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抉择：智慧和勇敢精神的考验——大马政治民主化的展望
祝家华
前言：“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民主化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大马是亚洲国家当中持有相当民主记录的少数国家之一，但是，如以实质民主的标准而言，马来西亚的政治体制(政体)只能算是一个“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的国家。
虽然在学术上，有诸多的名词形容大马的有限民主之特色，例如“协和式民主”、“威权资产阶级民主”等，但笔者经审慎思考及论证后，乃以“种族威权民主”(Ethnic-authoritarian Democratic)政体来称谓大马的政体，以突出大马政体中的种族、威权及民主(形式民主)面向，反映其混合的情况及特点。
“种族威权民主”政体自国阵在70年代初就建立至今，因此大马现今政治民主化(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的问题就是“种族威权民主”政体民主化的问题。
“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的发展模式
“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稳态结构固然是大马多元种族分歧社会的产物，但是，无可否定的是大马正迈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因此，主导“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巫统（乃至于国阵）透过“强势国家机关”（或强势政府）（strong State or Strong Government）的运作，推行着“经济自由和政治控制”的发展模式。
在此模式下，我们看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崇市场经济，不少优惠土著及国营的企业也逐步开放和私营化，甚至一些教育发展的领域也出现放宽的安排（虽然基本政策及法令并没有改变），但是涉及到政治民主的问题，诸如国会改革、地方政府及县市议会的民选之恢复、资讯自由、司法独立等重要课题，还是诸多争议，不是要求不受理，就是回避过去，因此大马有经济发展，却缺乏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并没有出现。
这样的发展模式及统治形式被笔者形容为“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稳态结构的控制之统治，接近于台湾、韩国70、80年代的威权统治，以追求经济发展。
有利于大马政治民主化的条件
虽然大马欠缺真正实质的政治发展，但是这不意味马来西亚的社经结构完全没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以民主先决条件（Precondition of Democracy）的理论来看，大马已经出现不少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条件。
民主先决条件理论中之重要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民主化的需求，因此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国民每年平均所得达7百至8百美元)，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风潮就会出现，正是所谓的不“贫”则鸣的时代。
以大马的社经发展程度来说，国民每年平均所得已超过3千美元，华巫族群都已出现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亦是市场自由经济，华巫财富不均已缩小，中产阶级正快速扩大中，这些都是有利于大马政治民主化的社经条件。另外，大马在独立时也继承了一套英国殖民者所建立下的代议政治及官僚体系，可说具有不错的政治民主之基石。
但是，为什么大马尚未出现类似台湾、韩国、巴西等威权国家的民主改革风潮？我们的不“贫”则鸣去了哪里？这得探讨不.利于政治民主之因素。
不利于大马政治民主化之因素
尽管大马在80年代中后期具备了不少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但是却缺乏另一些重要的先决条件或出现不利的条件，如缺乏宽容异议的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是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社会等；后者使到大马的族群认同往往大于国家认同，这是最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国家的统一(团结)(National Unity)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实际上，大马可说是一个“没有国家主义的民族国家”(ANation Without Nationalism),它使到大马民主化的要求变成各种不同族群的政治抗议，而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之力量。
这样的族群认同不但强化种族政治的蔓延，也阻碍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形成，民间社会的力量也被各族的族群团体所互相对抗而抵消。因此，大马的民间力量太弱小，真正具有公民社会意识的组织无法壮大。
另外，大马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是在于马来政治反对势力的壮大，但是由于马来新兴资产阶级是受国家机关所培育，其自主性很低，无法有效扮演政治民主化的角色。46精神党走入低潮正是此社经结构的反映，而回教党则陷入其宗教意识形态，更难有助大马政治民主化之发展。
“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转型期
在有利和不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双方因素的互动中，大马政治体制实际上进入一个转型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小开放”和“大开放”的争论，而同时又有来自回教党及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如澳尔根组织）的激进之挑战。前者就是政体真正民主化的关键，而后者则是宗教威权转型的挑战。
依据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的看法，经济发展只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推入转型期，但却不能决定未来的政体之演化方向；他认为是当时的政治精英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将左右国家政体的演变，而政治精英的选择模式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未来的命运。
