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知识分子的悲情与悲剧
唐彭
翻开数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固然充满了帝王将相威尽一时的纪录，但是，知识分子在重重压力下所展现的智慧火花，却更是光芒万丈的照耀古今，成为每一个时代强权下不屈的英灵，塑造了人类的文明，树立了丰朗的典范，而令人景仰。
到如今，教育普及，资讯发达，封建传统的专制时代已远，自由平等的民主时代到来，按理，社会的日趋合理化，必然减少了社会的矛盾，那也就减少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壮使命。但是，人的社会竟是如此多纷扰，社会的问题依旧层出不穷，新时代仍然呼唤知识分子仗义现身，冀望知识分子出来力挽狂澜，使灾难消溶、社会清明。
于是，每当国家风雷激荡、政经巨变的时候，就是谈论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时候。
难道知识分子是一个常与灾难同生的不祥的名词？
到底谁才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担当得起如此的重托？
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什么？
知识分子的挑战又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称为“士”、“儒”。“士”是指研究学问的人，也是官名。“儒”除了是学者之称外，也是孔子之道和研究儒家学术者之意。由此可见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以儒家学说为知识主流的事实。近代的知识分子本意为任何阶级之具有相当知识学术者。但是，由于历代忧患的洗礼，社会已为知识分子风蚀出一具精瞿的岩雕，苍凉地顶立在天地之间。那伟岸的知识分子，应是知识渊博、胸怀大志、批判是非、勇于担当，并以修齐治平为职志，以建立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为己任的读书人。可见，知识分子早已从泛泛的读书人中脱离而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绝不是一个死读书的读书人所可比拟的。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教育普及、知识爆炸的年代，社会不再封闭，教育不被垄断，高等文凭学位人人可得，人人都可成为专科专业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又应扮演什么角色呢？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生在封建专制的时代，钻研的多是综合式的人文知识，在庞大的官僚政治体制下，科举考试、加官进爵、忠君报国、以利天下，便是他们毕生的理想，这是一种广义的“立功”。
一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若不被当权所赏识，只好退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这是一种保守的“立言”。
若不甘平淡，则可开馆纳徒，。授业解惑，作育英才，这是一种积极的“立德”。
“立德”“立功”“立言”，即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三不朽”。历史便因这许多知识分子不屈的脊梁，写下不朽的风骨。屈原、伍子胥、司马迁、范仲淹等，都成为千古知识分子的典范。而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则因近代知识分子的慷慨义行，而改写了历史。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以扮演悲剧英雄的角色而留名千古。他们每于封建的乱世，以“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的苦行僧形象，打造光辉的历史。
不像旧时代，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那么陕窄，现代读书人，生活在一个教育普及、知识分类、职业分工、行行有发展的工商社会，现代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变得有了距离，由于社会形态的复杂，国家也不可能由少数的知识分子全权掌控。现代的知识分子，已转型为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各人分处在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各个岗位，只要人人站稳立场、克尽本分，做一个尽忠职守的专业人士，也就尽了一个读书人的义务，汇成社会的文明进步。换句话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医生、律师、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小商人、教师、警察、工人，都谨守各自的专业道德，社会自然清明而安乐。最怕医生没有医德、律师背叛正义、工程师偷工减料、政治家贪污滥权、企业家失信逃税、小商人招摇诈骗、教师误人子弟、警察包庇罪恶、工人怠工懒散，那么，专业道德荡然无存，国家必然腐败暴乱，民不聊生。
所以，虽然现代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是社会结构的主干，但失序的社会，在思想上仍然需要启迪和引领。当然，在现代这样一个满街都是读书人的时代，仍需知识分子仗义现身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文明的悲剧。无论如何，在悲凉的社会里，思想型的专业人士，显然必须负起创造社会思维的责任，指导行动型的专业人士，走向正确的方向。
现代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忧患的年代，化身为社会良心，进行社会批判，建构社会思维、推动社会改革。
总之，古代悲情的知识分子未死，现代知识分子仍在悲情中奋斗。
可是，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期许？
史策中知识分子的身影，其实是多么的伶仃与孤寂，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沉沦在宦海中争名逐利而没顶，今天，工商社会的名缰利锁，也一样会使知识分子的灵光窒息。
现代专业人士型的知识分子，一如旧时科考功名中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着恒常不变的挑战，那就是如何排除当权势力的打压，从平面的思想人，兼任立体的行动人，从待命的献策人，变成主动的决策人。而知识分子的另一大挑战，则是如何抗拒世俗名利的引诱，坚持自我不变质，不在荣华富贵里忘记理想，投身政海商场中仍守原则。这样才能避免一个个知识分子被现实融化后，又得苦苦寻觅其他的知识分子现身。
当然，新时代呼唤知识分子的真义，在于新时代呼唤一个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如果，在一个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理应衍伸为公民的责任。换句话说，以天下为一己之任的精英时代应已过去，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不该把人民的福祉，托孤于少数悲情的知识分子身上，而应由全体公民均沾分担。唯有知识分子从天下兴亡的责任中松绑而出时，大概才是整个社会安和乐利之日。
（15-11-1998《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