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王赓武著
页173--页194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这篇短文出自一项末完成的关于鲁迅在华南的研究。我之所以对这个题目发生兴趣，有好几个原因。林文庆(1869-1957)是一位早期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的新加坡人。1921年即他五十二岁时，作为现代的医生改革家－－企业家的林文庆，应朋友和仰慕者陈嘉庚(1874-1961)之邀，放弃了他在新加坡的事业，出任厦门大学(即厦大)校长。(1)他当校长的事，除了校友和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及仰慕者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中国，只因鲁迅(1881-1936)于1926-1927年有短短几个月在该校执教，许多作家才记起了林文庆这个人物。不过他们提到林文庆，毫无溢美之词，大多是对他认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寥及数语，不以为然。中国的当代政治已经把鲁迅和陈嘉庚两人誉为中国人民的楷模，而林文庆则由于他的“儒家信徒”形象，召致了人们严厉的指责。看来现在他只能企望从他的新加坡同胞那里得到比较宽厚的对待了。(2)
8.1 鲁迅与厦门大学
这篇短文的背景故事是从1926年9月4日星期六鲁迅到达厦门后不几天发生的事情开始的。(3)他到后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有个学生来看鲁迅，同他谈起这所大学和它的前途。据那位学生回忆，曾经对他说过校长(林文庆)提倡“复古”、“尊孔”，强迫全体学生用文言，不用白话。(4)那位学生是不是在鲁迅到达后真的这样快就向鲁迅谈论起了校长，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鲁迅没有留下这次谈话的记载。如果那学生对他说了，我推想他会感到惊诧的，因为邀他来校的朋友林语堂，还有欢迎过他到来或在他接见那个学生前邀他出去吃午饭的其他同事都不大可能同他谈论起林文庆的喜好。他们深知他激烈的观点，不致有意去打扰他。他们没法不让他知道的是学校办事效率低，校长甚至对有些在两三个星期前就来了的人还不忙于签发聘书。但是此时期，就在他下榻后第三个晚上第一次写下他抱怨的话时，他并没有责怪校长，而是责怪那位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校长代理秘书兼教育学教授孙贵定。(5)
不管他是怎样想的，他并没有让一个学生的看法来打扰他。他自有别的心事：校园与世隔绝，和当地闽南人语言不通，吃饭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问题，缺乏志同道合和催人奋进的朋友。久居北京十四年后不适应这里持续的暖热天气(更不用说他到厦大第六天刮起的一场台风了)。他越来越感到孤寂，尤其是越来越意识到把他引到这块文化沙漠上来的国学院，还不见得有发展的前途。(6)使他感到更恼火的是，周围有那么多过去他在北京时的论敌的拥护者，有的像他那样是林语堂引荐来的，有的是史学家顾颉刚纠集来的。(7)鲁迅觉得这批人只崇拜陈源和胡适，他们形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的小圈子，和北京那些瞧不起鲁迅写的文章，实则自己却知之不多的人同属一类。他对某一个人特别恼怒，因此来了不到三个星期，就写信要求辞去国学院的职务，只是在林语堂的劝说下，才于事后不久收回了辞职书。(8)这件事发生在9月20日开学后仅四天，因此很难说是开张大吉。
大约在这时，他对厦门的想法已透出了不祥的征兆。他环顾四周，承认自己无心欣赏秀丽的风光，引起他注意的倒是郑成功(国姓爷)和他坑满的一些遗迹。他发现附近有一片断垣，据说是当年郑成功建的，颇使他难以忘怀。他强烈地感到，除台湾岛而外，厦门代表着最后一小块落人满洲人之手的中华土地。他一想到1683年台湾的陷落，就想起了也在那一年，康熙皇帝下诏重修新的钦定版本《十三经》和《二十一史》。(9)于是他进而写道：
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版《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卖沙的同胞。
含义再清楚不过了：英雄往事无人问，无聊“好古”是文明。不过他自己对遗迹却并不多愁善感。经过北京那些狂暴而激动人心的岁月后，他最惦记的是那些有趣的人们、活跃的论战、促使他反恩和激励他创作的人或事。相反，为了给学生编讲义－－中国文学史－－他还不得不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甚么思想也没有了。(10)
