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华文存6文化卷·90年代
从文化分离的迷惑—一看破境可否重圆
沈观仰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化社会。我国卅多年建国史上虽曾染上五一三种族冲突的污点，但是大体上国内各民族人民仍能本着自律、容忍、亲善的精神，致力于社会经济建设的共同目标，倘与波斯尼亚因种族与宗教冲突而分崩离析的局势比较，我国该是令人歆羡的多元民主之成功试验体。
然而，我们该居安思危，揭开团结和谐的表皮，来鉴识要倡导健全马来西亚人国民意识的各种羁绊。比如说，我们该置询：国内各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上至高层次的艺术创作与文化哲学的论述，下至通俗文化与社会动态的报导。是否反映一个统一综合性的国民意识形态？
我们若以此问题的基点来观察国内华、巫、印文各报章与杂志，即将发觉它们在扮演着鼓动各民族内部文化沟通演进方面，是相当称职可许的，也肯定为各民族各自的社经进步，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反观之，半岛与砂沙两州许多原住民的民族，缺乏了本语的报章做为民族汇集文化、社会、政治、宗教的载体，逼便他们徘徊在国家主流的边缘！
存异有余 求同不足
可是各语文报章在多元种族社会的范畴内，其文化的沟通的运作是存异有余而求同不足，除了政党消息或重大的政治新闻之外，各语文报章鲜少引介或报导他族的人文动态，我们自豪拥有全国性的华文报、国文报、淡米尔文报，但我国仍然缺乏一份全国性马来西亚人的报纸！
现在年青一辈的华、印裔公民多数懂得国文，但是他们阅读马来报章最多仅能获得马来社群传递的社会心态，华、印社会的舆论是极难取得显者版位。对华、印读者来说，他们对国文报章怀着文化隔膜而缺乏归宿感，因而不能视之为精神主食。这也证明了国语本身不足团结各民族的公民，语文传递的讯息是否能催生文化的融合才是先决条件！
享有最多不同民族读者的报纸，该是国内各大英文报章了，而且英文报的新闻专业水准也可与亚洲地区各大英报比拟，在促进多元种族沟通团结国民的岗位上，英文报极有条件胜任。可惜的是，自1987年茅草行动以来，英文报的新闻自由遭受局限，甚至远远比不上华文报章的自由尺寸，根本无法容许多层次的多元文化来百花齐放：
如果说国内印刷传媒是个能反映国家公民意识的镜子，它目前反映的，只是各民族在文化领域内各自为政的分离格局，这面破镜也仅不过在投射我国多元种族社会寻求统一和谐之国民意识的迷惑。
乃是一面哈哈镜
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有三：娱乐、资讯与教育。但是视听传媒如广播电台与电视台对人类意识形态的塑造，比印刷传媒如报章杂志更具直接强大的影响力。当政者明了此理，因此对电台电视台的管制比对报章更加严厉，甚至直接管制视听节目的制作与选择，来施行社会工程式的措施，以确保政治主流的政策，每天每夜通过潜移默化(Osmosis),灌输予数百万听众观众的脑海里，久而久之，人民的思想受到条件反射(Conditional Refnex)的支配，自然而然将接受官方政策为本身的信仰。
目前国家文化政策欲通过视听传媒传达的讯息，是以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作为国家文化主流的讯息，主次已分，为“客”者如华、印民族以及东马数十个原住民族，也只好在文化领域的边缘守住一小块视听文化的小园地，什么多元文化沟流融合，更是免谈。
如果说，报纸与杂志是面破镜，电台电视台即是一面哈哈镜。
互相寻求谅解支援
我们倘追溯这个文化分离歪曲的发展格局，即须重视国内种族政治的起源与发展，只要巫统的马来国民主义思想存在一天，我国的种族政治即会继续落实于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教育、文化各领域内，所有民族包括马来民族在内，皆会在文化意识形态呈现“围城状态”，各民族的个别文化堡垒，沦为他们个别的文化监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隔离，使我们处在永远互相戒备的紧张状况，这种敏感的情绪暗流，在国内的办公室、工厂、街道、商店、巴士、飞机，在国民的潜意识里汹涌！
也许自从首相马哈迪医生打出“公元2020年宏愿”的口号以来，国人会有个假象，以为国家的社会政治气候较为开明了，种族政治也已淡化了，这或许并非完全错误，但是我们须审视国家的经济状况。到底目前是经济迅速成长的阶段，种族紧张暂时不会浮现于社会的表皮，但是一旦经济衰退，种族关系会不会自然而然抬头成为社会的首要问题？
我们倘以为国家的经济能永远成长，即能继续淡化国内种族色彩，而促成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国民性，则其中仍有商榷的余地。经济发展是有起有落的周期循环性质的成长，以前的天下第一经济大国日本，目前已开始衰退，而战后经济以落后闻名的中国，目前则以每年12巴仙成长率迅速膨胀，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首要的经济超强国！
追根究底，我们国民意识的困惑，只有逐步在每个人的岗位上尝试突破种族思想的局限才能稀释，最近南洋南报言论版多次刊登赛胡欣阿里教授的文章，介绍马来社会的动态，即是这种突破策略的起步！
华社自独立以来，积淀着太多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单靠华族的力量或他族的慈悲施舍是不足够的，唯有寻求友族的积极支持与谅解，才能确保本身的民主权益，然而华社在要求友族的支持谅解以前，本身也该准备支持与了解友族的困惑与需求，而文化沟通则是这个互相谅解、互相支援、共同战斗的渠道。
（09-04-1993《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