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大学学院学术丛书第十九种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安焕然
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2017
安焕然，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现任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暨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南方大学学院第一届卓越教师奖得主（2013）、新山中华公会颁“历史文献有功奖”（2007）。《星洲日报》专栏作者。著作有《南方侠客——陈联顺传》、《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合著《宽柔纪事本末》、《公心与良心：郭鹤尧传》、《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远观沧海阔一海南历史综述（海南•马来西亚•柔佛）》等专书。
南方大学学院学术丛书第十九种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作者：安焕然
排版编辑：袁家芸
出版经费赞助：拿督陈联顺家属
出版/发行：南方大学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PTD 64888, 15KM
Jalan Skudai, P. O. 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07-5586605/Fax：07-5563306
承印：康德有限公司No.2 & 4, Jalan Bukit 8,
Kawasan MIEL, Bandar Seri Alam,
81750 Masai, Johor, Malaysia.
出版日期： 2017年2月
定价：RM38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Johor Bahru
Chinese community：A Socio-Cultural
Study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uthor by Onn Huann Jan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安焕然,1968-
[Wen hua Xin shan：Hua ren she hui wen hua yan jiu]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安焕然
（南方大学学院学术丛书：第十九种）
ISBN 978-983-2453-55-0
1.Chinese—Malaysia-Johor-History.2.Johor--History.
3.Johor-Social life and customs.I.Title.II.Series.
959.51194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序
导言：乡土史研究与文化新山
第一部：学术史回顾
第一章 “本土”抑或“中国”：东南亚华人研究视角评析
第二章 传承与建构：华人文化调适的研究思路
第三章 戴国輝与东南亚华人研究
第四章 新山华人史研究的乡情魅力与地方格局
第二部：新山华人社会研究
第五章 国家介入与华社公系统：1850-1950年马来西亚新山华人社会文化格局的形成
第六章 潮帮、广肇帮与超帮：宽柔学校的创办与新山华社“公系统”的参与
第七章 新山潮人、客家人与海南社群移殖的比较研究
第八章 郭鹤尧与新山华社
第三部：文化新山
第九章 神人嘉年华：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
第十章 中秋园游会与文化新山
第十一章 廿四节令鼓与马华文化的创造
第十二章 马华现代诗曲创作与陈徽崇的音乐教
第十三章 造桥的人：“文化新山”的跨文化自觉与跨国越界的双向接轨
序
《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这本书有十三章，加上导言，共十四篇论文。内容和主题集中于“文化新山”的研究探讨，并以三部分，分属“学术史回顾”、“新山华人社会研究”和各项“文化新山”的文化扎根活动及其再造发展的研究范畴。
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在2003年出版《“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后，在学术研究思路上的再寻路。“本土”与“中国”一直是我的学术关怀与纠结。然而，要超越“本土”与“中国”的迷思，我们就需要在“本土”与“中国”之间，寻找一条研究道路。
