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人之困境~(三)遗传因素与环境对马来族的影响

 马来人之困境

(三)遗传因素与环境对马来族的影响

遗传因素是怎样影响马来半岛上马来民族的发展呢?至今尚未有人进行过真正的科学研究。最好是将这个课题搁置一旁,因为它可能使马来人沮丧。但由于遗传因素对种族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最好约略阐明,这样,有了较深的了解后,至少可以部份地克服这些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里并不自命为一项科学研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臆测。希望能够使人们对于此课题产生一种新的兴趣,或许将会导致对所提出的理论作出全面的科学评价。至少,它引起人们关注这项重要课题。

遗传因素在一个种族的发展中扮演看重要的角色,这是公认的事实。不需要科学家指出这一点。相当明显的,假如家族特性从父亲遗传到儿子,种族特性也必定一代一代地遗传下去。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代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种族。但是,由于在每一代,种族特性都像家族特性那样地可辨别出来,因此这些特性是遗传的。

早在科学界对遗传特性发生兴趣之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并接受这项事实:后代必定保留其祖先的可辨别出来的特性。当然,最明题的莫过于容貌。孩子料都会跟父或母甚至两者相似。但和父母的相似并不仅限于外貌。在性格、智慧、甚至偏好,也趋向于跟随其父母。然而,相似之处并非完全一致。有些特性是增强了的,其它则是痕迹而已。而且,往往是父母双方某些特性的混合或排弃。

普通人的观察为时间和深度所局限,遗传的奥秘有待科学家去探索。最著名的遗传学家门德尔,有系统地研究遗传因子的存在及其通过基因的遗传。他的研究结果被广泛地接受。简而言之,门德尔定律称:后代的征象并不介于父母之间,而是依照其中之一显示出来。这个定律的重要性在于它推翻了一般人的观念:即后代的遗传特性必然是父母相对性状的中和。

白鼠和褐鼠的交配实验最好地说明了门德尔定律。如果充份地进行大量实验,可以发现,白鼠和褐鼠交配后,生出来均不是斑点或带有褐色的白鼠,而主要是白鼠。但假如这一代的白鼠彼此进行交配,它们的后代不是纯白色,而是纯白和纯褐,比例为三对一。这显示出:表现在第一代的纯白是主要的特性。不过,虽然第一代表现出纯白,却具有潜在的褐色因子,可能转移至下一代,但这个褐色因子却很弱,在第二代中只有四份之一是褐色的事实说明了这点。

人类也有相同的情形,这可从一个白化病人和一个正常有色人结婚的例子得到证明。他们的后代表面上是正常的,但当他们和另外的父母之一是白化病人而表面上是正常的后代结婚时,第二代中有四份之一是白化病人。因此,白化病人的父母是隐性的,另一方面,如一个白化病人跟另一个白化病人结婚,那么所有的子孙都将是白化病人,这个隐性的因素并未被任何因素所抑制,每次都表现出来。

由于门德尔定律引申到许多方面,它是非常普遍的,假如父母是有显性而相对的性状,中和现象就会产生。后代中可能出现某些跟父母完全不同的血缘。这类例子是罕见的。

这一切例子只牵涉到单个性状而已。但动物及人类却从父母那儿承受各类性状和特征的遗传。问题是:父母的性状有多少被遗传下来?此外,有多少无形的性状,如智慧、勤勉,机智等,被遗传下来?由于显性性状并非限于父母之一,显然的,父母双方的显性性状将遗传给后代,如果父母具有同样的隐性因子,都将遗传给其后代。

在家族进化的过程中,遗传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显然的,一对具有良好显性性状的男女的结合将产生较好的后代,一对具不良隐性性状的男女之结合将产生退隐的后代。另一方面,一个具有良好显性性状的人和一个具有隐性性状的人结合,将会产生大部份具有良好性状的后代。

