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七章 政治意义上的华人
——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
王赓武著
页153--页172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绝大部分有关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文献，说的都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一小部分提及他们的习俗、节日、社会结构和家族体系。关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却记载得很少，而且通常是消极的：要么认为华人不问政治，要么就认为他们是拥护中国民族主义或中国共产主义的潜在敌人，成为一种严重的政治威胁。文献中其说各异，自有其道理。华人的经济力量大而可见；华人的文化奇特而富有理性；而华人的政治不是无足轻重就是秘密进行，因此很难进行评价。在这一章里，作着无意试图否定早已公认的对海外华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看法中的正确之处。着眼点不同，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华人一直不得不生活在东南亚持续不断变迁的环境当中，因此作者想表明的是，各华人集团并非具有坚不可摧性格的、静态的群体；他们并不是可以不管周围发生了甚么而必须保持不变，作出同样的贡献；他们是流动的、能动的，足以充当变革的动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方能对华人处于东南亚现代化这样复杂进程中的贡献作出有用的评价。
本文为一初步尝试，旨在表明何以海外华人今日正处于不断变动当中，为甚么说这种状况不是新生的，为甚么这一状况不合他们的心意以及为甚么说它可能纯粹是为他们的子女获得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而作出不懈努力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作者愿从政治方面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政治有时更易于变化，对激烈的变化更为敏感。它可能不像社会和文化变革那样深刻，也不像经济革新那样带有根本性质，但是人们对政治变革较易作出反应，这些反应也较容易追溯。它还易于进行分期，史学家又易于说明各个时期的特性。此外，华人在许多方面都相像，但他们对待政治变革的态度却不一样。在这方面他们易于分化，又易于组合。通过首先进行这一比较容易的工作，作者希望表明，对社会和经济变革值得提出相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引出的答案，则将为评价华人在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良好的基础。
作为开始，不妨先来区分一下东南亚政治史上的二大要素。最明显的要素乃是欧洲帝国主义－－其揭幕时期、兴盛时期和新近的撤退时期。第二是本土政治－－其多层次的传统可进一步划分为早期的酝酿和巩固期，殖民统治时代和最近民族独立的全盛时期。第三是未经同化的华人少数民族－－他们的传统贸易，也分为华欧共生时期和目前对民族主义政治的适应时期。这里所提的各个时期还可更细微地加以印证，并会发现无一能相互重合；而更广泛地予以概括，则又会发现各个时期间有相当程度的交错。然而，各个时期的重要共同特征则是这些时期都包含着政治变革，正是这种政治变革，需要在这里着重加以说明，以便评价华人的贡献。
因此，希望通过追溯华人努力适应当地的政治，适应殖民地状况(不计其是否与当地体制相混)，以及适应独立后的全力结构等情况。表明华侨在非中国的环境中的政治意识。这样做时，还得时时考虑到华人本身的可变因素，亦即他们对中国从帝制到共和，以及到“两个中国”的困境这些根本性政治变革的反应。这倒并不是说要把一切变数考虑进去。在实际的变化当中，把一切变量都考虑在内的做法是无所裨益的。自称可以做到这一点也莫不为世人所诟病。这里试图要做的只是举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主要政治变量，以设法确定华人对东南亚现代史作出的贡献大小，这种贡献过去一直被认为无足轻重。作者深知泰国与欧洲列强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东南亚大陆的政治与东南亚岛国的政治也不大一样，尤其是就华人少数民族而言。但是各国共同之处，看来足供作出以下大致的概括。
此处不拟争论何谓政治，何者不是政治。华人的经历始终无从与民主政治的情况相比，但是在基本上属于一权威主义的传统范围内，它可以包罗小区领导以至分享国家的和国际的权力，其范围如此之广，如果某些海外华人不对某些政治方面产生热情和兴趣，倒是令人奇怪的事。重要的是要确定哪一类华人卷入过哪一层次的政治，和这类活动使他们有贡献于东南亚历史的重要性如何。为此目的，建议可根据他们的政治兴趣和活动，将海外华人自始至终划分为以下三个大类：
甲类－－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的国家政治及其国际后果；
