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的两个“凭靠”
何启良
过去35年来，华裔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争取平等的、合理的、身为国民应有的权益；许多途径皆尝试过了，包括协商、施压、反叛，最后的成就如何？答案可能因立场与价值判断有别而见仁见智，但从一般民众的反应来看，华裔仍然觉得他们所应该得的应比现在更为合理。
我发觉最近这两三年来，华人社会在争取平等权益的大原则下，不时提出两个“凭靠”，一个凭靠是往前看，依据首相马哈迪医生所提出的“2020年宏愿”应有的权益去争取；另一个是往后看，以宪法作为权利斗争的凭据。
建国时的社会契约
先谈“往后看”。1990年9月17日《南洋商报》有一篇题为〈回到立国时的契约〉的社论。其论点就是希望各民族能互相谅解、容忍，在权益的争执上和“一切歧见必须根据1957年的'社会契约’合理解决。”那时争论的起因是因为巫青团团长拿督斯里纳吉建议，在新的教育政策下，国民型小学（华小和印小）某些“被认为适当的科目并采用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华社舆论的言论对这一点做出了反应，也代表了一般华人的意见。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亦有一些各族的知识份子检讨立国宪法的契约，那一次的活动，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和政坛闻人陈志勤医生亦有参加，可以看出大马社会对宪法的契约的看法已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自从首相马哈迪医生提出2020年宏愿之后，我们似乎执着这一个“凭靠”，而两眼直视27年以后的目标。华人社会把2020年宏愿当作一个争取权益的“凭靠”，主要是因为首相的理想远景里的9项挑战皆相当符合华人的要求。从政治来看，其中一项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共识的马来西亚，只有一个“马来西亚族”；从经济来看，2020年的马来西亚将确保经济平等的机会，各民族公平分享国家财富；从文化道德来看，大马社会将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平等等。
当我面对着这两股思潮时，我真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的惋愤。我们的前辈固然为国家民族作出了许多贡献，为民主政治运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具功能的架构；但从民族平等权益来看，当时的“契约”是不完善的，这也是所以有一些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要检讨的原故。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则，以它作凭据最为可靠了。它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原则，虽然大马有常修宪法的历史习惯，但毕竟当初的宪法骨干还是存在的。问题是，华人社会35年前的理想仍然落空，似乎说明这个“凭靠”也似乎太不可靠了，于是人们把视线转移到27年后的宏愿。这一个视线的转移，也不知何时何日华社才会真正面对当前的各项困境与两难。
华人政治失序的原因
我想先说当前华人政治的处境。我在一篇题为〈权威危机和协商困局--为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定位〉的文章里说过，当前华人政治有“失序”的现象，而失序的最大原因，乃是大马华人政治权威败退和失效。所谓政治权威，是指一种使随从者心悦诚服的政治公信心和公权力。有了这种政治权威，一个民族或国民才会对其社会文化价值肯定，为有限的资源作权威性的分配：基本上，马华社会的失序，是因为政治机构和制度失去了权威的缘故，以致有公权力不张、公信心不立、和制度力不彰的状态。
在经济领域方面，华裔似乎比较乐观和团结。前几个月马华公会副总会长蔡锐明先生还再次提醒国人，大马华裔是经济上表现最好、得益最多的族群。言下之意自是我们应感庆幸。然而，若从华社贫富的鸿沟和政治与经济的互相挂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新经济政策注重土著的经济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官方企业机构的成立，扩张了土著在公共经济方面的势力；同时，政府亦制定了许多法令与条例，以控制私人企业资金的分配。虽然新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不分种族消灭贫穷，但基本上，经济鸿沟在个别种族群里是愈来愈严重了。以华社来说，经济鸿沟一直扩大，尤其是在新村与城市里的华人。新村的华人最苦，他们不只是缺乏土地，亦缺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况且他们还要面对种种就业环境的变动。《第五大马计划》就指出，约有37%新村人口的收入是低过马币400元的；换言之，约有1百万新村人口仍然在贫穷边缘挣扎。同时，在城市的贫穷华人情况并不比新村的华人好，这个阶层的华人依靠制造业来取得职血与收入，但在政府大力维护土著在制造业的就职固打制度下，这个阶层的华人则受到相当恶劣的影响。
政经挂勾·政败经退
巫统在政治结合下拥有许多企业，这个现象在华社亦甚为显著。马化控股便是其中最佳例子。马化控股的成立，基本上是对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反应，用意是集中华人经济力量以保社稷。马化控股的管理与控制，后来演变成陈群川和其集团在政坛上崛起，最后我们亦看到他们的没落。后来华社一窝蜂去搞合作社和控股公司，最后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这是一个政（治）败经（济）退的最好例子，也是华社领导层在自我应变的过程中失调的例子。然而，在当前的华人社会，政经挂勾下的企业实在太多了，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前个月我们还听到民政党主席林敬益医生在民政党大会上大力批评政经挂勾下的企业扩张，可以看到现在连当权的政治人物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
鲁迅说：“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以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将来’的就是。”（《两地书.四》）说得一针见血。华人社会以上述两个“凭靠”生存，对于当前的困境和问题，若不闻不问，正符合了当权集团的统治策略目的。古人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则似乎是“居危思安”。这不能说不是马华社会的一个吊诡。
（16-07-1993《面向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