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来人之经济困境
在这一章里，我尝试追溯和推论马来人在马来亚的不同历史时期里的经济历史，藉以提供当前情况的背景。马来人对于其低劣经济地位的观点，可以用马来人的最客观态度来叙述。马来人的错误没有被忽略，但要指责其它人的方法和态度也是不对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除非华人特别愿意停下来，并且认识到有必要在经济领域里扶助马来人。否则，即使是马来人的决心及政府的计划也无助于解决马来人的经济困境。
现在我们几乎不可能想象一个没有华人店主普遍存在的马来西亚。他们所发挥的功能，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生活的一部份。每个人似乎认为，他们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他们是普遍的中间人。他们不但售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给全国人民，也购买顾客的产品，然后在其它地方出售。他们在马来西亚经济的机器中是不可或缺的齿轮。
但我们知道，有一个时期他们并不在这里。在吉打、吉兰丹和马六甲的马来苏丹王朝历史中，曾有一个时期，华族店主并不存在。这些苏丹王朝当时已经有组织良好的社会，有看城乡社会的区别，并进行对外和对内的贸易。产品的销售与运输或外国输入或本地制造货物的买卖，即使没有所谓不可缺少的华族店主，还是一样进行。或许缺少华人的效率和企业精神，但是，各州还是有组织地进行商业活动，尽管它是多么的原始和有限。
从这个马来人经济独立的时期，一直到现在，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加速马来人陷入今日的经济困境。 毫无疑问的，马来人在早期马来苏丹王朝中曾经独立从事销售、小商业、进出口业甚至制造业。当时有熟练工匠、手工业者和熟练劳工。除了较少人口和较局限的地区外，尽管没有华人的存在，马来人当时依然进行看好像今日这样的经济生活。
早期的马来市区是位于河流汇合处及河口。这样的选择，理由很明显，因为河海是主要的交通媒介。马和马车几乎不为人知，而陆路交通主要是靠象和牛车。市区的位置方便于旅行与交通。人们旅行的时候，需要进行物物交换的商业活动和某些形式的象征性货币。旅行者至少需要购买一部份必需品，否则他将不能维持本身的生活。
马来市镇主要是市场市镇。每一个市镇由一个酋长管辖。最大的市镇通常是一个港口，这儿住着马来拉惹。拉惹和行政官的宫庭需要货物和服务。在这种条件下，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和兴旺起来。
当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到马来亚的时候，这些苏丹王朝在工商业方面已经相当发达，并且拥有后来的出入口贸易所需的设备和人员。虽然有一部份货物是擅取自平民，然后和外国商人交换他们所带来的货物，但是，事实显示，拉惹本身也涉及商业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衣服和珠宝被拉惹和宫庭的成员所积聚。一部份货物流入本地市场，使到普通市民得以用他们的货物来交换外国货物。
货币说明了商业的复杂性。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时候货币开始以硬币的形式出现在马来西亚。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出现于华人到来之前。古代的马来硬币显示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强烈影响，但却很少华人的影响。这证明了，当华人来到的时候，涉及货币的复杂商业活动已取代了物物交换的方式。
印度人和阿拉伯人改变了古代马来苏丹王朝的贸易形式。他们不仅从事贸易，其中有些居留下来，并且跟接近拉惹宫庭的马来人结婚。因为这些商人必须精于从商，同时相当富有，才能到远离故乡的地方去经商，因此，毫不惊奇的，他们的才能很快地被马来拉惹所赏识和利用。他们在马来宫庭中有很大的影响力，随后被接受作为马来人。很自然的，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这个国家的商业生活，但他们有时甚至不把自己当作外国人而是马来人。他们的商业知识及与宫庭和外国商人的接触，使马来人商业愈加复杂。拉惹们不必再直接去进行贸易。从此以后，他们和人民一道被胜任的商人和店员们所侍候，虽然这些人的种族根源不相同，却被视为是同一族人。
在这些变迁中，少数的华族商人开始抵达，他们进行贸易并居留下来。在马六甲王朝，开始只有少数人涌入。季侯风使得往来中国与马六甲的航行只限于某些季节，意味着华族商人必须在马六甲逗留相当长的时间。不难想象为什么贸易人员必须在季候风期间逗留下来。
最初，华人只是作为他们同族人的代理，售卖中国的货物，并购买本地产品，然后输入中国。但他们在商业上的干练，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影响力。他们同样对拉惹有用及带来方便，这是因为他们的贸易，以及他们为国家带来了财富和重要性所致。他们赠送贵重礼物给统治阶层的习惯，使他们巴结到州内当权的各级人员。由于对他们的偏见消除了，不久以后他们得以在各地自由行动和从事买卖。
很快的，连那些驻扎在马六甲的低级雇员，也开始以小型零售店铺经营他们本身的生意。这些小商人的成功，导致更多华族小商人----冒险家的涌入。很快的，小型零售店体系便渗透马来西亚的各个角落，并成为古代马来苏丹王朝的定型生活面貌。
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最终英国人的抵达，更推动了这种趋向。必须记住的是，欧洲人到东方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贸易。为了追寻贸易，他们是准备作任何事情。他们征服和掠夺。他们缔结条约，但又违约。他们事实上是完全肆无忌惮的。