乙类－－主要关心的是所在地的小区政治；
丙类－－被牵入非华人统治集团的政治(不论其为土著的还是殖民地的抑或民族主义的)。
本文涉及的是现代东南亚，因此在这里不去讨论十九世纪以前这一分类的当否得失。从十九世纪开始，这一分类是适当的，因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这一地区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到殖民政治再到民族主义政治的演变，我们可以观察生活在这些不同政治状态中，并去适应这些不同状态的所有三类华人。
7.1 从传统政治到殖民政治
人们对第一阶段即十九世纪大部分年代中华人的公认写照是，他们完全不问政治，只关心贸易和生计，并且急于摆脱一切形式的政治生活。这种说法当然充其量只是部分正确，在某些地区则很不确切。事实上，即使是在当时，所有这三类华人都是存在的。当时的华人社会规模还很小、而且大都是过渡性质的；多数华人只字不识，生活有时很艰难。现在很少有详细描写当时华人活动全部情况的可靠文献，多数只是重复说明他们勤劳聪明。不过和有充分的材料可供我们看出：乙类是为主的，这一类人主要关心小区领导、地位和势力；也存在甲类，但它倾向于通过秘密会社及其反满甚至反封建制的情绪同中国保持密切的组织联系；还有很小的丙类(其中有些人是已同化了的峇峇或土生华人等)，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同土著统治着及其贵族官员进行政治对话。甲类同乙类的界线以及乙类同丙类的界线有时不很清楚，有些强有力的乙类领袖同时具有几种身分。有时追求同当地统治者和贵族的政治联系，有时在秘密会社的等级制中保有一席之地。但是已可看出其问出现某种程度的分化和抗衡。这三类人都产生过一些在华人社会中谋求权力、官阶和尊荣的领袖。乙类中的领袖总的来说最为得心应手。他们直接用商业上的成就去向华人社会献殷勤，以巨大财富博得华人的尊敬；他们从清帝国那里买来官阶和头衔，从而使甲类中的对手相形见绌，而那些人与中国的政治联系则往往也是危险的。有时他们靠收买地位较低的丙类中的华人为他们做事以加强自己在地方上的地位，他们深知那些人很会迎合本地的统治者和官员。
以上三类华人的存在给我们的印象是，华人从一开始时起就是相互矛盾的。尤其是乙类华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机会主义、缺乏政治忠诚的任何概念、骑墙和左右逢源。时至今日依然如此。甲类华人给人的印象的阴险、傲慢，属于“一旦为华人，永远为华人”这一派，怀有理想主义并以自己神秘的方式爱国，对凡非华人所给予的帮助和好处绝不领情。至于丙类华人，看来他们很讲道理，易于相处，甚至柔顺有余，要是给以某些特权和保证的话，十分愿意被人同化。
然则怎能说这几类华人的政治活动对东南亚现代史作出过贡献了呢？在最初的阶段，看来他们的贡献很小。极难评价华人秘密会社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丁当地同样性质的会社，又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封建的忠贞。甚至更难说乙类华人用比当地贵族和平民百姓多得多的钱财腐蚀了本地的政治。比较明确的是，随着欧洲商业企业和帝驼之间的竞争到成在扩大，乙类华人的贡献在于削弱了当地的经济势力以及因此而削弱了当地的政治势力，使得欧洲人的征服变得较为容易。但是这很可能同华人自身间的竞争有关。在乙类华人注意到甲类华人同中国的联系，注意到丙类华人又得宠于本地统治者时，他们可能看出了通过谋求同欧洲行政、司法部门的特殊关系，将大有好处。至于丙类华人，他们提供了某些技巧，使统治着对华人贸易界，如果不是直接控制的话，也能有所了解并施加影响。他们同地方统治集团的密切联系也许有助于维持种族间的和谐关系，从而保持和平。但是他们贡献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与当地人的通婚，他们的家庭成了官场中的新成员，从而成为公认的政治制度的坚定而能干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在这些制度里已经取得了长远的利益。
在第二阶段中－－主要是指十九世纪未年和二十世纪初叶－－对华人的印象主要仍然是不问政治，只知勤勉地为自己挣钱，只是受到中国派出来敛财的或因在国内政治失败而出逃的政治煽动家的骚扰。这种印象甚至比公认的对第一个阶段华人的印象还不准确。这时的华人社会规模已经大多了，许多人定居下来了，而且大都是在城市里，他们的成分也在迅速改变。生意做得成功的商人为数越来越多，在华人学校或殖民地学校受过教育的人数猛增，还有一批批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新来到这一地区，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且，我们现在已不再仰赖于少数外界观察者对这些社会集团所作的一知半解的叙述了。华文报刊杂志日见增多，它们清楚地反映了人们越来越注意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的政治事务了。使用殖民地语言或土著语言的能力也导致了对殖民主义政治和东南亚民族主义政治的关注日益增长。
