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阻止学者参政——兼驳斥阶级观念及两党制
邱敬耀
时代巨轮是不停地向前辗进的，而随着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我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也必须有新的时代性。亦即是说，人类的知慧不能停滞在旧意识或旧观念中。如果我们已跟着时代巨轮跑到新的境界里，却还只有回顾式的处世方法，没有新的挑战哲学，怎能应付所面对的、越来越复杂的环境或竞争生存条件呢！
我们不能否认，在各个时代中，几乎都有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及政治家等，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提供许多适用於该时代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对当时的要求来说，也许是很恰当或需要的，但在今天，或者已有许多已经是不能适用的了。
牛顿的时代，对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和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的知识还很陌生。今天当物理学把相对性量子运用於万有引力的“等价原理”时，就可见牛顿关於万有引力的假设可以是不需要的了。因为新的知识已经发现到，物体向地球坠落或围绕地球而运行，也许只是跟着它在时空弯曲区域内的自然路径而运行而已。
柏拉图的乌托邦(Utopia)理想国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皆已是被时代所贬弃的哲学观，虽然他们的某些哲学理论至今还有可寻味的点滴。
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proletarian dictatorship)的政治思想，对今天自由民主社会已构成“以中等生活水平居多”的层面来说，都是过时的思想残渣。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es)变成了经济心态的点缀品，不论其预测性理论多么魏阙壮观，毕竟抵挡不住今天最具动性的敏感心理所造成的突变冲击。因为在今天的市场浪潮上，无论是供应或消费两方面所更关注的，已不是宏观或微视两极的预测问题，却是在于中间最具活力的介观经济因素。简单的说，在两道高墙之间，他们宁可走在不碰壁的敞道上，只対双方最有收益的价值方面谋求进取。今天的处境，已撼醒了人民更关心於价值观念。当他们察觉到方法不灵时，也就不管那是一套什么好方法，同样要抛弃不用。思变以求取改善的心理，在这时代尤其普遍显著。要现代人民再学古时的庶民那样，任凭一种思想制度去约束或随便被利用为制造个人英雄的工具，恐怕是行不通了。
我们若再向人民灌输“庶民不在官”的思想，一定要把学者或知识分子缚束在庶民或“在野”的畛域中，将使到功利主义或专政手腕复苏，甚至可能变得更加猖獗起来。
学者或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应该参政？“庶民阶级”的政治作用在哪里？为了不满在朝的执政偏差，我们就阻止可用之才参政，硬要他们扮演“在野”的角色。这种是“因噎废食”的笨拙态度，也是残旧的意识形态所强调的谬论。意识形态永远是任意的，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则。“在野”的力量，能为人民争取到什么权益价值回来？
与其消极地通过苦守在庶民阶级里，然后呻吟或呐喊着挣扎生存，毋宁让一些肯冲锋陷阵的人去突出重围。趁着还有自由参政的机会，何不尝试把更多学者或知识分子投入政治活动中，让他们发挥潜能，去制造善性的变革？
人民早已厌倦了消极对抗的空喊。长久以来，抽象式口号和空洞的高谈阔论，已使他们发觉到是全不管用的东西，在时间上和精神上都很浪费。
阶级的界限是绝对不会消失的，“适者生存”在今天已可解决为“适者升级”的定律。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社会，容许人民自由竞争以谋求较高的生活水平，因此阶级分野在我们的社会里似乎是选择性的。如果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还有人可以玩弄剥削或垄断的手段，肯定不是制度本身有问题，却是因太多人对执政权没有参与的意愿或兴趣。这些人之中，又有一小撮把自己界定为“庶民阶级”的分子，更喜欢玩弄边沿政治的把戏，以为靠着自己是“在野”而有反对和监督“在朝”的方便，就可以凭谏骂去纠正执政的偏差。殊不知这种消极心态，更加助长了垄断的形势，使到政权产生了更多偏差的现象。
谁都不希望自己被死捆在一种固定的“阶级”中；谁都无时不刻盼望自己有机会改善生活环境。然而要实现改善的愿望，就必须面对现实，机警地直接参与有效的争取行动。不能学驼鸟的笨拙，以为把头埋进沙里，看不到危机就等於没有危机。也不能光靠吵吵骂骂，以为递上一些备忘录或宣言，就能够使“在朝”的屈服，然后奢望他们对庶民有求必应。
若然阶级观念在自由社会是选择性的，则人民便应该有较广阔的政治视野。政治斗争是讲究实际的权力，即使我们无从拥有理想的权力，也不该完全放弃而情愿苦留在“庶民阶级”上，逼大夥儿选择处处受支配的低级待遇。
两党制概念，对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政治体系是行不通的。要实践两党制，首先必须确定下列几点：
(1)全国人民只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基础，除此之外，利益基础上没有其他种族及宗教等的敏感性问题。
(2) 两党之间有平均的执政机会，全国选民除了选择党的政策之外，不会考虑政治以外的其他群体感情因素。
(3) 两党的任何一党执政时，都不会引起种族的敏感性冲突。
现在让我们认真考虑这几点，就知道两党制对我们的社会还是高不可擧的理想。多数民族和选区分布的现实，已使到一个种族政党在目前和很长远的将来里，都会牢牢稳稳地成为执政党。国阵精神只是社会稳定的镇定剂，并不是种族政党用来做为获取政权的手段或条件。虽然我们不想见到阶级矛盾被渲染为种族问题，但不容否认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种族观念确比阶段观念更显著、更强烈。
如此强烈的种族观念还存在的今天，我们谈到两党制，简直是罔顾了冲突危机随时突临的可能性。不论是以种族单位为基础的两党制，或者是以在朝和在野为基础的两党制，归根究底，两党制的形势一定下来，首先触引起来的必定还是种族敏感的大问题。
因此这不是可行性的问题，而是利弊关系必须优先权衡的问题。理想终归理想，我们不能只看到理想就不顾残酷现实的存在。一旦触发了导火线，首当其冲或蒙受损失的会是哪一些层面的生活利益？
自认“庶民阶级”的几个先锋斗士当然不怕，但是无数真正只要求生活安定的庶民，可以不顾一切去陪他们冒险吗？
我们要踏实去争取，也要有理智地争取。实用方法是跟前后关系不可分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绝对的或本质的。当我们对“手段、目的”的连续做回顾的时候，价值就是内含的，它们是其他手段所带给我们的目的，是过去的愿望的实现，是到此时为止，我们所有努力的成就。而向前展望，价值还是我们的极终目标。理想主义者的言论，不管是多么堂皇动听、充满悲愤，都必须等待那个“实现”的渺茫时机。
华团民权委员会是中华大会堂属下的一个组织机构，希望其成员慎重行事，千万不要搞情绪而闹出乱子。阻碍学者参政是不应该，再渲染阶级论和两党制的课题，更加不应该。别让民权委员会迫“华团”走上思想的极端。
（7/1987《文道月刊》第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