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后的大趋势
黄永安
我国的第10届全国大选终於过去了，谁赢谁输固然重要，不过，看来也不可忽略的是以本届大选为标志，或从本届大选竞选期间及之前持续一年余的“烈火莫熄”显凸出来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大趋势。
朝野政党的军师们相信也会在大选情绪稳定后，冷静探讨这些趋势，以便各自在党内实行改革变法，或筹划2004年的来届大选。
本届大选与1995年和更早之前的8届大选的最明显不同之处就是网际网络的大规模使用，冲击主流媒体及其公信力。
在野党及支持者在使用网际网络方面较国阵精明与先进，在很大程度上抵销了一面倒的主流媒体的压力，同时在文宣攻势中夺回一定的主动权。
行动党及公正党在使用网络作为文宣与组织工具在本届大选中虽还可说未普及乡区，不过，在未来的几年中，随着使用网络的用户人数增加，相信形势会进一步起变化。
国阵相信也会从中吸取教训，迎头赶上，不过，国阵的威权结构及意识形态能不能产生在行动党、公正党和回教党中的创意型网络宣传家，则有待分晓。
与网络政治分不开的是青少年的参政在“烈火莫熄”发生后激增。
据学运领袖杨凯斌统计，至少有5千余名各族学生投入助选运动；在此之前，以杨凯斌和庄白琦为核心的华裔政治的新兴力量也配合马来民族青少年的世纪大醒觉，重新翼下华巫2族为共同的民主与人权理念，而合作与整合的基石。
对比之下，青少年和大专生的政治醒觉还是以马来人与回教徒居多，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印尼改朝换代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不过，由於新一代的华裔也精通马来文与英文，加上资讯工艺的发达，相信印尼的民主化进程在未来几年也会逐渐在非马来人新生代产生进步的作用。
印尼与之前台湾的民主化也将通过华文与马来文的语文系统，强化我国华巫2大民族新生代的民主意识；民主与人权的课题与理念，从此再也不由英文珑断表达管道。
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趋势便是国内种族主义的淡化，包括华人沙文主义的衰退。
坚持马来民族主义的巫统老领导与马来社会长老，以及华社中一些“大中华主义者”，相信人数会越来越少，而且还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一步受到华人新生代以普世价值观、功能性诺言及现代化的思维所冲击。
更具体说，虽然巫统在“烈火莫熄”一开始时就向“民族叛徒晓以民族大义”，结果明显缺乏效力，特别是城市地区；同样的，“中国牌”在华社也显然完全失效。
从这个角度审视，巫统与不少血缘与籍贯的华团所面对的时代冲击是一样的，即缺乏现代社会专有功能的社会组织逐渐失去凝聚力与吸引力，因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政治感情日益本土化与全球化。
也许是因为这个共同的“边缘化危机感”，老一辈的巫统与华团领导人在面对“烈火莫熄”的挑战时，似乎建立了一条统一阵线，同仇敌忤。他们是否以马哈迪医生为精神领袖，则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的各族人民都通晓双语或三语，而这个大趋势的持续对以不同语文搞不同的政治宣传的作法，也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替阵的形成及成功达致一对一的协议，也可说在民族与宗教关系上，产生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因为领袖、基层与支持者在相当广泛的层面上有了合作、谅解、沟通与互助的机会。
替阵在未来几年会不会各奔东西，或以安华的《亚洲的复兴》一书中的文明对话作为团结的思想架构，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在面对资讯工艺、区域政经形势变天、世代转移、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挑战，朝野政党、社会团体和传媒又应作出怎么样的调整与再定位呢？相信大选成绩揭晓，还有很多事情待探讨。
问题之一是政界、报界、工商界与社会团体的策划和决策人是否能看到大局与大趋势？
问题之二更严重：夹在新生代与“爷爷”之间的中生代，能不能在“爷爷”们完成历史使命之后顶上以领导弟妹们？长期在心理与心智上依赖“爷爷”的“兄姐们”，有没有知识、智慧与思想上的能力统领牙尖嘴利的弟弟和妹妹们？
如果不能，相信很多机构都会面对结构崩溃的危机！
（30-11-199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