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PLAGUES AND PEOPLES
【美】威廉H·麦克尼尔 著
余新忠 毕会成 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63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瘟疫与人/（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
余新忠，毕会成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4
原书名：Plagues and Peoples by William H. McNeill
（国际环境译丛）
ISBN 978-7-5111-0162-4
Ⅰ.瘟… Ⅱ.①麦…②余…③毕… Ⅲ.瘟疫一医学史一世界 Ⅳ.R5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39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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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策划：刘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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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X9601/16
印张 15.5
字数 194千字
定价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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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
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呈献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中的一种。“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包括《瘟疫与人》、《土地的变迁》、《乡村里的推土机》、《消逝中的荒野》、《哥伦布大交换》和《荒野与美国精神》等6种图书。这一辑译丛着眼于各国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新成果，特别注重引介一些前沿性、边缘性和综合性环境学科的新成就。因时间仓促，本辑图书可能还有不少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不断改进，努力把“国际环境译丛”打造成一条具有广泛影响的产品线。
今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将继续深化产品创新，努力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环保图书，扩大国外环境图书的市场覆盖面，为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多贡献。
译序
在学术史上，借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不过，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那些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集中精力地读完这一著作，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而且还有一种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作者麦克尼尔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当代最具声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于1976年出版于美国，翌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再次重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言而喻。而且，其影响显然并不仅止于西方世界，本书出版不久，陈秋坤就以中文书评作了介绍（注1）。1985年，日译本正式出版（注2）。而中译繁体字本直到1998年才问世（注3）。
本著作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英国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教授(Keith Thomas)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合并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注4）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仍会耳目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的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的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论述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方面，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同样，在1870年暴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两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釆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的微寄生物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然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非常普通的寥寥数例。在论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种种的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透过一般的因果解释，认识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现象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然而何以如此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却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呢？