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红色烈士的出殡
甚至当这个国际性的会议是在一集思广益的情形下进行，而竞选运动却在西马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由于竞选已进入了艰苦，冷嘲热讽以及敌视成为更公开了。我已举出了很多有关情形的例子，表明了毁谤及欺诈是如何的公开地采用着，加上邢些有关个人性质的恶毒的口头宣传是如何自由地流传着。
当然，在自由世界中，每处都有恶语相加及愚昧的声明成为典型的选举产物，在马来西亚亦然，这种情形是顺理成章地会发生的，不过，通常在选举中的公开自由言论的阔度，如属过份，是不能原谅的，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中，人民是不欲其敏感被挑引起。
具有高度火气的论调之引起，在西马之北半部尤见明显，在南半部的竞选运动则在一较为低调之中进行，更无丑恶之意外事件发生。
在这种气氛中，共产党当然是这些情况的因子。他们底主要目标很快的成为公开的了，他们以公平的或不正当之手段，决心将之分裂而将联盟打倒，他们底恶毒的势力在双重目标之下，展开双管再下之攻势，通过马回而擒下巫统，通过民政党或其他华人政资以打击马华。
从他们的观点看来，选举提供了共产党制造意外，事件不论大小，只要能制造的难得的良机，如是即可以从他们的主要武器－－抵制大选中提供了力量和勇气。他们若能造成不安、绝望、或是恐惧的感受更广泛的展开，那么他们的抵制会更成功。
当兢选进行至半途时，他们开始了他们热衷于使用的红漆(红色是他们的颜色)在路上或墙上涂写标语。这些标语离不了促大家抵制大选或是颂扬毛泽东的领导及思想。他们不理会这在事实上是非法的；要逮捕他们更非易事，这些都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干的，到丁白天就令人清楚看到。
他们加紧了他们的运动，便用了对个人恐吓，在华人中分发传单，促抵制大选。很明显的。他们是渴望发生事件，如是一来，他们就能遂其恶毒的心愿了。
这有两个星期多一些就是投票日了，那是四月廿四日，这种意外事件竟然发生了。那天晚上八时半左右，在槟城的日落洞区，一名巫统的工作人员因仄加森奥玛，正在回家途中，看到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以为发生了普通的意外，于是他停下了摩多西卡，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竟突遭充满敌意的一群人攻击并残酷的杀死。在杀死了他之后，邢些人把红漆泼了他全身，这是一种蓄意谋杀的行为，谁都会变成牺牲者，杀害他的是劳工党的青年。
由于这件事的会很容易的成为一次种族暴动的导火线或是理由；这残酷的杀害自然而然使到保安队伍中极度的关心。为了恐怕报仇，政府要求槟城的死者家属及巫人领袖大力抑制，他们同意不对此谋杀事予以宣扬，以兔让共产党作为停止选举之借口，他们的自我抑制，结果使共产党受到挫败，但是，他们已尝到血腥了。
十日后，五月四日，亦即离投票日有六天，发生了另一宗事件。这次在雪兰莪，使共产党得到了他们一直粪求的机会。在那天的清晨，三名在巡逻中的警员，在吉隆坡郊区的甲洞发现了一堆青年人。那些青年人正在路上写标语。警员喝止他们，但却遭到这班人的围殴。他们用的是柴枝、铁条及铁球攻警员，一边退向附近的老巴剎区。
当认出这班人之后。这三名警员追赶他们。这班人很明显的是充份准备惹事的。现在真是求之不得。他们发动了攻击。迫得警方为了自卫而开枪了。结果一名滋事者受了伤。而后来在中央医院因伤毙命。他名休顺成，廿四岁。死者的家属和友人把死者遗体停置苏丹街积善堂，苏丹街是吉隆坡华人区最热闹街道之一，而不把遗体运回甲洞村其家停放。
这宗命案。通常只是在一个小规模的葬礼中结束。因为死者并非一知名人物，但却给共产党一个好机会，而他们就充分的利用它了。最后，他们就可以有了他们在他们的过程中宣布他为「烈士」的人了。
