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的政治巨变看我国当前的政治局势
戴小华
12月10日是纪念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人权宣言的“国际人权日”，每当接近这段期间，世界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以宣扬人权宣言的崇高精神。最近在北京，中国首次举办了“面向21世纪人权”国际研讨会。不仅令我们看到中国的变化，也显示了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唯有主动调整人权政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其实，仔细观察，每一个社会的变化都可以找到它的分水岭。文化大革命和64事件是中国政经变化的两大分水岭；228事件和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经变化的两大分水岭；513事件则是我国政经变化的一次分水岭。那么最近发生的“安华事件”会否促成我国另一次的政经变化呢？如从近来此起彼落的声音和示威中，我们不得不关注“安华事件”似乎已渐被推至另一种层次--要求政经改革；但也不能不担心，万一民众被“别有居心者”煽拨，所可能引发的一场灾难。
政治从来即是权力的分配与制衡，也是当权者与反对者的相互对待之道，并在相对待之中摸索“公道”的标准。如太过违反这项标准，势必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就这点，我不妨从当时台湾高雄美丽岛事件所保存的史料中来予以说明。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决定在高雄举办一场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不料有关当局未准所请，几经交涉，终获应允；然当日街道竟受到宪警的封锁，情治机构又出动镇暴部队。或许执政当局是为了要防范意外，但这种做法却引起群众的恐慌与激愤。警方为了平息群众高涨的情绪，复又施放催泪弹，且以电棍击人，终令到群众失控，引发成暴乱。事后逾百人被捕，政治反对派几一网打尽。
当时执政党处理此案的方法，一方面是利用媒体来全面抹黑被捕者；另外一方面则影射是国际阴谋，试图挑起“民族情绪”；然而，他们却轻忽人民已有强烈要求民主及人权的潮流，也低估了民众的知识及水准。更何况当天现场还有数万高雄民众目睹了事件的真相。
过去，美丽岛杂志召开的集会不断被警方阻止和干扰，它在多个县市的分社也被数次非法侵入打砸。然而正是这种政治压迫的不宽容气氛，使它的成员经由“被迫害意识”而凝聚，也使得台湾民主运动被沾染上了暴戾的色彩。在近代各国“政治控制”上，这种作为被认为是“激怒”，“激怒”乃是政治气氛恶化的来源。
高雄美丽岛事件现场冲突，乃是这种气氛的最后爆发。连续而来的审判，则因判决诸多可疑，尤以有关自白书的取得方式最为可疑，让人民觉得既违背了“适法”原则，又违背了判决的“正当性”。因而，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压低沉，众口噤声，但街谈巷议仍多不满之声。而“不满”却是不能用任何形态的压制可以消除的。
所以，当受难家属以及辩护律师们以哀兵心情参选，几乎都以其选区的最高票当选。而台湾的政治因美丽岛事件的洗礼，为“压制型的政治”作了总结，选民也用选票，替美丽岛事件作了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判决。
过去台湾因应动员勘乱时期之特殊环境而制定的一些违反自由与人权的法令，在时代与潮流的趋势下，在许多民主政治开拓者不断地努力下，终于在1987年废除。
台湾的民主从此走向了比较平坦的大道。
其实，当国家面临“现实而立即的危险”时，世界各国都不禁止政府发动戒严或紧急处分令等“国家紧急权”，准许政府在国家非常状态下，于“戒严体制”中广泛地限制人民之居住迁徙、言论出版、新闻报导、秘密通讯、集会结社等自由；不过，戒严一解除就应立即回复常态，使非常状态之法制失效，以免侵害人民之自由与人权。否则，随着社会教育进步之速，民众政治知识之高，对民主自由期待之殷，使得人民已不可能如同往日般继续忍受自由与人权的大幅限制。
同时，我们可以从许多历史事件中得到提示，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乃是一个不断的挑战与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要来的终究不能压制，不能阻挡。因为压制徒遭怨恨；监狱只会产生英雄。
政府执政党如能洞烛先机，明白民心之趋向，有不依赖某些不合时宜的法令，仍能或更能维护国家安全之信心，顺应趋势，主动调整，必能赢取民心，也会使得执政者口中的“别有居心者”无法得逞，而能避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10-12-1998《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