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另外还因为，历史学家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计、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乎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子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一方面，疾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注重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的零散而不够丰富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利用其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发达和科技的进步等，作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前500年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公元1200年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东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造访，使其在公元3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损。而后，大约在900年，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增长。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了1200—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征西战，使得鼠疫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至。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1500—1700年世界疫病状态。主要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根绝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由于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
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揮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确，都是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予以认真思考的。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而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致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的频繁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再次，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①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②人口不断成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③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实在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最后，尽管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地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套用既有理论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给予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世界，疾病社会史研究还明显不够深入细致的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与人类历史发展关系的著作，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在书中也很容易发现，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不少的细部研究上，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部分，还多有误会。比如，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或误解中国医学在19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注5）和接种“人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书有关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认识显得有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另外，其赖以为基础（指中国部分）的疫情年表，也显得过于粗糙。而细节的错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通过译注的方式做了辨析。尽管如此，这些微瑕仍不足以影响本书的重要价值，或许，其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史学界经典之作，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史学界关注度显然远远不够，尽管中译本本来就姗姗来迟，但就是迟来的译本，至今在大陆也未能、实际也难以拥有较多的读者。故而在大陆出版中译本就显得十分必要。繁体字中译本总体上是一个较为忠实原文的不错的译文，译者杨玉龄先生系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书中有关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译文也显得颇为精当。但对历史知识则相对隔膜，故而以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眼光视之，译文在历史名词乃至历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对书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辨析这样的工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了。另外'，该译本在标题方面对原书做了不少的调整，虽然比较醒目，但似乎也有不够忠实原文之处。特别是，译本完全删去原书的注释，颇让人感到美中不足。故此，我们感到仍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当然，在译完初稿后，我们参考了这一译本，并借鉴了其中不少精当的译法。特此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忠实原文原意为第一要义，原著行文流畅而优美，不禁令人深感钦羡，尽管也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限于时间和水平，我们的译笔显然仍远无法与原文畅美的笔调相提并论，同时还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误译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致歉并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现在出版，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需要感谢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两位教授提议和促成，本书的译成和出版，或将是不可能的事。