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共赴时艰”的内容和策略
郭洙镇
大马这个多元种族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具有一些特殊性。
除了世界各国所面对的一般性问题，诸如阶级及财富分配，经济成长等等之外，大马目前还面对着种族性、宗教性、语文教育等独特的课题。
如果我们泛泛地讨论团结问题，我们会陷入空谈，并且会在空泛的海洋中飘浮，没有什么多大意义。
孙中山先生曾在其三民主义的论著中，提到华族由社团的小团结达致民族的大团结。但是，孙先生在辛亥革命后，发现中国军阀各据一方，称王称霸，最后他决定在黄埔军校训练军事人员，北伐统一中国。把小团结达致大团结的初步构想，在现实面前加以落实。
20世纪30年代末年及40年代初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挥军侵华，中国面对亡国的威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求同存异，共赴时艰，国共在西安事变后，同意把党与党的纷争暂搁一旁，组成广泛的抗日阵线。
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又和以前不同。
大马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日军的侵略，求同存异，共同抗日，40年代末年及50年代初年，反英反殖。1957年独立之后，时代的基调改变了，我们在宪法的规定下，进入了宪制的斗争，现在贯串在社会上的每一个课题都和种族性的差异息息相关。
在谈到求同存异，共赴时艰这课题时，我们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时艰？然而才能谈到跟谁求同存异去共赴时艰。
在东马的沙巴及砂劳越，人民面对着交通等基本设施的落后问题。正当西马正在建设南北大道时，沙巴及砂劳越却连一条接连各城市的普通道路都没有。正当我们正在把电脑介绍到学校时，他们的一些乡区却连像样的校舍者付诸阙如。沙巴及砂劳越的土著，没有享有西马土著在经政文教上的利益。他们的“时艰”是什么？如何与他们求同存异，共赴时艰呢？肯定的，我们必须把沙巴及砂劳越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他们哪里会有兴趣呢？
在西马，我们在经济政治文教宗教等问题上都存着复杂的问题。
华族在经济上的“时艰”
在经济上，50年代的大马，还可以和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泰国、新加坡，互争长短。80年代的今天，日本一跃而成为冲力十足的经济强国，可以和美国、西欧，称雄天下。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晋级为新兴工业国，泰国正在奋力直追。反观大马，我们在80年代远落人后，顾影自怜。我们的“时艰”又是什么？经过了整20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家经济成长强烈地依靠“公共开支”、“公共企业”以及“外国投资”的支撑，连带地带来了八、九百亿元的内外债的副作用。加±1985年及1986年的经济不景，民生痛苦，如今才开始复苏。那么，此后在经济上的“时艰”，又是什么呢？大企业家，除了少部份外，多数都被银行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被迫收盘，变卖产业者，比比皆是；建筑业元气大伤，仍未恢复；工业虽有成长，但不足和亚洲四小龙相提并论。锡矿业日落西山，只剩下石油及原产品在撑着局面。失业率高，国穷民穷。种族间的不协调，问题没法子解决。贫苦的工业渔民，生产工具落后，生活资料不足，靠政府的辅助金过日子，政府又不胜负荷，怎么办？
我们要跟谁求同存异？如何求同存异？如何共赴时艰？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目前，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希望这个会议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如果这个经济会议达不到一致的看法，那又怎么办？目前，除了一些研究机构对经济问题拥有足够的经济资讯去进行分析、辩论，并具体地提出可行的具体解决方案呢？
除此之外，我国过度依靠天然资源的经济结构怎么改呢？在工业方面，技术及资金都不足，国外市场正受到保护主义的限制，我国对外贸易的有效机构在哪里？在没有建立对外贸易的市场网之前，如何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呢？
有远见的人士可能制定政策，提出良好的看法，但是在顽强的官僚网络层层包扎之下，这些政策及良好看法，几时才能突破重围呢？
华族的经济大部份是中小型家庭企业，如何面对“时艰”呢？向来小资产阶级都以照顾个己的利益为重，动摇性很强，如何和小资产阶级求同存异，共赴时艰呢？许多课题被提出之后，大家热烈了一阵子，接着一浪又一浪地沉没下去了，怎么办？
以上所举的具体实例，挂一漏万，相信读者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实例。
华族在文教方面的“时艰”
谈到文教，有一方面认为国语是马来语，为了建立一个大马的国格，国语应受到尊重及推广，从官方语文发展成民间共同语文，从日常用语发展成教学媒介语及学术性的语文……。另一方面则认为大马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种语文的国度，国语之外，政府应该扶助其他语文的发展，包括从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而任何有意无意障碍这个发展的做法，都是违反宪法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
