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反对在大马——兼论民主行动党的导向和发展
何启良
引言
政治反对的现象，是普遍的，亦是特殊的（注1）。说是普遍的，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里，都多多少少存有一些反对势力。即使是一个最贤明，最能干的政府，也极不可能得到100%人民的支持。对统治者来说，最好是“威不两错，政不二门”（《管子•明法》），所以他们一定会加强对舆论或反对势力的控制，用本身的道德规范和法令政策来引导公民的思维，在意识领域内创造似是而非的统一、团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异议的势力或思想当然不被统治者容忍或认可。但是，老百姓对民主、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却是很难被压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反对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它亦似乎不可能完全被当权者消灭。荀子“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解蔽》）的格言，更说明了异端力量和思想存在的功能和必然性。况且，反对势力的存在，基本上也是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现象之一。（注2）
政治反对亦是特殊的。它在个别的政治体制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反映出个别政治体制的异同。政治反对势力可以有以下的形式：群众示威，暴力行为，反对党的组织等等。基本上，这些形式都是针对现有体制不满所作的表示，反对势力希望通过各种行动和运作引发某种程度的政治变迁和改革。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取代现有的执政党，争取执政权组织政府。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大马当前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行动党（以下简称行动党）--的分析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关于大马反对党政治的研究，在大马或国外，皆一直缺乏有系统的整理，除了少数学者的着作之外（注3）,大部份的分析工作都落在大众传播媒体的肩膀上。总的来说，我们对大马政治反对势力的了解，只能算是初步而已。当然，分析反对势力，只是让我们深一层了解它们的运作，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研析政治反对里窥探出大马整体政治文化的性质和蜕变，而更进一步使我们了解到大马政治变迁的原动力。
大马政体对政治反对的约束
自1969年以来，大马国阵政府虽然愈来愈有中央集权的倾向，但其集权运作的程度却是有限的。论者认为，集权政治基本上是一种对当前大马社会种族予盾和纠纷的本能反应，换言之，种族之间的紧张乃促成政治权力愈专制的因素之一（注4）。然而，非常微妙的，我们亦发觉到，种族利益的冲突和分歧也同时限制着集权政治的继续膨胀和扩大。同时，十多年蓬勃的经济发展亦多少起了这方面的作用。
像大马这样的一个新兴的独立政体，政治反对的产生、运作和发展，都会遇到相当多的约限。其中两个最大的因素，乃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先谈政党体制。无可讳言的，从政治稳定和政治建制化的角度来看，国阵政府的组织可以说是相当完善的；国阵式的所谓“协合民主”体制虽有其缺憾，但对各族群利益的集成和诉求，基本上它已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注5）。—旦各方利益被纳进政治体系政策之内，那么，民众对反对势力的需求亦相对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反对势力是无用武之地了，况且，大马政体对反对势力的“胁诱能力”（Co-optative Power）是相当强大的（注6）。
再说到大马的选举制度。基本上，大马选举制度（席位的分配、选区的划分等等）的种种运作已否决了反对党以靠赢取多数国会或州会席位而执政的可能。大马宪法上没有规定选区的大小，所以在行政上选区的划分一向都倾向于马来人优势。因此，虽然马来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他们却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大多数选区（注7）。这种情形造成了支配政府的主要政党只有一个政党，即巫统；即使所有非巫统政党都在野，巫统仍可当权执政。这个事实，使得巫统颐指气使，它曾不止一次对其他国阵成员党发出“非巫统成员可随时退出国阵”的警告。
以上对反对努力所受到的约束的主要因素虽只陈述两项，但在推论之下不难看出其他的阻碍是层出不穷的。政府法令林林总总，限制了大马政治自由的发挥。政府所规定的许多条例，如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Sedition Act）等等，皆有限制反对势力发展的作用；大学教育法令亦将活跃的学生活动排斥于政治门外（注8）。
从过去各种事实显示，虽然国阵政府反对势力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管道加以压制，甚至消灭，反对势力却仍能继续他们的活动和政治斗争。大马的反对党一路来都赢取了广泛的人民的支持；1974年，反对党支持率是42%,1987年是44.7%,1982年是39%,1986年是42.6%,1990年则是48%（注9）。从群众支持率的角度来看，反对党的势力是不可忽视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通过反对党而实行和平以及合法的反对活动，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现象也说明了一个大马政治事实，即实行多元政党政治的困难，往往系因单元种族执政者的敌视所致。在大马政治现实里，多元种族主义和单元种族主义的对峙与夹缠，更使到政党政治的民主理念难于在大马的土壤上扎根。
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性格和策略
讨论政治反对在大马，不得不牵涉到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行动党。民主行动党的政治理想，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宣扬建立一个不分种族、信仰、平等自由的国家（注10）。从早期的《文良港宣言》到最近的《丹绒宣言》，不难看出行动党的这个始终一贯的政治理想。自1966年行动党创党以来，它所得到的民众支持，是相当惊人的。由于大马社会种族政治的恶性发展与演变，稍有独立精神的大马人民对实践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政体的向往愈益强烈，对非种族化的制衡力量的存在也愈感迫切。故此，作为大马最大的政治反对势力，行动党得到了它一定程度的肯定和支持。它代表了一股抗议的精神，一项制衡的要求，甚至一份民主的向往。