这些年来的研究与思索，我认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应是一个建构中的进程。如果把华人文化的建构比喻为一棵树的成长，因土壤、水份、气侯环境等的不同，经各种跨文化的互动、冲击、挑战和接纳，以及本身在地化的成长经验，其开枝散叶，开的花，结的果，自然就是一种“创新”或“再生”的文化个体。“文化新山”即是华人在新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建构过程。也因此，它涉及族群认同与文化重构的问题。我们欲探视的是，华人“文化新山”它如何建构？为何建构？而在文化的建构中，它有哪些关键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组件和动员的力量？它有何跨国越境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它常常又主要是在哪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详见本书导言〈乡土史研究与文化新山〉。）
就新山华人历史的论述与研究，史料搜集是基础工作。但史料在手，还在于如何解读。新山华人史的撰述，不应只是一种“弘扬乡土文化”的心态，或只停留在做地方史料填空的工作。以一个地区的华人社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强调的是以一个华人群体出生和成长的那一个市镇为中心地，探讨他们的文化如何本土化建构的过程，探讨其成因、特性与共性。对本土语境的把握是必要的，也是最为根本的要件，但在研究视角上，“本土”与“中国”可以兼容。把握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回归到世界史的视野，以探华人文化的传扬与建构的历史脉络和历史情境，及其在跨国越界的社会文化资源网络世界中，如何整合、再创造、传扬和交流的情形（详见本书第一章〈“本土”抑或“中国”：东南亚华人研究视角评析〉）。
本书第一部“学术史回顾”的四篇论文的一个共同点，强调从事华人研究，需把握在地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脉络，也要留意其外部和内部更为复杂的各个层面。其中，国家机关的介入与华社“公系统”的文化场域，是华人研究不可忽视的关注点。这是本书之第二部“新山华人社会研究”所收的四篇论文的阐述重点。而探讨“文化新山”，必须考量到时间、空间和人的因素。所以在本书第三部“文化新山”的五个章节，重点讨论了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中秋园游会、廿四节令鼓、陈徽崇的现代诗曲创作及其音乐教育的文化实践，最后论述“文化新山”的跨文化自觉及跨国越界双向接轨的文化交流互动。
要感谢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曾玲教授这些年来的教导。学术路上多蒙师友、南方大学学院及华社华团的厚爱、帮忙、照顾和提携，感铭于心。继2003年《“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和2010年《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的出版，这些年来虽有一些论著，但多是主编和合著。2015年撰写了《南方侠客：陈联顺传》。感谢拿督陈联顺家属之赞助，并以部份售书充为新书之出版经费，这本《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方得以付梓。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感恩。
感谢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高级执行员袁家芸的协助编辑排版，以及中文系曾丽文同学等人的帮忙校对工作。也要感谢南方大学学院出版这本书。
安焕然 谨志
2017年2月1日
导言
乡土史研究与文化新山
我只是就一位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谈谈我家乡华人社会如何在地化建构自身“马华文化”的一些经验分享，盼能与各“地方史研究”对话，看看是否能有一些相互参照之启示。
2014第十届嘉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地域社会的组成与秩序运作：嘉义研究新思维”之圆桌会议，和我同台与谈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科大卫有说，研究家乡历史的人，自然有一份生命经历的情感。其中的历史叙述有很多的集体记忆、想象和认同成份。但如何跟不是本乡的人讲家乡的历史，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不一定要印证什么共同的“代表性”事物，而是要讲我们的家乡经历过什么“过程”，而你的家乡有没有呢？有没有“共同的话语”来介绍我的家乡？
如此说来，若要介绍“大马”、“马华”抑或我的家乡新山(Johor Bahru)的华人文化发展(“文化新山”)，是不是也要考虑到我的述说对象？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吹嘘“弘扬”地方文化，抑或一直在操作泛谈马华的“悲壮”情怀。
另一方面，谈地方史研究，不应只是停留在“地方”上，而是要去解决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应只是用机械性的理论来套装，或把自己的在地化经验也硬套在别人的在地化历程，以自己在地化经验的那把尺去衡量别人的在地化“深度”，竟而忽略各自在地的历史文化情境脉络，把“地域”的自主性特色都给抹煞了。由此，我想从一则妈祖信仰的比较研究谈开去。
