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华人史译丛
主要概述了马来半岛矿业和华人社群的历史作用。第一份文本《新马华人史译丛》通过多篇论文，考察了华族先驱在马来亚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特别是他们在锡矿开采、农业种植及城市建设方面的贡献，并详述了柔佛港主制度的兴起。第二份文本《十九世纪马来亚东海岸的金矿业与华人》则着重于纠正历史记录中对马来亚矿业的偏见，强调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东海岸的黄金生产比白锡更为重要，且主要由华人矿工开采，从而揭示了华人社群在早期东海岸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些文本共同描绘了华人移民在马来半岛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贡献与复杂境遇。
总体介绍
《新马华人史译丛》是南洋大学学术论丛的第三辑，由陈剑主编，汇集了南洋大学史地系第一届毕业生张清江翻译的数十年心血结晶。张清江祖籍潮安，生于马来亚柔佛州，现为新加坡公民，曾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翻译及编辑，退休后兼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副秘书长。他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史和东南亚史地论著的汉译工作。
本书旨在集聚南洋大学学有所成的学者精英的代表作，并为南洋大学在学术表现上做个小结。论丛分为中华文化与汉语研究以及新马历史与地理两大部分，收录四十多部著作，其中人文史学者的作品占多数。总序由王赓武撰写，强调了南洋大学校友在学术界的贡献得到了世界各地学府的肯定，以及他们“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南大精神。
各章节详细介绍
以下是本书所收录的各篇章及其主要内容：
1. 华族先贤对马来半岛发展的贡献 (作者: Eric Jennings, 译者: 宋康)
- 时间背景: 聚焦于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至1874年英国干预马来土邦政策改变之间的半个世纪，以及其后的经济发展。
- 华人移民与经济发展:
- 锡矿业: 欧洲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促使海峡殖民地的欧籍与华商投资锡矿开采。1848年拉律区锡矿的发现引发淘锡热潮，大批华人劳工涌入，华人人口显著增加。
- 社会组织: 华族矿工生活艰苦危险，为求安全保障而加入宗亲团体和私会党，不同帮派间的冲突常被马来酋长利用。
- 英国干预与基础设施: 英国于1874年开始干预马来土邦，实行驻扎官制度（特别是瑞天咸的推动），带来和平与经济增长。这促进了公路、铁路、邮电系统、医院和学校的建设。
- 税收增长: 税收剧增，主要来自锡矿和后来的橡胶生产，马来亚成为世界主要橡胶生产国。
- 杰出华人贡献者: 文章列举了多位在马来半岛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领袖，包括雪兰莪的叶亚来（吉隆坡的开埠先驱），霹雳的郑亚贵（太平的创建人）和陈亚炎（怡保的开埠人之一），以及余东旋、陆佑、陈齐贤等企业家和慈善家。
- 经济地位: 华人开采的锡矿成为主要的财富和税收来源，奠定了现代城镇如吉隆坡的基础。
2. 天猛公时代华人对柔佛的开发 (作者: Carl A. Trocki, 译者: 辛马)
- 柔佛发展模式转变: 19世纪40年代，柔佛开始从依赖海民和贸易控制转向以商业农业和华人移民为基础的新政治形态。
- 华人地位崛起: 英国对海盗的有效镇压削弱了海民的政治经济重要性。同时，华人商贾逐渐取代土著商人，华人人口在新加坡和柔佛迅速增长。
- 甘蜜胡椒种植业: 柔佛统治者的收入来源从杜仲胶转向胡椒和甘蜜种植。19世纪40年代，新加坡华人私会党冲突导致部分华人逃往柔佛，成为柔佛的早期开发者，带来了稳定的新收入。
- 港主制度: 柔佛推行了独特的港主制度，天猛公向华人首领颁发“港契”，授权他们在河流两岸开辟种植园、征税和管理事务。这是马来西亚史上首批现代证书。