这些肆无忌惮者的来到，对于华族商人来说是天赐良机。华人懂得当地语言，并且拥有各种联系和组织，使得欧洲商人能够对马来苏丹王朝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的，在华族商人和西方的征服商人之间，便建立起完善的联系，通看这种合伙关系的发展以及华族合伙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的用处之后，这样，华人移入马来西亚便获得鼓劝和加速进行。现在，对于作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马来亚之继承者的英国人来说，这无异是一种红利。在英国人保护下致富，的华人成为了英国商品的最佳顾客。英国商品在马来亚的市场扩大了，同时得利丰厚。随着华族商人之后而来的，还有熟练劳工，最后是非熟练苦力。对于这个国家的英国统治者来说，各等级和各阶层华人的涌入，意味看更复杂和更有组织的社会，跟有利于他们的行政一样，这亦有利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但对于马来人来说，华人的涌入意味着他们被取代。首先是在工商业方面，接着是熟练劳工，最后甚至是非熟练劳工。还有是在居留方面的取代。马来人必须从市区内迁出去。除非他们被政府雇用，否则他们没有理由居住在市区。事实上，市区土地的增值以及各种费用和税务，逼使他们售卖产业，然后购买较低廉的乡村地。
因此，地缘政冶按照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演进，区分越来越明显。少数马来人企图逗留在市区内可怜的土地上，但是，各个地方议会和市议会的政策，因为坚持有计划地建筑良好和拥有现代化设备的砖屋，逼使他们迁出这些土地。在吉隆坡，一个落后了而具同情心的市议会决定在市区范围内设马来人保留区，以防止马来人完全从市区内被驱逐出去。但在其它地方，特别是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地方，马来人根本找不到自己的斗士。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来人发觉到他们处身在非常复杂的经济困境中，而单靠他们本身是不能解决的。马来高级政府官员开始筹划使马来人回到经济轨道上。但他们缺乏权力，而且地位卑屈，在英国人之下，限制了他们的努力。所能实现的只是每周一次的小市集，好像在吉打，马来人获得专有权售卖森林产品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果它们有任何意义的话，这些市集只是更加突出和强调他们的经济困境而已。
日本的占领标志着这种困境的另一个阶段。随着英军的失败，由于日本人开除政府雇员，成千上万在市区政府部门任职，获得保障的马来人告失业。突然间，这些白领工人必须投入小贩行列，以使自己不致落魄潦倒。突然间，他们发觉到----正如马来人战前所发觉的那样，马来人的经济困境十足的无望。
随着这种醒悟，所带来的不是决心，而是厌倦，并希望回复到在英国统治下的单调生活和职业保障。促使他们陷入远离宁静的小商人式生活的整个意外事件，被认为是暂时性的。大多数人并不想去克服华人在商业上的阻力，以及打破他们的垄断。但不可避免的，少数人对他们之被排挤出商场，产生十足的厌恶，希望改变现状。
因此，当战争结束，英国人回来以后，一小部份马来人采取明确的措施，运用他们所期望重新掌握的政治权力，涉足商场。但英国人倡议的“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 )令马来人震惊，有一段时期，马来人的经济困境不得不从属于更紧要的政治问题。
但当马来人再度掌握某些表面的政冶力量时，他们的注意力又集中于他们被排挤在国内商业生活之外的问题。在日冶时期，华人商业活动虽然遭受到通货膨胀，货物短缺及日人垄断作风的干扰，但还是很快就复兴起来。他们开始广泛性的黑市买卖，并且与英国军事当局缔结一连串契约，结果，穷困的华族商人很快地聚积起充足的资金，重振他们旧有的商业。
马来人发觉到，作为战后初期特色的不正当的混乱买卖，超过他们的有限商业知识所能理解的范围。由于他们不善于行贿和操纵，并且被那些回到政府部门服务且受良好教育的公务员所摒弃，遂失去了迅速致富以及建立本身地位的机会。当事态平静，英国军事政府结束以后，马来人再一次发觉他们面对旧有的形势，即华人控制所有的商业活动----虽然其规模不如英国商行那么庞大。
尽管如此，马来人作出零星的尝试以进入商场。他们集资筹办公共公司，举行成立典礼，委任董事和职员等一系列形式，但却因本身缺乏经验以及遭受到具有良好基础的非马来人企业公司的集体抗阻，而终于触礁沉没。马来人手中的小资本消失了，这使得他们对于公司发起者失去信心，从而阻挠他们尝试新的冒险。
接着，银行成为资本来源的概念引起了马来人的幻想。但除了两三家本地华资银行之外，马来亚的所有银行都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银行拒绝与马来商业发生关系。可能他们是有理由的，但不论有理由与否，马来人对于这种阻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从商之举，感到愤慨。
因此，在相当数量的正统马来人反对声中，设立马来民族银行的建议提出来了，他们反对的理由是，银行赚取利息有违回教教义。尽管这样，一些有地位的马来人仍然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他们收集到相当数量的资金以后，银行便开始营业，但经营方式是民族主义理想超越商业敏锐性。
接踵而来的是令人震惊的戏剧性结局。这家银行存在期间，对于马来人并没有多大帮助，但其消亡却使他们在马来亚商业森林中感受到前所末有的脆弱。他们的愤慨尖锐化起来，不但反抗一切阻挠他们克服困境尝试的势力，同时也反抗虎视他们徒劳摸索的行为。