他对于现代和传统的看法，在“五四”运动的激烈论战期间一直是很清楚的。不知道林文庆是不是很了解鲁迅到厦门前的反对旧制的文章。没有证据表明他很熟悉中国知识界的情况。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鲁迅同他聘来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多数著名学者间的深刻龃龉。(11)如果他意识到了，也可能不在乎这些，因为新成立这所国学院的通告就曾在几家全国性日报上颇引起一番骚动，以致有的报纸评论说这所大学有眼光、有见地，可以预料其前途无量。的确，对有些人来说，能有鲁迅来执教，自是一大成功，因此消息传来，确实吸引了一批赞赏鲁迅作品和他的现代主义、非正统观点的学生。(12)也许林文庆只不过是信任他的漳州同乡林语堂。林是鲁迅的挚友，过去又同过事，当年他们两人都卷入了北京女师大的学潮。(13)那位尊孔的校长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请来的是一位笔锋犀利为全国之最的反孔者。想到这一砧，林文庆和鲁迅间的冲突很可能就在所难免了。就在10月份的前半个月，即鲁迅来了还不到六个星期，冲突终于出现。
事情本来会早在10月3日星期日就起始的。那天，林文庆召开大会纪念孔子诞辰，进行一番相当于礼拜天布道的宜讲。原来他巳宣布10月2日星期六放假，星期日又把全校师生召集到大礼堂。跟着他使以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为题发表演说。不可思议的是，他用英语主讲，由大学代理秘书、化学教授为他翻译。他自觉有些反常，于是解释说他的“国语”不够好，而他又很希望把他的观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众人。(14)就我们所知，鲁迅没有出席那次聚会。看来他不大可能不知道有那次大会－－显然，到会的师生约有400名，就是说在校的大抵人人都参加了。至少他总该知道，关于那次聚会，该校校刊《厦大周刊》10月9日曾有详细报导。(15)然而在他的日记里和这段时期的好几封信里，都只字未提那次会。以往一旦有甚么事情使他感到恼怒，他惯于讽刺有加，评论一番，这回却没有给我们留下片言只字。然而此举很难想象会不让他感到恼怒。也许他是在试图实践那次会后当晚他对许广平所说的话：“我现在采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16)林文庆对孔子学说的信念是直言不讳的。他的演说摘要颇能说明问题(在今天不同的时势下也还很有意思)：(17)
今日所讲此题，吾人欲有完满之解答，不可不先知孔子学说之其理乏价值，其根本目的毕竟何在，吾人能明白乎此，庶此题目不难了然于胸中。据鄙人意见，大概分为二种：
(一)孔子宗教观念及哲学观念。现在中国颇多研究新学者，受欧西文化之重染，以为孔子并非宗教(18)，此说从一八四０年以迄于今，异口同声，闻不一闻。其所持理由，以为孔子书中对于鬼神之说颇少言及，故仅标为道德之良师。其实此种思想，大缪不然。不知孔子学说，承重实际，非徒以怪诞不经之说欺人者所可比拟。至于孔子哲学，不但以当时国家社会所表现之一切事物，加以深刻研究并将古代过去之经验，潜心默察，穷探奥理，而成“一以贯之”之道。故孔子学说实为千古不可磨灭之学说。
(二)道德。孔子道德，起自家庭，渐次及于社会而国家而天下，其根本全在孝之一字。现在欧西各国，才颇赞成此道，如最近之所谓博爱等主义，无一非由家庭而起。(19)故我国孔子之道德根本，实较各国为优。且其学说凡人皆可做到，非徒托空言者可比。
(三)政治。国人对于孔子学说，最不满意之处即在此点。然此非真知孔子者。孔子之时，其所主张之尊君学说，与近今吾人所反对所不满意之帝国主义大大不同。吾人试观私淑之孟子所说“民为贵”一语即可见其对于政治主张概略矣。且其根本主张在进世界于大同，才未会不适用于今日。(20)
鲁迅是怎样对待这些的呢？显然对此他是不会没有印象的。但是此刻他所想的即在别处，所以对林文庆的观点只说了句：他是“尊孔的”。(21)可是他对这样的事都要其感到不快：校长是怎样开办这所新建的国学院的，他给新到职的教员签发聘书有多慢，他对文科主任林语堂是何等不够帮忙，他怎的留不住新院长而让国学院由一个同鲁迅敌对的因循守旧的小集团支配着。(22)9月18日，鲁迅出席了国学院首次业务会议，注意到那些雄心勃勃的发展大计，就像是受到一支粗糙的生产效率码尺的支配，“如以好草喂牛，耍挤些牛乳一般。”(23)他对校长为国学院制订的出版计划也啧有烦言。他怀疑林文庆所言是否有诚意，因为他说，当他拿出他的《古小说钓沉》手稿表示他多么乐于表现一下“生产效率”后，这事即“从此没有下文”。(24)
8.2 鲁迅与林文庆的冲突
国学院就是在林文庆这种纸上大发宏愿、金钱上严加控制的气氛中于10月10日国庆那天大吹大擂正式成立了(25)鲁迅到场了，但他对林文庆为开办这样一所国学院认真提出的理由以及他所得到学校创办人陈嘉庚提供国学研究的支持，实在无可置有。于是他评论了一番国庆焰火和当晚的表演。至于国学院，让他恼怒的也就是他看到的平庸和缺乏风格，好比无知的乡巴佬受到某些三流演员的哄骗后那种可悲的自我满足。他没有直指其非，不过他对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为布置廉价的“即成”古物展览所作一切的描写，足以说明他认为校长为国学院提出的主张毫无实际意义。(26)
但是鲁迅并没有忘记林文庆在国学院正式成立时就国学研究所说的话。四天之后，即10月14日，当他被邀向全校师生作周会讲演时，他讲了半个钟头，有意反其道而行之，讲了另一番话。他讲演的题目是〈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27)他的一个学生记下了当时鲁迅所说的话。(28)他说尽管他在厦门是教国学的，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但是鉴于他在北京时同那些提倡读经复古的人打交道的经验，以及出于他对厦门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的人的关怀，使他想到：“与其多读古书，不如少读古书！”他说，晚近号召“复古”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多数倡导者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目的是让他们成为孝子顺民。他们以读经自负，以懂得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又有多少人在“五卅惨案”(1925年)中用《论语》感化过外国兵不要枪杀中国人(29)，(天津沿海的)日本军舰导致了“三‧一八”惨案(1926年)，死伤约200人，又有多少人借《易经》里的咒语叫那些日本军鉴沉没了？(30)