这就使我们的“求同存异，共赴时艰”的要求，产生两个不相同的内容。无论我们采取任何一种立场，都只能得到一方面人士的支持，另一方面人士的反对。
语文本来是人类互通讯息的一种工具。但是，一旦语文问题和民族情感及尊严杂揉成为复杂敏感的政治性课题，其原有的功用就被掩盖了。在教育问题上，一旦语文媒介变成了一个敏感课题，原本的教育功用也被遗忘了！这种可悲的现象现在还存在。在目前，只能在本身的族群中谈求同存异，以维护其族群的语文教育，才会受到欣赏。在大马多元种族社会中，维护母语教育以及推广国语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矛盾，怎么办？
其实，就算在同一族群中，求同存异，维护民族语文的做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不尖锐的时刻，许多人都谈得•康慨激昂；等到面对严峻考验时，许多人都变成识时务者为俊杰，走的走，溜的溜，留下几个人硬撑到底而已。60年代初年，林连玉先生便变成两间遗一卒，荷戟独彷徨了。
华族在政治上的“时艰”
谈到政治，许多问题最后是通过政治而加以解决。
本来从国家及人民的长远利益来看，求同存异共赴时艰应该是指不分种族一齐奋斗。在政治上，要为各多元种族谋求福利，自然而然地，只有采取民主及人权来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马来西亚人的社会，使到每一个人民、每一种族都在大马天空之下占有一个位置。
不过，由於50年代建国前后，几个大种族采取单元种族方式组织政党，然而再组成联盟，最后演变成更大型的阵线。如今，种族性的政党公开标榜为其种族争取权益，当这族和那族有利益冲突时，大族占便宜，小族吃亏，这是残酷的现实。
华族的问题，就是在吃亏之下的情况产生的。单元种族政党在华族面前把华族团结的口号喊得很大声，喊完之后，回到现实的环境中，面对占绝大优势的另一族政党，不是爆炸出去，就是妥协地留下来。
来自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文化，在华族社会影响深远。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文化，则未取得长足的进展。所以，华人社会的各种组织，民主的气息不强，家长制的气息倒很浓厚。封建小农，注重个人的活动；资产民主，也注意个人的活动。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法治及各种机构加以巩固，华族的民主观念不强，最后是家长制明施暗行。许多组织大家都争做“家长”。“家长”很多，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内争常演成敌我之争，破坏力很大。若和马来社会相比，华社涣散而没有组织，使不出集体的力量。
从70年代到现在，我们听过筹组华团总会，三结合，……等。这也是求同存异，共赴大马华族的“时艰”的构想。华团总会没有组织成功；三结合则在个别课题上还有建树。要在大马这种环境中把三结合落实成为具体组织形式，则要沿着《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所谈的5个事项做法，才可能会有成功的一天。这5个事项就是“道，天，地，将，法”。如果日本人能够吸收中华文化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西游记》、《论语》等名著中的精华，做为他们企业计划管理中的灵感，身为华族，为何不能从中华文化的哲学及史籍中吸取滋养，做为我们的实践指南？英国史学家汤恩比高度评价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清圣祖康熙，我们何不研究他们成功之道？另外，史籍中有著名的韩信“汉中策”，诸葛亮“隆中策”，孙中山“北伐”，毛泽东“抗日持久战略”……这些都是精细地把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结合起来，科学地制定总的战略以及个别事件的具体策略。我们若要推行“求同存异”，我们要先用科学方法，收集资讯，详细分析，决定轻重缓急，制定策略，挑兵选将，然后加以实践；在实践中碰到了一些预料不到的新情况，再度提出来检讨，追踪决策，周而复始地进行……。这是中华文化精粹之一，也是西方运筹管理方面，被人推崇的做法。
目前，华族常常没法摆脱小资产阶级狂热狂冷的特性。君不见，一个课题到来时，敲锣打鼓，群起而攻之；发言者气吞山河，看来俨然是救星下凡，国家一下子就会变好了，观众听众，如痴如醉，掌声如雷……，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那一时间。但是，会开完后，演说者忘记了他们所说的内容，也没有严肃深入地沿着中华文化哲学及史籍中所指引的方法去做，就算偶尔有些实际行动，也是在缺乏组织、领导、策略的情况下，被迫临时应急，岂有不屡战屡败呢？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目前，巫族在人口中占半数以上，华族占31%左右。以华族低生产率的情况维持不变，到了公元2000年，华族人口会再降低到25%左右。
采取种族对种族的斗争方式，号召族人团结在一个种族旗下而斗争，从人口比例，从政治思想，从阶级组成，从文化宗教差异上，来“庙算”之，华族若采取这方法，“得算少也”！因此，号召族人求同存异从事这方面的斗争，其前景是悲惨及黯淡的！凡是决心献身为人群服务者，千万要在未行动之前，冷静客观地“庙算”一番，然后才怀着无比的热忱去实践。
如果采取种族对种族的斗争方式不可行，那么，另一条路是打开着的，只是路上还充满荆棘野草，要费一番心力和时间去修筑，才会变成康庄大道！这条路是提倡民主人权法治，国内种族不论大小，平等对待，建立一个非常种族性的马来西亚人社会。这是早在1974年华团教育备忘录第一章，就已提出的主张。
（23-03-198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