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人政治状况——五一三事件的影响
詹运豪
马来西亚政治史的分水岭是在1969年5月13Ho吉隆坡和周围地区发生种族骚乱事件。国家行动理事会（NOC）宣告成立，整个国家都在行动理事会的管制之下。宪法被中止，东姑阿都拉曼仍然担任首相，不过真正的权力却操在敦拉萨和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手里。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五一三事件是谁发起的，我们肯定也不知道骚乱的起因。在我们的讨论中，这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五一三事件永远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的这个事实。
官方版本的骚乱起因是简单的：马来人觉得他们在经济上落后，华人控制了经济，使马来人没有机会。巫统的精英完全接受这种说法，他们也采取对应的行动，在1970年，巫统向华人社会表示，如果马来西亚要恢复国会民主，华人就得接受马来人在政治的最高地位，更重要的是，华人社会也得接受新经济政策（NEP）。
新经济政策是很简单的，政策的设计是给马来人在社会和经济各领域优先，他们在社经领域都有优惠。这项政策是在于纠正上面所讲的“不平衡”现象。
华人在政府的代表马华公会，除了接受新经济政策的条件就没有其他选择。国家不能让国家行动理事会永远管制，而必须尽早恢复正常，否则经济将会崩溃。
没有其他选择
这种情形在教育方面尤其突显。固打制给马来人或土著社区的名额，意味着到1975年，也就是实施新经济政策4年之后，本地大学的马来学生将占超过80%。不过，这个数字并没有显示真正的状况，因为玛拉工艺学院的成立，意味着几乎所有马来学生都有机会，因为玛拉是专门招收马来学生的。
在经济领域上，固打制意味着投资额达到一定数额的华人商业一定要有马来股东，这就衍生了后来的所谓“阿里巴巴”的企业方式。固打制也意味着马来社会可以用低价购买股份和取得低息贷款。
新经济政策听起来很合理，不过，执行的方式仍有争议性。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多数华人都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很多华裔青年人受教育的机会也被减少，一个折衷的做法是成立由马华兴办的拉曼学院，不过，拉曼学院在某方面也受到限制,因为它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马来西亚文要及格才能入学。
在独立中学考统一考试的成千上万华人子弟，大多数已排在这个体系之外，这批人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董教总及华教运动与政府处于对立的局面。华社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从华人选票在80年代和90年代转向在野的民主行动党而可见一斑。当时的民主行动党可以轻易地赢得华人的选票。
虽然华人对新经济政策付出了一个代价，不过华人商业精英在新经济政策下却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研究报告书已清楚地显示，华人大企业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实际上都得到扩展。这些华人公司，大部份都取得特别通道，和有实力的马来人组成联营企业。
教育
总的来说，和巫统领导人进行谈判而争取独立的华人商业精英，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变得更有实力。马华一般上被视为“头家政党”，这个标签是很难摆脱的。在陈群川领导马华期间，马华的“头家”形象更为突显。陈群川以企业镇子的形象崛起，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也因商业而垮台。
到了80年代中期，马来社群在一代人的时间赶上了华社。在1990年新经济政策结束时，专家一般上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已达到争取土著占30%公司股权的目标。马来社群变得更有信心，马来商家和华人商家一样活跃，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马来人也几乎控制了马来西亚的整个金融界。
新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作用是造就了一个马来中产阶级，他们主要是在新经济政策教育机会下受惠的专业人士。这批人和新马来商家开始影响巫统。巫统旧精英和马华头家的那种特别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
总结
新经济政策的年代对华人社群是一个创伤的年代，很多华人认为，他们要付出一个政治代价。马华和民政党在政府中的作用并不大。具讽刺性的是，马来中产阶级和马来商家的崛起，也意味着华人精英商家和马来精英阶级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因此，你可以看到一种异常的现象，华人的低层阶级在为教育和文化权利而斗争，而华人的上层还是照样做他们的生意。种族的差异现在已加上阶级的差异，不过，由于政党都以种族为分线，阶级的差异已被埋在种族政治和种族政治理论之下。
（20-04-199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