一个显性性状将会盖消一个隐性性状,假如父母具有不同型的显性性状,则其后代将具有其父母显性性状的综合。因此,最好的后代是那些父母具有不同的良好显性性状的人。由于近亲彼此相似,且有较多机会传达相同的隐性性状,因此在近亲之间的婚姻将不会产生最好的后代,另一方面,由于非亲属的人们具有更多不同的性状,在这些人们之间所配合的婚姻,将会产生理想的后代,他们具有父母良好的显性性状,而盖消其隐性的性状。

环境是怎样影响一个种族的发展及其进化呢?同样的,需要研究单一的家族,然后才能观察整个种族,这是人类从经验中学习到的普通常识,经验越多,知识就越充实,另外一个普通常识是,人类调整本身以适应环境。最重要的是,人类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并且模仿他们的榜样,所有这些事物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实行,但也可能是有意识地学习。随着时间的演进,有意识的学习取代了直觉学习,最基本的事物例外。今天,人类学习的机会几乎是无限的,但一个人学习的能力却受到各种不同的限制。显然的,有些人吸收知识的能力比别人强。而这些差异,似乎是一种遗传的性状。

人类的环境对于塑造个人、家族及其种族,必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遗传外,环境对一个人的身体、思想和心理发展是重要的因素。(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所阐明的达尔文学说,基于许多理由不为人接受,但他的许多论点却无疑的是正确的。这种理论引申到人类较后时期的发展,似乎富于逻辑性。这个世界无疑的是一个危险的住地。从古代开始,死亡和破坏潜伏于每个角落,一只昆虫的叮咬,可以像一颗原子弹那样致人于死地。能够生存的人,就是懂得避免所有危险的人。而能避免所有危险的人,就必定是狡滑和有机智的人。疏忽和愚蠢的人必将在半途中倒下去。

鉴于性状是一代代地遗传下去,所以,人类必然随着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适应环境。这种适应的过程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在每一代中,那些不能在他们的环境中生存的少数者,将被消除,并且丧失繁殖下一代的机会。这种淘汰弱者的过程继续进行,直至其后裔具有充份智慧不仅使本身适应环境,同时改造环境以适应本身的需求,因此,人类从穴居进步到自建遮蔽所,从简单遮蔽所发展到现代化都市的高楼大厦。

遗传因素和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辅佐的。人类的家族和种族的发展,是受环境及环境允许繁殖下去的家族中父母遗传给后代的性状所左右。不过,人类环境的复杂性,使到这样简短的临时性研究难于全面和具体化。一个人的环境是由无数因素所构成,通常一组条件的影响是跟另一组互相抵消。这里我们需要拿环境的组或要素,一一加以说明,但我们必须记得,这些组成要素是密切联系和互相依赖的。假如我们要研究马来人在马来亚的发展,首先我们要研究马来亚的地理,并推论它对马来人的影响。

马来亚是一个半岛,拥有无数的河流,山脉为其脊骨,两侧都有平坦、沼泽的土地。马来亚最早期的马来移民,必已发现到从中央山脉的山麓伸展到海滨的平原,这些平原不但肥沃而且通过河流易于到达。在平原不愁食粮,是个鱼米之乡。在高原上,无路可通,遍布丛休,猛兽横行,危机四伏。在高原上,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不易耕种,此外,由于现有这么多肥沃平原,无需居住在山地。因此,马来人成为原始的平原居民,种植者和渔民。他们住在河流两岸,在平原上耕种,从河岸开始,慢慢移至山麓。河流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他们食鱼的来源,也是他们的排污系统。要从一个河口到另一个河口,他们就航海,他们的主要市镇是位于河口或是大河流的汇合处。

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得悉,最早的主要马来移殖区是在吉打及北部或东北部各州的平原。半岛南部的多山地区则是人烟稀少,直到苏门答腊人和爪哇人渡过重洋到马来亚来找寻新殖民地。即使是这样,这些移殖区也只是座落在适宜稻物生长的一些小平原上。海洋成为移殖区之间的交通工具,它首先为马来亚带来了外国商人,接着是移民,最后是征服者。

