其它因素导致5.13暴乱事件的发生？
回头过去的几年，我们必须承认一项惊人的事实：从未有过真正的种族和谐。各族之间没有冲突，各族之间相互容忍适应，这是事实。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让精神，但却不是和谐。事实上音词是不和谐、微弱的，但仍然听得见。不调和的音符周期性地高起并爆发为局部或广泛性的种族殴斗。
马来亚的种族和谐，既非真实，也不坚固。大家眼中的和谐是指没有发生公开的种族冲突。种族冲突没有发生，不一定是由于不存在斗争的欲望或理由，而更常见的是由于没有能力造成公开的冲突。
马来人和华人可能毗邻而居。他们也可能在日常业务上，甚至在社交上互相往来。可是，他们在作业之余，即回到各自的种族和文化圈子内，而彼此的这个圈子是对方从未真正尝试踰越的天地。在他们各自的天地里，彼此的价值规念不但不同，往往还是相抵触的。
如果我们承认过去从未存在真正的种族和谐，那我们就比较容易从历史上去探讨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并说明为何有种族冲突的发生，甚至找出一个方法，克服过去存在着的种族关系所造成的缺陷。这样，即使不能带来种族和谐，至少可以减少冲突范围。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马六甲和吉打已有相当数量的非马来人，其中华人为数不少。根据所知，当时马来人和华人的关系很融洽。这并不难了解，因为当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们就一定避免向马来人挑衅(这也解释了为什度吉兰丹、丁加奴和吉打等州从未发生过种族殴斗的事件)。可以肯定：当时的华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忍气吞生的，虽然中国视各马来土邦为自己的藩属。华人及其它非马来人不但学会了马来人的语文，同时采用了马来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少发生种族冲突，即使有发生也不会持久的。
欧洲人的到来，使涌入马来亚的非马来人，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的人数激增。他们只是到马来亚作客，而不是久居，这一特点，使他们自成一族，独处一隅，从未有真正跟马来人接触。没有接触，自然减少冲突，虽然到了英国统治后期，马来人越来越觉得华人和印度人对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是一种威胁。马来人和华人因而发生了断断绩续的争执，不过，英国以铁腕手段处理了这些问题，避免了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况且，马来人在这个国家的特权在当时从未受到英国人或马来土邦内各族移民的公然挑战。
在英国统冶时期，马来人跟华人、印度人这两个种族，除了日间生意和工作上的短暂接触外，是从末混杂居住的。乡村区的马来人有大部份是很少见过华人的；同样的，住在市镇和锡矿场的华人，也很少有机会见到马来人。因此，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从未发生，但如果据此推论种族和谐或甚至种族容忍均存在，那是错误的。人们互不往来，当然不必去喜欢对方。冲突之事所以未曾发生，是因为没有对抗的机会。彼此仅仅意识到对方均存在，而这种意识经已不愉快地阻抑更密切关系意愿之出现。事实上，冲突的种子已经存在，只不过由于英国当局的阻抑而无法萌芽。
日本占领马来亚以后，更把马来人和华人区分开来。一部份马来人积极亲日，余者如不是同情日本，至少也不反对日本。自然的，华人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虐待，印度人则支持印度的独立解放运动。临近日战结束时，这种关系稍有改变。许多华人跟日本人合作，结果获得日本人的好感；另一方面，由于马来人对日本没有多大用处，遂受到冷落。不论马来人和华人跟日本人的关系怎样，日本人强调两族的差异，因而马来人和华人相互敌视。
因此，当英国人回到马来亚的时候，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已经不睦，当共产党分子(大部份是华人)企图在每一个州建立一个政府的时候，即触发了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流血冲突。如果不是英国人实施军政统治及利用陆军的力量加以镇压，这些冲突势必演变成一场种族战争。共产党分子在马来亚夺权的企图被挫败，而马来人毫不存疑地欢迎英国人回来，以为可以恢复战前的英马关系。