从当前的政治现象来看，大马政治体制或有三种变化的可能。第一是维持目前“经济自由政治控制”的“小开放”之格局，第二是真正政治民主化开步走的“大开放”，第三是宗教威权的转型，即由激进的回教分子掌握国家领导层，以可兰经立宪建立“回教国”。这三种可能性会如何变化，恐怕将取决于目前的政治精英的智慧和勇气，以及现有的社会文化和团体能发挥怎样的力量。
当前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公民社会的力量
大马现有的社会文化及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展现何种风貌？如果我们从一般民间组织到政党的内部文化来看，大马的威权及父权心态相当普遍，一言堂的情况是当前的写照。不只是各政党内缺乏民主的运作，甚至是华团内部也似乎没有贯彻民主精神。这类家长式的威权文化是不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之发展。
从政治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来说，大马的政党一般上受种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影响，相当欠缺清楚的民主政治思想和理念。如果说马来人为主的政党受“马来支配主义情结”(Ketuanan Melayu)及激进的“回教国乌托邦理念”所困扰，那么华裔为基础的政党则陷于小格局的种族主义及争取“小开放”的边缘心态，真正的开拓民主政治改革的大格局之理念尚未形成。
这种族群意识强于国家意识的背景，以及父权文化的弥漫，使到民主政治重要基石的成熟之公民社会没有出现，具有普遍意义和共同要求的公民运动及社会团体没有产生，明显的，大马的政治民主化之力量很难来自民间力量(至少短期内是如此)，这就得寄望于政治精英来推动政治改革了。
大马的政治精英及政治改革
如果当前的社会文化及公民社会力量的弱小而不利于推动大马政治的民主化，那么显然的政治精英及知识分子的角色会更吃重。实际上，大马社会向来由精英分子所主导，尤其是政治领域更是精英分子的舞台，这是一般社会大众政治知识低落的结果：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往往如此。因此，政治精英可说是推动这些国家的“政治改革”之手。陈志明博士曾批判联盟时期的领导人没有政治发展目标，让精英分子的各自利益及种族政治支配和建构了大马的民族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对现今的政治精英(包括执政党及反对党)仍然有效，尤其是国阵的领导人，他们似乎没有面对和正视政治发展及政治改革的问题。
马来政治精英向来是以“先偏激后温和”的方式来走向权力高峰，这都是东姑阿都拉曼，马哈迪及敦拉萨的缩影，如今当红的安华亦不例外。华裔政治精英则缺乏深刻的思想及价值观念之引导，何启良博士认为大马华裔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正好说明华裔政治精英欠缺大格局的远见及思想。难怪既使不谈国家的政治改革，华社本身的政治改革一向也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大马政治民主化的方向
在国阵主导的“种族威权民主”之稳态结构的控制型政治生态下，如果我们以民主化的两个标准：即公开竞争和政治参与来衡量，那么不是开步走。虽然当前有不少“小开放”的政治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措施），但是深及根本权益的宪法、法令以及政策并没有改变，政治权力结构也没有变化，因此并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民主化发生。我们还得等待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改革来催化大马的政治民主化。
如果说国阵主导的政治是“内部协商”，那么我们期望大马的政党政治迈入国会的“朝野协商”--取代过去“关起门来自己内部协商”的可能黑箱作业，使之变成透明，这样才能达到监督和制衡，民意才能反映在决策及立法上，“朝野协商”是大马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目标。
在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方面，国会改革（如设立长久的部门委员会），上议员的民选、地方政府及县市议会选举制度的恢复、党内建立民主制度以及在政策、立法和预算案上的民意贯彻等，都是大马政治民主化的方向。
建立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典范
以现有的国际政经变迁来说，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处处显示优胜劣败的写照，因此国家不富强，人民当然也没有尊严。在此基础上，国阵追随东亚威权国家“经济自由政治控制”的发展模式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了政治发展，以建立健全和稳固的制衡之民主政体。因此只有健全的民主政体可以保障公众的利益、防止滥权以及捍卫基本的人权。我们应追求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双轨道发展路向，以建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成功典范。
笔者曾在表达对“2020年宏愿”支持的论文中提出“四国理念”，即让国家的发展迈向“均富国、宪政国、正义国和文化国”，指出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政经双轨道的发展下，不但社会正义得以实现，文化国的理想可望落实，更重要的人民可以体现他们自由创造之空间，展现他们的活力。唯有在这样的开放和自由的生活中，我们才能创造出大马民族的独特思想、艺术以及塑造本身政体模式。我们必须以实践政治民主化的行动来完成大马的独特性，这样才能真正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而建立本身的民主政治模式。
结语：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是智慧和勇气的考验
显然的，大马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不只是可以来自民间团体及反对党所推动的斗争，它同时也可由执政党的政治精英从上而下开展,这是国阵领导层可主动发挥的政治改革。这类改革可以30、4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及80年代的苏联之戈尔巴乔夫“改革重建”作为例子。他们或许是大马真正期待的政治家之一。
笔者在《解构政治神话》这本书的结论中指出马哈迪医生是位有胆色、远见和魄力的领导人，他可以成为真正的改革者。但他能否超越其周遭的环境制约而推动大马的政治民主化之开展？这不但是一项政治智慧的考验，同时也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气之实践挑战，以解构“种族威权民主”政体！
在我们拭目以待这“艰难的抉择”之同时，在野的反对党之政治人物，以及民间的社团及其领导，亦应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去实践民主的要求，共同催化大马的政治民主化运动，以开展另一项艰难的政治改革旅途！
（14-15/09/1994《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