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族结社文化与领导形态的省思
翁诗杰
即将来临的21世纪，普遍被称为“亚太世纪”。这种令人既羡且妒的称誉，只肯定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成就与发展潜能，却无法对该区的人文社会发展作出任何的定位。
可以预见的是，一个徒有经济奇迹，但缺乏人文价值内涵的社会，始终还是摆脱不了“暴发户”格局的框框，难以在精神素质上有所提升或突破。
际此世纪交替的当儿，我们固然可以振振有词把塑立21世纪社会文化的重任交托予新生代，然而我们这一代应该对当前的社会架构与性格之形成负责。倘若我们不能从根本着手整治本身社会文化的积弊，而仅空泛地要求下一代应该如此这般，那充其量只是一种变相的推诿责任。
在新经济政策推行期间，长期的压抑感常使华社产生一种普遍的习惯反应；即：举凡华社困境，都被认为是拜“行政偏差”所致。在当时有限的空间里，华社心态普遍倾向争取民族平等权益，内部的省思自强则缺乏全面性与持续性。
及至80年代杪经济开始复苏期间，华社不乏党团沉缅于经济的营钻，忧患意识日渐陷于松弛。民族自强自救的理念口号，也已随着当年合作社风暴的冲击成为绝响。
90年代的民主开放，在经济卓越成长的强势推动下，一方面成功淡化了种族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却也使到一些寄生于“课题政治”的党团无所适从。有人嘲讽当前的一些政党活动，实质上跟一般社团的消闲、福利与慈善活动无异。一般党团领袖言论与活动，也多偏重于功能性与事务性。
际此马来民族已逐渐建立起民族信心，进而进军国际的当儿，华社却仍然不能冲破思想的框框与理念的瓶颈，有效地掌握国际资讯，从而以宏观的智慧为华社在未来的世纪中定位。
公务员式的功能性服务及“与民同乐”的消闲活动充其量只能提高领袖个人的亲民形象，却无助于左右一个国家民族的荣枯兴衰。
值得深思的是，在未来以能力为导向的社会里，华社的领袖素质乃至群众素质是否会失去竞争力？
我们不能老是沉缅于往昔的荣耀、历史的光辉中。历史经已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假若中华民族真正能够“精益求精”，“四大发明”中的罗盘当不至于只沦为考究风水的工具；而火药亦当不会只能用以制作爆竹而已。更具讽刺的是，西方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者用以侵略瓜分中国的洋枪洋炮，有哪一样不是源自于火药的发明？
同样的，晋入了90年代，华社党团不论是在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功能策略上均须与时并进，才不会重蹈恐龙的覆辙，成为历史的化石，任何不思精进的经验主义，非但不会发挥其优势，反而还会徒增思想的负担瓶颈，成为前进的绊脚石。
因此华社党团的革新之本，不在于行政制度的翻新，更不在于会所华厦的落成，而是系于整个民族的结社文化与领导文化的良性蜕变。
近年来，所谓“亚洲价值观”一词似有滥用之嫌。西方国家的“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双重标准，固然备受争议，但这不应成为第3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压制民主人权发展的方便藉口。
亚洲民族尤其是炎黄子孙，长久以来所受到的封建荼毒，已像水银泻地般侵入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想取向。这种负面的冲击实不应圏囹吞枣用“亚洲价值观"一词以蔽之。
从领导阶层的角度来看，稳定固然是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倘若求取稳定仅只为了巩固领导班子的地位，它反而可能会成为革新的反动阻力。
纵观当前华社党团的结社组织与领导形态，我们可将普遍存在的弊端现象归纳如下：
(1)家长式领导的传统桎梏：
尽管各党团组织均以服膺民主自居，但不论在组织结构，章程条文或意识形态上，传统性的家长式威权领导的幽灵，却是无所不在。
元老当权派一方面固然喜欢对接棒人耳提面命，希望一切均能按本身的旨意进行；另一方面却又质疑他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应变能力。
在这种家长威权领导下，对领袖个人的不二效忠，往往成为甄选接棒班子的首要条件。独立思考的空间也相应地受到局限。
换言之，这种以民主之名行“人治”之实的领导，只求在“萧规曹随”的基础上维持稳定。而原领导班子也可在退位后继续垂帘听政，操控大局。