一、从一则妈祖信仰的比较研究说起
台湾文化的“在地化”，有其精彩的独特历史轨迹，学者多有论述，不赘言。然而这种“在地化”的风华，若进行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其中的视角观察，则是另一层探视。有学者曾以新加坡与台湾两地的妈祖信仰之差异做比较，认为新加坡妈祖庙仍由各会馆支持，保持移民在大陆原乡的祖籍分类，而台湾妈祖之所以区分北港、新港、大甲妈祖，展现地区效忠或地区认同，那是因为台湾妈祖信仰已经“在地化”的体现。这位学者还指说台湾妈祖庙盛行进香活动，更喜称源自湄洲妈祖，争相前往湄洲进香；但新加坡妈祖庙则相对地未如此热衷于此习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台湾政治上尚未独立，而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宗教上也独立了。（注1）
像这样的对比论述，存在盲点。如果把上述所谓的“在地化”与否的比较研究，置与新加坡毗邻，更早就己“独立”的马来西亚，其立论就更显牵强和唐突。事实上，新马两地的妈祖信仰有其自主的在地化轨迹。除有隶属血缘性宗祠的天后宫和隶属地缘性的天后宫，亦有不少在地化的区域性天后宫和妈祖庙。
举其一例，创建于1945年的马六甲兴安会馆，其新会所于1971建竣时，兴安会馆接受神庙联谊会建议，将原附属于会馆内之天后宫正式个别注册为兴安天后宫神庙组织，开放予各籍贯人士进香。1972年设立兴安天后宫理事会以来，处理社会福利和弘扬妈祖文化，推广妈祖扶危救厄的济世精神。先后移交善款予圣约翰洗肾中心、红新月会及捐赠贫病者医药费援助金及捐助老人院等社会福利。
2014年10月19S,马六甲兴安会馆主办的“马六甲妈祖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妈祖文化讲座，有幸受邀主讲《妈祖信仰与海洋文化》。吸引我的是会场张贴的海报“妈祖慈悲心，欢喜祈福行：马六甲妈祖文化节”。（注2）这张海报是以安奉于马六甲兴安会馆正殿的三尊妈祖神像为背景设计，依大小排列，最前一尊据说是创馆之初，1940年代从祖籍原乡湄洲接灵之金身。中间一尊妈祖神像，则是于2013年拜访台湾大甲镇澜宫“取经”游神经验时所获赠。而后座一尊妈祖神像则是马六甲本地所雕。2014年闰九月初九，该宫主办马六甲古城首次之妈祖巡境祈福大游行，兴安天后宫的这三尊妈祖神像一起出巡保境。
就此妈祖信仰，既有其“在地化”，亦保有祖籍地神缘，又有其跨境神缘的交流，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二、乡土史研究与弘扬地方文化
如此说来，马华的这种“在地化”究竟会有什么内容？1990年代，曾被马华知识界划为“本土派”，我在〈再掀一页马华文化本土化运动〉一文中强调，马华文化的建构，应当以“马华”为主体。（注3）不论是回应“文化中国”，还是回应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建构，马华文化有些什么内涵？忽略文化研究应扎根于本土的意义，拿不出实在的东西去和人沟通，遑论本地华社有谁敢去与马来知识界谈什么“回儒对话”。这是十多年前，尚作为一位“愤怒青年”文化评论者，向马华社会的叩问。
我当时还提出了马华“区域研究”的概念，指出必须正视到马来西亚各区域性的华人文化特色。以往学界关注的焦点，多从华文报章“全国版”获得的讯息来泛谈马华文化，可是那常只是主流媒体过度渲染的一些泛政治化的文化课题，而且很多时候是以“首都”吉隆坡的文化课题来代表整体马华。事实上，若用心去分析，槟城、新山、马六甲、吉兰丹乃至东马等地的华人文化形塑、展现文化个性的路向，亦多姿多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均展现了各个区域性华人文化的生命力及其生存模式。
后来，我投入在地的华人研究史料搜集工作。2001年，南方学院与柔佛州的11间潮州会馆进行“搜集柔佛潮人史料合作计划”，2004年进行搜集柔佛客家人史料，和2006年柔佛海南人史料搜集合作计划工作（该计划延续至2009年）之接续展开，我是这三项史料搜集合作计划的执行主任，通过口述历史、田野调查和档案资料的搜索，点滴搜集资料，加上我们的“田野行脚”获得报章地方版媒体的多方报导，也多少激起在地华社正视乡土史和热诚参与的风气。诚是相类于台湾“家乡守护”乡土教育之推广。
然而，我们的“乡土史”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格局，大部份的研究尚停留在史料考证和地方掌故的搜集阶段和整理，做“史料填空”的基础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自觉成了华人地方史研究诠释的“建构者”。主要是在强调华人奋发拼搏的精神，凸显华人对斯土拓垦开发的贡献。事实上，这种或纯粹为了弘扬地方文化的地方史研究，很容易落入画地为牢的困局。
三、区域史研究的思考