- 义兴会: 1846年，约4000名新加坡义兴会私会党徒移居柔佛，标志着柔佛与华人私会党的长期联系。柔佛政府曾承认义兴会为唯一合法华人私会党。
- 陈开顺: 甲必丹陈开顺是地不劳河的开港人（陈厝港港主），被公认为柔佛潮州人社区的创立人，也是私会党首领兼军事指挥。
- 柔佛经济对新加坡的依赖: 柔佛在政治上相对独立，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新加坡作为资金、供应和劳动力的集散地。
3. 十九世纪马来亚东海岸的金矿业与华人 (作者: L. R. Wright, 译者: 宋康)
- 矿产资源: 马来半岛的矿物资源（金、锡）吸引了早期的移民和贸易。19世纪以前，东海岸是主要的矿产中心，黄金生产多于锡，主要由华人开采。
- 华人矿工: 14世纪起，华人商贾和矿工在马来半岛活动。18世纪末叶，谢清高记录了吉兰丹、彭亨等东海岸地区的重要金矿区，并有传说指客家人开采了牙拉士矿场。
- 采矿技术: 黄金开采方式多样，深矿（15英尺以上）几乎全由华人负责，这要求先进的技能和组织。
- 东海岸的重要性: 19世纪初，黄金是马来半岛输往新加坡最重要的土产，几乎全部来自东海岸，使东海岸成为新加坡最有价值的贸易伙伴。
- 西海岸崛起与东海岸衰落: 19世纪50年代后，西海岸锡矿业蓬勃发展，华人矿工纷纷离开东海岸，导致东海岸矿业衰落。政治动荡和州政策变化也加剧了衰落。
- 欧洲人干预: 欧洲人对东海岸矿产的投机热潮未能成功，吉兰丹和丁加奴的统治者也排斥欧洲人。R. W. Duff在吉兰丹取得的矿权最终导致英国在1909年将其势力扩展到北部马来土邦。
- 华人人口分布: 文章挑战了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50年代以前，马来半岛的矿业中心和华人集中地是在东海岸而不是西海岸。
4. 马六甲华人史 (作者: 丹耀胜)
- 早期历史与郑和: 马六甲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早于苏丹国，明朝永乐皇帝册封拜里米苏剌为马六甲国王，使其成为中国的属邦。郑和于1409年首次访问马六甲，其随员费信记录了当地有华人居住，并称他们为“唐人”。
- 葡萄牙与荷兰统治下的华人: 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当地仍有华人贸易活动，葡萄牙人也任命了华人甲必丹。1641年荷兰人接管后，同样在马六甲任命了华人甲必丹（如陆进），管理华人事务。
- 青云亭: 郑甲（郑芳扬）被认为与马来半岛最古老的华人寺庙——青云亭的创建有关。李甲（李君常）将三宝山购买后赠予马六甲华人作为公墓，也被认为是青云亭的创建人之一。青云亭在历史上由华人甲必丹和亭主管理。
- 马六甲华人社群: 19世纪中叶，大批客家人定居马六甲，从事农耕和劳力活动，并向内陆发展。他们与福建人（多为商人）不同。马六甲华人是当地贸易、农业（木薯、胡椒、甘蜜、橡胶）、矿业和工业的先驱。
- 海峡华人
(Baba-Nyonya): 马六甲华人与马来人通婚，形成了特殊的“峇峇”社群，他们吸收了马来人的服饰和语言（日常口操马来土语），但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莱佛士建立新加坡时，许多马六甲峇峇移居新加坡，因熟悉英殖民地制度和语言而占优势。
5. 华人移居婆罗洲与公司制 (未列出作者，内容在)
- 西婆罗洲华人移民: 19世纪，大量华人移民到西婆罗洲，主要从事金矿开采和农耕。他们大多是来自广东嘉应、大埔等地的客家人。
- 公司制
(Kongsi): 华人矿工创立了“公司”制度，这是一种以华南乡村组织为基础的自治社群，拥有自己的规章、司法和军事力量，以在动荡不安的异乡环境中自保，并争取采矿权和耕地权。
- 兰芳公司: 罗芳伯创立的兰芳公司是西婆罗洲最大、历时最久（108年）的华人公司之一。罗芳伯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建立了“总长”制度，并自称“大唐总长”或“西婆罗洲王”，希望将公司领土归属中华帝国。
- 经济模式: 公司除了开采金矿，还鼓励矿工开辟农场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以实现自给自足并增加收入。
6. 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地方特色 (作者: 方宝成)
- 海峡华人定义: 指在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出生，并与当地马来妇女通婚而形成独特文化的华人后裔。他们将新加坡视为故乡，对中国无政治效忠。