马来人经营银行业失败所产生的阴郁反映在他们对其他种族和英国政府的政冶态度上。应归功于英国人，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对于英国人来说，这种失望意味着：条件有利于对本国的政治前途作更多的讨价还价。大约在这个时期，华巫关系经历了其中一个周期性的危机。在巫统领导下，马来人坚持一个马来人的马来亚。另一方面，华人则根据出生权要求公民权。
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则通过小区联络委员会把两族联系起来，虽然领袖们经被说服，但普通的人民还是保持不变。尽管大家在谈论华巫兄弟情谊，但马来人并不让步。他们非常清楚华人在马来亚经济上的雄厚力量。他们的理由是：假如再加上政治权力，马来人将完全孤立无援，任由华人摆布。他们尚未能信服的是华人具有强烈的谅解和同情特性。
就在这个时候，钦差大臣建议设立现在不时被人批评的“乡村工业发展局”。马来人获得通知，他们将能获得政府的援助，以解决经济困境，不过，他们在政治上需更具适应性。当局拨出五百万元来设立这个新的发展局，并通过提供资金和知识来协助马来人发展家庭手工业及协助马来人从商。
对政府政策而言，这完全是新的东西。政府对商业的援助是鲜为人知的。有一点是确实的，即英国厂商，不论是本地的或来自英国的皆为政府所偏好，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政策。这种大买卖合约形式的协助通常不以正式的谈商进行，而是在国内的一些专有俱乐部喝威士忌进行。特别是对马来人而言，政府的协助事实上是消极的。任何马来人如要跟政府做生意，或开始一个好像开矿或运输那样的大企业，当事人必然会问他是否拥有经验。由于英国人和华人将马来人从商界中完全排斥出来，他对于这项询问的唯一答案无可避免地就是“没有”。“他们没有经验”于是成为不给予他们任何执照或合同的借口，这样一来，无形中永远阻止他获取任何经验。
可以理解的是，马来人是被乡村工业发展局协助他们从商的概念所吸引。他们的悲哀就是缺乏资本。他们的银行失败了。现在英国人实际上是运用政府的资金作为他们的资本。而且为优厚起见，政府将为他们提供商业辅导。英国人的长者形象获得广泛的欢迎。提出这种仁慈和开明概念的人，如果不是真诚和公平的，难道还会有别的想法吗？
但是，似乎这还不够，英国人表示，马来人可以由他们自己的政治领袖来管理这个基金。这五百万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只要思想开通和互相合作，就能好好处置这笔款项。不管怎样，只要他们能够抓紧本国经济，他们就无需这么恐惧华人在政治上的蚕食。
乡村工业发展局的遭遇已成为历史。以一个福利部门的形式经营的乡村工业发展局拒绝贷款给予能干的马来商人，却去援助从商观念含糊的穷人。任何人只要稍微显示出会在商业上取得成就，便无法取得援助，理由是乡村工业发展局的目标不是使富者愈富。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乡村工业发展局致使这些相当成功的没有面对竞争的商人，现在要面对来自乡村工业发展局所援助的马来人的竞争。后者的从商方法蓄意要破坏一切。
乡村工业发展局固然有它成功的地方：但这主要是以辅助金援助商业，以便使马来人有可能和非马来人竞争。该局在其它领域的成功是属于教育性质，而不是商业性质。乡村工业发展局让许多马来人获得教育，使他们适合在商行工作，而不完全依赖政府的雇用。
但大体上，乡村工业发展局并没有实现英国人所许下的诺言。在分派金钱并选择马来人执行这个经济万灵方之后，英国人就完全袖手旁观。现在，他们又一次自由自在地在他们的俱乐部中痛饮威士忌并发出更多合同给英国公司。假如有了乡村工业发展局，马来人的情况依然少有改善，那是他们自己的错误。无论如何，英国人通过乡村工业发展局所要做均不是达致马来人的经济复兴，而完全是为了其它目标。在这方面，当马来人答应与华人合作，并且顺利地实行紧急法令时，英国人已达到他们均目标。
乡村工业发展局可能没有达到它应该达致的目标，但它却大大地改变了马来人对于国内经济活动的想法。它消除了旧有的想法：以为政府没有义务去协助改善马来人在商业上的命运。从此以后，马来人的每一项营谋，虽然不希望获得政府援助，但最低限度坚持政府勿以各种理由加以阻挠，如缺乏经验，缺乏资本以及其它一连串不相干的借口。乡村工业发展局同时使非马来人，特别是华人认识到：马来人或政府都不能接受将马来人从国内商业中排斥出去是顺理成章的事。
援助马来人不是种族主义而实际上是国家稳定的必备条件，这个原则一旦被接受，马来人和政府便利用这种态度上上的改变，创立了其它各种代理机构和方法。例如，有关富于锡藏或其它矿藏的马来人保留地可被割让，并以较无价值的森林地替换之的极度不公平的条款已经不再实施，除非事先让马来人获悉其用意何在。可以意料的是，仅仅政策上的这个小小的改变，为马来人省下了数百万元。
政府甚至坚持，在新工业的雇员中，马来人必须占一定的百分比。市区里约有价值土地，如果是属于州政府，不再售卖给能付最高价值者，或是较快发觉其价值和较有能力加以使用的敏锐华人或欧洲人。马来人获得机会，以在他们能力范围内的价格或以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分期付款方式沟买土地。政府也认为，他们有责任提供任何方式的援助，促使马来人参与商业活动。"马来商会"首次被视为是马来商人的呼声，尽管会员都是一些小贩。
正当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发生变化的时候，马来人取得了独立。毫不夸大地说，最希望独立的是马来人。他们明白，一个他们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政府，将能更自由地在商业及其它领域内援助他们。华人商界财阀也看到这点。他们看到，他们对英国在商业领域内选择后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拥有专有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也察觉到，由于规避和操纵而使每一项保护马来人的法律都被愚弄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他们预见到对于他们商业帝国的侵入。有些甚至具有悲观的想象：在一个马来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所积聚的财富将遭没收。