他接着补充说，要救国，当今最好少读中国书：这种书读少了，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一些，但是读多了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害：越读意志越薄弱；越读越谨小慎微；越读越分不清是非。这倒不是要你们不读书了。爱读书是好事，但是不要读几乎没用的“死书”；不要把自己读蠢了而要关心世事；不要读书死，只要注意身体健康。书有好书坏书、可信之书和不可信之书。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解释说，那是就历史事实的准确性而言的。这里他是就古书的思想性说的，眼下少读些这样的中国古书。如果不得不读，别忘了明辨、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番反其道而行之的话显然是针对林文庆尊重儒家经书的陈词滥调而说的，而且是对鲁迅受命来到的、林文庆十分得意的国学院的公开挑战。但是鲁迅在他演说的下半部分又在表面上给人以用另一种见解转化他的讲话的印象。在第二部分的评论挽回了校长的面子，并且使鲁迅的演说得以有一半登载在《厦大周刊》上。之所以只有演说的后半部分摘要发表，根本没有提及前半部分，说明鲁迅号召人少读中国古书，使林文庆的自尊心受到多大的伤害。鲁迅对这一删节是怎么想的，无记载可稽。但是显而易见，听众中记得他们对策一部分讲演是如何热情鼓掌的青年们，决计忘不了那番话所受到的待遇。把这番话省去了，而第二部分则罗列较详，这种行为无从叫他们尊重学校。
第二部分讲话道出了鲁迅对林文庆的印象的另一方面，倒也很有意思。这一番话概括刊载在每周一期的校刊上，内容如下：
世人对于好事之徒，每致不满，以为好事二字，一若有遇事生风之意，其实不然。我以为今之中国，却欲好事之徒之多，盖凡社会一切事物，惟其有好事之人，而后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观科仑布之采新大陆，南生之探北极，及各种科学家之种种新发明，其成绩何一非由好事而得来。即由本校，本是一片荒芜之地，建屋以招学生，其实亦即好事。故我以为好事之徒，实不足病。
常见本校之运动场上常常有人，图书馆之中文阅觅室阅者常座为之满，当然是好现象。而西文阅览室中之报纸杂志，阅者寥寥，一若不关重要者然，此即不知好事也。不知西文报纸杂志，虽无重大关系，然于课余偶一翻阅，实亦可增许多常识。故甚望诸位对于一切学科，皆随时留心....。
惟各人之思想境界不同，我不敢劝人人皆为甚大之好事者，但小小之好事，则不妨一尝试之。譬如对于几可遇见之事物，小小匡正，小小改良便是，但虽此种小事，亦非平时常常留心不为功。万一不能，则吾人对于好事之徒，当不随俗而加以笑骂，尤其是对于失败之好事之徒。(31)
这番话受到了林文庆的赞许。作为一名在爱丁堡受过良好的现代科学训练的医生，他对鲁迅想说的话无异会大加赞赏的。可是显而易见，当林文庆完全同意鲁迅的话，并且说学校创办人陈嘉庚大力投资兴教，也是一个好事之徒时，鲁迅对他不悟这话同他极度的尊孔思想相冲突，不禁为之愕然。鲁迅还加上一句：“这里就是如此糊里胡涂。”(32)
当然，并非一切都是那样清楚明确的。鲁迅有意赞扬的好事之徒陈嘉庚，据林文庆说，原来也是拥护强调中文经书研究；认为国学和现代科学应予并重的人。而且确实，陈嘉庚在现代实用方面，当真使当时的中国为之耳目一新。他凭着自己受过了点的乡村经书教育，外出闯荡世界，明白了要重视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营体制的道理。(33)是他请来了他的朋友、现代科学家、创业者林文庆，放弃了新加坡的一切，帮他创办了厦门大学。两人都认为学校应培育新一代的中国人，他们既具有一切现代技能，同时又突出中国文化的精华。也许可悲的是，鲁迅，这位集中体现了反抗过去种种腐败的、受到伤害的传统学者，看出了自己站在一方，而受到一位好意然而感觉迟钝的百万富翁支持的文化暴发户林文庆则站在对立的一方。当中，很可能是两人间分野的实质，就是林文庆复与儒家思想的努力。
鲁迅在厦门大学又待了三个月，对那个地方越来越感到幻想破灭了。(34)只有对文学深感兴趣的同学们才给他带来些愉快的时刻。(35)他在10月14日讲演后不久，便打算把他两年的聘约缩短为一年，甚至设法更早一些离去。聘他到广州新成立的“革命的”中山大学(受胜利的国民党支持)担任文科主任之约(按：鲁迅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当时的文科主任为傅斯年。－－译者注)更坚定了他的去意，他已决定离去了。林语堂等劝他不要去，甚至林文庆和大多数同学对他这一决定都感到特别失望。(36)关于鲁迅后来对国学院的开办路子是怎样的深感厌恶，以及他在离开那里去广州前的几个月里勉强做了些甚么，这些情况值得详加论述。在这篇短文里，提一下鲁迅自己是怎样结束这一切也就够了。这番叙述见他1926年12月3日写的第三封厦门通信和1927年1月16日在开往广州的船上所写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写给《语丝》周刊发表的。
