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学术研究的反省——从争论到建设之路
祝家华
引子
陈祖排博士代表马华出战务边补选以来，由柯嘉逊博士的《知识分子的升官图》所引发的论战，基本上是项关於华裔知识分子於当今所应扮演的角色的论争。在今日学术研究、学术思想衰微的华人社会，这不啻是一项深具意的论战，学术研究、学术思想及知识分子的角色不但会被正面的肯定，而且会引起整个华人社会重新认真看待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当今华人社会的学术研究是最弱的一坏，更重要的是这项争论暴露了我们思想界的混乱，因此必须重新回到最根本的“学术研究”作彻底的努力，以让学术研究、学术思想回到主导的地位！
我们陷入怎样的争论中？
就如前我所提的这项争论原是关於华裔知识分子当今应扮演的角色，可是演变至近来论战，加上一些小报的渲染，我们的争论点实际上已经逐渐转移到不必要的个人攻击及马华可救不可救的老问题去。
虽是由“知识分子参政”而引发的笔战，但真正幕后主角似乎是马华这条“破船”，而不是知识分子。假如陈祖排博士选择•厅动党参政，那么这场笔战很可能不会发生，甚至陈博士选择了民政党，也很可能将争论的范围缩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马华才是真正的主角。马华从诞生开始就和整个华人社会闹着离离合合的苦恋。这场痛苦的“婚姻”已使到一部分人士对马华绝望，甚至到“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另一批人士却认为她是“有机的团体”，并且“单元种族路线”还是目前保全华人社会权益的有效方法，因此应该再给她机会。马华“可救不可救”的纷争总见仁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另一方面，围绕在争论中心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展开民主民权运动”的行动与方法。从华团民权委员会的诞生到“华团宣言”的出现，无论在朝的马华与民政，还是在野的行动党，都不能否认发挥了重大的舆论影响。这些工作使到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人员（引用郑良树博士的讲法）团聚在华团的伞下。如果不夸张，华团民权委员会及华团宣言是这群知识分子合作下的产物。以柯氏为代表的华团民权委员会主张“团结国阵以外的反对力量”来弱化及改变执政集团的政策，而这回陈祖排博士选择马华作为参政的途径，已肯定“使到民主民权运动产生重大的挫折”。显然的战幕已因陈博士的选择而启开。
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合起来是“谁的路线最好”或是“谁是谁非”的争论，因此和“知识分子参政”是不尽相同的。这似乎在借用“知识分子参政”的导火线发动这场论战。但是“谁对谁错”的政治纷争显然不会有清楚的结果，以至演变成“个人攻击”或是“政客政棍的谩骂”；这就完全失去了这场争论的意义。也基於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注意“知识分子参政”的影响与意义，同时对和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学术研究作深入的反省，以让我们不要忽略了学术研究、学术思想作为引导的重要性。
对知识分子的期待
如果我们接受郑良树博士在《学术人员与华人政治》一文里提到的实际上知识分子早已参政。那么陈祖排博士参加补选应该是“学术人员参政”，而“知识分子参政”的争议也早应是明日黄花。但是整个舆论界还是大量引用“知识分子参政”，不管是析义的不同或是了解的不同，大家显然对“知识分子”有某种期待，或许是对今日政坛的乌烟瘴气有即存的失望和怨恶吧。
以西方的看法，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必须有独立思考创新的能力，并且为追求观念而求观念，同时也是他所处的社会批判者，揭露社会里的不平等、不合理、不正义，不民主等的黑暗现象。用法国存在主义大师的说法，拥有专精知识的专业人士不能自动成为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超越本身的职分，针破时弊，伸张正义，对社会的陋习提出批评，对现存的价值观表示异议，对政治权威敢於谏净，敢於批评，并用自己的观念去影响别人。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及士大夫可视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征可用顾宪成的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加以说明。他们注重气节，能舍生取义，讲求风骨，不趋炎附势。典型的例子如屈原，文天祥、司马迁，王安石等。
东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所归纳为：他们必须对“道德和知识的诚意”（柯嘉逊的话）绝对的拥护与坚守，换句话说他们不但要有勇气面对真理，而且更敢於面对良心。
如果我们都同意用这种标准来规定知识分子，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知识分子参政”在这政客政棍充斥的政坛里有所表现，发挥，至少如郑良树博士所说的带来“文化的提升”，重新协助建立一个有道德责任的“政治家”的政治气候与环境。
知识分子的庙堂在那里？
台湾现代思想家殷海光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显然的这双眼睛是在“真理的庙堂”里，而知识分子真正的庙堂是“真理的天国”，他们应该如何使真理得以显现，将假像、幻觉、瘴气除掉，那才是知识分子叫我们真正珍惜的地方。他们不能因为进某间“庙堂”烧香就为它说话，这只是破坏与污染了知识分子的名份。