在翻译的收尾阶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妻子惠清楼两位女士在文字的校订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后来几次的修订中，叶慧女士、梅雪芹教授和孙健先生给予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订曾得到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张瑞和张华的襄助。而本书的最终付梓，得益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相关编辑的关爱和非常专业的编审。对于以上师友和同道的情谊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翻译上所存在的问题均由译者负责。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无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更新，但凭藉知识的累积和个人的敏锐与智慧提出的某些认识维度和思考方式却似乎可以超越知识更新本身而具有长久的魅力。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大概都可能提出异议，不过，书中揭示的研究视角与基本原理，不仅在过去较深地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疫病社会史乃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不过就中国史而言，似乎才刚刚兴起（注6）。希望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再版，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还可以促进更多的人重新省思认识和探讨历史的视角与方法。
余新忠
2004年6月初稿于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2009年6月修改于南开大学
注1：陈秋坤：《人类造就了瘟疫——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著：〈瘟疫与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版。
注2：「疫病4：世界史」,佐々木昭夫訳，東京：新潮社，1985。
注3：《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
注4：转见陈秋坤：《人类造就了瘟疫——介绍麦克尼尔教授新著：〈瘟疫与人〉》，载陈胜昆：《中国疾病史》,附录，第251页。
注5：温病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是指外感热病，即感受温热病邪所导致的疾病。包括现在的各种疫病和感冒等。
注6：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中文版前言
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瘟疫与人》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医生们那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其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当它于1976年首次出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别的什么书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尽管我常常依靠推论来重构交通的变迁如何导致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但要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以及测算出人口伴随幸存者血液中的抗体的增加而恢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则只能依赖传染病学上的最新进展。
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在本书付梓之后不久，由于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力。两相结合，扩大了《瘟疫与人》的读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国及其以外的读者中深受欢迎。
中国的读者将会看到，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我只能求助于他人。我不懂汉语，但知道有两本专业的百科全书和所有的正史都谈到了（中国）瘟疫暴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那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约瑟夫H.查教授热心地查阅了这些中国典籍，并把他查阅的结果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时间从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年。这些工作无疑表明了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使我有可能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对此作出适当的推断。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译本将激发今日中国的一些读者，能比我更为细致地来探讨疾病这一类因素在自然环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实我所写下的结论，并将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提升到堪与前人比肩的水平。
威廉H.麦克尼尔
致谢
本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春夏，于1975年春季校订完稿。此间，书稿曾分送下列专家以求教正：亚历山大·本尼格森(Alexandre Bennigsen)、 詹姆斯·褒曼(James Bowman)、弗兰西斯·布莱克(Francis Black)、约翰·鲍恩斯(John Z. Bowers)、杰罗姆·贝勒比尔(Jerome Bylebyl)、 L.瓦威克·科普莱逊(L.Warwick Coppleson)、阿尔弗莱德 W.克罗司比 (Alfred W. Crosby)、菲利浦·科汀(Philip Curtin)、阿伦·德布斯(Allen Debus)、罗伯特·富格尔(Robert Fogel)、何炳棣(Ping-ti Ho)、拉芬·魁克(Laverne Kuhnke)、查理斯·赖丝莉(Charles Leslie)、乔治·雷霍(George Leroy)、斯图亚特·雷格莱德(Stuart Ragland)、多纳尔德·赖里(Donald Rowley )、 奥列弗 K.斯金尼(Olaf K. Skinsnes)、H.波尔·斯苔巴赫(H. Burr Steinbach)、约翰·伍德(John Woods)。本书还受益于美国医学史协会1975 年5月召开的一次小组讨论会，在这次会上，索拉·扎尔克(Saul Jarcho). 芭芭拉·罗森克兰兹(Barbara G. Rosenkrantz)、约翰·达菲(John Dufly) 以及根特·莉斯(Guenter B. Risse)等就他们阅读的部分给予了指教。随后，在1975年秋季，芭芭拉·多德威尔(Barbara Dodwell)和休·斯科金 (Hugn Scogin)分别校阅了本书的第四章和中文资料部分；他们还共同修正了本人对有关黑死病传播方式的理解。幸运的是，在本书付梓的最后时刻，这些修正得以体现于文中。
上述情况表明，本书的很多论断和结论多少带有尝试的性质，有待在疫病方面通过对中文以及其他古代文献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后加以进一步的完善。诸多建议者的指正使本书在许多细节上得以改进，并使我避免了许多愚蠢的错误；当然，不用说，全书所有的内容，包括许多遗留的谬误, 均由本人自己负责。