他在12月份为的信中两次说到校长，一次是说有关出版两册学术集子的事，第二次是说校长要请理科主任担任国学院顾问。关于第一件事，他说：
后来预算不算数了，语堂力争；听说校长就说，只要你们有稿子拿来，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结果，不过证明了我确有稿子，并不欺骗。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钧沈》的意思也取消，并且自己再缩短年限为半年…(37)
关于第二件事：
前天开会议，连国争院的周刊也几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长的意思，却要添顾问，如理科主任(38)之流，都是顾问，据说是所以联络感情的。我真不懂厦门的风俗，为甚么研究国学，就会伤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必用顾问的绳，将他络住？联络感情法我没有研究过；兼士又已辞职，所以我决计走了。(39)
在1月份的信中，他说到他的辞职和人们认为他何以要走。他辞职的理由是因为健康关系，这任谁都知道不过是借口。同学显然认为是校方迫使他走的。信中这样写道：(40)
不知怎的终于发生了改良学校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要求校长罢兔大学秘书刘树杞博士。(41)
听说三年前，这里也有一回相类似的风潮，结果是学生完全失败，在上海分立了一个大夏大学。(42)那时校长如何自卫，我不得而知；这回是说我的辞职，和刘博士无干，乃是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所以走掉的。这话就登在鼓浪屿的日报《民钟》上，并且已经加以驳斥。但有几位同事还大大地紧张起来，开会提出质问；而校长却答复得很干脆：没有说这话……(43)
校长林文庆博士是英国籍的中国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曾经做过一本讲孔教的书，可惜名目我忘记了。(44)听说还有一本英文的自传，将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45)，现在正做着“人种问题”。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不过现在“排挤说”倒衰退了；前天我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的，并非预备在厦门教书的，所以北京的位置都没有辞掉。(46)
鲁迅接着预料说，既然他走了，他的罪过会更大，下面他又说了11月里他在集美学校的讲演怎样得罪了该校校长叶渊的事。这所学校是陈嘉庚创办的，同厦门大学联系密切，可以说反映的是陈嘉庚制定的同一方针。陈嘉庚信任和支持叶渊，一如他信任和支持林文庆。鲁迅进而说，叶渊还说集美学校的学生闹风潮是鲁迅鼓动起来的。(47)
8.3 短暂的邂逅
鲁迅在厦门大学的4个月零12天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已说过，后3个月主要是完成前6个星期内业已存在的东西。鲁迅10月14日在周会上发表演说时，一些因素的搓合，已经使他原先在厦门大学待两年的打算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了。这些因素当中，林文庆的儒家思想是次要的但却是预兆。本人将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以结束此文。
首先，无疑林文庆很痴迷于牠的儒家思想。他就这一题目进行写作已有三十年之久，并且深信这种思想为与西方的科学价值相辅相成提供了伦理的和宗教的信念。同时显而易见，这些在十九世纪末业经他加以发展，后来又经康有为(他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间曾经到过新加坡)等人予以肯定或者加强的观点，直至他就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基本上一直末变。(48)这也许不是他的过错。中国那时一些更伟大的思想家对“五四”运动的拥护者叫喊要求实现现代化都离得远远的。甚至中国一些倡导西方思想的先驱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反过来反对他们认为过火的行为。林文庆的西方朋友当中，包括一些著名的西方学者，有很多人都害怕号召革命，害怕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主张维护中国的光荣传统者则大有人在。而且，他那位创办厦门大学的朋友和他也有同感，于是就把整个国学研究的问题委之于他的判断。(49)