这样，以上三类华人的界限就更鲜明了。乙类仍然是最大的一类，不过它的领袖已不再主宰华人社会的事务了。甲类人数在增多，大抵是由于文化较高的中国移民来此以及当地受过华文教育的人数增多之故。早先提供了同中国稍有某种政治联系的秘密会社已让位于公开支持中国国内反帝制运动的新组织。继1911年革命之后，这些组织又按照国民党的路线，后来又按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组织成为具有自觉意识的政党。甲类力量日益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对几十年来受人凌辱侮慢的深深不满，中国和中国人行将再度崛起的情绪以及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所能提供的意识形态构架。这类华人分享着正在复兴的中国的激动心情，并且设法要把这种激情通过他们的著作、演说和在东南亚一个个咖啡店里的交谈传达给所有的海外华人。他们感到报效祖国，正当其时，因此要致力于中国的政冶，甚至把他们置身海外合理化为积攒财富的渠道之一，以此来帮助中国发展贸易、工业和实力。
他们能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主要是源自中国和东南亚的现代化。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中国各口岸和它们在东南亚各基地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交通往来。既快又安全的航运、电报和电话联络以及遍布各地的国际新闻机构，种种方便条件无不有助于使海外华人靠近中国，使中国靠近这一地区。同时由于接触越来越直接，甲类华人为其本身在华人中获得地位、尊荣乃至名望的有利条件也随之增多了。
与此同时，那些现代殖民政权也比过去强大了，他们很快学会了怎样对付偌大的华人少数民族。甲类华人中的政治煽动家不受欢迎了。他们破坏了多数海外华人从事贸易活动所选择的日常方式，不同派系的民族主义分子之间意识形态的竞争以及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意识形态的竞争都危及到和平。于是各殖民国家政府，在残存的土著统治者的同意下，或者不经他们同意，有时便设法鼓动华人效忠于他们的居留国。要言之，他们喜欢人数不多的丙类华人，给他们的领袖以种种荣誉，投以各种头衔，委派其中某些人在政府部门担任次要职务。尤其是殖民地教育，它是把某些华人的精力成功地引向殖民地仕途的渠道。
至于丙类华人的领袖，他们的主要作用仍然同在第一个阶段时一样：主要是代表华人社会中自己那一部分人保持同统治官员进行政治对话，协助他们了解整体华人的问题。这在殖民控制仍在扩大，而中国民族主义又在不斯加强其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的情况下，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到底是甚么原因促使丙类华人认同于欧洲人的政府或着欧洲人与土著混合组成的政府？这一点根本不清楚。肯定当时有人是出于个人原因，有人因为不再会操华语而别无选择，但是有证据表明，许多人只为感激他们的人籍地，想永远在那里安家。对于后者，他们怀有一片新建立起来的忠诚，有时是对仁慈的家长式统治，有时是对法治和合理的官僚政治等政治原则，有时则是对这一地区都市中心出现的比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论出于甚么原因，丙类华人被吸纳进当地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参加扩大他们在殖民政府中的势力的政冶活动，也有些人在当地兴起民族主义运动后参加了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
尽管总的看来丙类华人在地方政治活动中相当顺利，但是他们在更大的华人社会里的地位并不确定。华人社会其他部分的人有时认为他们有用，只要可能就只顾利用他们。更经常的是甲乙两类华人对华人过分认同于非华人，感到不以为然，甚至对那些被认为走得更远，分明拒不承认其华人属性的人，进行中伤。部分出于这种原因，部分也因同欧洲人或土著东南亚人建立意味深长的友谊远非易事，丙类华人人数一直不多。据说丙类华人中的一些边缘成员还有投到较大的乙类中去的，甚至改而信奉中国某种激烈的民族主义。
因此，在第二个时期里，甲类华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他们对共和政体的、进步的新中国越来越感到自豪。而丙类华人则表现得沉静随和，他们诚惶诚恐地谋求成为殖民的或土著体制中的一部分。居间的仍是那一大批乙类华人，他们表面看似不问政治，因为他们既不公开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也不公开介入中国的政治活动。然而这里也有政治生活。他们不断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形势需要。他们传统的家族和行业组织并不总是足以保障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组织起了现代的压力团体，以期确保同各自殖民政府以及与之通商的毗邻地区的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也愿意参加一些爱国行动，以使他们在甲类华人和自己在中国的亲友眼中受到尊敬，不过这种介入只限于不危及他们在当地统治官员面前的尊荣。此外，他们还得当心甲类华人中的政治派别，因为这些派别总想支配他们传统的势力范围，渗透到他们的组织中去。这样，乙类华人虽然在华人事务中已不再鳌头独占，但是他们还不得不大事施展政治权术，以求既保持住他们中国人的资格，又在一个异国环境中不失其灵活性。他们这个类型煞似一个储水池，在它的边缘上有许多华人青年从一条渠道流入甲类的政治舞台，还有许多人则从另一条渠道投身于丙类的地方政治活动。所有三类华人的力量，则依殖民政府的不同政策，各国不同，并且随着中国发生的非常事件，因时而异。不过在上述第二个时期当中，华人民族主义情绪的白热化和欧洲殖民主义可疑的合法地位两者有时抑把华人赶到一起来了，因而暂时予人以一个团结的华人社会的观感，甚至让许多人相信真有一个南洋华人社会存在。