除了被陈志勤医生领导过一阵子的社会正义党和最近成立的四六精神党之外，行动党一直可以说是唯一长期在野的政党。原有的反对阵营中的几个政党，如人民进步党、民政党，和泛马回教党，都先后加入国阵政府阵营，惟有行动党超然如故。当然，对行动党来说，加入执政党的诱惑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1971年行动党曾秘密与马华公会会谈，似有加入执政党阵营的企图。据说当时行动党所提出的要求太高，因此商谈失败（注11）。
基本上说，行动党的政治原则和大部份的政策主张，皆与国阵政府背道而驰。它多少具有一些社会主义色彩，套用一个滥用的政治术语来说，它是一个性格比较靠“左”的政党。在政治上，它主张一个以非种族主义的体制为根基；在经济上，它反对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在文化和教育问题上，它主张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社会。总的来说，行动党政治斗争的纲领，是多元种族的民主社会主义，它的理想“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吸引了颇多的支持者。它原来是以各大民族为基础，争取各民族的地位平等。后来它演变成一个只以争取华人利益为主的政党，乃因为它所能吸引的支持者皆是城市里的华人所致。
在要与国阵政府作政治抗衡，和要达成使国家建基于“非种族主义”的实质目标这两项前提之下，行动党所要争取的不仅仅是最基本的政治参与，而更是权力的获取和当权执政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需指出，这种政治抗衡必定导致种族政治的矛盾，而不会是阶级政治的矛盾。因此，观察行动党自建党以来的整个政治抗衡过程，它的最大的策略仍然在种族政治体制的框框内进行。换言之，它深知它的支持者皆为华人选民，所以，策略的运作和对象亦集中在这个族群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运作具体地反应在槟城一州的大选方面。
早在1974年，行动党就在槟州企图取得州政权。从那时开始，行动党就集中精力在槟州打天下。但是，自始至今还未能如愿。声势浩大的“丹绒一”和“丹绒二”基本上都未能打破国阵政府的执政情势。这两次的进攻都由总秘书长林吉祥出马，第一次是对许子根，第二次是对林苍佑，林吉祥最后虽然是赢了，但仍然不能借此声势夺得政权。这两个事件说明了要从国阵手中取得一个州的政权确实不易，更不必说是整个大马联邦的政权了。依我个人的浅见，行动党的选民支持率现已达到顶点。该党一直以选举里拥有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的选票自豪，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接近百分之十五的选票，究竟有多少比例是真正认同行动党的目标？又有多少只是反映出选民对当前国阵政府政策与社会现况的不满？而这种不满的程度，是否足以支持行动党从事“改朝换代”的行动？行动党对于这些问题似乎从未做过审慎的研究、判断或分析。我们若冷静地观察行动党，尤其在大选时的盛大声势，会发现这个声势背后却是虚浮的实质条件。行动党若能一直保持这个百分之十五至十七的支持率，已算是非常了不起了，要超过这个支持率，恐怕需要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局势的改变或选民意愿的巨幅转向，譬如马华公会或民政党退出国阵或更多的马来选民支持行动党。
行动党内部的倾轧和整合
这些年来，做为大马政治主要的反对势力阵营，行动党遭受了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倾轧和讥评，在很大的程度上，行动党的内部体制已产生了显着的急需改变的可能性。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过去以林吉祥为首的抗衡式的政治运动模式，一向都遭受到党内强烈的批评，致使近年来该党战务策略面临十字路口的困境。
1991/1992年的行动党，经过了90年大选的冲击后，企图重整党内的权力体系，因此推进了一连串的内部改革运动。行动党虽然在大马的政治发展方面，有其正面的功能，值得肯定，但就其整体运作上，有几项事实值得检讨：
其一、在意识形态上，协商或对抗政治在华社里的争议，经过了两年来的演变，亦影响到行动党的策略运作。由于协商的声势比较浩大，行动党的对抗策略正有日趋式微之势。行动党在今年（1992年）2月所发起的全国性改革运动的一连串活动，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中，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行动党的几项改革运动，似乎引不起大马社会激昂的回应，这也意味着抗衡政治在大马社会中的市场需求的减少。
其二、像马华公会和民政党一样，行动党内部派系争斗亦是常事。在过去几年中，从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内部派系的整合耗尽了党员的精力，在党务组织的发展方面亦不足够。以我的观察，行动党可以说是3大华人政党中组织最差的一党。当然，这是许多因素，如资源、能力所造成的。
其三、行动党内部由于派系及个人恩怨的倾轧，给人的印象是秘书长林吉祥独当一面，而党内比较中庸、务实，与妥协的势力，几无生存活动的空间。我们常听到“行动党只是一个依靠几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而生存的政党”（林敬益语），或类似的讥评；这些话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很难想像没有林吉祥的行动党会是什么样子。林吉祥自1969年起从吴福源手中接过了总秘书长的职位至今，在这23年中，行动党的一切策略，可以说皆有林的手迹。从华人传统文化本位来看林吉祥，我们可以批评他缺乏国家或民族忧患感。林吉祥本身的优点和缺点，是影响整个党务发展的因素之一。从负面看来，其最大的影响，是使行动党对外号召支持人士的加盟产生阻碍的作用；当然，其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
总的看来，行动党从建党至今，呈献了内部分歧、倾轧，与纷争的痕迹。这个痕迹，主要还是领导中心对决式的扰攘，而造成了该党有时陷于自我挤迫的困境，从而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严重的分裂趋向。
行动党的外在困境
除了上述内在的困境之外，行动党亦面对着许多它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在问题。去年（1991年）行动党在经过砂劳越及沙巴大选以及在大马的几场补选的一连串失利的冲击之后，它的政治声望似乎已陷入最低点。这个现象恐怕在短期之间不能回复旧有水平。
当前行动党第一件要解决的事项，是它与回教党之间的关系。1990年大选，前任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所领导的46精神党宣布正式成立，它联合回教党、回阵，和哈民党组成“回教徒团结阵线”。当时，行动党不愿意参加这个阵线，后来才加入“人民团结阵线”，主要是不满于回教党对回教的执着。双方意见不合，所以并没有直接的连络。然而，“人民团结阵线”的核心，是46精神党，而非回教党。