有一点是有关鲁迅的数据以及写过鲁迅在厦门(50)的人所没有提到的，这就是林文庆当时正在积极筹办一所工程学院，并最后终于建成一所医学院。还有，那时学校里聘来的教员，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当中不但有戴密微(Paul Demiieville)、艾锷风(Gustav Ecke)等外国学者，并且在外国受过培训的教员和在国内受教育的教员一般多，而且教授外国语的课程也同教授中文的课程一般多。(51)这样，很可能会招来这所学校不够重视国学研究的批评。因此创办国学院一事可以被理解为林文庆在设法弥捕这一不足。然而恰巧就是这个国学院，学校聘鲁迅来的地方，成了他愤怒和幻想破灭的集中点。当然，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可以认为鲁迅愤怒的真正原因不在林文庆的儒家思想，而在林氏没能使国学研究多发挥作用，不理解国学院对青年一代意味着甚么，以及没有因此而给国学院更多的支持。相反，林文庆却把许多事务交给一批因循守旧的人去办。这些人只知讨他的欢心，从来不懂得同学对新的人文学科所怀抱的愿望。鉴于学校的权威主义结构，这种不理解，不支持也同林文庆对国学的出发点，即重申儒家学说的价值有关。鲁迅看出了(这里他可能很正确)这正是国学院没有前途的真正原因。(52)
鲁迅有了在北京时的经历，对当代这种陈旧的儒家学说持否定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对学校、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他是一位具有良好科学背景的现代人)之缺乏同情则不易解释。回顾起来，似乎鲁迅也没有脱离开中国文人学士历来的成见，瞧不起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富人，认为他是利用金钱为自己树碑文传。(53)对于林文庆这样的人，生在英国殖民地，受的是西方教育，还在渴望学习中国的东西，要同中国认同，不管是何用意，对此他肯定没有好感。在鲁迅看来，显然这位中国的“局外人”对经书不过是一知半解却在那里指手划脚，教中国的年轻人该知道些甚么、做些甚么。特别让他生气的是，一些他认为是装作内行的人和与他个人作对的小集团，则在迎合着林文庆的反动观念。(54)结果，本质上都属现代人的两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会看来己不存在：鲁迅，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内理抓住了现代性的重要关键；林文庆，生于国外，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认为需要用儒家的高贵外衣以使他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华的程度合法化。两个背景迥异的人没有弥合鸿沟的对话，无怪乎他们之间短暂的邂逅会这样一无所成。
注释
(1)陈育崧着〈林文庆论〉，《南洋学报》，卷19，第1/2期(1965年)：页132。说林文庆因已退隐，乃为招聘。但据各方记载，当时他在新加坡公共事务方面仍很活跃。所谓“退隐”，陈育崧或许是指他不再担任中国或海峡殖民地的官职或行医。但他仍拥有大量金融及商业方面的事业。
(2)1957年1月1日林文庆逝世后，新加坡许多人为其致哀，尤其是China Society的会员；见陈维龙，〈林文庆博士传略〉，Annual of the China Society (1957): PP.71-73；和《林文庆博士诞生百年纪念刊》(新加坡，1973-年)。此后，李元瑾对林文庆的思想进行过广泛的研究，《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硕士论文，南洋大学，1974年)，现正印刷中。
(3)近来有叶钟铃的研究〈鲁迅和林文庆在厦大的一场冲突〉，《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四)》(1984年)：页109-114。鲁迅日记极有价值。我引用的是收在《鲁迅全集》(共16卷，北京，1981年，以下作《全集》)中之极佳的注释版本卷14和15。9月4日事见《全集》，卷14，页615。
(4)指青岛大学来的同学俞念远。30年后他署名俞荻撰文谈起这次会见：〈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文载《文艺月报》，1956年10月10日，重利于《鲁迅回忆录》(上海，1979年)。鲁迅在日记中仅说他在8号那天来访，《全集》，卷14，页615。
(5)9月7日给许寿裳的信，《全集》，卷11，页480。据1926-1927年《厦大布告》，孙贵定是社会心理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和哲学系主任。他被列为获得过爱丁堡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是林文庆的校友，因此显系林文庆所信任的人。他曾代表林文庆出席过1930年上海暨南大学组织的重要的“海外华人教育会议”；见上述会议《报告》(上海，1930年)，页14-32。
(6)上述观点出现在他的早期信件中，最颇着的是他给许广平的信，《两地书》，《全集》，卷11，页105，114-117，118-121。有时表达得更加强烈的类似观点也见于他给许寿裳、韦素园和章廷谦的信，《全集》，卷11，页480-490。另见川岛着《和鲁迅相处的日子》(成都，1979年)，页50-64。
(7)9月20日和25日给许广平的信，《全集》，卷11，页118-121，125-128。
(8)他于9月24日辞去国学院职务。这在他27日寄给许广平的信中有生动的描写；日记，《全集》，卷14，页617；《两地书》，《全集》，卷11，页126。五天后，他又受到林语堂强留而撤销辞呈；《全集》，卷11，页133。
(9)9月23日“厦门来信”，首次发表于名为《波艇》的一本厦门月刊第一期，编者为在鲁迅指导下成立泱泱文学社的厦大学生，其中之一为俞念远(见注释(4))。这一期末注明日期，但很可能是1926年12月份刊出的。这封公开信是他用深情乃至浪漫情调写到厦门的唯一一封信。他是为了他在厦门的学生和当地读者才这样作的；《全集》中《华盖集续编》，卷3，页369-371。