知识分子有两领域可以发挥，第一个就是和政治直接联系的“官场”。“学而优则仕”的想法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梦想，其中有很多是想升官发财的，但也不乏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发挥改革，以实现理想与抱负的人材。王安石就是典型的例子。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与政治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政党或政权的兴替，与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祖博士参政也应可归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去。
另一个知识分子的天地是：著书立说及兴办杂志。这领域实际上是读书人的“学术天地”。知识分子向来是观念人物，思想的倡导者，一项改革的启蒙者，而•通过著书立说及兴办杂志是推动思想学说、倡导兴革的有效方式。近代的梁启超、孙中山、罗素、沙特等就典型的例子，拿破仑也曾说过：“思想体系的诞生是知识分子的最卓越成就。”
著书立说也就包括了郑良树博士所提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只有通过学术领域的严格的训练，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各种问题，才能有“真枪实弹”的研究成果公诸於世。这就是为什么骆静山曾在《华人学术与华人社会》一文里指出，学术研究是居於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他更进一步指出“没有学术思想的引导，一切文化教育的活动不但变得肤浅、庸俗和杂乱无章，脱离时代精神，而且也会失去他们的方向。”
好了，我们大约可以清楚知道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学术研究、兴办杂志书报来达至他们的理想与抱负。问题就在於那个地方才是最有效的发挥效果，也就是陈业良博士所说的“预期效果”。
政治不会突然出现奇迹
谈到“预期效果”，我们不得不谈政治与学术研究两者的关系与影响了。
余英时教授在《试论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的论文里曾提到说，政治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而文化又离不开学术思想。因此他认为，在学术思想方面未发生建设性的根本变化之前，政治方面是不会突然出现奇迹的。他因此更进一步的指出：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来。
这种说法在今日“政治主宰”一切的“泛政治”的想法里头，我们似乎很难相信学术研究、学术思想的建立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一向以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政治的变迁上，相信政治变好、文化、社会、经济、教育各方面就会变好。可是政治如何变好呢？显然又要回到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而这些和学术研究、学术思想不止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是源头活水！
就拿今日华团民权委员会、民政党、行动党等推行的多元种族政治运动，为什么它不能被成功的落实与推行呢？这和当今我国的社会思想意识、文化、教育等都以种族观念出发具有不可分隔的关系。目前的多元种族的思潮还是一棵任风雨吹打的幼苗，只有当社会的思想、文化、教育等不再以种族为出发点，这棵幼苗才能茁壮成长。这种社会条件的改变主要在于各民族间的文化需加以融合及获得认同，思想交流的结合及改变，这些社会因子的改变都很长远的努力，而在这持久的社会演变中，学术研究的发达及建设，可塑造一个主导、理性的学术思想、这而产生一股改变的思想潮流，届时我国种族政治的改变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再看看华人社会推行的民主与权运动。展开民主民主权运动在1986年大选前夕仓促中提出虽非偶然的，但它基本上是要在这次大选中改变国阵的政治优势，以达至两党制的政治环境。我们虽然是在“急迫”的心理压力之下希望所提出的民主民权概念会改变政治局势，因为我们已经被各种困境“迫得走投无路”，甚至也无法“等待”民政党里的华教人士的“纠正国阵”。这种情况和中国五四运动许多知识分子“急迫”的心理压力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同性。这种急迫的心理压力，力图快速地使华人社会走出困境，但也很容易造成思想界的混乱而终至无法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在1986年8月大选过后，在展开民主民权热烈的舆论中，我们不能将之变成如火如荼的运动，反而是参与其事的知识分子开始分歧，甚至到现在酝酿着的分裂，这全非偶然的。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是概念上转移了民主与民权，而未全面的思想上、文化上、学术研究里落实这些意识，也没有深入地用学术研究的冷静、客观来分析民主民权运动所展开的形式、方法及范围，而造成思想界的混乱与矛盾。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吗？
西方社会能成功推行两党制绝非偶然的现象，他们几百年民主政治运动的演化是最好的说明。我们又怎能“一夜间”改变我国的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如胡适所说的“改变是一点一滴形成的”，而因此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作长期客观冷静的思考与分析，为华人社会不论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上的改变作一点一滴的建设、准备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胡适相信中国社会制度的建设与思想的解放，必须先于中国的政治问题而解决，也基于此他拒绝公开谈论政治问题，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今日华人社会的问题虽不尽相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但是中国社会兴变过程的经历是值得我们借镜的。