行动党当然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一方面与46精神党在竞选上协议与组合，另一方面又要与回教党保持一段距离。在整体的策略上，行动党意欲在它本身和回教党这两个异端之间维持一个平衡点。
大选后的政治演变，我们看到的是，行动党和回教党愈来愈亲近；再加上马华公会与民政党的极力宣传，给人的印象是行动党和回教党似乎已经融洽无间；尽管行动党极力反驳它是反对一切不利非回教徒的条件，亦强调绝对反对回教国的成立。但基本上行动党在支持者的心目中形象已经动摇，这一点影响极为重大。事态发展到这样的阶段，行动党似乎已经逐渐失去了内在反省的能力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惜。我们不禁要问：行动党和回教党这两个性格极端分歧的政党，要在抽象层次的政治目标上建立共识已感困难，更何况要在政策和行动的层次上求得统一的步骤呢？不久前，林吉祥在曾被问及该党是否有加入国阵政府的可能时，说：“我们没有理由会加入国阵，国阵和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这句话亦可切实的用在行动党与回教党的关系上。
另一项使行动党忧虑、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实，是全国选区的重新划分。据报全国选区将于明年重新划分，可以预料的是，华人居多的选区将会进一步的减少。这对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是最不利的因素。要知行动党能够在大马政治里与国阵政府分庭抗礼，主要还是因为它在各州内得到众多华裔选民的支持。如果选区被重新划分，那么华裔占多数的选区定会相应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它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华裔选民的支持，恐怕对争取政权也无济于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常常听到行动党领袖谈及上述的隐忧，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该党有任何针对这项行动的策略和方法的表现。
结语
政党实际上是一群人在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治理想上有相同点之结合体。然而，在上一届大选中和上个月（7月）各大反对党所组成的反对阵线，在这两方面都分歧甚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们是同床异梦的混合体，这个杂炫式的政治结合体（不能说是组织），一旦失去了大选前夕的激励，即分散或分裂。因此，反对阵线只会对国阵的候选人在选举时造成压力，但不能将国阵推下台。
再说，行动党和回教党的矛盾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国阵能够执政，原因倒不见得是人民都拥护国阵，而是反对党阵营之中的种种矛盾在大选中已频频出现，从而导致反对党阵营中各党之间激烈的勾心斗角，而巫统看起来是极为善加利用这些矛盾。
尽管如此，一般以为，行动党本身的组合是融合了普遍的大马华社不满国阵的政治分子，包括中产阶级、低下层阶级、知识分子等等。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为大马最大的政治反对势力团体的地位，仍然是无法被取代的。在过去几年里，虽然行动党在总体表现上，乏善可陈，但在大马民主政治上仍然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已故前首相东姑拉曼和敦胡先翁都曾肯定过反对党的角色和功能，同时大马华人社会亦深知“谔谔能昌唯唯亡”的道理。约300年前，大思想家黄宗羲已发出了“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汰存录》）的警告，对反对党来说，这句话实有鼓舞的作用；对华人社会来说，这句话可用来回答上个月副首相嘉化的“为何华人不投票给国阵”的疑问。
总结来说，行动党的存在和展现，对整个大马正在逆退的民主政治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意义。但是，现在的行动党实际上是处于十字路口；故此，它应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就当前华社处境、国家发展情势、与回教党的立场态度上，作更进一层的思考；惟有这样，它才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避免错误，切实掌握社会发展的动向，凝塑出更成熟的政治反对路线。如果这次党内改革能够有振奋人心的作用，它未尝不能再造一个具有发挥潜力的政党新貌。（注12）
(1-11-1995《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
注释
1.有关政治反对(political opposition)的理论，主要是Robert A. Dahl的著作。请参阅Robert A. Dahl,“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Oppositions, vol 3,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5; &
Robert Dahl (ed.) Political Oppositio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2.请参阅Robert 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3.有关大马政治反对的一般处理，请参阅Simon Barraclough,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Its Management
in West Malaysia”,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81.
马来政治反对的著作有Firdaus bin Haji abdullah,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Radical Malay Opposition Movement in Malaysian Politics,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81; Alias Mohamed, Malaysia's Islamic Opposition：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uala Lumpur：Gateway Publishing House, 1991.
民主行动党的研究比较丰富，请参阅Michael Ong,“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of Malaysia：The Case for