(10)10月4日给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的信；《全集》，卷11，页483-484。
(11)他从1918年起发表于《新青年》和各报文学副刊的早期作品，都表明他厌恶任何复古主义者的复古观点。在他抵达厦门前发表的六卷著作中，至少二卷中有对当代因循守旧的作法进行辛辣讽刺的文章，并多次提到他在北京同一派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的论战。但林文庆对他的印象可能只是他作为作家的名声和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而不是他的激进见解。不过，鲁迅很敬仰屈原，他应当感到高兴(如果他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他自己也极敬仰屈原，并且在翻译《离骚》，他对鲁迅选《离骚》那段引语作为他1926年8月即鲁迅到厦门前几个星期在北京出版的那卷小说《彷徨》的代序，必定会赞许的。在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前往厦门之际，那种被放逐荒野的感伤情绪很可能油然而生。用他几年后的话说，他是“逃出北京，躲在厦门。”他的创作本能干涸了，因此在厦门时只能写些传奇、童话、轶闻和回忆录；《集序》，1932年12月14日作，见《南腔北调集》，《全集》，卷4，页456。
(12)1926年6月至8月间，《申报》和《时事新报》对厦大的扩建计划赞许有加，并曾报导过聘任鲁迅(周树人)的事。1926年8月4日《时事新报》摘要见《全集》，卷3，页396注6。另见卓治〈鲁迅是这样走的〉(1927年1月16日)，文载《北新》(上海)，1927年1月23日和29日；重印于《鲁迅研究资料》(北京，1977年)中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见《鲁迅研究资料》，卷2，页283-287。其他涉及这一主题的著作有文斐的《鲁迅与青年》(太原，1978年)，页18-20；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北京，1954年)；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北京，1951年)，页61-72。
(13)1925年他们在女师大同事时成为密友，当时林语堂是该校教务长。他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两人互相敬重，并有几分感情。例如林语堂发表于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上有关“费厄泼赖”的看法和两星期后鲁迅写的答复，后又发表于《坟》中，《全集》，卷1，页270-272。数月后，即1926年3月，他们两人的名字都出现在北京流传的通缉名单上(林是17号，鲁迅是21号)，鲁迅在1926年4月曾评论过此名单，见《而已集》附录，《全集》，卷3，页575-581。1926年5月林语堂受林文庆之聘，同年6月，他又说服鲁迅南来厦门，见日记记载，《全集》，卷14，页606；另见鲁迅6月17日写给李秉中的信，信中告以他打算离京南下，见《全集》，卷11，页468。
(14)《厦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大学代理秘书为刘树杞教授(见以下注释(38))。
(15)《厦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
(16)《全集》，卷11，页140。
(17)《厦大周刊》第158期(1926年10月9日)。林文庆演说的原文引自〈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见《鲁迅研究资料》(注释(12))，页294-295。
(18)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不过说是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人，使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宗教，这种提法远非清楚。在中国士大夫中，早已将儒教(儒家教诲)和其他的教作出了区别，因此很难把孔子同佛以及各种时行的神等同对待。在这种意义上，士大夫通常认为儒教高于其他诸教。西方学者不过是确认了这些士大夫业已相信的东西，即孔子不是神或先知，而是一位伟大贤明的老师。
(19)我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甚么。如果强调博爱，那就和家庭关系的排他主义正相反，甚至在那些关系内部也是严格按等级行事的。
(20)林文庆竟把“尊君”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令人费解。显然两者并不相同，抵制“帝国主义”与不“尊君”毫无关联。至于“大同”，这又回到康有为对林文庆年轻时的强大影响了；李元瑾着《林文庆的思想》。
(21)他是在林文庆演说后的当晚得出这一判断的，见10月4日给许广平的信，《全集》，卷11，页141。