在演变过程中，马来人的一些期望很少获得满足。但更惊奇的是，不仅华人大资本家的恐惧被证明为不正确，而且，事实上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提供更大和更好的领域给他们去获取无限的财富。
我们已经说过，乡村工业发展局的成立，助长了观念的改变，以致马来人从政府所获取的援助也跟着增加。不必说，独立也促进这种趋势。联邦和州政府的各种措施和政策，如州发展局、陆路运输业的分配额；就是独立的直接后果。必须承认的是，政府在独立以后已经做到，并且继续尽力援助马来人从商。有时候贿赂行为挫败了政府均目标。有时候已具备良好基础的华人商行的压制，也造成同样的后果。即使如此，马来人的优越地位已经使非马来人的经济盟主盔甲，立刻出现轻微的凹陷。不论对或者错，马来人在商界中已不容忽视。独立后政府的一项成绩，就是委马来人出任非马来人大公司的董事。
每个人都知道，通常这些马来董事不但没有投资半分钱，而且个人也没有才干对公司赚钱的重要职位作出贡献。每个人都知道，一些马来人只售卖他们的名字，从政府的政策中获益，因为政府的目标是要更公平地分配财富。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马来人或任何人真正需要的。但每个人都知道，假如马来人又要尽快地熟悉大商业的神经中枢，假如他们不要与非马来人的鸿沟永远存在的话，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种对于马来人出让名字给商业活动的批评是否完全正确？不论好坏，有能力或没有能力，马来人出现于各种董事会，意味看他们至少能够熟悉商业方式。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愚笨的。他们肯定的是有能力去学习，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大多数现已熟悉商业方式，并且真正把许多专业知识传授给马来人创办的新企业。此外，他们出现于董事会，大体上防阻了对于马来人的偏见，并且特别雇用马来人，这是以前所没有做到的。因为他们的缘故，不能随意拒绝雇用马来人。马来人也能够真正跟这些商行做生意 这是以前所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这些董事凭借着他们的地位，可以获取大量财富。初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些少数马来人，他们现在还是很少数，他们致富不是他们本身的才干，而是由广大贫穷马来人所支持的一个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似乎是贫穷马来人的努力，使到他们本族人民的少数特殊分子变成富者。贫穷马来人一无所得。但假如这少数马来人不致富，贫穷的马来人也得不到东西。那么，华人仍然住在大楼房，视马来人只适合替他们驾车。所以这些少数富裕马来人的存在，最少使贫穷的马来人可以说：他们的命运并不是专服侍富有的非马来人。从这种种族自我观点来说，而这个种族自我的观念仍然很强，马来大资本家的出现定必要的。
一个附带的收益是，这些富裕的马来人已经成为商业上的领导层和资本的一个来源，这种地位是以前所没有的。因为他们的地位，这些人不但可以接近国内的各种商业组织，同时可以接近政府的各个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惯常看不起有进取心的马来商人。总的来说，他们所获取的钱财已经成为马来人的一种资产，大体上，马来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及其人民都有一种义务的感觉。此外，当政府要优待马来人的企业时，只好信赖这些富有的马来人，以提供其资本和学识。没有了他们，政府对于马来商业的新态度将毫无作为。由于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许多马来公司，以及马来资本和专门知识的取得，已经使到财富更广泛均在马来人中散布。
总的来看，非马来公司为马来董事而设的所谓“虚职”，对于改善马来人经济是有价值的。从小处及间接方面，他们对改变商业模式是有贡献的，这些商业都是偏惠非马来人的。他们已打破往昔大商家专有的圈子，这个圈子的言行能够使任何阶级，种族和集团的人民富有或贫穷。假如这个圈子仍然为非马来人专有，它可造成国内各种族闲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均衡，这样，难免有一天会发生内难。在目前的情形下，危机已经减少。因此，马来董事的功能对于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具有一定的价值，而这封国家是重要的。只是对他们恣意攻击，而没想出变通的解决方法，是不公平的。
在结束这一课题之前，必须指出的是，新的一批马来董事之素质和最初的一批不同。由于越来越多马来律师、会计师、秘书及医生的开业，他们可以成为马来公司的智囊团。新的马来董事拥有专业资格，有能力成为有效率、有知识的公司董事。他不只是提供名义，他们还是他们的公司的实质资产。他们也是有相当财富的人，因此，在处理公司事务上，他们可以遵照一些道德准则。这意味着，他们对公司的管理有真正的发言权，而不只是由于政府的政策而存在。
或许有人会想到，假如这些人是他们所任职公司的真正资产，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鼓励非马来人公司去雇佣他们。事实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政策，马来人的天才就不能够在商界中发挥，即使他们能够这样做，商界中的种族主义感情是那么强烈，两他们只雇佣同族的人。政府采用积极的政策去鼓励马来人参与国内非马来人公司是正确的。