鉴于此,地理因素使到马来人成为低地的居民。每个人都拥有许多土地,山地就不需要用来种植或永久居住。茂盛的热带平原以其丰足的食物,可以维持早期马来亚相对少数居民的生活需求,不需要努力或心机,就可以获得食物。每个人终年都丰衣足食。中国所常见的饥荒现象,在马来亚是见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生存。即使是最弱和最懒的也能过得相当舒适,结婚和生儿育女。所谓“适者生存”的理论在这儿并不适用,因为即使是最弱者,也有大量的食物维持他们生存下去。

大部份马来人都是以种稻为生,这是一种季节性的职业。实际的工作只有两个月,但其收获,却足够全年食用。这种情形在人口稀少、土地充足的岁月中,尤为显著。闲暇的时间很多,即使在收割其它作物之后,还剩下许多休暇时间。这个土地的湿热气候,并不适合激烈的工作或甚至脑力的活动。因此,除少数人以外,人们乐于利用无限休闲时间休息或与邻人朋友谈天说地。

农业并不会导致大社群的建立。因此,马来人响往小乡村或个别农场生活。社会接触是有限的,社会服务的发展变得很不重要,分工合作和技术的农业化是有限的,因为大多数农民能够供应他们本身的需求。虽然大多数马来人是农民,并居住在肥沃的平原上,但是在河流的汇合处或河口也出现一些小市镇,这些地方也有捕鱼和小商业活动。最大的市镇是当地酋长或拉惹居住的地方。

可以预料到,即使是小市镇,居民也比农民更世故及有组织性。在拉惹的庇护之下,手工艺者、学者、小商人和行政人员聚集在这个紧密的社会,它与占马来人口大部份的平原农民社会,越来越不同。在城乡人民之间的交流是有限的,异族通婚无异是凤毛麟角。

泛灵论是马来人固有的信仰,印度教和回教都是外来的。这些宗教是由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带来,他们不仅经商,而且定居在市区,与市区内有名望的马来家族通婚。不久以后,这些混合的家族变得富裕和具有影响力。城乡在社会和经济上的差异越来越显著。乡村居民感觉越来越难跟得上城市居民的步伐。

回教对马来人影响深巨。阿拉伯文化和语言,作为回教的一部份,为马来人所吸收,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激烈的变化。马来知识分子对于阿拉伯文字的吸收,造成识字率的增加,以及更易于吸取中东的哲学和科学。不幸的,由回教所带来的文化和教育上的变迁,大部份停滞在市区。较后,当教师移入乡村地区并建立了宗教学校,他们的教学仍限于宗教而已。哲学和科学不获轻易地接受。风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地区强烈的泛灵论信仰,限制了回教教学,造成回教实践与马来风俗以及泛灵论信仰混合。

市镇的复杂性与乡村地区相比变得越来越显著。在市区内,识字率很高,并出现某种程度的国际性,这是由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宗教,以及异族通婚的结果。

马来人采纳回教作为其本身的宗教,结果就发展成为一种永久性的藩篱,抗拒了宗教上的进一步变化。本来,马来人可以不受宗教约束自由地结婚。现在,回教禁止这种婚姻,除非符合某些条件。那些违反回教训论者将沾上非常重大的污名,以致凡是与回教实践不同的东西都受怀疑和排斥。

马六甲王朝是当回教在马来亚占优势的时候繁盛起来。马六甲吸引了更多外国商人,后来是征服者和移殖者。但当这些发生时,马来人完全不受非回教性影响。因此,首先在马六甲定居,接看迁移到马来亚的其它地方的华族移民完全与马来人断绝来往。在暹迟罗,华人被部份地吸收;在马来亚,华人都仍然保持独特。即使华人采纳马来人的语言、服装和一部份风俗,但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他们仍不被接受。马来人和华人的异族通婚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回教以外,马来人环境的最重要大变化是华族移民大量涌入。在华人到来之前,纯血统和混血的马来人,不仅成为农民,还成为小商人、手工艺者、技术工人,并且通过“彭呼鲁”(村长)和拉惹的制度,成为马来亚的行政官员。华族移民对于马来人的影响,就是两个相对种族集团的矛盾,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型的遗传和环境性影响所造成的结果。为了了解这种差异,我必须概略谈谈华族移民的背景。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灾难史,屡屡发生天灾或人祸。四千年前,发生一次大水灾,后来屡次发生水灾和饥荒;同时成群的侵略者,掠夺性的皇帝和军阀,蹂躏了国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生活就是为了生存下去的持续斗争,在这种过程中,身心衰弱者受淘汰,强壮和机智者才能生存。世世代代,超过四千年了,弱者继续被淘汰,适者生存下来。但是,似乎这些还不足于产生一个坚强的民族,华人的风俗还禁止同氏族通婚,这就产生更多的杂交育种而较少的近交育种,与马来人部份地倾向于近亲繁殖,形成强烈的对照。这种华人风俗,产生了最好的血缘和性状,从而促进生存,以及显出环境对于华人的影响。