借用陈春声对潮学研究课题的思考，他指出，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常常是本乡的学者，由于个人情感和土地的交融，并赋予地方史工作独特的魅力，去寻找一些熟悉的感觉和藉此来表达和巩固对乡土的认同感，他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有一个“弘扬”的心态。因而，除了一些史料搜集的文字填充工作之外，地方史研究者很多时候也扮演着历史“建构者”的角色。然而，做为一个学者，必须对此要有所自觉，在学术发展道路上，要有更深沉思考，不应仅沉溺于地方史文化特色“弘扬”的格局。希望有更高视点的学术对话。陈春声鼓励说，我们应该要从“地方史”格局小小的“魅力”中超越出来，走向“区域史”的研究。（注4）
“区域史”研究与过去传统的“地方史”研究不一样。因为“区域史”研究主要是当成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仅是空间结构的问题，而是要把“区域”跟“人”联系在一起。若用此区域研究概念来理解马华历史的社会文化研究，论者最感兴趣的，应是研究马来西亚各地的“华人”的社会文化活动，而不仅仅是在一个行政区划里，或如吉隆坡、槟城、新山这个“地方”所发生过的事。因为，人的活动和思想交流，它涉及到一个人对地方的认同意识，以及跨国越界的资讯交往问题。这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
再从在地的族群认同来看。当代族群理论强调的是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学界的研究取向关注焦点，己由“事实”(fact)转移到“情境”(context),由识别、描述“他们是谁？”，转移为诠释和理解“他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是谁？”。（注5）
换句话说，族群认同，在于它给予了我们在世界上的某个“位置”，知道“我是谁？”。但是，族群认同在“文化”中往往是被生产、消费与管制，并透过“再现”的象征系统(symbolic system),进而产生与我们可能釆取的认同“位置”有关的意义。（注6）因而我们对族群的理解，就不得不关注于其历史情境和其所在国家、地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互动关系。
为突破以往马华史常沦为“抗争史”、“悲壮史”、“奋斗史”和“贡献史”等概念化的叙述，或“地方志”史料填空的研究格局，区域史研究提出的“地方感”概念值得马华学界借镜。问题是，在马华的区域史研究之中，什么才是马华的“地方感”？马华有无其自身的“地方性知识”？避免缠绕于这些抽象术语的束缚，说得简单些，马华“区域史”研究它更需对在地华人的“本土语境”要有所认知。
结合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一个“地方”，它不只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是指涉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它涉及到价值和归属的讨论，因而作为一个区域史研究的“地方”在比较深刻的意义上，也是没有所谓固定不变的位置的，关键在于这个地方的“华人”对这块地方情感联系的问题。
例如我现在居住的马来半岛南端柔佛州(Johor)首府新山(Johor Bahru)。对新山华人来说，“新山”不单纯只是一个马来西亚地方行政首府的地理区划。从新山华人区域史研究的了解，“新山”已是在地华人的“家园”，建立了“新山人”或“马来西亚人”或“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有他们的地方情感和本土语境。以此区域史研究概念来分析、理解“马华”，则它涉及了华人如何运用其本土的历史集体记忆和各项社会文化资源，在这个地方构塑“家园”认同的心路历程。这是马华从“地方史”研究到“区域史”研究，对历史内在脉络和历史时空情境的把握和理解，应当要有的自觉和基本认知。
四、“文化中国”、“文化马华”和“文化新山”
谈到华人历史文化的建构问题，又不禁让人想起“文化中国”之倡议。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港澳协会和《中国时报》在港中大举办“文化中国展望：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尽管如此，这个概念并非创新。1988年，傅伟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东大出版)、1985年《中国论坛》也以“文化中国”为专题，而事实上，1970年代末，一批马来西亚留台生所办的《青年中国》，早以“文化中国”作过专题。
当然，谈“文化中国”，最著名的当属杜维明。1990年代初，杜维明提出“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的概念，认为“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为“华人”的释解提出了另一向度的思考，颇为受落。（注7）
然而，探讨文化中国，它不应该是一个纯粹儒学的文化观察，还应该考虑到很多种类的华人文化的存在。对民间文化的忽视就是杜维明的其中一个盲点。另一方面，杜维明“文化中国”的提出，原意是要消除中国文化霸权的偏见，但有点吊诡的是，谈“文化中国”却又不免陷入文化霸权的危机。对比较弱势的国家或文化而言，如印尼、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等，文化中国可能有威胁他人的危险。（注8）