警方接到一项要在五月十日举行出殡游行的申请书。这天就是投票日，这项请求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主持份子很明显的是要制造意外，以干扰选举，甚至防阻投票的举行。
警力做得颇适当，那就是拒绝了在这一天出殡，但经过死者的双亲以及甲洞的劳工党的要求，要给予死者以一光荣的葬礼，警方卒准许在五月九日出殡，同时特别规定，葬礼只能循某路线进行，而那些执绋丝者的数目亦限制，只准一小数目。换句话说，这次出殡的处理，一如其他通常的出殡一般。
但事情却不如此，这次出殡，竟成为吉隆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之一次，共产党使它如此。它实非如一般人意料中的出殡，而成为共产党一最具敌意的政治游行。我在这里所刊出的几张照片可以看得出，亦可证明共产党及其他不良份子应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负责。这次游行花了一整天，路程达八哩，万人空巷，不是在积极参加，就是在路旁看热闹。
为了建立较后的事实，我特别安排而取得了高级警官所记录的口供供词，这些高级警官，如不是与安排出殡有关，就是在那次出殡示威中维持和平和秩序的人。
我刊出这些口供，如此，马来西亚的公众人士就可以在他们从报章上读到的，更可以全部明白谁牵涉在内，谁为游行出力，而这游行，是在选举前夕底接踵而来的蓄意挑衅。
吉隆坡警区主任因仄阿布峇甲阿都阿兹之口供说：
「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七百，死者(林)的父亲来见我，要求为其子之出殡作为最后之安排，他在见到我之后，他同意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星期五﹞出殡。但他却向我承认，他并不负责出殡的安排，他将较后把那些负责出殡安排的人带来见我。」
「之后，死者父亲由一名叶九的陪同，来与我商量游行的路线，我们并未决定，因为叶九说他并不是属于那个地位。」
「翌日，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叶九，陈秀英小姐以及一名巫人来到我的辨公室，死者的父亲未来。他们说他们已拟好了那路线，同时交给我一张纸，我于是与交通主任因仄曼梳联络，他也到我的辨公室来，我们于是一同商量路线，这就是因仄曼梳在他的供词中所提到的路线。」
「叶九把陈小姐介绍蛤我，说她是主持出殡游行的人之一，另外更介绍赛哈密，说他是主持出殡游行安排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我亦把因仄曼梳介绍给他们。」
「那两位华人，叶九和陈小姐，是用马来语和我们交谈，而他们亦听得懂这言语，赛哈密亦在场。当我问赛哈密他到此何故，他说他之所以前来是因为要对所获得同意的不致有所误解，当然，他也是负责主持出殡游行的委员会委员之一。」
「赛哈密在离开前他说：现在一切都同意了。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确定我们已同意的路线绝不会有所更改。」
陈小姐亦说，为了免得引起参加游行的人的激动，警方最好不准任何穿制服的人在场，尤其是那些镇暴队。她说：穿制服的镍暴队在场、将会激起参加游行者的激动，这因为他们把警方所射杀的死者看成烈士；故此，如看到穿制服的警员在场，将引起他们的激动，他们要求将准证以叶九之名发给。
在因仄阿布峇加的供词中所提及的叶九的人，是劳工党甲洞分命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陈秀英小姐是那个分会的主席，那名被介绍为赛哈密的马来人是赛哈密敏阿里，他是马来亚大学学生会的主席，所提及的F．R．U人员是联合邦后备队，警察中的一受到高度训练的队伍，尤其是对付示威及暴动方面有把握。
从这供词中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人的到场，这一出殡已自然而然地从死者家属的手中取过来了，如是那些具有非常动机的政治份子，可以将一个简单的葬礼改变成一项在政治的挑拨上有延续性的借口，而从中取利。