承蒙小约瑟·玛西基金会的慷慨赞助，我方能摆脱一些日常的事务性工作而专事本书的写作。还应感谢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博士帮助查阅有关的西文资料，感谢约瑟夫·查(Joseph Cha)博士帮助查阅有关中文和日文资料，并汇编了附录部分的中国疫情年表。没有他们的帮助, 本书的成稿将费时更多，尤其是书中有关远东的论述将会更为粗疏。感谢马尔尼·维特(Mamie Veghte)以令人满意的准确性和令人钦佩的速度，将书稿打印了两次。道布尔迪(Doubleday)旗下的安科尔(Anchor)出版社的查理·普利斯特(Charles Priester)提出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问题，使我 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修改和提高。
对上述诸位，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威廉H.麦克尼尔
于1975年12月15日
目录
引言
缘起
关键概念
第一章 狩猎者
人类与寄生物
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
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农牧业的兴起
新生活方式与疫病
儿童病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出现
上古瘟疫之影响
第三章 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
瘟疫阻遏帝国扩张
《圣经》等古籍中的瘟疫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印度的看似富足与实际贫弱
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
四大“疾病圈”的出现
疫病交流的开始与影响
地方病的出现与文明疾病模式的新演进
第四章 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
蒙古人横穿欧亚大陆
关于中国等地的鼠疫
欧洲鼠疫的大流行
欧洲其他疫病方式的变动
新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
鼠疫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
第五章 跨越大洋的交流：1500—1700年
新大陆遭遇新疾病
天花与欧洲人的胜利
印第安人加入并影响旧大陆疫病圈
欧洲大陆的新疫病
人类疫病的均质化
新疫病模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第六章 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年一
传统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出现
近代世界人口的成长
天花接种的出现与传播
新疫病模式与欧洲历史
霍乱流布世界
霍乱对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的促动
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
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
历史的启示
附录中国的疫情年表
注释
引言
缘起
将近20年前，为撰写《西方的兴起：一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一书，我开始涉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以充实相关史料。众所周知，希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凭借其区区不足600人的兵力就征服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如此少的兵力何以能横行异域？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通常的解释似乎都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蒙特祖玛(Monteiuma,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译注)和他的同盟者开始时将西班牙人视作神明，然而一经直接接触，现实情况就自然会让原有的迷信不攻自破；如果说西班牙人的战马和枪炮在初次交战时令对手惊慌失措，那么一旦短兵相接，这两种武器的局限性不久也自会暴露无遗——当时的枪炮其实相当原始；当然，科尔特斯联合其他印第安民族的“以夷制夷"之术对胜局意义重大，然而除非科尔特斯的那些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盟友认定他一定取胜，又怎么可能与他结盟？
实际上，征服墨西哥的传奇只不过是更大谜团中的一部分——不久，皮萨罗同样不可思议地征服了南美的印加帝国。相对而言，越洋抵达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并不多，然而他们却成功地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了人数多得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无可否认的技术优势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溃。譬如，为什么墨西哥和秘鲁的古老宗教消失得如此彻底？村民对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庇佑他们的土地丰收的神祇和祭典何以不再虔诚了？或许，在基督教教士们的心目中，基督教的真理性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他们认为使几百万印第安人成功皈依根本就无需解释，但事实上，他们的布道以及基督教信条和仪式的内在吸引力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切。
不过，在有关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诸多解释中一项不经意的说法（我已记不起具体出处了）令我茅塞顿开，而后通过进一步地缜密思考这一解释及其背后的含义，我的新假说逐渐变得合理而有说服力了。因为，就在阿兹特克人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墨西哥城，并予以重创的那天晩上，天花这种传染病正在城内肆虐，那位刚刚率领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人展开进攻的将领和好多人一道死于那个“悲伤之夜”（noche trista,西班牙人后来以此来称呼这场疫病）。这场致命的传染病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正足以解释，为什么阿兹特克人没有乘胜追击，而让敌人获得喘息之机并卷土重来的机会，进而联合其印第安盟友完成对城市的合围，赢得最后胜利。
而且，值得关注的还有这场只杀死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却毫发无损的疫病对当时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对这种明显的偏袒，当时只能从超自然的角度加以理解，很明显，在这场战争中哪一方得到了神明的助佑似乎已不再是问题。在西班牙人的神祇展现了其“超自然的能力”之后，那些以古老的印第安神祇为中心构建的宗教、祭祀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难怪，印第安人会如此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显然，上帝站在西班牙人一边，而且以后每一场来自欧洲（不久后也来自非洲）的传染病的造访，都在重复这一经验。