除了天灾和连年的战争外,华人还必须忍受皇帝和军阀及其成群的贪官污吏的压迫。此外,为了生存和昌盛,必须设法去抚慰官吏。华人非常熟习此道,结果,普通市民和官员的关系,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固有特征。官员保护他们的供养来源,一半是出于需要,一半是出于职责。这进一步需求一种私会党式的提供保护方法。当华人成群结队移居东南亚半岛和岛屿的时候,环境和遗传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已发挥了最大效果,那些离开中国海岸到海外寻找幸福的人,都是坚强和富有机智的。正如各地的移民一样,他们是不满足命运的人,被欲望所推动去寻找更美好的生活,并为达到这点而下决心去工作。因此,在英国人鼓励之下涌入马来亚的华人,都是富于冒险精神和有机智者。

马来人本身的遗传和环境性影响,一直是这么虚弱,在华人移民的进袭下无所作为,只有撤退。凡是马来人能做的,华人能做得更好和更便宜。不久,勤劳和坚强的华族移民,取代了马来人在小商业和各技术工作领域的地位。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他们所接触的圈子也扩大。由于过去他们在故乡跟官场打交道的经验,华族移民很快地建立起以前存在中国的那种商人与官员的关系。

由于统治阶级的有组织性的公开报酬,很快地巩固了华人在市区的地位,并协助他们在经济上建立起完全的控制权。市区的面貌改观了。马来人的小铺子让位给一排排的华人商店:随着华族人口的增加,及商业活动的扩展,市区内的地价直线上升。由于受高价格的引诱,马来人便将土地的所有权售卖给华人,他们则迁徙至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当英国人开始统治的时候,这种模型已经形成。英国人立刻承认华人的企业,并认为一个富裕的华族人口是有利于英国的商业。华人不仅提供设施,使英国得以进行进出口贸易,同时,财富增加后他们也成为英国货物的主顾。华族移民大受鼓励,很快地,这些市区开始出现今日马来亚市区具有的特征。

华人具有一种成见,最好在最少的时间赚最多钱,等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便回到中国去,所以他们觉得参加行政工作没有什么前途。他们让马来人统治国家,虽然他们不满马来政权。这可能是马来人很早就了解到控制政权的重要性。如果在英国统冶初期,华人决定积极参与政冶,马来人的地位将比目前的更糟。当时,市区内的马来人多数是小官员及那些接近拉惹宫廷的官员。这些少数马来人通过与外族的接触,变得世故,有教养及思想开明。他们也成为良好的行政人员和公务员。在市区内有少数马来人和印度回教徒及阿拉伯人进行异族通婚。

市区马来人和乡村马来人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乡村地区的马来人是纯血统的。在社会上,他们很少与非马来人接触,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对于商业和工艺毫无兴趣。他们是正统的回教徒,热心宗教事务,但仍恐惧过去他们信仰的妖精。市区马来人则通常是马来人和印度人混种或是马来人和阿拉伯人混种的后裔。他们在非马来人回教徒中自由活动。他们被华人排挤出商伤,但很多成为官员或行政人员。他们虽是虔诚的回教徒却较能容忍其它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抛弃泛灵信仰。兴都教的影响还是很大,可以从婚姻及其它风俗看出来。这些情况有利于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终于导致几乎撤除马来人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地位。