政府协助马来人的副产物中，除了马来董事外，另一项最受非议，也是最受毁谤的就是“阿里峇峇”式的商业结构。这是政府以商业执照优待马来人所造成的结果。由于拥有资本和学识的马来人数量很少，各种商业，特别是运输业执照，必须发给那些缺乏资本和学识的马来人。这些马来人的最便捷出路就是与拥有资本和学识的华人合营企业。这本身是合法而且可以辩护的。不幸的是，出现了一种趋势，马来合营者以其执照交换一笔款项，然后就跟企业毫无关系，这种安排就造成了所谓“阿里峇峇”式的商业。
这种安排对于马来人不是新奇或独特的。它无时无地不在发生。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有一些华人领取了探矿执照，就跟有基础的华族矿家进行安排，让后者在他们获得准证的土地上勘探和开采。他们的商业任务只限于收取探掘费。在其它需要执照或准证的商业中心，也常常发生这种“出售执照”的事件。事实上，在联营的新兴企业中，本地发展商获得执照，然后与外国公司安排，让后者出资设立工业，也可以归纳为售卖执照的一类。
从增加马来人参与商业活动的观点来说，“阿里峇峇”式的安排当然是不应当鼓励。然而，太过强调攻诈这种马来特权也是不正确的。并不是所有华巫联营商业都是“阿里峇峇”式的。在大多数情形下，马来股东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有份量的。至少所有与发出执照的当局有关的事务，在初期及至后来都要他们去办理。此外，与华人联合经营商业是完全需要的。只有白痴才不能从这种联营方式中学到东西。在任何情况下，在一个90%财富操纵在华人手中的国家中，只是设立纯马来公司照顾贫穷马来人，是很可笑的。为了要使生意兴隆，不能跟华人隔绝起来。这是马来人从商的正确之道。
这种”阿里峇峇”式的安排，将长久地继续成为马来人参与商业活动的特色。这是不幸的，但事实是，它均存在并不能当作借口来废除马来人获取商业执照的优先权。很清楚的，如果没有这种优先权，马来人参与国内商业生活的前途将是黯淡的。终有一天，不再需要这种优先权，但这个时候还末来到。
因此，独立确曾大大的促使马来人参与国内的商业活动。更多的马来人已经担任公司董事、运输工作者、矿场主人、承包商及小商人。在专业领域内，马来人的数目也增加了。马来人的会计与秘书公司的数目也有所增加，部份原因是政府已不再将其全部业务交给英国公司。由于马来人越来越熟悉商业以及建立起他们与外国公司和代理商的联系，因此，出入口公司如春笋般纷纷涌现。甚至东海岸的乡村工业亦扩展规模，这首先是由于政府所表示的兴趣，其次是因为它们的产品的真正价值所使然。
尽管取得这些进展，马来人的经济困境仍然存在。那是因为在经济领域里，马来人进一步，其它种族就进十步。那是因为马来西亚独立政府的其它政策抵销了援助马来人的政策，那是因为商业概念一直在变化，即使马来人已开始明了最初挫败他们的正统方法。
无可否认的，自战后以来，国内贸易数量飞跃的进展，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独立。这可以从每年的贸易数字显示出来。但贸易数字并没有说明：独立以后，逐步且坚定地逐出英国公司，并由华人公司所取代。在英国统治下，华人只取得英国人所不需要的东西。英国人所要的东西是很可观的。实际上，所有的出入口公司都是英国人，至少是欧洲人所拥有的。这些公司走出政府保护而不需经过立法程序。分布全国的英国人专有的俱乐部，就是这些保护性“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地方。这些公司获得保证，它们的输入将很少或者不会遭到本地入口公司的竞争。
这种保护措施同样包括在出口贸易方面。譬如，胶锡的市场是这些公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建立起来，而非公开给予本地公司。华人不论有无能力，必须通过英国和欧洲公司来进行贸易；他们的胶锡必须售给这些公司，价格完全由他们控制。华人知道英国殖民政府是支持这些公司的，所以很少尝试去建立本身的市场，或从外国寻找本身的合约。
政府的保护尚嫌不够，英国人控制了全部的银行业，特别是融通出入口贸易的部份。这些银行跟当地的商人来往，就好像政府官员对人民一样。不用说，英籍和欧洲籍高级银行职员，也是欧洲特有俱乐部的部员，他们的业务大部份在那里进行。华人的不被接受，是政府官员、商业团体和金融银行所达致的默契。
最后，欧洲人几乎控制全部的船运业，除了往来马来亚和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小型船只以外，所有川行马来亚和其它国家的船只，都委托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作为马来亚的代理人。由于他们掌握着国际船运业，华人就完全从出入口贸易排斥出来。
对内方面，政府将所有的大宗建筑或供应合同，专门保留予英国公司。主要的建筑工程和现代装配之入口，都是由政府承担，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来得多。政府的这些合同就足够维持各种公司。合同之分配给英国公司已变得制度化，以致政府建筑物奠基石上的铜扁通常刻上了英国公司或承包商本身的名字，这在今日是不可想象之举。本地华人承包商只能期望获得小小宗的合同或从英国公司手中获得转订的合同，这些英国公司即使转让出整个合同，仍可保留惊人的利润。
供应合同几乎由皇家代理一手独揽。本地所需的供应，是通过跟英国厂商签订合同取得，尽管这意味着这些公司须向本地华人商店采购供应。由于英国官员和商人组成紧密的集团，通常由当地英国顾问或驻扎官所统辖，华人甚至不能通过贿赂而取得较好的合同。这样的做法，随时可能被揭发。英国驻扎官或顾问对于民事公务员的近乎绝对的管辖权，意味着受诱惑的民事公务员将受到迅速和有效的处罚。那些犯错的公司将被列入黑名单内。
日本的占领，使当地华族商人大开眼界，跟政府进行的交易可带来巨额利润。当战争结束后，英国人乐观地回复他们的旧方式，政府所推行的大量重建工作意味着供给新旧英国公司更大宗的合同。当地华商界的愤慨是可以想象的。细嚼馅边激使他们胃口大开，但只要英国人统治存在一天，他们就无法张开嘴咬上更有味道的一大口。