学术研究的建设
从整个陈祖排博士参政到论战的过程中，我们全部的正面肯定陈祖排所象征的“知识分子参政”的方式，这点就几乎显现我们对学术研究的不重视与不了解，甚至对它的效果感到怀疑。陈业良博士在其〈向陈祖排博士看齐〉的文章就提到“如今他（陈祖排博士）决定离开国民大学，进入前线政治活动，笔者不得不重新评审大学学术生活的意义。”
学术研究、学术思想是当今华人社会最薄弱的一环，骆静山在其《华人学术与华人社会》中清楚地阐明华人学术研究的衰微已达到令人担忧的困境中，也相应的造成华人文化变得支离破碎和混乱中。在这样逼切需要优秀的学术人材作学术研究的当儿，为什么我们不曾感觉到陈祖排博士参政后就等於学术研究损失了一大将？难道政治已经到了非他出来不可吗？是政治需要他更甚於学术研究需要他，还是反过来呢？我们似乎没有深思过这些问题。
“学术救国”的口号虽很少提到，但即使被提出来，往往给人不实际的印象，甚至被讥为纸上谈兵，理想主义或“象牙塔里梦吃”（借用翁诗杰的名词），这主要在於“学术研究”非立竿见影的影响工具，它是为整个民族、社会作长期的研究、调查、分析，以定出一套“罗盘针”来。看看先进的美国，日本，甚至台湾，他们花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基金何止千万元呢！而华人社会却未有一个像样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图书馆也没有一间，而作为学术研究温床的大学也没有几个华人学术员。金耀基教授曾在《大学之理念》一书里提过说：“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大学之质与量，几乎可判断这个国家文化素质和经济水平，乃至可以预测这个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与远景。”因此在学术研究这样薄弱的情况之下，学术研究不但不能建立引导的作用，甚至被完全忽略和否定了，这不啻是一项令人担忧的现象。
其实，我们今天人社会所面对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诸如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借用骆静山的话就是：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的。就比如前阵子争论的“黑人与红印地安人”基本上是文化教育取舍的彷徨，我们要叫华社在文化认同的彷徨里作怎样适当的调查？这问题如果没有通过理性的解决，它将持久的在华人社会中产生分化、认同的危机。因此它肯定需要从学术研究里作冷静、深入、全面研究及分析后才可下结论。再举个和政治直接关系的华人社会的单元及多元种族路线，它经常引起议而不休的持久争论，我们要如何在种族政治大行其道的环境里，取得单元种族及多元种族路线中的良性合作而非对立性的破坏？因为，在这种族社会进行融合的过渡时期里，全盘否定单元种族或多元种族路线，显然不了解社会进化转型期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看似简单实事上千头万绪的问题，我想我们不得借助学术研究的冷静、客观与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以研究的成果给我们政治上的领袖作理性的引异，同时给大众除掉“假像与瘴气”。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成立至少在这学术研究衰微的当儿，不啻是华人社会一线新希望与开始，因此它真正的角色在於凝聚极为少数的各门各派的知识分子（包括学术人员）作冷静、深入、客观、全面的研究与思考，但是，我们感到担心的是经过这场争论之后，这道伤痕是否会使到这原已经凝聚的一点人材就如此分道扬镖？如果是这样，不但是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整个华人社会的损失！
《中华文化的危机与展望》这本书里有提过一段话：“为非政治性的学术基础之建立而献身，而从这里文学、历史和文化运动才能发展它的使命；作这种工作，他们必须根绝讨论或参加实际政治问题至少20年之久，因为政治是干扰人之事，使人不能安心作学术工作。在这非政治性的基础建立之后，自然人能够进入政治圈里。”这虽不能全盘适合於我们的社会，但是显然的反映出一旦实际的政治问题介入（如这次的争论），学术研究不但受到干扰，而且也很可能产生分裂。如果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独立、客观、冷静的学术研究机构，这段话确实值得再三思考。
小结：从争论到建设之路
《中国与五四》一书里的陈国祥再谈到五四运动时曾分析说：“五四时代的思想革新和政治的改造运动，咸有着热情有余而认知不足的弊病，救国学问配合不上救国行动的要求，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未尝摆脱的困境！”这般话深刻反映出，知识分子虽有救国，救民的理想与抱负，但那不是单靠热情来坚守的，真正冷静的洞察，全面的准备（尤其在学问上），深入的探研与思考，才不会让我们急迫压力的心理左右了我们的方向！
如果知识分子不能以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或兴办杂志书报来报国，而必须全面投入至“前线政治”里去，那么他们应该注意到如郑良树博士提到的“文化提升”的作用，而不是变成不折不扣“党性”的奴隶，他们必须绝对的拥护与坚守“道德与知识的诚意”，这才不愧於知识分子的称号！
这次争论反映出我华社知识分子的分歧已达到令人担忧的地步。个人的攻击并非学术的精神与态度，互相尊重应该是知识分子起码的态度。实际上知识分子应该珍惜他们的羽毛，如果非要在不同的“庙堂烧香”，他们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苏秦在战国时代所进行的合纵的角色，或是现今所谓的“三结合”（亦可作四、五……结合）；互相配合与调整步伐，届时华人社会四分五裂的局面说不定会有转机呢！
希望这次的论战不但引出真正的学术讨论，而且正面肯定知识分子及学术研究的重要，以建立一个我们向往与期待的知识的、文化的、冷静的、思考的民族与社会！
（21-24/06/198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