于是问题又来了，人们也许会问，这几类华人的政治活动究竟对东南亚现代史中的上述第二个阶段作出了甚么贡献。殖民地史学家往往注意到了华人作为贸易中介的功用，但是通常排除华人对东南亚政府和政治作出贡献的可能性。然而欧洲人设立政府的时候，这个地区差不多到处遍布了华人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在殖民统治时期的人数又日益增多了。这一事实警告我们不要去接受上述简单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所说：“数目在历史上能说明问题”。数目确实是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数目在政治上具有份量。
欧洲人来到东南亚时，无非是几个同众多互相敌对的土著势力打交道的敌对集团。通过一番较量，各个集团的欧洲人都成功地制服了土著势力。对这些土著势力，他们原来只能要么藉条约规定的权利要么靠征服来对付。但是他们常常发现华人少数民族显然不同于各土著民族，他们也难于消灭。这些少数民族还很引人瞩目，主要因为他们有技术，有能力，拿得出资本。于是几乎在各地，欧洲人都很快发现，把华人当成他们政治谋划中一个单独的变量倒是不无用处。不妨胁迫华人去帮助欧洲人对付不顺从的本地人，还可指责他们是对本地人福扯的真正威胁，而欧洲人却声称自己是来保护本地人的。再如，通过成功地把当地人同华人分隔开来(有时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欧洲人在肯定了华人传统的经济特长，从而豉励他们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一面又限制当地人只能搞他们的传统工艺，使其放慢进行现代化。这当然谈不上是华人的直接贡献，不过欧洲人采取这种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华人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及自视优越于东南亚各民族的想法。这种态度和价值观念与殖民时期该地区的政治形态不无关系，并且肯定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性格和气氛。
华人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的贡献并不怎么显著。这里主要的工作肯定是殖民地行政官员做的，他们或者把本国和其他殖民地的现成体制移植过来，或者接受、修订当地的体制和其他殖民帝国的办法。此处，应当指出，甲类华人力量的增强，被看作是一种威胁，因而招致殖民政府想出种种巧妙的办法来孤立和限制他们的活动，精心设置了法律和治安体制，和对传播媒介的管理规章。这种威胁也导致了在一些规章制度和政策方面作出过一些让步，从而有助于使为华人中占多数的乙类华人感到快慰和满意，而这些让步也确实对一些关键的体制如政治代议制作为最高权力，以及司法和财政措施的某些方面有所影响。这些让步措施往往为后来出现的忠诚可靠的丙类华人所肯定，他们业已从中学会如何运用这些新体制的主要部分。
第三个主要影响领域是华人对意识形态的直接贡献。这倒并非因为民族主义是华人的，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华人的，而是因为华人在若干国家中对激起某种民族主义、某种资本主义以及某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超过作用。一桩桩事情都可能表明：甲类华人激起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某些暴力行动(那里的民族主义往往影响到所有的华人)；乙类华人应对泰国、菲律宾资本主义和反共情绪的某些特征负责；甲类华人和丙类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帮助过马来亚和新加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形成。不过这种情况百到东南亚现代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即1945年以后方才变得明显起来。
7.2 民族主义政治
1945年以来的第三个阶段还在演进、发展，要说清各类华人在未来数十年间将怎样进行分化，现在为时过早。要可靠地占计华人在政治上对这一地区的战后历史作出的贡献，我们也难办到。这样做还有待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在这里追溯一下这三类华人从第二个阶段转变到第三个阶段的道路，以及他们是如何适应民族独立和殖民者撤退的头二十年，如何适应共产党中国的兴起，这倒不无裨益。我们可以据此更好地评价第二个阶段中某些倾向的意义，进而又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而且通过对第三个阶段发展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说明华人对东南亚现代化业已作出的某些贡献。