- 文化融合: 他们的文化融合了中华、马来和西方元素。他们与欧洲人的关系比与中国移民更密切，习惯讲英语和“峇峇马来语”，生活方式西化。
- 峇峇马来语: 峇峇马来语是一种混合了马来语与福建话借用词的土语，在发音、文法和词汇上与标准马来语不同。这种语言是文化接触的显著例子，但缺乏文学作品，面临消失的风险。
- 社会习俗与宗教:
- 家庭: 保持传统华人家庭关系制度，重视父系血统和长幼尊卑。
- 服饰: 娘惹（海峡华人女性）的服装受马来人影响最深，如纱笼（sarong）和罩衫（kebaya），常佩戴华丽珠宝。
- 信仰: 吸收了马来人的幻术和宗教信仰，融入华人宗教节日和祖先祭拜中。他们也迷信，在困境时求助于华人神庙、降神者或马来人的“拿督公”。
- 文化认同: 海峡华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政治群体，忠诚于英国政府，致力于增进自身作为海峡殖民地居民的利益。
7. 清朝鬻官制度与新马华族领导层 (1877-1912) (作者: 颜清湟)
- 背景: 晚清政府因镇压太平军、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起义等战事，财政拮据，从19世纪70年代起转向海外华人寻求财政援助。
- 鬻官制度: 清朝政府通过向海外华人出售官衔和爵位来筹集资金。早期是伪装成捐款，1889年后则公开售卖，甚至取消了对平民购买官衔的限制。
- 华侨的动机:
- 心理需求: 许多白手起家的华商渴望获得社会地位和荣誉，实现童年时代对官职的梦想。
- 光宗耀祖: 购买官衔能给家族、宗族带来荣誉，在祠堂、神龛和墓碑上体现。
- 社会声望: 在星马华人社会，财富虽受重视，但官衔能进一步提升社会声望，使其与众不同。
- 领导权: 官衔有助于确认和加强富商在华人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官方场合中，官阶高低决定了礼仪次序和与清朝官员的交往机会。
- 主要购买者: 包括华人甲必丹、各帮领袖和中华商务总会执行委员等，他们购买官衔不仅为确认现有地位，也希望传给后代。
- 影响: 尽管该制度存在弊端和滥用，但它满足了华侨心理和传统价值观的需求，同时也为清朝政府带来了急需的资金。
8. 1941年至1945年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 (作者:
明石阳至)
- 战前日本的考虑: 日本在发动战争前已将南洋华侨视为特殊问题，认识到其经济力量和对“中国问题”的关键作用，并考虑制定怀柔政策，以期战后利用华人资源。
- 初期政策与失误:
- 反日情绪: 马来亚华侨普遍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积极参与抗日运动，导致日本谍报员无法争取到华人领袖支持。
- 政策反复: 日本军事高层最初允诺保障华侨生命财产并允许悬挂中国国旗，但因军中强硬派反对而迅速撤销，只许悬挂日本国旗，加深了华侨对日本人的猜疑和敌对。
- 肃清行动 (Sook
Ching): 1942年2月21日，日军宪兵队在新加坡展开大规模“肃清”行动，逮捕并处决“敌对华侨”，目标包括抗日筹赈会成员、富商、陈嘉庚追随者、海南人（被认为是共产分子）、以及战后来马的中国籍华人等。
- 渡边军政: 1942年3月至1943年3月，渡边军政采取“先镇压、后绥靖”的政策，认为不能信任华侨，需以严厉手段对待。这一时期，华侨被勒索了5000万元“赎金”。
- 政策转变: 随着战局恶化，日本对华侨政策逐渐软化。1942年12月允许华侨汇款回中国，任命更多华侨参加咨询委员会。
- 阅报所
(Epposho): 1944年滨田总务部长在槟榔屿等地设立“阅报所”，作为华人申诉、提供娱乐和分发日常必需品的渠道，旨在改善日华关系，争取华侨民心。槟榔屿阅报所取得一定成功，但因军事原因被中断。
- 后果: 日本的强硬政策导致华侨普遍冷淡和被动抵抗，与马来人的合作态度形成对比，加剧了族群之间的对立。
9. 陈祯禄与马来亚华文教育 (作者: 陈绿漪)
- 背景: 1950年代，马来亚华文教育面临危机，特别是1951年巴恩氏报告书建议设立单一国民小学，以马来语和英语为教学媒介，并停止资助方言学校，引发华人社会强烈抗议。