可见，传染病一边倒地只对美洲印第安人造成伤害这一史实，为我们理解西班牙何以能轻易征服美洲（这种征服不仅是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提供了一把钥匙。不过，这一假说一经提出，马上就会引发相关问题：西班牙人何以且何时获得了这种使他们在新大陆上如入无人之境的免疫力？为什么印第安人没有属于自己的本土疫病以对付入侵的西班牙人？只要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随之而来的就将显现一个尚未被历史学瞩目的人类历史中的新领域：即人类与传染病的互动史，以及当传染病逾越原有界域侵入对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时，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
由是观之，世界历史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与十六七世纪发生于美洲的这一幕类似的事例。本书就将描述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结论可能会使许多读者大感意外，因为在传统史学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事件在我的叙述中却将占据核心地位。之所以如此，主要就在于那些学识渊博的学者长期以来在皓首穷经于各种遗存的文献时，对于人类疾病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力。
自然，传染病首次袭击某族群的著名案例从来没有被欧洲人遗忘，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其次是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虽然破坏性大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现代而留下了较完整的记录。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从未将其归为重大疫病暴发的普遍模式，因为那些人类与疫病惨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没于时间隧道中。那时资料残缺不全，以致事件发生的规模与意义都很容易被忽略。
在解读古代文献时，历史学家自然会受到他们自身疫病体验的影响。经历过各种病史的现代人，已对那些常见的传染病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免疫力，这使他们能很快地终止任何一般性疫病的流行。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只能认为那些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说法有失夸张。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造成的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确实，如果现代医药出现之前的传染病均与欧洲的传染病模式并无二致，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关注疫病的历史呢？因而，历史学家也往往以一种不经意的笔调处理这类记载，一如我在那本描述科尔特斯征服史的著作中所读到的那样。
于是疫病史便成了偏好“掉书袋”的老学究们的专利，他们热衷于就手头掌握的资料摘录一些实质上并无什么意义的信息。不过，毕竟还有黑死病以及其他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军营里突发的疫情不仅扭转了战局，有时甚至决定了战争最终的胜负。这类插曲自然不大可能被遗漏，但它们的不可预见性却使历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我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
不过，还是有诸如细菌学家汉斯·靳塞尔(Hans Zinsser)这样的圈外人士，扮演了抬杠者的角色，搜集一些表现疾病历史重要性的史料。他在那本极具可读性的大作.《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描绘了斑疹伤寒的暴发如何经常打乱国王和将领的如意算盘。但是，这类著作并未试图将疾病史纳入到更宏大的人类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与其他著述一样，它们仍将疫病的偶然暴发视为是对历史常态突然而不可预测的扭曲，本质上已超出史学的诠释范围，因而也就很难吸引以诠释历史为本业的职业历史学家的视线。
而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我在此提出的许多猜测和推论仍是尝试性的，它们的证实与修正还有待有关专家对语言晦涩的古代文献作进一步地爬梳。这类学术性的作品既需要提出一个正面的主题予以确证，又需要提出一个反面的靶子以便有的放矢，我在本书所做的推理与猜测应该符合这一要求。与此同时，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引起读者去关注那些人类历史的传统观念与当下认识之间存在的鸿沟。
除了我必须描述的细节外，想必大家都会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应该构成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且毋庸置疑，传染病无论过去与现在都在自然平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键概念
在叙述故事之前，对寄生、疾病、疫病以及相关概念的解释或许有助于避免读者的混淆。
对所有的生物来说，疾病和寄生物几乎无所不在。当寄生物从某个有机体身上成功地搜寻到食物时，对后者（宿主）而言，就是一场恶性感染或疾病。所有的动物都以别的生物为食，人类也不例外。人类的觅食以及觅食方式变迁的论述充斥于经济史的著述中，相反，避免为别的生物所食的问题却比较少见，这基本是因为人类自从远古时代起，就不怎么畏惧狮子和狼之类的大型食肉动物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是指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或者很快杀死宿主，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应，导致自己被消灭。有时，此类致病生物体不知怎地寄生到某个特殊的宿主身上，使后者成了带菌者，能够传染给别人，而自己却基本不受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微寄生物往往与人类宿主形成比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种感染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的发挥。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会迅速致命，像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那样；另一些则容许宿主无限期地生存下去。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捕猎的技巧和威力就已超越了其他食肉动物。人类于是攀上了食物链的顶端，也就很少再有被天敌吞食的危险了。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同类相食几乎肯定构成了人类相邻族群间相互关系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人类作为成功的狩猎者，几乎与狮、狼处于同等的水平上。
