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员与华人政治
郑良树
自从上一届全国大选以来，知识分子参政的课题一直萦绕着华人社会；竞选者本人打着这面旗帜，华人社会也似乎作如是观。知识分子参政，不论是政党活动或政治活动，大致上来说，对社会国家应该是起“文化提升”的作用，值得鼓励和推动。
学术人员参政
甚至叫做知识分子？撇开某些含主观的特别定义不谈，就会发现这四个字的涵盖面实在太广阔了，广阔得只要“有本领提笔杆写文章的人”，都应该被包含进去。在此辽广的定义下强调“知识份子参政”，恐怕已失去了原意了。
难道华人社会一路来知识分子都不参政吗？以马华公会而言，早期的陈祯禄、梁宇皋、朱运兴，晚近的林良实、李金狮、黄俊杰等人，何尝不是知识分子？以民政党而言，林苍佑、林敬益、郭洙镇等人，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呢？再以行动党而言，林吉祥、李霖泰等人，更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士参政，许多都早於1982年大选之前，为什么华人社会要等到1982年大选，才提出“知识分子参政”的口号呢？务边选举过后，有些人在专栏里慨叹马华公会缺乏知识分子，陈祖排正好补了这个缺缝；实际上，“知识分子”四字完全用得不恰当。
在知识分子里，专业人士和学术人员应该是最值得注意的两批人士。华人社会的专业人士实际上很早以前就已步商人之后，踏出他们的办公室，参加政治的活动了；马华公会、民政党及行动党的专业人士，可以说比比皆是，用不着在这里点名细数。
只有学术人员，这一批和商业活动毫无关系，而又被讥为“躲在象牙塔”的人，似乎起步得最退缓。民政党的吴清德是马大历史系的前任讲师，马华公会的梁维泮是马大物理系的前任讲师，是两位最早离开他们的研究室和讲台，跨入政界的人士。再下来是许子根、江真诚和赖观福，现在才轮到陈祖排。离开学术界非常早的吴清德、梁维泮不算之外，从1982年大选以来，华族学术人员参政的不过4位而已，平均每年不及1位。
因此，与其说华族社会缺乏知识分子参加政治，不如说华族社会缺乏学术人员参加政治来得更准确。
在学术人员里，以大马当前的环境和局势而言，那一批大半生从事华族文化、历史、社会、经济及政治研究的人士最为重要，他们不但经过相当客观的学术研究，对自己民族当前的现况有所了解，而且，由於平素的接触和阅览，对於友族的思想及国家的动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华人社会及华人政党，依据笔者个人的浅见，目前最需要的是这批学术人员的服务和贡献了。
学术人员的苦衷
学术人员经常被讥评为“不食人间烟火”、“躲在象牙塔里的人”；实际上，恐怕有欠公允。
无论华族政党，或是华人民间机构，经常可以看见一批学术人员默默地在服务和献身；学术策划和研究是最费心思的了，但是，他们却跟其他热心人士一道并肩合作，为华族下一代而努力。从学术“专业化”的立场来说，似此“旁鸯性”的活动是最忌讳的；首先是分散了他自己的研究精神和精力，其次是加重他的工作量，进而削弱了他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然而，他们为什么还如此热心参与呢？难道这其中有名有利可图吗？
在知识分子里，也许学术人员是最“思前想后”的一群了。他们不像专业人士，背后有一座安稳的靠山；他们从政党活动跳出来参加政治活动，往往差不多等於“背水之战”--此役不成功,身后就是大海了。如果该名学术人员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勇於跳到阵前准备一决雌雄的话，那么，对他来说，确实是牺牲相当大了。与专业人士及商人相比较的话，学术人员在这方面的确是“吃亏”了。
因此，要不是有“相当的勇气”，学术人员有相当大的理由继续躲在“象牙塔”里，名正言顺地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并且用研究的成果来报答社会、国家。
社会的良心
学术人员在献身学术研究之前及过程中，大部份早已许愿过着简单、清淡的生活，把私人的利益看得相当平淡。他们有“学术良心”，知道学术上的成就是靠个人“真枪实弹”的研究换来的，并不是靠商业活动的那一套；他们有“学术尊严”，知道学术上的真理必须被尊重和服从，不是商业社会“金钱第一”的那一套；因此，学术人员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应该是比较单纯可靠的一群。
方此华社多事之秋之际，为甚么一定要限制学术人员献身的途径呢？许子根投身民政，陈祖排投身马华，跟柯嘉逊投身华社，以及其他学术人员投身於各学术单位，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求同存异，拿出尊敬学术成就的诚赤，尊重他人内心一分淑世的心意，才是学术人员的起码心态。
（文内所有人名，一概省略称呼，敬请原谅）
（11-06-198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