马来人很快就失望了，当时英国建议在一个新的“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 )下给予华人和印度人跟马来人同等的权益。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再度高涨，不过，这次的敌对情绪由于得到马来群众的积极支持而获得理性化的解决和接受。从此以后，马来人与华人的态度问题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问题，再不能在地方一级而必须由马来亚的最高当局去处理。
英国人的建议虽末获通过，却对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最受人尊敬的马来领袖也还无法抑制马来人对非马来人的敌视态度。拿督翁(巫统的创始人)由于建议与非马来人合作，而被排挤出该党。
不过，在东姑阿都拉曼领导下，巫统于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尝试华巫合作。选举成绩足以使到马来人忘掉他们的一些疑团和忧虑。因此，巫统再度于一九五五年的大选中，更大规模地进行华巫合作的试验，而结果大为成功，这带来了一段蜜月时期，各族之间真诚合作。不过真正的和谐仍付阙如，因为每一种族都认为这次的结合只是一种试验，而马来亚也就在这个蜜月时期争取到独立。
这就是马来亚独立前种族关系的简略历史背景。只有在独立前的一段时期，马来亚各族之间有过一种近似种族和谐的趋向。而在这以前，一般人所经常漫不经心地提到的种族和谐，事实上只是一种消极的素质----没有公开的冲突。而冲突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是由于外在而不是内在的力量。
无论如何，一九五七年的局势是充满希望的。华巫合作争取烛立，似乎大有收获。新近成立的马来亚政府毫无疑问地获得马来亚各种族的大部份人的支持。反对党不但软弱，而且四分五裂，在最高的立法机构内只有一名代表。组成联盟的三个种族性政党都清楚最近的种族冲突历史，因此，也就非常谨慎，避免棘手的种族问题。此外，他们必须遵守在获得烛立之前许下的诺言和立下的协议，特别是有关尽量减少种族敌视的诺言和协议。
但是，权力能使人腐败。联盟所获得的近乎绝对的权力，也几乎完全腐蚀了联盟领袖的思想。独立后不久，联盟政府就开始逐渐腐化。这一点，作为联盟主要支柱的巫统，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事实上，打从英国国旗下降，马来亚国旗升上的那一个时刻开始，就是最终导致1969年5月13日暴乱发生的起点。热情澎湃的时刻开始，就是最终导致1969年5月13日暴乱发生起点。热情澎湃的的马来亚人民把“独立之父”美衔赠给马来亚独立元勋东姑阿都拉曼，这个封衔是适当的，而且也是衷诚地对赠给东姑，以表扬他争取独立的最大功绩。
巫统像所有政党一样拥有自己的章程，作为该党一切活动的指标。巫统内部另有一个特定的组织，其工作任务，事前已清楚和谨慎地规定下来。中央执行理事会是巫统党内的最高权力当局，虽然权力大，中央执行理事会却必须根据巫统的一般意旨工作，不能违逆。当然，有时中央执行理事会是获准作出有反巫统一般意旨的决策的，这是因为它拥有更多且可能是秘密情报，不过中央执行理事会不能不断地无视巫统党员的意见。为了使普通党员有机会发表意见，代表大会事实上拥有最高的权力，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或者在必要时随时召开。
令人遗憾的是，当党的领袖也成为政府的最高和拥有最大权力的官员时，党的章程条文显得矛盾不相称，甚至无关宏旨。那些兼任政府阁员的党执委，他们的地位与权利，都在其它党执委之上，尤其是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鉴于他的官衔以及大众对他的爱戴，他的权力使到巫统也受到他的影晌，而从属于他。因此，不仅代表大会时常展期，甚至不召开中央执行理事会会议讨论政府政策或党政策，巫统之所以能够保持团结，不是因为巫统党员普遍有看共同政冶理想，而是因为它通过政府权力而非党权力所采用的恩威并用的方法 恩威并用的手段只能对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发生作用。巫统的大部份普通党员并未很深地卷入了这两种漩涡，故而未受影响。随着施恩作风变得越来越间接，好像一个乡村被拒绝或获得发展计划，它就变得越来越难得到有利的反应。换句话说，投资在施恩方法中的回馈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预料，因为它越来越间接。因此施恩方法变成自我限制，并不能取代真正的名望或是真正思想和目标的相似。