东南亚学者有的甚至拒绝“文化中国”的概念，认为这样的词汇概念未能摆脱“中国”这个想像的中心。而在马华，也有学者提出“文化马华”以作回应。首倡者何启良就指出，把中华文化无限放大，相等于马华文化，实有不当之处。因为，马华文化的“马华性”(Malaysian Chineseness)才是其最特殊的素质。华人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化历程中，对中华文化大致都是经过筛选的。实际上，经过了时空的变迁，马华文化已作多层次的演变，远非中华文化传统所能禁束或阻遏，所以才会有“马华文化”一词的出现。讨论马华文化时，必须考虑到其时空特性。华人移民从中国带来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和价值观，随着历史的变迁，华人在当地的文化扎根，已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延伸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立基于本土关怀的文化自觉再建构的过程。马华文化和中华文化根源虽同，但客观条件和面对的问题不一样，解决的方式当然也有不同。马华文化之所以“马华”，涉及到它的文化归属性问题。（注9）当时，我与许文荣等几位被划为“本土派”，也参与了这场“文化马华”之建构论述。
但“文化马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次，“文化马华”也不应只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如果说，华人的文化调适，是一个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因而其传承与变迁，无疑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建构历程。学者曾花了不少心力在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持续抑或同化、涵化及融合的探讨。但是，如果说文化调适及涵化是战后以来必然的趋势，更需关注的是其文化调适的程度问题。华人社会如何进行其既在地化，又具现代性意义的文化调适？其建构中的华人文化的社会资源、历史资源及文化资源有哪些？这方面的学术导向仍有待开拓和延伸研究。也因而，欲探讨这些在地化的“建构”问题，已经不是儒雅清谈“文化中国”静态概念的回应。这己不是同一个关注点了。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应是一个建构中的进程。如果把华人文化的建构比喻为一棵树，其主干主体当然是“在地化”、“本土化”。其根和种子虽主要源自中华文化，但因土壤、水份、气候环境等的不同，经各种跨文化的互动、冲击、挑战和接纳，以及本身在地化的成长经验，其开枝散叶，结的果，自然就和“中国”不一样，而是一•种“创新”的文化个体。
不论是否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这棵树是否会被连根拔起，能否经得起风吹雨打？其长成的果实是苦、是毒？还是烂掉？抑或比祖籍“原乡”的来得更美、更好、更甜？我想，这就要看看其成长过程中的各项要件和因素主导了。
这其中，不能忽略在地国家政策的制约和干预因素。也必须正视不同地区华人社会内部复杂的差异性和其独特性的历史渊源，以及政治经济和世界思潮和区域局势变化的考量。而国家机关与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除了对抗与协商的文化策略应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还有一些更为关键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例如我们常言的华人“社会”，指的是什么？亦即其文化建构、打造、谈判、角力的场域在哪里？是衣食和沟通讲话的私场域？抑或更多是涉及华人寺庙、华人义山、华文学校的“公场域”，以及一些己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如“华人传统”、“华文教育”等等？
另，华人文化的主要建构者是谁？所谓的“文化精英”是哪些人？他们为何，又如何要如此择善固执去打造这样或那样的“传统”华人文化？以上这些提问，都是有待更深一层研讨的问题。
但若仅仅是从概泛性谈论“文化马华”，亦不易“深描”其中的实象。2009年，我以“文化新山”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即是对马华“区域史研究”所做出的再检视，盼对“文化马华”的建构探讨，能激起一些有意义的学术对话。（注10）从对“文化中国”的回应，到“文化马华”的强调，再到“文化新山”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寻路的对话旅程。
当然，“文化新山”一词的构组，与其套用杜维明的Cultural China（文化中国）英文组词概念，不如回到中文的多释语境中去探寻其精妙之处。毕竟这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化新山”，其“文化”二字可当动词解，更能彰显华人“文化新山”的涵义。把“文化”当动词解的“文化新山”研究取向，探讨的是华人如何通过其文化建设与发展，让华人文化扎根于新山这座城市的心路历程。更贴确地说，那是“华人社群在新山的文化建构”或“新山华人的文化建构”课题。