只是当后来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温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消费食物，由此成为靠生产者为生的新型寄生者。尤其是出现在土地肥沃地区的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巨寄生模式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胜利者只是从臣服族群那里掠取部分收成，而留下足够的粮食让被掠夺者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在早期阶段，这种人类文明的巨寄生基础还相当严峻和明确，后来随着城市和农村间的互惠模式的日趋发展，只是上缴租税所体现的寄生单向性才逐步消除。尽管如此，在开始阶段，那些饱受压榨，供养着神甫、国王以及他们城里的仆从的农民，除了某种不确定的保护，以避免遭受其他更加残忍和短视的掠夺者的侵扰，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食物与寄生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曾经巩固了人类的文明史，类似的情形亦可发现于人体之内。白血球是人体内防御疫病感染的主要元素，它们能够有力地消解人体的入侵者。而它们不能消化的部分就变成了寄生物，反过来消耗人体内对它们来说有营养的东西。（注1）
然而，就入侵特定人体的特定生物来说，这不过是影响其能否顺利侵入并在其中繁殖的极端复杂的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已。事实上，尽管医学在过去百年间成就辉煌，但还是无人能完全说得清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机体组织的各个层次(分子（注2）、细胞、生物体和社会)上，我们都可以碰到均衡模式。在这种均势中，任何来自外力的变动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补偿性变化，藉以最大限度地减缓全面的震荡，当然，如果变化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也会导致原有体系的崩溃。此类灾难，既可能将原系统分解成更简单、更微小的单元，这些单元又都各自形成自己的平衡模式；或者相反，将原有相对较小的单元组合成更大或更复杂的整体。实际上，这两个过程也可能同时共存，就像大家熟悉的动物消化的过程一样，捕食者把食物中的细胞和蛋白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只是为了把它们合成为自身体内的新蛋白质和新细胞。
对此类机制的解释，简单的因果分析显然远远不够。既然同时存在许多变量，它们又不间断地交互作用，而且还以不规则的频率改变它们的规模，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并尽力将某个特定的“结果”归因于它，结果往往是引人误入歧途。对多过程的同时态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更接近真实，但这样做，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对大部分组织层次而言，仅仅是对组织模式的确认及观察其存在或崩解，就有些让人感到力所不逮了；何况，在包括社会在内的某些层次上，连哪种模式值得关注或者能够被可靠地观测，也都存在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争议。不同的术语会引导人们关注不同的模式，然而，要想找出一个逻辑上富有说服力并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试验方案，用以测定一套术语是否优于另一套，通常是不可能的。
然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不仅适用于人类的身体，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及其符号体系，因此，当有些问题无法依靠逻辑来确定时，生存定律终将出面解决。对人类来说，那些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所处环境中利害攸关方面的术语，无疑具有巨大的存在价值。正是基于相互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人类才得以主宰生物世界。然而没有哪一种术语体系有可能穷尽或涵盖我们所处情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己所能地运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和概念，而不必为寻求一个能在任何时空环境下让任何人满意的所谓“真理”而枉费心机。
正如语言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一样，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如此。史书中的许多圣人假如生活在今天的美国，恐怕很难逃脱因“神经不正常”而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运；相反，被狩猎先祖们视为生理残疾的近视眼和味觉迟钝，在今天却并不被认为与健康理念有冲突。不过，尽管存在这样的历史性差异，“疾病”概念的核心内容仍是确定而普遍适用的。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就将被同类视为“有病”,而在这类生理机能紊乱中，又有许多源自与寄生物的接触。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体和社群对同样的传染病所表现出的敏感程度和免疫水平相当不同。这种差别部分缘于遗传，更多则是与以前是否接触过入侵生物体有关。（注3）不断调整对疾病的抵抗力，并不只在个人体内进行着，在整个族群内部也同样如此。因此，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相应地改变。（注4）
正如个人与群体为对付传染病而不断进行机能调整一样，各种致病微生物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典型地，这一环境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就是宿主体内的状况。毕竟，对于包括病原体在内的所有寄生体来说，都必须经常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宿主几乎都是互不相连的独立个体的情况下，它们如何才能成功地转移？
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一个病原体如果很快杀死其宿主，也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必须非常迅速和频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确保自身的存活与延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抗感染能力足以让寄生物无处藏身，显然也会对病原体造成另一种生存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这类极端情形的出现，使得许多与疾病为伴的关系未能延续至今；而一些曾经恶名昭著的病原体，由于全球范围内普遍的疫苗注射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推行，正在濒临灭绝，如果某些踌躇满志的公共卫生官员的言论是可以信任的话。（注5）
对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造成重要的损害。这类生物平衡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人的肠道下端通常带有大量的细菌，但并不会引起明显的病征。在我们的口腔中和皮肤上，也附着了众多通常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影响的微生物，其中有些可能有助于消化，另一些则被认为能够防止有害生物在我们体内的恣意繁殖。不过，一般来说，对于或许可以称之为“人类感染生态学”的这类论题，我们目前还缺少确凿有力的数据来加以论证。（注6）