- 马华公会的介入: 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于1952年11月9日召开华校教师与董事会议，旨在捍卫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尽管陈祯禄是英校教育的峇峇，不谙华语，但他认为华人应忠诚于马来亚并保留中华文化，支持母语教育。
- 三大机构: 此次会议促成了马华公会与华校教师会总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之间的合作，三者被称为“三大机构”，共同致力于华文教育事业。
- 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 会议决定成立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由马华公会领导，教师和董事代表拥有同等权利，成为华人教育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关。
- 与巫统的冲突与妥协: 巫统领袖对马华公会与华文教育团体的密切联系表示不满，认为华校教师亲中国、可能与共产党有染。在1955年大选前，巫统、马华公会与华文教育团体在马六甲举行历史性会议，达成协议：联盟承诺不消灭任何民族的学校、语言和文化，并修改威胁华校生存的教育法令，而华校教师则在大选前搁置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要求。
- 历史意义: “马六甲协议”是种族间政治讨价还价的产物，为马来亚独立铺平道路。陈祯禄作为华人与巫统的桥梁，在引导华人适应马来亚公民新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 (作者: 王赓武)
- “华人”与“华侨”概念的演变: 文章区分了“华侨”（强调海外华人身份及与中国民族主义的联系）和“华人”（指二战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华裔公民）。“散居在外”（Diaspora）一词因其政治含义，被认为不适用于华人。
- 投资模式的变迁: 华人对中国的投资从爱国慈善驱动转向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的利润驱动。
- 清朝末年的华侨投资:
- 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邀请海外富商投资中国，授予其荣誉衔位。投资主要为地方建设和家族需求，大规模商业投资较少。
- 典型例子包括陈启沅的丝厂、张煜南和陈宜禧的铁路建设。
- 改良派和革命派也向华侨募捐，但多为政治目的而非盈利。
- 1911-1980年代的华侨投资:
- 中华民国时期，华侨为救国和重建向中国汇款和捐款，但商业投资仅占汇款总额的3-5%。
- 出现两种模式：先施-永安模式（香港、上海百货和轻工业投资，纯粹为利）和陈嘉庚模式（慈善与工业投资结合，支持家乡教育和公共设施）。
-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
-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吸引了海外华人投资，投资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 现代华人企业家在各自国家保持根据地，从远处投资中国，不追求业务迁移。
- 作者提出四个命题，阐述海外华人投资中国发展的基本变化：若中国投资持续盈利，华人参与将增加；若盈利减少，投资将减少或转向；若中国发展退缩，华人将回复有限的传统援助；若中国经济起飞，其对海外华人投资的依赖将减少，华人将协助本国在华经济发展。
11. 从更广的历史角度看新加坡的陷落 (作者: 黄麟根)
- 主题: 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重新审视新加坡在二战中的陷落，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大英帝国衰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 英国兴起因素:
- 地理优势: 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专注于发展海上力量。
- 欧洲均势: 英国通过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来保障自身安全。