这种换届接班的现象，已被一些人美其名为东方文化特性。任何反其道而行者，概会被贴上“破坏团结”的标签。因此要在“大家长”的威权笼罩下，求取独立思考的空间本已不易。若欲变天换日，则恐怕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挑战者所面对的不纯是一场选举及他的竞逐者。他往往必须施展浑身解数来抵挡整个组织机器的围剿。因为在一般党团改选中，秘书处与组织网络的独立性并不彰显。
(2)选举致乱论：
民主体制下的选战，本以选贤与能为出发。但若因选举而导致分裂，甚至动摇党团根基，进而衍生惧选心态。则不啻反映出民主理念的掌握未臻成熟。
华社大小选战成为“斗臭斗垮”的擂台，恰好掲示了我们选举文化中所蕴含的恶性竞争本质。换言之，良性竞争的精神尚不能植根于固有选举文化中。揭人陋私比弘扬本身理念，在群众当中更具有“市场”号召力。表现取向的式微，益发使志求闻达者深信，以别人的尸首作为自己的晋身阶，乃当前的现实所需。
然而群众在饱赏“斗臭斗垮”的闹剧之余，确也常感这些在舞台上落力演出的角色，充其量只是五十百步之差。这益发加深了草根群众对领导班子的疏离感。
斗臭斗垮的选战文化在派系山头主义的笼罩下，能不造成分裂吗？其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这使到当权者在维持稳定团结的前提下更容易掌握一般草根群众厌恶“斗臭斗垮”的心理，以加强其家长式的威权领导。
(3)封建情意结的崭新包装：
选战的结束本应是组织“疗伤”的开始，但恰好相反的是，它往往成为“秋后算账”的季节。在整肃声中，我们看到“少数阵营”中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顺应时势，投靠当权派，作其识时务的俊杰；另一种则是从彻底的抗拒“多数”领导，而至最终集体选出组织或蝉过别枝。
有原则性的服从多数领导，而又不流于趋炎附势的取向，是既不讨好，且又没有立足空间。因为不附势固然不见容于当权派，但服从领导也同样会被疑为投靠当权派。
这种“两难”的局面乃归因于所谓的“一刀切”两分法的思维。民主理念中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在“败者为寇”的大前提下，被服膺威权领导的追随者加以“有理化”，成为理所当然的“少数臣服多数”，但“多数”在骨子里却无需尊重“少数”。
换言之，当权的“多数”已成功地从封建的传统中寻找到延续巩固其领导地位的法理根据。而民主也相应地沦为日渐边缘化的“橱窗摆设”，丝毫不能在我们的结社文化中彰显其影响。
(4)银弹侵略的无孔不入：
华社党团摆脱不了“形象领导”由来已久，然而其内容则是今昔有异。过去尊富崇贵的“形象领导”的主要不外是以金钱的献捐换取虚名虚衔，但无实质的领导。今天的银弹攻势则选择以操纵组织领导层与其决策为目标。这种新的形势发展，实跟美国的“掮客政治”(Lobbyist Politics)相距不远，一切均以集团的经济利益为服务对象。
企业界人士入侵党团领导圈子本来无可厚非，但一经经济利益及贿选因素介入，则足以腐蚀整个党团组织的结构与文化。
肯年组织普遍上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往往成为利益集团力争猎取的目标。欲抗拒这种无孔不入的银弹诱惑，青年组织必须先求经济上的自立自主。这不能仰赖领袖个人的运作，而应该是制度化地开创和维持组织的经济来源，才是长久之计。
(5)嫡系主义下的人才难寻：
一般党团组织均有人才难寻之叹，惟独讽刺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唯才是用”却始终不能成为华社得以落实的主导文化。在嫡系主义的驾驭下，人脉关系的经营攀连取代了知识资讯的汲取掌握；喽罗的泛滥也让智囊渐无立锥之地。
际此环境条件下，任何有功高震主之嫌者大多会在“平均主义”的箍制下被贴上“个人英雄主义”的标签，成为备受打击排挤的对象。难怪有人会把“见贤思齐”谑改为“见贤思挤”。一字之差，其内容之异却何其之大！
每次党团领导层的更迭，必有一番人事的变动。这其中不乏以派系效忠为任免标准。它所牵涉的人材流失，却往往在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理念掩蔽下，被加以有理化。
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性的造就人材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即使偶有人材冒起，但其宛如流星般的一闪即逝，个人因素固然可能存在，可它何尝不是华社领导文化与结社文化中不尊重知识人材的一个注脚。
（05-07-1996《打造新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