吉隆坡交通主任因仄曼梳敏谟罕默诺亦作了下述的供词：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星期四﹞上午九时五十五分，我是在警区主任的辨公室，和他商量休顺成出殡行列的路线，十时零五分，三个人进入警区主任办公室。他们是叶九、雪兰莪劳工党副主席，陈秀英﹝一名女性华人及一名马来人赛哈密敏亚里﹞。
「这三人进入办公室及申请休顺成出殡的准证，他们要求这出殡循着某些路线；但警区主任和我并不对他们所提出的路线表示同意。」
「我坚持这路线应该从苏丹街经过茨厂街、惹兰古晋、惹兰马克斯韦尔、怡保律而至甲洞，他们所要求的路线如下：茨厂街、惹兰金那峇汝、惹兰拉惹、惹兰东姑阿都拉曼、怡保律。
「这等于出殡通过市中心区，他们坚持这些路，并说不管警方同意与否他们将照此而行。我因此只得同意，但附有条件，执绋的人不得超过一千人，警区主任于是发出准证。」
在他的供词中，值得令人注意的，警方所主张的出殡路线的大部份，并不是一个建筑物林立的沿着一条河而行的地区，而「主持人」所提出的是城中南北要道必经，店户林立的商业中心，它亦是一般情形下行人由日间到半夜摩肩接踵之地。
由此看来，警方似是奈何不得了。第二日却是大选日，以国家的利益来说，最重要的事，是绝不使大选遭到任何的阻挠。警方的首要责任，是维持法律和序秩，他们绝不希望使潜在的仇视力量找到任何惹起麻烦的借口。
死者家属是有榷出殡的，一般的惯例是先向警方领敢准证，这是马来西亚人生活的一部份，事实上，吉隆坡很少会有一天之内城中不论是这里就是那里的，没有出殡的事的，事实上，这次出殡的安排，可以说是「交给了」劳工党的甲洞支部以及其他与死者家属无关的外人之手，更不是警方想有的如是之一次出殡。虽然在「取过了」的意义上并未有失去。
因此颇为易见的，警方必须妥为准备，以负起其正常的任务，以应付这次游行可能造成的任何事件。但这次的任务却是要使到在一高度激动情绪之下，几乎化了整日的出殡，不会发生真正的麻烦，警方只能在出殡的路线和执绋人数上加以规定和限制。而这是获得双方的赞成，以及死者家属的同意的，至于所达致协议的表现如何，只有到时才能知道了。
因仄曼梳敏谟罕默诺，在一份记录在案的供词报告了下述的一段话：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我到惹兰苏丹的停柩处积善堂，去看看出殡情况，是否照警方所同意的去进行。即有一大群人，集合在那里，根据准证，出殡是于上午九时半，但到了九时五十分才开始。
队伍本来该由苏丹街向左转趋默迪卡交通圈，但它却向右转人茨厂街而行，一路向执行任务的交通警察冷讽热嘲，想激起他们﹝警察﹞发怒。由于向右转，他们已破坏了立下的第一项条件。
「队伍却在茨厂街和思士街路口停下，他们开始向群众演说、唱歌、以及分发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传单，在店铺的墙壁及柱上贴传单，其中之一张传单说：『东姑阿都拉曼的政权是残暴的』，另一张『只有毛泽东的理想可以在这裹实行』，他们在游行中有画着毛泽东之大像，我说不出一共有多少幅。」
「我赶到队伍的前头的指天街﹝火治街﹞那儿，向领头的那些领袖查问﹝因为他们行的路线不对﹞，『你们究竟行那一条路线？』他们的答复是：『我不知道，我不管。』」
「队伍每行了五、六码，就向挤在的路两旁的人群作一次高声演说．我当时是站在马来亚银行大厦的前面，我可以看到那里的人潮迅速的增加，人数已是好几千，已大大的超过了本来所同意一千之数的好多陪，他们大喊，『警察，政府的走狗。』」
这记述的严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游行尚在其开始阶段之际，亦即只衍了一里，已看得出在队伍中的并不只是参加执绋的人，专诚于殡仪的或其他的人，而是示威方之企图惹起麻烦，而它的领袖已无能力加以控制了。那些示威者很快就晓得，除非在非常突然的情形发生，警方是不会干涉的了。挑拨行动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份。但虽然他们一再的向警方高喊及挑衅，他们仍无法使警方恼怒。