英国不只分化马来人和华人,还分化乡村马来人和市区马来人。无可否认的,分化的现象早已存在,但英国的政策却是干脆地切断市区马来人和乡村马来人之间的淡薄关系。分化的过程是很巧妙的。它利用既存的各种事物和英国新创的事物。不论是马来人与华人分化,或是市区马来人与乡村马来人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来人,造成马来人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无能。

看到华人破坏了马来人在手工艺、技术工作和商业上的自力更生后,英国人鼓励华族移民,直到马来人完全从这些就业领域中被排挤出来。市区马来人则被鼓励保留其行政的工作。这时他们发觉到华人可能成为一种威胁,因此就感激英国人支持其保持政治权力的欲望。但是,将政治权力委托给一个坚强的马来国家,对于英国是很危险的,英国人利用城乡马来人缺乏联系的弱点,制造更多条件以促使他们琉远。英国人鼓励市区马来人接受白领阶级的工作,使他们自认为其地位比手工艺者和农民远胜一筹。

在市区的少数马来人获提供初级英文教育,另一方面乡村马来人则没有这种机会。为马来人而设的保留地制度实质上助长分化作用。乡村马来人很难在市区获取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没有保留的。乡村土地几乎全部保留予马来人,以确使马来民族的发展和扩张,只能局限在乡村,分割马来人保留地的法律条文,更进一步使得英国人能够随意驱逐马来人到任何地方,虽然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急于保护马来人,防范热衷于置业的华人。

城乡马来人之间的联系,也由于缺乏公路而受到阻碍,英国人所铺设的公路只是联系各城市,主要是为了行政的用途,以及输出胶锡。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很低,消息不能自由地传播。政府没有真正尝试去提高农民增加入息的能力。最后,乡村人民的卫生完全受忽略。马来亚存在看很多令人虚弱的地方性疾病,好像疟疾和雅司病。此外,还常常发生霍乱和赤痢等流行病。由于不断面对这些疾病的侵袭,乡村马来人已锻炼出相当程度的抵抗力。他们还可以生存下去,但精力已经耗尽。例如,疟疾实际上侵袭所有的乡村马来人。由于贫血及经常发生高热病,致使他们衰弱和迟钝而厌恶做超额的工作。每年两个月的耕种,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他们没有剩余的精力去赚取更好的生活,或去学习新技能。

其它疾病对于甘榜居民的活动具有同样的影响。他们求取进步的欲望向来不强烈,因少与外界接触更变得微乎其微。很快的,在各种领域内他们都落在后头。其它部份的世界在进展中,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的巨大变迁,乡村马来人甚至没有觉察到。同一时期,市区马来人则从周遭环境的变迁中获益。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由于跟其它种族的接触和世事的变迁,他们变得较为世故,他们的健康较佳。报纸、邮政及其它通讯服务和旅行,扩大了他们的眼界。

市区马来人的性格变化更大,他们很容易跟得上时代潮流。有者进行异族通婚。在不同宗教的异族通婚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论父或母是马来人,其后裔都视本身为马来人。这种异族通婚丰富了马来人的家系。当然,并非所有的市区马来人与非马来人通婚,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市区马来人获得一定份量混血的遗传,因为越来越多异族通婚所生下的后裔跟马来人毫无区别,他们作为马来人与别人结婚。

在乡村地区没有异族通婚,结果是产生了纯血统的马来人。这就加剧了家族近亲繁殖的习惯。马来人,特别是乡村马来人喜欢和亲属结婚。堂兄妹结婚,不仅在过去,即使现在也很盛行,其结果就是较劣等性状的繁殖,不论是显性或隐性,它们源自身为配偶父母的兄弟或姐妹身上。