党内政策出现施恩作风的因素是深具意义的，因为它意味着领袖们不需要再向普通党员和广大支持者负责，只需向自己负责了。权力的意识通常支配那些行使施恩作风的人，他们可以随意塑造和形成各种人的意见。巫统的领袖及联盟政府的高级伙伴屈服于这种弊病，并相信他们不再需要顾及支持者的意见，也不再去理睬他们。
当巫统掌权时，它拥有的权力比它所需的更大。这种继续不顾党内批评的作风，开始时并不损害到它的力量，但无论如何，它继绩削减了群众的支持，以致在选举中不能获得足够的拥护。
巫统的成立是因为马来人恐惧他们的地位将丧失给华人。独立前后的蜜月期减少了这种恐惧，但并非真的不复存在。因为只要是华人，或至少马华公会内相当多的党员能够合作，这种恐惧将会缓和下来。但是，巫统领袖逐渐脱离党章的越轨行为，以及在马华公会内外的华人所继续提出的更多坚决的要求，很快地唤起了旧时的恐惧。巫统领袖选择对华人进行安抚，一部份是基于施恩方法的作用及马来人惯性的驯良，而使支持者听命于党。但是，党领袖藐视温和批评的决定，以及不能看到支持者逐渐脱党的趋势，很快产生了后果，巫统弱化了。直到一九六九年大选，它的力量是如此的受腐蚀，使它必须依赖庞大的政府开销的诺言来赢得某些保守区的支持。
有人或许会想：政府中比较明智的成员将能觉察出种种征象。一九六四年，大山脚的华巫纠纷，一九六八年，槟城的暴动，都很清楚地显示出这种趋势。但是政府很明显地忘却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在国会中拥有绝大多数席位的安全感，使它公开藐视了批评。许多政策的拟定是完全忽略了公共的意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利用政府的基金支付一宗私人案件的用费，在该案子中一名部长控诉一名反对党议员毁谤罪。这是在败诉后所决定的。如果这名部长胜诉，无疑的，赔偿金归他所得。
另一个例子是答复在国会中所提出的一项问题：为什么要在台湾设立马来西亚领事馆？首相回答称，跟台湾建立关系将方便一些部长们到该岛访问，他们似乎发觉到台湾是非常令人响往的。无疑的，部长是人，但如果对这样一项重要的政策性批评不予考虑而作这样轻浮的解释，这表现出政府极端藐视公众道德观念和普遍的期望。许多法令是在匆促中通过，事先没有跟代议士们协商，而他们必须“售卖”这些法令给人民。税务的新设和废弃，完全没有照顾到它对于大众的破坏性后果。总的来说，参与国会是当作一项愉快的礼仪，使得议员有机会让别人聆听和引述他的谈话，但对于政府的方针却完全没有影响。一般人的感觉是，不论有无召开国会，政府将继续施政。参与会议是一种冗赘的民主实践的特许权力。它的主要价值是在于提供炫耀政府势力的机会。这种势力不断地被用来修改宪法。修改宪法的方式，频率及所基的微小理由，使得国家的最高法律成为一张废纸。
一个新与独立国家的政府掌舵人需具卓越的才华。他们每天必须作决定，这些决定影响国家和人民。部长们和内阁是属于这种决策当局，明显地，只有最能干和最有经验者才能成为部长和留在内阁中，但是，独立的马来亚却视内阁阁员身份为对党领袖效忠及被首相接受的一种褒赏。一旦被任命为部长，无论怎样旷废职守，也不能影响部长的地位。另一方面，即使部长是多么的能干，如果他不能与首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意味着他将被撤去部长职位。
结果，庸才留下来管理国家，能者不被吸收到政府内，即使是有，也不能久留。一个个内阁相继组成，但是同样的模式还是延续着，整个国家对政府的英明能干失去信心。人民发出讥讽，而他们对于部长的尊敬降到最低水平。这种感觉不仅限于那些反对政府者，同时包括支持政府的人士。
可以预料到，这些庸才组成的政府，缺乏主意，不明白其职权的限度，因而一般上无能治理国家。一个普遍用来应付批评的方式，就是任命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和提出报告。这些委员会包括能干的公众人士，其工作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这使政府有喘息机会。当报告书最终呈上时，内阁难加以研究，于是又冉设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研究每份报告书。这又要耗费更多时间。当内阁对报告书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全部内容被否决，而剩下要执行的也无限期搁置。事实上，委员会的工作是徒劳无功，损耗公款和时间。政府照旧继续下去，好像完全没有委任过委员会似的。
