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修宪风波的后遗症
沈观仰
3月9日国会第2次特别会议，终於通过了修宪法案，也接纳了统治者提出的数项反建议，看来这次统治者会签署赞同被修改过的修宪法案，一场修宪风波也将告一段落。
表面看来，修宪危机最终通过政府与统治者会议的协商而告和平解决，整个事件成为我国议会民主成长历程的重要里程碑，国内封建阶级势力向广大人民的意愿低头就范，从此无人能超越法治制度与精神。
但是关心国事的人士，难免仍须审视修宪风波的后遗症，从中分析它对我国长短期时局发展的影响！
首相手上一张皇牌
无可置疑的是，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成为整个修宪争论的最大贏家，随着修宪法案的通过，首相个人的政治威望，以及对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支配力，已达到了另一个巅峰。此时正当反对党联盟因对修宪课题持不同立场之际，政治势力似乎处於低潮状态，倘若占尽舆论优势的执政党突然举行闪电全国普选，反对联盟的短期前景恐怕不能乐观！
1990年全国大选之中反对党阵线提出两线制的口号，肯定已给了首相一场虚惊，他实在不堪成为首位巫统失去国会三份二多数控制权的国家领袖，如何分离与挫击反对党联盟，该是首相自1990年以来处心积虑的首要政治议程！
闪电选举永远是首相手上一张皇牌，但是他使用这张底牌与否，仍胥视其他数个因素。
收复州政权的考虑
国阵政府在来届另一个策略性的重点，该是着重於收复吉兰丹与沙巴的州政权，因为倘若反对党执政州政权现象蔓延至其他州属，一来联邦中央集权的优势会被削弱，二来人民将会突破“反对党不能做政府”的意识瓶颈，一党专政的马来西亚政治文化可能一去不复回！目前联邦政府领袖大肆挞伐吉兰丹苏丹与回教党，以及对沙巴团结党摆出在沙州选举备战的姿态，都是国阵意图收复这两州的州政权之迹象。
以目前局势看来，自从选区划分的检讨被选举委员会撤回之后，国阵仍须时日在吉兰丹与沙巴布署，才能与回教党及团结党一决长短。此外，何时沙巴的团结党欲乘新选民名册生效以前举行州的闪电选举，则是团结党的策略先机，这个战役未启幕以前，全国普选的机会尚未呈浓厚！
巫统内部矛盾的影响
除此以外，在今年11月3日巫统举行党选以前该党内部政治暗流的指向，也是身兼巫统主席的首相马哈迪医生所该考虑的未知数。虽然说，目前巫统党内无人能威胁或动摇首相的领导地位，但是首相个人的威信逾高，他手下的多位重臣猛将更加谁也不服谁，巫统领导的承继权即将成为该党潜伏着的党争焦点。
自从我国出现政商利益休戚相关的现象以来，金钱政治已介入历届巫统党内的选举，有条件承继马哈迪医生的第二、第三线巫统领袖本身或许不愿涉入党争，但其无数追随者或将为了个人与集团的政商利益，怂恿领导人争取最高领导的承继权。国家经济迅速成长所带来的致富机会，也为巫统内部永无休止的紧张埋下了伏线！倘若巫统内部的矛盾在将来数个月内爆裂为公开明朗化的斗争，而首相的慑镇力不再足够调解党内各派系的恩恩怨怨，首相则可以在巫统II月党选以前举行全国普选，通过委派候选人以及大选后委任各部长的权力，来安排巫统领导承继权的程序。
不容忽略马来民间反应
最后，我们也须尽力透视马来社会民间对政府修宪行动的反应。根据各传媒的报导看来，多数马来人似乎支持修宪，但由於我国英、国语文的传媒独立性有待商榷，鲜少报道反对势力的言谄，我们对马来社会的动态，缺乏透明性的认识，因此极难对马来社会各层面的心态与意识指向，做出任何权威性的判断。
表面看到的是，城市地区的马来新兴中产阶级，包括马来社会的文教界、商、政、企业界的中坚份子，倾力支持巫统的修宪行动，因为这批马来新兴中产人士是巫统30多年治国政策的直接受惠者，无论宪法如何规定统治者是马来民族权益的保障，这批新兴马来中产阶级心知肚明，只有巫统才是他们真正的保护人！
但我们若以常理来推断，散居在各社经落后州属如吉兰丹、吉打、丁加奴、彭亨的乡区马来社群，是否能一夕之间切断他们对统治者在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性的脐带？对乡区保守的马来社会来说，巫统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否能取代传统君王的地位？而巫统直接挑战统治者地位，又为乡区的马来人，带来何种刺激性的强信号？
至少我们知晓，巫统以马来民族主义的政策治国，改变了马来民族的命运，但也在马来社会蜕变过程中，冲击马来人对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思，有者自然认同巫统的斗争路线，有者则从各层次投映各类不同的反应。回教党90年在丹州大胜执政，即是某部份乡村马来社会选择宗教精神生活为生命主导的象征，对他们来说，生命的终点并非巫统所能带来的物质生活的进步而已！
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成长历程中，历史的连续性对民族自我的自觉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巫统修宪行动对这个历史连续性的心理依赖，肯定在广大乡区马来群众之中投下一枚文化原子弹，使他们遭受到民族灵魂被撕裂的痛苦，这一部份马来群众在下届大选中将会表现哪一种的反应是个有趣的未知！
或许3月9日国会特别会议，并未真正解决我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国内的政治是逾来逾具挑战性，在复杂艰辛的过程中，显露着生动的可能性，这该是发展中国家政治进化的必然结果吧？
（19-03-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