不过，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我们似乎仍可以说，很多最致命的病原体其实还未适应它们作为寄生物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依然处在与人类宿主的生物调适进程的早期阶段；当然，我们也不应就此假设，长期的共存必定导致相互间的和谐无害。（注7）
譬如，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可能是人类（甚至前人类）最古老的寄生物，（注8）但它至今仍给人类宿主带来严重的使人四肢虚弱的发热病。至少有四种疟原虫能感染人类，其中又以镰状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最具杀伤力。不难想见，由于镰状疟原虫侵入人体血管相对较晚，所以它们还无法像其他疟原虫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人类宿主。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宿主与寄生物之间的进化调适，还会因宿主的多样性而更加复杂，而寄生物为完成生命周期又不得不适应宿主体内的环境。而且，有利于疟原虫长期寄居于人类红血球中的调适，对其实现在不同宿主间的成功转移，并无助益。
事实上，在通常主导性的转移模式中，人体一旦为疟原虫感染，红血球就会成百万地周期性坏死，由此导致宿主怕冷发烧，并让疟原虫得以在血管中自由运动，直到一两天后，它们重新寄居在新的红血球里。这一过程会给宿主带来热病和四肢疲软的症状，但同时，也会让疟原虫以一种独立自由的形式趁着疟蚊饱餐人血时“搭便车”转移到别处繁衍。疟原虫一旦进入疟蚊胃部，就会展示出不同的行为方式，最终完成有性生殖(sexual replication)。结果是几天后，新一代的疟原虫就会游移到疟蚊的唾液腺里，以备在疟蚊下次“就餐”时侵入新的宿主体内。
就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看，疟原虫在被疟蚊以如此巧妙的方式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时，并不会对疟蚊造成伤害。疟原虫生活史的完成有赖于疟蚊体内组织的滋养，但这对疟蚊的寿命及其活力却并无不利的影响。这样说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疟原虫要成功地转移至新的人类宿主身上，携带它的疟蚊必须拥有足以供其正常飞行的精力。一个沉疴在身的疟蚊不可能将疟原虫成功运送至新的人类宿主以助其完成生活史。但是，一个身体虚弱、浑身发烧的病人却丝毫不会妨碍疟原虫完成其生活周期。因此毫不奇怪，这种古老的传染病对疟蚊毫发无损，却一直维持着对人类的杀伤力。
人类其他一些重要的传染病也像疟疾一样，病原体必须让自己适应多个宿主。假如人类之外的宿主对这类寄生物更为重要，其适应性行为的重心将会集中于同非人类宿主达成稳定的生物平衡上，而一旦侵入人体，则可能对人类造成剧烈的伤害。腺鼠疫(bubonic plague)就是这样，弓I起这种疫病的鼠疫杆菌(pasteuralla pestis)通常只感染啮齿动物以及它们身上的跳蚤，偶尔才染及人类。在穴居啮齿动物群体当中，这种感染可以长期延续下去。鉴于同一洞穴中可能混居着不同的啮齿动物宿主，这类感染及康复的模式必定极端复杂，至今，我们对此也未能完全了解。然而，不管怎样，对生活于“地府”中的某些穴居啮齿动物来说，腺鼠疫就像地面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天花、麻疹一样，乃是一种常见“儿童病”（childhood disease）„换言之，啮齿动物与这种寄生杆菌之间已经形成相当稳定的适应模式。只有当疾病侵入到从未感染过该病菌的啮齿动物和人群时，才会酿成惨剧，就像历史上曾令我们的祖先倍感惊恐的腺鼠疫大暴发。
由于血吸虫病（通过钉螺传染）、昏睡病（通过釆采蝇传染）、斑疹伤寒（通过跳蚤和虱子传染）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体拥有两种甚或更多的宿主，以致它们与宿主的适应模式极为复杂，因此，这类疾病对于人类来说，仍然十分可怕。斑疹伤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品系相同或近似的引发斑疹伤寒的立克次体能稳定地寄居于某些种类的壁虱身上，代代延续而基本相安无事；当老鼠及其身上的跳蚤被感染后，虽会发病，但可以自行康复，也就是说，它们在感染后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将入侵的病原体拒之身外。但是，一旦伤寒寄生菌转移到人体及人身上的体虱，总会导致体虱毙命，而对人来说，也常常是致命的。上述模式暗示斑疹伤寒病原体曾存在这样一种渐进式的转移：从最初与壁虱稳定的共存，然后到与老鼠及其身上跳蚤的次稳定调适，最后到与人及其体虱间的极端不稳定适应。这似乎也意味着该病原体直到晚近才感染人体及其体虱。（注9）
当然，也有一些人类疾病并不需传播媒介便可直接在人类不同宿主之间迅速传播。结核病、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腮腺炎和流行性感冒等都属于这类疾病。事实上，它们也是现代人仍极为熟悉的一类传染病。除了结核病和流行性感冒，人类只要被这类疾病感染一次，即可获得长期乃至终身的免疫力。于是，这类疾病通常只感染孩子。这在那些没有釆用疫苗接种或其他人工方法改变天然的疾病传播方式的地区，依然如此。
这种儿童病一般不会特别严重，只要精心护理通常都可康复。然而当其侵入以前从未接触过它们的族群时，则可能导致大面积的发病和死亡，而且正值盛期的青年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易感染并死亡。换言之，一旦某一“处女”族群初次接触这些传染病，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遭受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就像天花和随后的其他疾病对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所造成的影响一样。
毫无疑问，其他疾病，无论是慢性传染病、精神紊乱，还是老年性功能衰退，它们对今天人类造成的痛苦会更多，它们构成了一直存在于人类生活中的某种“背景杂音”(background noise)。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日趋长寿，这种痛苦变得更加显著。不过，我们祖先所经历的疾病模式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情况根本不同，在先祖那里，不时暴发的瘟疫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且无时不在的震慑力。尽管我们无法得到统计和临床资料(即便到19世纪也是零星的)，以对19世纪以前瘟疫的发生情况做出准确说明，比如何种瘟疫在何时、何地杀死了多少人等，不过，我们仍可能把握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实际上，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
注释：
[1] 请参阅W. M. Cameron, Parasites and Parasitism,
London,1956, p.225；Theobald Smith,
Parasitism and Disease, Princeton,1934, p.70当白血球破坏侵入人体的细胞结构时，并不能产生有助人体细胞生成的能量或物质，因此，这个过程只相当于消化过程的第一阶段。
[2] 请参阅Wladimir A. Engelhardt, ‘Hierarchies and Integrat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Bulletin, 27(1974), No.4, p.11-23.