1945年以来华人在政治上最显著的发展情况是，甲类华人的进取精神和热情渐见消蚀，许多甲类华人转向乙类华人小心翼翼、抱成一团的做法，以及丙类华人极力认同于入籍国的人数虽不稳定但却显著增多。
华人对战后东南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快获得了承认。已故的珀塞尔(Victor Purcell)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开始考察这一问题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东南亚华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一书1949年问世以来，人们对华人社会将在该地区起政治作用一说已不用怀疑。关于华人社会，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广为人们接受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华人是一种外来威胁，是为中国服务的潜在敌人。1949年前，他们被看作可能是在这一地区坚持自己权利又势力强大的民族主义中国的帮手；1949年以后，他们又被视为可能是被诱代表北京政权替国际共产主义工作的颠覆分子。第二种看法是，如果允许华人经济实力成为令人不安而又势不可挡的政治势力的基础，那么华人便将成为一些国家的内部威胁。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同时又认为华人无非是一些贪婪的、不负责任的资本家，很遗憾，他们在政治上对新兴国家的效忠，莫过于一表忠诚以求获得好处。实则这种看法在对待华人的政策上造成了许多混乱。一些国家的政府总要设法使华人对当地的政治事务更加忠心耿耿，更加一往情深，同时又希望他们仅仅作些不会产生政治反响的经济建树。视华人为国内外的威胁，这两种看法都不确切。这些看法来自一种模糊的感性认识，即华人一方面是甲类的，另一方面又是丙类的，就是认识不到这两类人代表的是华人社会中的两个极端。它们并不理解的是，这两类华人哪一类也不是稳定不变的，而大多数华人都属乙类，这类华人主要的政治活洞是防守性的，以保住自身的地位为目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已经转向甲类华人的理想主义或返祖心态；有些人则已幻想破灭，终愿回到那个主要的社会群体中去。有些人宁愿接受丙类华人认同于当地政治愿望的做法、其中有的也是因为幻想破灭，愿意回到那个主要的社会群体中去。
我们把1945年以后的情况同战前情况加以比较时，便可看出各类华人之间的流动很大，时时表现出日益增强的政治警觉性。甲类华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的反应，在1900年以后变得已很显著，他们在1911年后支持国民革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分裂成几个政冶派系，抗日战争期间又组织统一战线活动。1945年后，他们经历了一段短时期的民族主义复兴，然后又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热烈向往。这后一种热情往往是“大汉沙文主义”的一种稍加伪装的形式。到了七十年代，这种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弱，并且作过一些痛苦的重新评价，不过这类华人中肯定还是保存下来了一个小小的核心。他们抵制乙类华人的“被动”和丙类华人的“出卖”，其理据已不再指着现在，而是朝向未来。它以一种对未来的看法为基础，即中国在未来定将成为东南亚的主导力量。甲类华人现在认识到他们还不能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但是都认为他们应该站在历史这一边，作好准备(为了家庭和亲友，往往是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走向胜利一方。他们是唯一还能确切地称为“华侨”的一类人。他们在各自国家里，如果不被认为具有进步观点，就被认为是“沙文主义者”；要是他们不隐晦对毛泽东主义的倾向性，他们就被认为是“共党分子”。乙类华人也越来越意识到1945年前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且在1945年后有一段时间仍然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便有助于他们在海外的事业和生计。不过他们不像甲类华人那样，他们对于中国的有限实力和中国的政治是否适合于自己，历来有所怀疑。当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更加直接有力地影响到他们时，他们所持这种保留的看法证明是对了，于是不得不对以前卷入当地政治活动的犹豫态度重新加以考虑。