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参政的实现与社会政治的现实

  当代马华文存1~政治卷• 80年代

知识分子参政的实现与社会政治的现实

叶夏贵

 

知识分子的社会涵义

 

从比较高层次的社会学术涵义来思考,知识分子是具有“文化象征(Cultural Symbol)的理论创释性的一群,他们能创造、修饰或诠释观念,以观念来指导行动,从社会种种途径来实现理想,“具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在人的社会里,有些人的作为,比其他人更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决定广大大众的能力和机会。这些人掌握有相当有利的社会资源,可以有所作为,通常我们称他们为精英分子,而知识分子就是其中一群具有特别社会意义的人物。

 

依据常理来判断,我们都明白,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活动搭配,只靠精英分子的设计、推展和实践努力,历史仍然是无以缔造的。人类的社会行动成果,原就是展现整体成员的活动组合模式。精英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互依互赖的,其关系就像锣与锤之间的关系一样。要使锣响,就必须有锤子,而且也必须要用力来敲打。换句话说,精英分子就是像执锤的人,他往往比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选择敲锤的地点和时候,也可以决定怎样地敲法。严格来说,精英分子并不一定有这般的自主决定权,他们也会应大众的喜爱,而决定什么时候敲、敲什么地方、怎么敲,因为终究大众是精英分子的比较对象。没有了大众,精英分子的社会意义将是丧失殆尽的。

 

知识分子实践的分类

 

从比较通俗的角度观之,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里,是具有比一般民众较有学问,接受比较高等教育(这里包括学后的自修)的一群;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价值判断上,却是存有差异的。而其社会价值判断的客观或准确性则有赖于他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式和比较哲学性问题的认知深度。

 

从广义的社会行动来分析,知识分子的实践行动可分为二大类别:

 

1.把理想付诸实现的实践行动者;

2.实践行动之理论、步骤、策略等的提供者。而他们所具有的理论性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是比较技术或组织性知识(Technical or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而这类较具行动性格和实践体验的通俗知识分子,从一般社会组合和体现效果的知识基础观之,却又可分成两大阵容。一类是较具在朝性格的,是比较维护当权的执政者,如果是有改革的,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或如果是在党内,也是类属该党内改革者而已。而这一方面的知识分子是以技术性(technical)知识分子为主导。

 

第二类是属于在野的知识分子。这一群知识分子在社会制度比较不健全或不合理的环境里,表现得比较激进,态度也较为强硬。这种激进和顽强态度的坚持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社会制度的确立和改进。而在不同的意识理想的基础上,是与当者的政治哲学有一定的差距,有时候是对立的。而这群知识分子

 

往往为了实现社会制度的改进或变革,而投向与在野政治的挂搭,进行在野政党政治的活动,从制度的建立和在野力量的整合(Integration of Anti-Power)确立长远的目标,以达致取代在野政党,成为执政拥有权的阵容。

 

社会政治的现实

 

陈祖排博士的参政是知识分子投向与拥有权挂搭的典型例子。而这种挂搭会不会实现其一贯坚持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知识分子从理想到现实的一种社会过程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从国内社会政治现实来观察,从执政权的强大,种族主义和一族中心思想的主轴强执,再到在野政治力量的分散,行动缺乏统一性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民主的现象,姑且不论其升官意图,陈君参政也给我们一种这样的感觉。这类知识分子是具有在野的性格的,投向与种族性政权挂搭,缺乏改造社会的强硬和忠坚态度,缺乏一贯(Consistent)的原则纯然性。而这种不纯然原则的形象和选择与种族性拥有权的挂搭,使人们容易联想到一个人目的论的企图,也是很自然的解说方式之一了。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社会民主力量统一行动的制度化问题,我们有在朝的统一行动和制度来推行国家政策--国阵。虽然我们有相当范围的统一社会舆论,但是我们却缺乏统一的在野力量来督促和冲刺执政权的不合理和偏差的政策。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反省,知识分子更大的活动空间应该集中于在野的制衡力量的整合性方面,使我们的社会民主力量不致于被种族主义,一族中心的底层次思想和手段所吞没掉,不致成为种族政党玩弄种族权术和种族游戏的一粒皮球。

 

意识的纯然和社会行动的省思

 

社会民主意识舆论的统一性方面,已经很具体和非常一致的在“华团宣言”中表现出来,这种社会民主意识的具体表征和归纳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民主力量的统一和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显然的,从民主意识的整体到民主行动的统一,是相当曲折的社会化过程。然而,在这社会化过程中,保持意识原则的纯然(Yang Suci)和一贯性(Consistent)是非常必要的。致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到实践,却有必要省思社会民主的需要,制度缺陷的建立等因素。否则的话,组织的行动参予对社会的改革和变革所产生的作用,有时候是一种社会幻觉,不能产生长远的突破性积极作用。

 

(11-06-198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