Engelhardt把蛋白质一类复杂分子自我复制的能力归结于分子间作用力量的弱小；他进一步提出，这些正在强化的有机体总在消耗可利用的能量。从这一观点上看，人类刚刚完成的跳跃性发展，即利用取自矿物燃料(fossil fuels)的可用能量，把成百万人口聚集于工业城市的过程，似乎只是把成百万原子聚合为较大的有机分子这一过程的最近的和最复杂的展现。的确，正如我们可以想见的，人类城市，因为比起蛋白质的出现要晚得多也少得多，其结构的精致程度自然不及较大的有机分子，更不用说细胞和有机体了。但要说同样的法则也适应于我们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所有层次的有机体，则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3] 使一类人区别于另一类的遗传性差异，就疾病抵抗力而言，可能缘于其先人与特定病原体长期接触所造成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基因对初期感染的那些个体所表现出的或促进康复或延缓康复的不均衡性，到时将产生对该病的内在抵抗力。这种“物竞天择”般的演化有时会非常快速；而且，传染越致命，选择也越快。同样严峻的淘选过程也自然发生于寄生体一方，它们通过基因和行为的调整以趋向于形成与宿主间更稳定的适应关系。参阅Amo G. Motulsky, ‘Polymorphism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in
Human Evolution', Human Biology, 32(1961), p.28-62；J. B. S. Haldane, ‘Natural Selection in Man', Acta Genetica
et Statistica Medica,6(1957), p.321-332.对特定疾病形成抵抗力的基因也可能对人类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因此一个群体的理想状态是'‘生物协调的多形性”，这意味着有些人会有抗病基因，而别的人没有。携带抗病基因的个体比例，将依据对该病抵抗力的选择上的多样性，以及其他可能对人口施加的选择压力的种类而变化。
[4] 现代技术甚至使专业人员能够破解某些个体和群体的传染病记录，办法是通过分析血样以确定该人是否存在“抗体”。这项技术尤其适用于封闭的小型社会的疾病史研究。参考Francis L. Black et al.， ‘Evidence for Persistence of Infectious Agents
in Isolated Human Popu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00(1974), p.230-250.
[5] 参阅T. Aidan Cockbum, The Evolution and Eradic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Baltimore and London,1963),p.150.
[6] C.
Theodore Rosebury，Micro-organisms
Indigenous to Man (New York, 1962).
[7] 参阅Theobald Smith, Parasitism and Disease,p.44-65;
Richard Fiennes, Man, Natureand Disease (London,1964),p.84-102.
[8] L.J.Bruce-Chwatt,
‘Paleogenesis and Paleoepidemiology of Primate Malari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ulletin，32(1965),p.363-387.plasmodium—词，原指生物特性尚不完全清楚的引发疟疾的有机体，现已成为标准术语。这种有机体实为原生动物，但其形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有明显的不同。
[9] Hans
Zinsser, Rats, Lice and History (New York, Bantam edition,1965；original publication,1935),p.164-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