有许多人走得更远，还加入到丙类华人中去，力图巩固他们在各居住国的地位。不过总的来说，有充分证据表明，乙类华人在许多国家仍居大多数。尽管有弃此而去丙类的，但也有来自甲类的某些人补充。他们的人数始终很多，原因是他们也具有相当政治意识，也被认为他们比甲类或丙类华人更现实、更精明而讲求实际。他们对东南亚的未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希望中国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但也希望那些新兴国家真正要求独立，希望中国(不论北京还是台北)理解这一点，不要打算向那种新兴民族主义挑战，尤其决不要为了海外华人而这样做。总之，他们看出了东南亚新的合法国家的现状将继续维持下去，他们唯一能做的乃是尽可能使自己适应这些国家的国体。同时，他们也不打算像丙类华人那样走得很远，甘冒目睹儿女被同化、华人社会解体的风险。尽管他们看来安于或多或少地脱离中国历史的主流，但是他们仍然希望保持他们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不仅保住他们的生命、家庭和财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住他们作为一个经济群体的存在。他们通常都倾向于自称为华人，而不是华侨；自认为马华、泰华、印华等等，而不是马来西亚人、泰人、印度尼西亚人，或者自认侨居者(如马侨、泰侨、印侨)。
至于丙类华人、从十九世纪以来其中许多人早巳对中国不加理会了。有些人因为早已认识到华人指望不上中国的帮助，因此必须首先投靠土著政府，然后投靠殖民政府，藉以保护自己。有些人通过持续不懈的接触，在当地政治环境中如鱼得水，认为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37--1941年期间以及大战刚结束后的1945--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变对他们的影响都不大。总起来说，他们在战时是反日的，不过(除在泰国外)他们对于欧洲殖民事业的忠心要超过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心。但是同其他两类华人一样，他们同样面临着战后局势的风云变幻。就在甲类华人对共产党中国的兴起感到兴奋，乙类华人对当地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强大感到忧心忡忡之际，大部分丙类华人不得不把他们对欧洲殖民者的忠诚转向民族主义的反殖事业。事实上，这是一种异常为难的调整，而丙类华人在独立前夕民族主义斗争最高涨时几乎遭到解体的厄运。一方面，有不少忠诚的“殖民地居民”，面对帝国主义势力不可避免的撤退感到怅惘，一旦可能，宁愿离此而去，到宗主国去另建家园。另有少数人则转向较大的乙类华人社会，而不接受他们不信赖的民族主义政权。这样，丙类华人人数的减少便成了对“从帝国到独立国”过渡的最初反应。然而在独立后，一俟那些新兴国家稍稍稳定下来，许多原来的成员又回到这一类当中来了，更多来自乙类的人则认为有可能接受新的制度。于是在许多情况下，战后时期的丙类华人至少包含这样三个层次：丙类华人原来的核心，他们可以在这类华人中运续追溯至两代人以上；新加人者，他们热衷于确立忠实国民的身分；回归的旧成员，他们发现归根到底他们同当地民族主义者共事比在那个更大的华人社会里要惬意。
丙类华人对东南亚的前途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新兴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甚至是正义的、令人向往的，因此只要可能，愿意成为其一部分。在他们看来，中国，不论是共产主义的，或是别的甚么主义的，不大可能控制这个地区，也不希望中国这么做。他们大多数人不会华语，甚至极少说他们故土乡族的方言，但对所在国家的当地语言或是前殖民者所用的语言，都能运用自如；有的人还兼娴二者。他们具有华“族”的血统，但既然有可能有条件争取跻身于社会和政治上都处于优越地位的入籍国国民，他们便不屑于努力回复为华人了。他们接受这些国家的宪法网领和政治纲领，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并且认为他们即使不被完全同化，也能在政治上同那个国家的本国国民结为一体。这类华人中的许多人通常不称自己为华人，而自称为马来西亚人、泰人、印度尼西亚人等，至多加上“华裔”二字。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土著国民对他们仍然持有一些保留的看法，不过仍会对他们冠以国民华人、忠诚可靠的华人、甚至好华人等名称。
作者已经表明，要评价华人对东南亚现代史第三个阶段本身的贡献，现在仍为时过早。上面概要论述了第三个阶段中的发展情况，主要在使我们较好地了解过去几十年间华人在政治方面有哪些变化，同时帮助我们评价华人对过去一百年来东南亚历史的贡献。我感到有必要提到现在，因为它能使我们正确观察1941年前关键的、奠下规模的数十年。