然而，政府却一直在忙着使它能继续下去，而所采用的方法是那么的明显和缺乏机巧，使得他们达致相反的效果。除政府外，每个人都看到这点。因此，自从乡村发展计划失去其吸引力后，政府仍继绩建筑回教堂和民众会堂，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设施是需要的，而是错误地相信，它将有利地影响下一回选举的投票。可以预料得到，当接近选举时，这些乡村发展计划的拨款也就增加。一直到选举前及选举期间部长们都忙着分发支票。这些礼物的领受人表现极大的感激，但对于那些观察家来说，非常明显地，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是自动地同情政府。但这种施舍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待遇的差别，只是偏惠某些相知的政党支持者和政党的堡垒区。这种毫不掩饰的偏袒引起人们对政府的恶毒怨恨，并且确定了反对政府的人士将永远不变。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可能应付政党支持者的所有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期望幻灭。
明显的，当一九六九年选举临近时，各界人民都对政府不存幻想了。马来人已经觉醒，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政府继绩讨好华人，并且无法纠正各族的财富不均和进步的差异。为了发泄他们的不平，他们无意识地进行对抗非马来人。华人的要求也增加，因为政府的让步刺激了他们的胃口。首先华人温和份子认为，沙文主义者的要求能够用来阻止马来人，但很快地，温和份子便成为本身策略的牺牲者。为了保留他们的影响，他们跟沙文主义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不必说，这鼓起了越来越多马来人的对立和不信任。因此，这继续无可挽救地加深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分裂。
总之，种族反动力量，使到人们对联盟政府有能力进行良好统治的信心或期望越来越小。虽然，一般人认为只有联盟才能统治国家，但是否需要给予绝对的权力，人们对此提出质疑。反对党是劣等的替代品，它不能真正地赢取附从者，但对于联盟的普遍厌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反联盟的情绪。这足于产生压倒性的反对票。
接着，联盟犯下了最后的错误，这个错误比以前所有的过错和狂热态度还要大。政府相信：联盟党具有雄厚的财力，这使其有能力来展开一场冗长的竞选运动，不仅动用政党官员和部长们，同时还有一大批受薪工作人员。这就导致过去几年在联盟统治下所累积起来的种族不平沸腾起来。面对着反对党猛烈的种族性要求，联盟无以回答。更槽的是，政府发觉它木身无法挡住竞选运动中的日益恶化的种族趋势。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联盟自己的议员。因此，当一名巫统的宣传员在槟城被殴毙，政府还能避免了一场暴动。但是，当一名劳工党党员被枪杀，政府却完全无法阻止一场大规模的挑衅性示威。
选举成绩令联盟党和联盟政府震惊。由于它在雪兰莪只赢得一半议席，不能确定在该州的执政权，所以政府准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考虑到几天前劳工党在出殡游行中所展示的挑战，政府为什么没有预料到，如果允许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那除了麻烦之外它将不能期望看到什么。政府一向来非常小心各种公开游行。反对党对于选举成绩显然表现意气昂扬，而过去的经验显示：反对党领袖从未真正地拥有广大的随从者。政府允许游行说明它未能估计反对党和政府支持者的情绪。所以，政府必须对接踵而来的事件负起一部份责任。
哪里出了毛病？显然的，很多地方出了毛病。首先，政府一开始就立下一个错误的前提。它以为过去是有种族和谐，华巫合作争取独立，就是种族和谐的例子。它相信：华人只是热衷于做生意和取得财富，而马来人只是希望成为政府公务员。这种可笑的假设导致一种有损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表面性了解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为其雄厚势力而洋洋得意，藐视针对它而作的批评，无论是来自反对党或是它本身的支持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以致政府再也不能感触到人民的意向，或正确地加以判断。因此它无法鉴识到从独立后到一九六九年大选临近时，人民在思想上的激烈变化。最终，当它以大为减少的“多数票”赢得大选时，政府陷于震惊的状态，以致它的判断力受损。1969年5月13日遂爆发了谋杀、纵火事件，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就是毛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