另一个影响马来人生理发展的因素,就是早婚的习俗,这在乡村地区尤为盛行。在过去和现在都普遍见到结婚的配偶只有十三、四岁。这种早婚现象意味看父母还末发育健全就要生育。这对父母和孩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也许最有害的影响就是父母还末作好照顾孩子的充分准备。事实上,年轻的父母仍须依赖其本身的父母,而后者却以能够提早做祖父母而感到欣慰,所以很乐意地去照顾其孩子的孩子。在这种社会中,企业和独立是不为人所知的。孩子的养育是被曲解为祖父母的过度溺爱,及父母没有能力照顾孩子。这给种族和社会带来长期的灾难性影响。

马来人嫌恶独身主义者。一个人不结婚,在过去和现在都被认为是羞耻之事。每个人在某个时候必须结婚。结果,一个人不论是否适合结婚,他必须结婚和生育。白痴或愚人,往往是许配给老寡妇,表面上是为了在他老年的时候照顾他。如找不到对象,迟钝的亲戚就配对结婚。这些人生存,生育和繁殖他们的种。累积下来的后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父母的健康虽不会真正影响遗传性状,但对于孩子的发展却起看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懂得疟疾及其它疾病怎样的影响乡村马来人的身体和思想能力。当父母,特别是母亲不断地受到这些疾病的侵袭时,将会忽略对孩子的照顾。结果,马来孩子长大以后,没有作好准备来面对生活的挑战,以便与来势汹汹的外来种族相抗衡和竞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马来人的环境发生了重复和激烈的变化。日本的占领对马来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于英国人的不可击败的信念已经毁灭。战争和日本人的占领,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曾尝过的困难。马来人已不再信赖别人。为了生存,马来人第一次进行挣扎。许多人都有一种想法,当英国人回来时,一切将会回复原状。但现在他们却猝然醒悟过来。英国人回来以后并未负起马来人预期中的任务。他们回来,并非像以前那样作为马来人的保护者,而是显示极大的意图,要掠夺马来人所拥有的一切。

在他们的希望迅速破灭的压力下,马来人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为了拯救他们的政冶地位,以前是驯良的马来人,现在已经迅速和主动地组织起来了,马来领袖在没有基础上面产生出来,以前只有少数优秀份子感到兴趣的政治课题现在却成为到处受人讨论和争论的普通课题。这种斗争精神普遍存在于各阶层的马来社会,而这种精神一直将马来人带到“默迪卡”阶段。

争取到“默迪卡”的马来人,他们在性格上已经跟那些允许英国人管治他们的国家,并以华、印人取代他们的马来人大不相同。导致“默迪卡”的环境,大体上已经改变了马来人的生活面貌,使他们对周遭环境采取不同态度,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法来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一个时期,他们似乎将会真正摆脱过去的无精打彩,自暴自弃的状况。但如果作造一步观察,将会发现这些改变只是表面的。几个世纪以来所累积的固有特性和性格,仍旧根深蒂固。

“默迪卡”为新兴的马来优秀份子带来了权力和财富。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的磨练和灾难已经过去。政冶被视为万灵丹。它是一条获得一切的快捷方式。它能够达致巨权高位。它带来了法律和政策,使一些马来人处于某种地位以获得巨大财富,或至少不必经过太辛勤就可以得到美好生活。它使得甘榜的生活较为舒适,并与市区较多来往。换句话说,政治为马来人创造一种顺适的环境,从而排除了他们的生活和进步方面所面对的所有挑战。

现在所产生的问题是,遗传因素和新环境将会怎样地影响马来人?我们能够预料到,新环境对马来人将不会有好处。他们将变得更柔弱和更没有能力去克服本身的困难。就因为这样,政冶权力最终将使他们没落。

但另一个可选择的方法也一样的没有指望。把所有的保护性措施撤除掉,将使马来人面对原始法则: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假如这样做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个坚强而有机智的种族,足以抗拒所有外来者。不幸的,我们没有四千年的光景任由发挥。

此外,中国所不同的,它并没有大量的移民,马来西亚拥有太多非马来族公民,一旦马来人失去保护,他们的数目将淹没马来人。最普遍的建议是,协助马来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孤军作战,这种说法是不能给予认真的考虑。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介于上述的两者之间;就是在谨慎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以后,制定“建设性的保护措施”,在没有做到这点以前,遗传和环境对马来人的有害性影响难免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