当马来亚获得独立，马来亚化运动伸展到每个领域。不仅所有政府中的外籍官员马来亚化，所有的旧机关和制度也马来亚化，随之而来的，是只保护和养肥英国公司的政策发生变化。一夜之间，门户为马来亚人开放，使他们能够分享政府每年提供的大批商业合同。突然间，建筑合同、供应合同及其它一连串的有利可图的政府交易根据权利落在马来亚人身上。要承包这些合同需款额数百万元。
在接踵而来的疯狂斗争中，华人占了上风。由于他们具有更大的商业敏锐，有能力应变，以及新近成立的华资银行及其本身的可观财富所支持，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去取代已有基础的公司，他们的业务蒸蒸日上。大量的金钱源源而来，进一步助长他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他们的家庭联系和极端沙文主义，作为他们商业实践的特质，排斥任何人分享惠益。他们几乎完全取代了一向来控制政府合同的英籍商界。
独立的马来亚并不止于就业和商业方面的马来亚化而已。为了赶上其它国家，所采取的发展政策，不仅涉及大量的政府开支，同时，政府给予新企业实质的金融援助。部份政府金融援助和政府支持的“马来亚慕娘建屋社”注入大批资金在建屋发展上。马来西亚兴业金融有限公司提供资本、专门知识和厂地给全部或部份由本地人管理的工业。“橡胶翻种局”促使大园近进行翻种。新兴工业的豁免税务以及对本地资本参与的坚持，意味着马来亚公民的商业机会增加了。
大量增加的商业活动是公开给马来西亚人的，但却只是使华人增加更多的财富。没有英国人的专有权来阻止他们，就没有东西阻止他们完全控制马来亚商业的各种活动。事实上，马来亚的急于马来亚化和马来西亚化，意味着国内经济的完全“华化”。
因此，可以看出，虽然马来人进入了经济领域，他们没有能力，也不能希望赶得上华人。独立给马来人带来了较多的机会，但也给华人带来更大的机会向前推进，他们的遥遥领先，使得马来人进入商业的机会变得极其可笑的不重要。马来人的经济困境仍末解决，看来将来仍然是这个样子。马来人的沮丧越来越深。
马来西亚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崇尚自由企业：即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水平、工资与财富的分配、就业与投资的机会。大体上来说，自由企业制度是自力更生和自我调整的。但政府的干涉有时是必需的，以纠正不良的趋向，同时确保该竞争不是破坏性或单方面的。保护关税、新兴地位、劳工法令，甚至足以导致政府参与的政府金融资助在自由企业经济中是可能出现的。自由企业受到政府真正限制也是可能的，但在马来西亚，这种限制很少采用，因为一般认为政府是无能推动商业所需的一个极度经济。事实上，等于国有化的铁路服务、港口服务以及电力供应是构成对自由企业的限制，不甚为政府所欢迎。
在一个自由企业的制度下，马来人和任何其它人一样。但越来越明显的是，个人和商业集团之间的竞争，演变成为种族集团之间的竞争，造成一个种族凌驾另一个种族之上。即使在自由企业普遍被接受的美国，任何集团的“卡特尔”垄断制度是受禁绝的。在马来西亚，这种事实很少被提及，恐怕引起种族冲突。被人忘记的是，如果不敢面对这种事实，将导致这个想要避免的冲突爆发出来。
在英国统治下，英国公司与本地公司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竞争。英国公司之被保护，并非经过法律措施，而是种族效忠或沙文主义。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结合起来，以确保某些商业保留在英国人手中。这些商业条件及合约，是要确保本地商人不能进入英国人专有区进行竞争。1957年的独立，结束了英国人的垄断，但华人却成为主要的受惠者。在多元的马来西亚社会中，这不能视为公平。每个种族都必须分享这种惠益。根本的答案是，马来西亚崇尚自由企业及竞争。但是，既然在殖民地时代难于跟英国人竞争，现在跟华人竞争是否更容易呢？检讨华人的方法和原则，可以说明真正的处境。
不像西方的商人，华人不重视公共有限公司，这类公司可以拥有很多分行，及有能力保存创业人。华人的商业基本上是家庭企业，家庭是华人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因此，至少在创业人有生之年，商业的基础是相当巩固的。除了家庭，华人也跟氏族同乡或同省，最后是跟同族发生联系。所有的这些联系，对于业务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顺序缩小排斥的范围。在他的种族中，首先是家庭效忠，但最大的区分在于他的种族与其它的种族。华人不能容忍在他的商业中出现异族人士，除非他绝对无法避免这样做。
除了这些家庭和种族联系以外，华人商业是被许多同业公会和总会所控制。在华人商业的巨轮中，同业公会是一个重要的齿轮。他们的宗旨是通过会员缴费而取得若干便利，藉以减少同行的竞争以及减少总成本。在一个行业中，会员须将所经营物品总值的若干巴仙归同业公会所有。同业公会所收到的钱，是用以维持廉价公寓，供会员及雇员旅行时留宿。同业公会能够阻止一个非会员的零售商获取其所欲经营的产品。由于零售的销路绝大部份是华人垄断，而同业公会又是一个种族性组织，结果就排斥了其它种族进入某一专门行业。
尤其是在独立后，马来亚各种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意味着绝无可能为更新的商业维持同业公会。华人通过强有力而交互联系的总商会克服了这个问题，这些商会的宗旨并不完全是致力促进和保护华人商业。它们时常扮演着而且被接受为华族对于商业以外事务的发言人角色。它们的种族角色往往超越了商业以外的角色。它们已经参与政治活动，以维护华人的文化和语言。可以预料的是，这些组织必然会促进和保有它们在商业上的极端种族专有性。事实上，它们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变相的华人沙文主义，重点是在华人而不在商业。这样一来，它们就补充了几乎密不透水的华人家庭生意和社团的种族性组织。在商会，社团及家庭三者之间，非华人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华人经营的生意之外。