(22)鲁迅对国学院几乎一开始就持批评态度，但是并不始终责怪林文庆领导无方。他还认为国学院教务主任沈兼土能力不强不负责任，对他的朋友林语堂的行政才干也没有好印象。他的生气，很多时是冲着顾颉刚和他从北京带来的人。见鲁迅书信，《全集》，卷11，页119-120、126、133-135、140-142、484-485、489-490、503-505。
(23)10月4日给许广平的信，《全书》，巷11，页141。
(24)“厦门通信(三)，收入《华盖集续编》，《全集》，卷3，页394。
(25)《厦大周刊》，159期(1926年10月16日)。这一期报导了鲁迅所藏六朝隋唐碑碣拓片展览。
(26)10月4日和16日给许广平的信，《全集》，卷11，页141、157。
(27)本题的前半部分类似他1925年2月21日就“青年必读书”对《京报副刊》的答复。那次他没有提出书名，只是发表了些议论，大意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应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重新发表于《华盖集》，《全集》，卷3，页12。为此他遭到严厉的抨击，不得不于1925年3月3日、8日和4月3日在同一《副刊》上对这一观点详加阐述，作了三次著名的答复；鲁迅1938年逝世后方经人收集，发表于《集外集拾遗》；《全集》，卷7，页248-251、页252-260、页263-265(包括反驳他的话的信件文本)。他1926年在厦门讲演的第二部分“做好事之徒”则代表他新近的思想。
(28)俞荻着〈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见以上注释(4))。他在30年后回忆这次谈话，因此他的说法可能不够确切。很可能他把他的回忆同鲁迅1925年的话和答复已经核对过了。此处收入此文，因其文字简洁，主要论点符合鲁迅的观点，较其三次答复更为清晰。
(29)R. W. Rigby, The May 3O Movement (Canberra, 1980)，对鲁迅反应的某些评论，尤见页108-111。
(30)指1926年3月18日段棋瑞开枪射击抗议日本海军鉴队驶近天津沿海的示威群众。
(31)《厦门周刊》第168期(1926年10月23日；引文出自〈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见《鲁迅研究资料》(以上注释(12))，页291-292。(查《鲁迅研究资料》第二分册页291-293，应为《厦大周刊》160期－－译者注)鲁迅在10月16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提及此事，《全集》，卷11，页185及注释(5)。
(32)致许广平的信，《全集》，卷11，页158。
(33)有关陈嘉庚的文献现在越来越多。他对教育的页献，见王增炳、余纲着《陈嘉庚与学记》(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页15-44上的简单叙述。详倩见Yong Ching Fatt, Tan Kah 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ngapore, 1987).
(34)然而应该指出，他在这几个月里写下了几篇优秀的短篇小说和文章，收集了他早期的一些最佳作品以供出版，著名的有收在《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短篇小说和两个集子：《坟》和《华盖集续编》。他还完成了他的《古小说钓沉》手稿，但学校末予出版。曹聚仁在他观察敏锐的鲁迅传记中声称在厦门的几个月收获甚丰，对此我表示同意，对鲁迅在厦门编辑《野草》一点却并不清楚；《鲁迅评传》(香港，1961年)，页91。
(35)可惜他们的文才没有给他留下印象；给许广平的信，《全集》，卷11，页212和226。
(36)聘书是11月11日接到的，《日记》，《全集》，卷14，页623。但他在决定离校前几天又犹豫了；给许广平的信，《全集》，卷11，页204和页211。然而不出几天，他要求去广州的消息传开了，林语堂竭力劝阻他不要去。但是国学院的经费问题和使林语堂的工作越来越难做。鲁迅终于说服林语堂去谋求林文庆同意让他废除聘约，年底离去，《全集》，卷11，页215、221。后来，有些学生利用他的离校来组织反对学校的示威活动，至1927年1月，情况变得严重，使学校遭受很大破坏，《全集》，卷11，页261、262、268-269、274-276。
(37)“厦门通信(三)”，《华盖集续编》，《全集》，卷3，页393-395。
(38)指化学教授刘树杞，密歇根大学毕业，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39)此处不确；沈兼士已于10月份即削减经费的会议前两个多月离开厦门。鲁迅于11月中旬前收到中山大学聘书，决定如允许他解除他的两年聘约，便打算前往应聘；注意1926年12月15日的一次采访中所谈关于于他的聘约问题，《厦声日报》，1927年1月15日，《鲁迅研究资料》重印(以上注释(12))，页270-273。
(40)“海上通信”，《华盖集》，《全集》，卷3，页398-401。
(41)见注释(38)。国学院因地方不够，曾借生物楼三楼作为陈列馆和图书室。刘教授以理科主任身分要求归还三楼房间。后来有人认为鲁迅愤而辞职，他应负责；《全集》，卷3，页402，注释(5)。另一报导称刘教授因从英美购得价格昂贵的设备，致使林文庆力求削减国学院的经费；但是看来更重要的是林文庆的复古方针和鲁迅对比的激烈反对。这已查明为他们两人间抵触的主要根源；《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见《鲁迅研究资料》以上注释(12))，页276。