因仄曼梳的记述进一步把整个游行参加送殡的人的性质，以及在全程各段所发生的情形都清楚地划出来。
「当队伍到了茨厂街的尽头时，他们转右入非经准许的叶亚来路，而入吉灵街，再在转入蒙巴登路，这些都是禁行的路线。」
「他们又沿蒙巴登路前进，直抵蒙巴登路与惹兰东姑阿都拉曼﹝峇都律﹞交岔路口。在上午十一时廿五分，队伍抵达这处路口，然后他们缓慢的行向怡保律。」
「在人民信托局大厦之前，五百辆摩多西卡已等候在那儿加入游行。我当时尽可能把那些摩多西卡号码记下来。他们在人民信托局大厦之前停下，再向群众演说。」
「在下午十二时卅五分，他们在巫统总部之前停下来，开始向群众高呼，演说并喊出辱骂的词句。」
「在下午二时廿五分，他们来到惹兰增光及惹兰怡保律的交岔路口时，大雨突倾盆而下。」
「在下午二时，他们低达甲洞劳工党总部，在甲洞，数以千计的人列队路旁，给队伍的人以饮品，当他们低达那里后，他们停下了四十五分钟，并把队伍重新排过。」
「下午五时，他们到了甲洞警局，一码又一码的前行，同时向群众演说，颂扬毛思想并大骂警察。情况极为紧张，我们感到麻烦的事随时会爆发。」
「下午五时卅分，他们来到通往坟场的小径，于是进入了坟场。」
「我于是回返，而在下午六时低控制中心报告。」
「出殡群众的作为是最具挑衅性的，假如警方不大力忍耐，那么，当时势必爆发暴乱。他们的人数不少过一万人，假如我们不竭力忍耐，则可能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死，我对这一点绝不怀疑。他们是策划周全的。」
「根据萨古那旦警长说，他看到棺材中藏着武器，而死者的遗体则在外面用布覆盖着这一点是由他证实的。」
那些对整个高度危险性的局势的应付方法是值得大大赞许的。这个高度危险性的局势，是由共产党人和极左份子企图从这出殡中取利。以这些经过来说，它具有由出殡而引起爆炸性、激动情绪，紧张增大，越靠近坟场越如此。因仄曼梳的证词的诚实不虚是难得的，让我重复其中一句：「假如我们﹝警方﹞不竭力忍耐，则可能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杀死。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照片和报导上看得到整个大示威是经过详细的策划和组织的。很明显的，劳工党在那时是亟需一位「烈士」，而亦可证明，共产党和极左份子则欲从中获取全部利益。
他们要控制这次出殡的安排的成功了。他们公开要求的出殡的日子是兴大选同日。他们亦通知所有的党支部和支持者，在出殡日尽可能参加执绋。在那忙碌不过的五天中，他们竟准备妥数以千计的大画像和旗。一点儿也不放过，堪说得上是无微不至。
一个人要偶然安排了五百辆摩托西卡在同一时间及同一地点集合是不容易的，除非那是摩多游行，而他们更在半路上等候加入那已够长的队伍。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出，那数百辆摩多的机器吼声，将对那已是高度紧张的气氛底热度的增加是如何约有力。
这并非意外的，更不是巧合的集合，它是蓄意安排作为整个过程中的一部份。
这摩托西卡的事，一如其他的个别事实都可以显示，共产党不辞劳苦，用尽办法，想利用此次出殡，搞起一紧张而可得迅速地失去控制的局势*如是一来，使吉隆坡和整个国家陷于混乱中。
这一股大努力却遭遇到挫折。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还会再来一次吗？这个举行冗长而紧张的葬礼的「星期五」对于翌日大选所留下的影响力是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件事可说得上是到最后表露了出来的，那就是，人民不理所诵抵制，大选如期举行，共产党又一次失败了。事后的选举，投票者踊跃，可称马来西亚历史上创下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