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论争的偏差
翁诗杰
马华署理会长拿督李金狮公开批评新经济政策执行的偏差,并把它列为造成马华大选失利的主因之一,已引起马来社会的激烈反应。然而在芸芸议论当中,却鲜少看到理性的探讨。一些马来政客与知识份子迫不及待地对李氏口诛笔伐,不外是要咬定他存心质疑马来人的特权地位。这其中仍以感性成份居多,论点也极值得商榷。
大体上,冲着马华而来的问题或质疑,包括下列3项:
(一)新经济政策已执行16年。何以马华如今才把今届大选失利归咎于该政策?而反观上届(1982年)大选,马华的辉煌战果却显然不受该政策的影响。
(二)马华经历22个月的党争,却把大选失利,部份归咎于新经济政策,这是否有诿过于人之嫌?
(三)马华接受新经济政策在先,却又非议其执行偏差于后,这是否相等于一种“背叛既定政策”的行为?
撇开个人的政治喜恶、立场不谈,倘若我们肯以理性的态度来看问题,其答案可以分析如下:
(一)没有成长的硬性分配,何异劫甲济乙?尽管种族政客们健忘,但人民当不会忘记,新经济政策所主张的财富分配,是以每年7%至8%的经济成长率为基础。换言之,任何低于该指标的成长率,都不足于奢谈30:40:30的分配,否则肯定会有某一族群感到权益备受侵蚀。而这也违反了新经济政策的原意,恐怕敦拉萨地下有知,也会死不瞑目!
但实际上,当我们惊觉经济成长率已跌至3%至4%或更低时,执行当局并没有停止这种既定的分配法。相反的,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期限将届,一些矫枉过正的执行官员唯恐不能达致目标,不惜加速推行股权重组。如此一来,非土著的分配额不萎缩者几稀矣!
反观1982年,国家经济状况一片大好。在扩展的经济蛋糕上谈分配,各族各得其所,没有丝毫被剥夺权益的感觉。
正因为这样,非土著社群尤其是华社,在1982年与1986年的大选,对新经济政策的感受,可说是迥然不同的。
(二)没有党争的失利,根由何在?
马华大选失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党争所累,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该党署理总会长李金狮也不否认这点,把它列为失利的主因之一。
可是,硬说党争是造成马华失败的唯一原因,则未免不够说服力。盖民政党与沙巴团结党等虽无党争之累,却也一样在城市华人选区向反对党称臣。由此可见,马华党争充其量只是其中一项失利的因素,但真正的致命伤仍在于行政上的人为偏差。
(三)谁才是“叛徒”?
华社的一些同胞,往往会感到混淆不清,以为支持某项政策,即意味着完全苟同其执行策略。这是极其错误的。
其实综观新经济政策的原来精神,非土著若从国家利益出发,实难提出有力的反对论据。毕竟所谓“不分种族,扑灭贫穷与重组社会”等的原则是放诸四海皆准。
今日非土著对新经济政策的猜疑和不安,基本上是归因于执行上的偏差。国阵成员党,包括马华、民政,都有责任检举并纠正有关的偏差。因此何来“背叛”之说?
若说政策一经拟定便不可质疑,那不单违反民主原则,同时也不符合现代“目标管理法”的法则,因为监督与搜集反应资料是不可或缺的。
种族政客尽管会以最恶毒的字眼来形容批评者,但却掩饰不了“讳病忌医”背后的两个事实:
(一)狭隘的种族沙文主义已把族群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二)某些人宁可静观整个社稷在朽烂中沉沦,也绝不容许有识者指指点点,更遑论发出微弱的呼声。
观乎此,谁才是真正的叛徒(Peng Hianat),自是不言而喻!
(23-10-1986《中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