最后，拟再回到上面简要讨论过的问题，即华人对政治作风、机构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在政治作风方面，华人在1945年后的一些变化，增加了这样的疑虑，即人多势众的华人少数民族会严重阻碍向独立的新兴国家的过渡。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还发现华人的技术、能力和资本都属命脉所系，这就影响了他们的政治考虑。新兴的民族领袖感到殖民地对付华人的两手做法自己不妨也加以利用。借着威胁说新政权要是失败了，将发动极端主义的种族分于去对付华人，这样肯定会有够多的丙类和乙类华人被胁迫来与之合作并给予支持，同时还可以指甲类华人和多数乙类华人是对国家真正独立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只有新的国家领袖方能克服。更为严重的是华人身上残余的优越感和城市化华人对主要是在乡村的土著人民在经济、教育方面的优势。针对前者，便设法贬低华人，要他们安份而不敢轻举妄动。针对后者，便使用政策手段发动侧重有利于受教育较少者和技能较差者的种种运动，其做法通常是鼓励国民超过华人，同时对华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敢再那末锐意经营，气势逼人。新政府亦决不允许华人用他们的经济力量取得任何真正的权力。这种考虑，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对各级政府确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的确影响了获胜的民族主义者的政治作风。居统治地位的精英继承了不少殖民地精英民族的、现代家长式统治的作风，有时还有所创新。时时渗透到殖民理论和实践中来的“分而治之”的精神，被推面广之成为从内部分化各个华人社会的微妙权术，其对上述三类华人的主要作法可以概括如下：孤立甲类华人；渐次栽培丙类发展；适当鼓励乙类，仅使之保持活跃、兴旺和满足。
新与的东南亚国家在行政、司法和政治体制方面的遗产更明显地具有殖民地性质，华人的存在的确更难对这种遗产加以排斥或加以认真修改。大部分体制已有其内在安排，使其更易于控制华人。这些安排从警察权力到法治，从教育结构到政治代议制，各不相同，不单可用来应付国外要求现代化的压力，而且用以对付国内存在已经现代化或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华人社会的压力。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政治现代化同经济现代化两者息息相关，随着欧洲殖民者上层人士的离去或即将离去，正是华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的进步跟上了步伐。结果，三类华人在国防安全、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这三个不同的领域中都使要求革新和计划将来的动力延续下去。
最后，对意识形态的贡献。1945年以来的情况证实了华人激起过当地民族主义的若干暴力行动，形成了资本主义和反共运动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地位。作者已经指出，这些情况在战前数十年间是怎样有所预示的。大量华人少数民族对种族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包括对种族主义和种族宽容两者的影响，早先不大明颇，近来却颢而易见了。从表面看来，这并不出人意料；早在殖民者撤退以前就有过要出现过多次种族纠纷的警告。但是有个关键条件已经起了变化。帝国统治有赖于种族宽容，而小的单一民族国家却难以避免种族主义。的确，从西方继承的这一份民族国家的遗产，加上它的种种假说、神话和礼仪等等，使得东南亚人和华人两方面同样极大地处于守势。国家一体化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使是在国民们具有同样的语言、文化、宗教、历史和政治理想的极好环境中，也很难令人接受。异族人的存在和对种族的异族观点的存在，再加上语言、文化、宗教和财产方面的显著差异，就更得要求有很大的妥协意愿、非凡的政治权术和罕见的博爱精神。在东南亚，大量华人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促使人人感到人有不同种族，且当用宽容之道来思索。这就已经是华人在东南亚种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一种贡献。但是只要仍存在亚洲人团结起来反对欧洲殖民者的上层人士的可能，这种贡献便不能彰显出来了，而在华人完全接受当地宗教时，问题就更好办了。在战后，出现种族问题的国家比以前增多，我们对东南亚也难免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就不足为怪了。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对种族主义和种族宽容都作出过贡献，而且几乎肯定将来还会作出贡献。
作者在文首曾经说过，华人是可变的，东南亚已经历了改变，政治变化最易于为人注意，华人在政治上很警觉，对此自会作出反应。通过集中讨论三类华人的政治情况以及他们自己适应历史变化之道，作者着重说明了华人少数民族对这一地区所作出的一些具体贡献。这并不是主张只有这种贡献最重要，然而它确实表明了对东南亚史的一个方面开始作出充分探索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方面曾经有过著述，但和经常受到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