华人的商业大大地依赖秘密的协议和私下的安排。在这方面，它们的商业主要为家庭性质的事实，是极为重要的。由于对家庭的效忠，他们不会把交易泄漏给别人，以免损害其业务，不管这种交易是多么不道德。甚至在零售商业，只雇用家庭内的成员，才能使货物的价格富弹性，使到任何有组织的削价竞争不易。会计的制度是粗拙但却有效。这种富于弹性的价格，使得不能用其它方法计算的开支包括在商品的成本内，事实上，这种会计制度，特别是在家庭性质的零售商业，外人是不明白的。它主要是应付政府的需求，粗略地指明那些种类和多少数量的货物在店内流通。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都备有不同种类的账簿，以应付政府的审查。
在商业中，建立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华人经商有稳固的基础，深入每一种零售业和大部份批发业，能够决定商品的销售条件。这使到每个人有任何东西销售，都得与华人交易。跟其它人交易，不只减少销路也限制了顾客，因为华人拥有财富，自然或为最大和最基本的顾客。因为华人都自然选择华人店铺，那些不能成功地通过华人店铺零售其货物者，将不能赚取丰厚的利润。汽油的分销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政府的鼓勘，结果一些汽油服务站出马来人经营，华人并未完全杯葛这些油站。但这些油站不能希望获得华资运输公司属下的货车和巴士的供油合同。
售卖汽油给这些公司，通常是这些服务站维持收入的来源。因此，非华人汽油站的业务没有华人汽油站那样好，它缺乏了商业的联系。其它商业的情况也是一样。杯葛的手段是部份或全部操纵在华人的手中，而华人会毫不犹豫地加以使用。除非是绝对需要，华人决不限非华人做生意，甚至欧洲人公司为方便与华人批发商和分销商进行交易而雇用华族执行人员。
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华人零售商业的情况，以结束我们对于华人经商方法的研讨。华人的零售店一般上是家庭业务，工资是没有人提及的。店主和他家中的全部成员只为得到食物而工作。储蓄数额惊人；而且售货量、店铺的规模及活动基金都增长得很快。各种货物都没有定价，而价格也必然的没有标明在商品上。这就造成物价的弹性，但是家庭的效忠确保了任何超额利润不归给售货员。度衡量的运用，非常容易操纵，这样一来，即使货物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店还是不会真正蒙受亏蚀。
信贷便利受到鼓励，它是维持顾客的一种方法。一间非华人商店或一个合作社商店，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在乡村，这种信贷很快发展成为物物交换的形式，赊债是以每年收获的谷物偿还。零售商由给予供应品的信贷逐渐地演变为现款借贷，很快的，所有小乡村的店主都变成购买代理，贷款人以及乡村的间接地主。在乡村中，没有他的参与，任何事务都不能进行。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所有靠近他店铺的耕地契据，已经被他收藏，充作附带保证，虽然这样做是非法的。这情况一旦发生，除非是另一个华人，任何人要想在零售商业上与他竞争是没有用的。他已经打下稳固的基础，不能动摇。如果他离去，他的顾客和欠债者将会苦恼不堪。
华人的商业方法及控制国家经济的程度，使到华族与其它种族问的竞争根本不存在。他们在商业上的密切种族联系，他们对于批发和零售商业的控制，他们对于运输业的支配，他们的财雄势大的银行及个人的财富，这一切构成了牢不可破的藩篱，足以对付在一个自由企业社会中，其它种族对其经济保留区的强大侵犯。其实，马来西亚的自由企业只是局限于华族。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国家的经济是遵循着一种垄断企业制度，这即使是在美国也是不允许的。事实上，华人的垄断是大于殖民地统治时期英国人所造成的垄断。英国人只是局限于大规模商业而将零售商业让给华人。在华人方面，每种商业，由贩卖水果一直到数百万元的建筑工程，都被他们垄断。即使是面包屑也不留给他人。
马来人对于这种局势所持的态度，有的是自满及接受被排挤出工商业外；有的对于华人商业霸权深感愤慨和妒嫉。自满的情况现已少见，因为马来人所依赖的政府职业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少。越来越多马来人面对失业，对于马来人被排挤出商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但正如往常一样，有礼与容忍的真诚愿望，使到马来人没有公开表达他们的思想。这种不愿造成不愉快的意念，在那些有能力改善马来人地位的人士中，最为明显。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常常采取守势，羞愧地检起别人丢给马来人的面包屑。
一年又一年，统计数字显示马来西亚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人但敢要求公布根据种族基础的统计数字。每个人都知道这平均增加率是误导的。譬如：国民平均收入的迅速改变，是因为少数人变成百万富翁，其它人则依然贫穷。同样地，一个种族的收入迅速增加，使人看来是所有种族的收入有了适度的增加。
事实上，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平均收入的稍微增加，却意味着各种族之间的平均生产收入的更大差距。
不要以为马来人不知道这些统计数字具误导性，是错误的。正如前面所说的，假如他们没有指出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嫌恶引起不愉快。此外，还有他们传统的冷漠，不愿面对生活的赤裸裸事实。对于横在他们道路上的困难和阻碍，我们已谈了很多。只是谴责别人造或马来人经济落后是不完全公平的。马来人必须承认本身在这种过失中应负的责任。从领袖到普通甘榜居民，马来人所展示的态度，加强了那些要把他们排挤出经济领域的努力。
