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早政治社会化的省思
刘泰安
人类的命运，其实是由政治在主宰。政治，不但影响人类的历史，也左右绝大部份人一生的思想、信仰、生活方式。政治的重要，显然已不在话下。
无庸置疑的是，从认识政治，到关心政治，以至参与政治，都与人们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然则，政党降低新党员入党年龄的限制以鼓励更多年轻人参政，是否明智之举？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何妨先了解几个关键性的基本概念。
一个人生在不同的社会，就必须学习他所生存的社会中的规范。这种学习的过程，社会学家称为“社会化”。
政治文化3大类
另一方面，人并非生来就有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期望。人是在长期的政治学习的过程中，历经政治的刺激，才渐渐地建立起个人的政治信仰、政治观念和政治期望。这种社会分子纳入政治文化以及改变政治文化的能力，也就是政治学家所谓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也是指一个社会份子接受政治任务和遵守政治规范的过程。简言之，“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学习的过程。正如其他学习的过程，它始于摇篮，而终于坟墓；人在一生中不断地学习，也在一生中不断地发展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期望。
由于人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期望不会在一生中一成不变，所以人是不断地在“政治社会化”！
政治学家划分“政治文化”的类型倒也不少，但比较着名的有3大分类：
(1) “偏狭政治文化”，指人们对政治事务所知甚少，无法从事政治上的判断，对于自已在政治体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也毫无感觉，对国家或政府的事务更是偏狭无知。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常存在于开发的国家或偏远的地方政治，或是社会阶层比较低的团体中。
(2) “臣属政治文化”，指人们对于政治决策的形成与施行已有知觉，并且能作出情感反应，但并不积极参与政治，也甚少以个人能力去影响政策。奉行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的人民，虽也谈论政治，甚至也参加投票，但对实际参与并不热衷，对于改变政治决策，也没有主动的意愿。服从政府或领袖，言听计从，正是臣属政治心理的典型。
(3) “参与政治文化”，是指人们除了关注政策的制定与实行，对参与政治活动也相当积极，诸如主动参与政党的党务工作、请愿示威、角逐公职候选人等。
从小塑臣属文化
上述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主要是根据人们对政治事务“参与”或“投入”的心理定向来区分，以此研判政治体系民主化的程度。必须注意的是，“参与政治文化”并不一定能建立民主政治。
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各形各色的人，每个人对政治的兴趣并不相同。民主政治是尊重每个人的生活自由，也就是尊重每个人的参与意愿，毕竟参与政治应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许多极权国家强迫人民参与政治，诸如集会游行支持政府、拥戴领袖。但这种“全民参与”并非出于人民自动自发的心理，当然不能算是民主！
我认为，政治意识的培养和政治认知的发展，实应从小就开始；但对于政党吸引年轻人参政的计划，则持保留的立场。在深入了解任何政党的广招党员运动背后的动机之前，存疑并非坏事！
我更认为，提升政治文化的层次，比政治社会化本身更重要！
由于人的行为是受到内在自我的有机体和外在环境两者互动的影响，从小生长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与同辈团体等，对一个人的政治观念与行为的形成，具有既深且远的影响；因此，从小灌输正确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举例来说，美国政治文化中非常注重政治参与，他们在小学中就鼓励儿童竞选学校内的职务，参与各项课外活动。久而久之，参与公共事务就成为儿童生活的一部份，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然会热衷参与社区活动，也可能积极参与政党活动。
又例如西方的教育制度不只要求学生听，也鼓励他们发问，从小就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成长之后当然也对一切表象更具判断是非的能力！
我们的小学也鼓励儿童参与课外活动，培养合群的精神，但班长及巡察员等学校内的职务一向都由老师或校方委任，使我们的儿童从小就养成服从安排的观念。此外，只听而不发问的教育方式，也不能培养他们对任何事物发言的勇气。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我们的政党大多奉行“家长式领导”的臣属政治文化。
再者，某些政党要求党员“服从领袖”的所谓“党训”，不容任何基层质疑领袖所作的决定或行动，本不足为训，但深受臣属政治文化薰陶而成长的党员似乎都甘之如饴。由此可见，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密切！
数字游戏藏玄机
另一方面，基于政党的政治运作实际上是“数字游戏”的原因，广招青年党员运动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领袖争取政治资本和巩固权位的私心，也可能隐藏着政党开拓选票资源和捍卫既得利益的政治议程，不容否定！
至于提升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南洋商报》在10月27日发表以〈朝野齐上民主课〉为题的社论，正好提供合时的辩证，值得一读再读。它针对安华事件爆发以来出现的街头示威行动，最近从和平示威暴力运动升级一事，作出以下结论：
政治议程费思量
“我国今天的国情是治安当局和示威群众在政治文化上离成熟尚远……政治领导层应率先领导全体国人建立一个健全的政治文化，使掌握公权力者尊重人民的意愿与基本权利，民众在伸张本身权利时，也尊重公权力为多数人民意志的象征；……”
我的结论是，给予国家未来主人翁提早政治社会化和提升政治文化的时间与空间，肯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美好、更理想的21世纪社会！
（12-11-1998《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