(42)《全集》，卷3，自402注释(6)。
(43)鲁迅显然认为林文庆确实说过《民钟》发表(后来曾予否认)的话。我们无从确定此事的真伪。当时有关鲁迅为何辞职的谣言很多，因此不能设想《民钟》的报导确切无误。其时鲁迅已十分生气，对此细节，末予深究。
(44)此处是指林文庆的《孔教大纲》，以中文发表，但大抵为他发表在《海峡华人杂志》(Srraits Chinese Magazine)及提交新加坡海峡哲学学会(Straits Philosophical Society, Singapore)的文章的译文。我末见过此书，新加坡国立图书馆似亦未收藏。《传记文学》(台北)，卷34，6期(1979年6月)，页146所载最新传记条目中将该书列为英文书，说明该地无人见过此书。鲁迅及其同事似都末见过此书。此处他说他不记得书名，很可能是他十分瞧不起林文庆，认为不值得一记。《厦门日报》1927年1月15日(鲁迅16日在船上为此信的前一天)发表鲁迅在一月前会晤李叔珍时曾说：“他(林文庆)自奉为孔子信徒，曾经写过一本叫做“孔甚么纲的书”。他的朋友孙伏园补充说：“是(孔教大纲)吗？这个…”，两人面面相觑，哈哈大笑起来；收于〈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见《鲁迅研究资料》，页270-273。
(45)并无此种自传。商务印书馆(上海)1927年出版的是Tragedies of Eastern Lif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cial Psychology。该书试图从英属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和英国人的故事中引出假设。书中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林文庆在序言中这样概述：“Aholybab族叮能存在着善，证明人类尽管沉沦于堕落之中，但有善的天性，因而激励人们作出最大努力，拯救为远东各文明开化的政府所愚蠢地容忍的、残酷无情的交易的牺牲者。”
(46)这时谣言四起，气氛很紧张。鲁迅对厦门大学及其校长深表不满，因此对于能说明林文庆理亏的事，自会信而不疑。没有确证说明林文庆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鲁迅日记则证实1月4日林文庆曾来访过他，并于9日和13日两次为他饯行；《全集》，卷14，页638-639。这两次午宴实难十分尽兴，原来同学在1月2日已经见过鲁迅，并在劝他留校未成之后，于1月7日组织一次向学校抗议、要求根本改革学校的大会；1月6日给许广平的信和注释2，《全集》，卷11，页268-270。
(47)“海上通信”，《全集》，卷3，页400。林文庆、叶渊使得陈嘉庚对鲁迅的印象相当不好，当然这只限于林、叶二人明白。这今人遗憾的事态发展并未给陈嘉庚造成很大的不安，因为这时他正处于力图挽救他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实业以及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筹措经费的艰难困境中；见杨进发着《陈嘉庚》第4章；陈碧笙、杨国桢着《陈嘉庚传》(福州，1981年)，页36-41。
(48)此点在李元瑾的著作(以卜注释(2))中说得很清楚。
(49)陈育崧，Tan Koh Kee, the Towkay, a cas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ang Power (Xiamen University Alumni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1969)，见李元瑾著作，页83。
(50)凡在中国写过这一题目的人，对林文庆无不多所垢病。只有中国以外的人以及厦门大学校友比较宽和。
(51)教员名单及其详细学历见(1926-1927年、1928-1929年)《厦大布告》；另见《厦大周刊》，12O-170期(1925-1926年)及271-180期(1927年11月-1928年)。
(52)见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给许广平各信。《全集》，卷11，页118-276。
(53)肯定这是一位仰慕鲁迅、写过鲁迅离开厦门之事的学生的观点；卓治着“鲁迅是这样走的”，《北新》(上海)，1927年1月29日，重印于〈鲁迅在厦门资料选编〉，《鲁迅研究资料》(1977年)，第2册，页283-287。关于鲁迅瞧不起林文庆连连吹捧陈嘉庚所作捐献和牺牲，以及他掏出“两毛钱”的故事(可能不足凭信)，见洪丝丝对此事的解释；王增炳、金纲着《陈嘉庚兴学记》所作的序，页1-4。
(54)对从北京招聘来的国学院同事，尤其是据信为顾颉刚引荐来的陈源和胡适的崇拜者，鲁迅的敌视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同时又略带使人迷惑之感，甚至让许多仰慕鲁迅和顾颉刚的人都感到很尴尬。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促使鲁迅认为林文庆是个平庸、霸道、无知还带三分傻气的冒牌内行。对林文庆尤其具有悲剧性的是，鲁迅离校后，紧接着顾颉刚也离校了，去的也是广州中山大学；见1927年7月鲁迅和顾颉刚的通信，发表于《三闲集》(1932年)，《全集》，卷4，页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