马来人向来准备运用别人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但他们却不去学习掌握新技术。我们从可得到的证据中获悉：马来人曾经是熟练的金匠，但当华族金匠来到，他们的较佳产品，立刻取代了马来人产品。他们并不尝试向华人学习。虽然华人事实上并不愿意传授他们的技艺，但当他们的人数稀少时，要他们公开他们的技艺，不是一件难事。相反的，华人以其较佳的技艺拉走了马来人的顾客，马来人也乐意收拾包袱，退出商场。久而久之，有华人的地方，就看不到马来人宝石商。接二连三地，这发生在每种工作上。当房屋是用木材建筑的时候，就有马来木匠，擅长精细工艺，如复杂的雕刻和细木工。但当砖瓦和油漆盛行的时候，马来人并未学习使用这些材料。今天，当建筑材料是这么多样化和复杂时，马来人发觉：即使他们要去做，他们本身也不能做些什么。在任何时期，他们都需要华族工匠。华人对于国家，甚至对于马来人，是不可缺少的。
机械和电子的迅速进步，使得事情的演变更为恶化。电扇是马来人家中的日常用品。他们懂得开关，却不懂得修理或制造。懂得利用棕榈叶造扇子的马来人已停止生产，因为人们已经不需要他们的产品。每当新的现代化器具被引进来的时候，这种过程一直重复下去。他们缺乏奋起的意念。马来人沾染了极度倦怠的作风，这表示好像他们做什么都不行以的。
但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是否对于任何事务都不行，情形刚好相反。除吉兰丹人外，马来人不能够真正建筑他们自己的砖屋，但马来绘测师却可以策划和指挥整个复杂行动。马来工程师能够策划和指挥设计最现代化桥梁的建筑工程。马来农学家能够指导实验，并且指导任何作物的种值。马来医生和律师不逊于其它种族者。马来行政人员好过其它种族者。他们具有潜能，但他们能够发挥的领域却是有限的。传统马来农业家与受教育的精英之间，存在看很大的空隙，还没有马来人可以填补。他们在这方面的潜能还末发展起来。这一部份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冷漠；一部份是归咎于他们的领袖的冷漠和短视，事实上，即使是那些负责任的领袖也深受渗透了他们整个种族的倦怠作风之害。
马来领袖毫不讳言地指出马来人不适宜商业或技术工作。他们是农耕者。金钱的意义对他们和对华人是不同的。他们没有意图或能力去进行艰苦的工作。总之，他们不能改变。
但这是否正确呢？政冶已经显示马来人能够改变。难于想象马来人在战前是那样的不热心政治。他们用一种漠不相干的眼光来看待国家。这只是一种现象，他们似乎对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他们对殖民地主人不但没有不满，反而全意去歌颂英国人。他们甚至以能够成为帝国的一部份而感到光荣。洛夫在他的著作“马来民族主义的根源”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中明确描述：马来群众一般上如何地视政冶与他们无关。以及马来人怎样不厌其烦地表明他们与政治无关。他们的适应性，使英国人视为当然。即使他们计划要把马来人的国家夺过来，他们也预见到不会有反抗。但是，事实上，马来人的反应刚好与那些普通接受的观念相反。因此，这些观念必须作一番调整和加以重新评价。而必须重新评价的素质就是他们改变的能力。
马来人政治兴趣的改变，使人们感到惊惶的，不仅是因为它的激烈性，同时也因为它的持久性，达到原定目标之后许久，马来人还继续在政治上保持积极性和组织性，政党深入最偏僻的马来甘榜，在那儿，即使是文盲的马来人也能主持会议，选出拥有外国荣衔的职委，并且组织支部，这些支部在广大国家政治机器中是不可缺少的齿轮。他们甚至能够忘却原来对于州的效忠，转而对新成立的国家表示更大的效忠。曾有一个时期，他们大多数对于这个国家是一无所知的。十年前，选举是不可想象的事，现在不但轻易被接受，而且每一个马来人都带看浓厚的兴趣参与其事。简言之，马来人在政冶态度的改变是澈底和完整的。
问题是：他们在其它领域能否改变得一样好？唯一的答案是：为什么不能？在工商业的领域中，所需要的是马来人及其领袖对于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普遍警觉性，假如他们仍然自满，灾祸就会降临在他们及国家身上。假如领袖改变主意，领导马来人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作出一些努力，去研究原因及提出治疗的方法。所采取的步骤必须是激烈的，就好像在“马来亚联盟”危机中，马来领袖所采取的那样。事实须用肯定的语气加以说明。马来人必须警觉到他们、本身及他人的缺点。在必要时，必须制定法律，以便使被视为需要的经济政策发生效力。必须制订严峻的惩罚措施，以对付那些阻碍马来人提高本身地位至跟其它种族平等的人。明智的领袖们对当前的问题有广泛的了解，并具有毅力去解决它们，那么，国内经济的稳健成长将不会受到干扰。其实，当马来人的地位提高至跟其它马来西亚人同等的水平，将能导致常年财政预算案演词所粉饰的国家收益与生产的辉煌统计数字更为准确。
但是，马来人的困境是：不仅很少作出努力去纠正使马来人受苦的经济错误，同时，提及这种经济错误均存在，也被指为是不对的。整个概念似乎是，越少谈论它，那么，国家就能从华人控制的经济稳定中受惠。有人告诉马来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必须是一个繁荣的国家，而像他们这类商业上的业余人士，对于这种繁荣看来是不大可能有贡献的。这一切论调都完全确实。假如华人在全面控制马来西亚经济的道路上没有碰到人为障碍，国家就一定会繁荣起来。马来人的困境是，究竟他应该停止自助，以便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繁荣国家的贫穷公民，抑或是他们应该尝试取得一些这个国家所夸耀的财富，即使这样做会略略沾污马来西亚的经济美景。对马来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困境，而且是马来人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