相较于文化“中国”或文化“马华”，“文化新山”的研究视角，更强调了在地的本土情境的把握，以“新山”这个南方边城为核心，来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调适和文化建构，是一个华人社会文化的“区域史研究”取向。它同时兼顾马华文化建构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也可作为华人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境外”自成一个“新生主体”发展的文化参照。
“文化新山”即是华人在新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建构过程，也因此，它涉及族群认同与文化重构的问题。我们欲探视的是，华人“文化新山”它如何建构？为何建构？而在文化的建构中，它有哪些关键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组件和动员的力量？它有何跨国越境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它常常又主要是在哪些领域中体现出来的？
如果说“文化新山”是指华人在新山的文化建构过程，则“新山”对于这群文化构塑的华人社群来说，亦是别具意义的。不论你是“新移民”还是“老新山”，大家需要建构的是对这座城市“地方感”的重新认同。关键在于，新山这个地方，它有哪些“视觉感”（有我们看得到的地景）可以供人文想像的，能够引发“社区感”的、“时间感”的、一些可以共享的价值，以及更为重要的是，新山这个地方它决定了我们成长的“经验”。不论是“地方感”或是“地方知识”，它都是一个“经验事实”，它带有记忆、想像与认同，是个复杂的概念。（注11）
因而，1986年全马第一个中秋园游会、1988年廿四节令鼓的创造、近年来柔佛古庙游神的声势壮大、2009年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成立，都成了“文化马华”的“新山品牌”。新山华社对“独尊义兴、五帮共和”、“一山一庙一校”的“古庙精神”以及“宽柔学村”等概念的提出，也都成了当今新山华社凝聚动员的重要口号和强化集体记忆的旗帜，而这其中又有地域社会的组成与秩序运作。
本文原为2014年10月24日至25日第十届嘉义研完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桌会议“地域社会的组成与秩序运作：嘉义研究新思维”与谈讲稿之补充修订。
感谢会上江宝钗教授、郑牧仁教授提供宝贵意见。
2015年修订。2017年1月再修订为本书〈导言〉。
注1：张珣《妈祖•信仰的追寻：张珣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页10-ll。
注2：这项妈祖文化节的挙行，据马六甲兴安天后宫和马六甲兴安会馆执事告知，是妈祖降鸾，于2014年闰九月巡境祈福。天后宫执事乃策划，号召马六甲古城内五十余间有安奉妈祖的宫庙集聚，在闰九月初九举办古城首次的妈祖巡境祈福大游行。并于农历九月初九至闰九月初十期间，举办一系列的妈祖文化节活动，包括妈祖升天日祭典、兴安会馆69周年馆庆、双十节庆家乡美食义卖会、妈祖文化讲座、妈祖电影分享会、诗词笔会赞颂妈祖、妈祖庙会（提线木偶戏、文化摆摊、风味美食、妈祖讲古、弦歌丝竹）、闰九月初九的妈祖巡境祈福大游行（全程十公里）及闰九月初十的妈祖之光舞剧暨千人平安晚宴。
注3：安焕然〈再掀一页马华文化本土化运动一给《文化总纲领》和兴革大会一些建议〉，《星洲日报》星洲广场〈边缘评论〉专栏，1997年3月30日。
注4：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潮学研究》第11期，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页18-45。
注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2001,页20-21。
注6：(英)Kathryn Woodward等著，林文琪译《认同与差异》，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页3。
注7：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新加坡：国大艺术中心，1996。
注8：周英雄、陈其南〈文化中国的考察(代前言)〉，《文化中国理念与实践》，台北：允晨文化,1994,页5。
注9：何启良〈文化马华：略说马华文化认同的困扰和复归〉，林水檺、何国忠主编《中华文化之路迈向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1995,页246。
注10：安焕然《“文化新山”的边城风景：战后马来西亚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9月。
注11：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译：《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页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