a Malaysian Malaysia Restated,”M. A. Theses, La Trobe University, 1969; Michael Ong,“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and the 1978 General Election,”in Harold Crouch, Lee Kam Hing, Michael Ong (eds.), Malaysian Politics
and the 1978 Election,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in Fook Kiang,“An Analysis of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in
Post-1969 Malaysian Politics：The Strategy of a Determined Opposition，” M. A.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Satish Kumar,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Malaysian Political Scenario：1966-1978,”B. A. Academic Exercis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78/79; Leong Siew Ching,“Elite Accommodation and Displacement：The Case of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Malaysia,”B. A. Academic Exercis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91/92.
4.见Harold Crouch, 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Singapore：ISEAS,1984,p.27.
5.见Diane K. Mauzy, Barisan Nasional：Coalition Government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Marican & Sons,1983.
6.见Simon Barraclough,“Co-optation and Elite Accomodation
In Malaysia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6,No. 4,March 1985;和Michael Ong,“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The Rules of the Game,”in Zakaria Haji Ahmad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请参阅S. Sothi Rachagan, “The Apportionment of Seats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in Zakaria
Haji Ahmad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8.Simon Barraclough,“The Dynamics of Coercion in the Malaysia
Political Process,”Modern Asian
Studies, vol.19, no.4,1985.
9.表一、大马国会选举成绩(195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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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国盟 |
反对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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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
席位 |
74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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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 |
51.8% |
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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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
席位 |
89 |
15 |
|
选票(%) |
58.5% |
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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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
席位 |
66 |
37 |
|
选票(%) |
48.5% |
51.5% |
|
|
1974 |
席位 |
135 |
19 |
|
|
选票(%) |
58.0% |
42.0% |
|
1978 |
席位 |
131 |
23 |
|
选票(%) |
55.3% |
44.7% |
|
|
1982 |
席位 |
132 |
22 |
|
选票(%) |
60.54% |
39.34% |
|
|
1986 |
席位 |
148 |
29 |
|
选票(%) |
57.4% |
42.6% |
|
|
1990 |
席位 |
127 |
53 |
|
选票(%) |
52.0% |
48.0% |
10.有关行动党的历史和发展，可参阅《行动党25年奋斗史》，民主行功党出版，1991年。
11.行动党和马华公会於1971年秘密会谈的失败，有两种说法。第一是两党在部长和副部长职位的分配上不能达致协议。另一说法是行动当要求联盟府成党全部解散，以一个非替族主义政党替取，此一建议被马华公会所拒。见Chew Huat Hock,“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in post-1969 Malaysian Politics”，pp.8-21.
12.有关大马反对党种种困难的论，见Simon Barralough,“Barisan Nasional Dominance
and Opposition Fragmentation：The Failure of Attempts To Create Opposition Cooperation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Asian Profile, vol.13, no.1,February,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