- 工业革命: 作为第一个工业国，英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贸易扩展，海军保障了其经济发展。
- 英国海上霸权衰落:
- 工业领导地位的丧失: 19世纪末期，英国工业优势逐渐减弱，难以维持全球制海权。
- 新的海上强国: 美国和日本的崛起挑战了英国的霸权。
- 战略调整: 面对财政压力和新威胁（如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德国海军崛起），英国不得不放弃部分地区的海上控制权，通过结盟（英日同盟）和和解（与法俄）将海军力量集中于本土水域。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承认无法独立恢复欧洲均势，世界强国地位已过。
- 华盛顿海军协定
(1921-22): 限制各国海军吨位，禁止在特定区域（如夏威夷以西、新加坡以北）新建海军基地，削弱了英国在太平洋的地位，使其依赖美国对抗日本。
- 新加坡的战略地位: 新加坡海军基地建设不受欢迎且资金不足。二战爆发前，英国已决定欧洲战事优先，无法派遣主力舰队到新加坡。
- 结论: 新加坡的陷落是英国历届政府战略决策失误的必然结果，凸显了英国力量的衰退，但军事上是暂时的。东南亚因其资源和战略位置，一直是强权政治的角逐场。
12. 早年西方列强如何侵入东南亚 (作者: L. R. Wright, 译者: 马松)
- 东南亚的战略重要性: 东南亚因其富饶的农业三角洲、重要的海上航道（巽他海峡、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南中国海）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锡、金、胡椒、丁香、石油）而成为外来列强争夺的焦点。
- 早期欧洲列强入侵: 从达伽马时期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相继进入东南亚，争夺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早期的冲突是欧洲政治斗争的延伸。
- 英国的贸易驱动: 18世纪英国恢复对东南亚的兴趣，主要源于对华贸易的增长，马六甲海峡是通往中国的关键通道。
- 英国主导地位的建立: 荷兰国力衰落后，英国成为东南亚主要的欧洲殖民宗主国。通过外交手腕和商业利益，英国维持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并划分了势力范围（如1824年英荷条约将马来亚划归英国）。
- 婆罗洲的扩张: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扩张促使英国转向婆罗洲西北部，支持詹姆斯·布鲁克在砂拉越建立统治。
- 与西班牙的冲突: 西班牙声称对苏禄群岛和北婆罗洲拥有主权，与英国发生冲突。1877年的英德西议定书保证了苏禄的自由贸易，但避免承认西班牙对北婆罗洲的主权。
- 北婆罗洲公司: 英国通过外交支持阿尔弗雷德·登特的英国北婆罗洲公司，授予皇家特许权，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婆罗洲的霸权。
- 欧洲列强的和解: 1885年的英德西条约是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的和解协议，划清了各自的帝国势力范围，避免了公开战争。
13. 英国侵占马来半岛的动机 (作者: 山田秀雄)
- 主题: 探讨英国逐步占领马来半岛的动机，特别是占领槟榔屿和干预产锡土邦的原因。
- 槟榔屿的占领
(1786年):
- 传统观点 (霍尔): 认为是为了在孟加拉湾东岸建立海军修船站，以对抗法国舰队和季风。
- 特列康宁的修正: 槟榔屿从未被用作海军基地，占领动机纯粹是商业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一个“地方贸易商人”的根据地来收购锡条和胡椒，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茶叶贸易。
- 讽刺: 槟榔屿开埠时，鸦片已取代锡成为更有利可图的对华贸易商品，这使得马来亚在近一个世纪内得以避免被全面殖民。
- 对马来亚西岸产锡土邦的控制 (1874年):
- 背景: 1825-1874年间，海峡殖民地贸易额增加，华商和英商在马来半岛的商业利益增长，马来政府瓦解，以及锡矿业迅速发展。
- 科恩的观点: 殖民地大臣金柏利勋爵在1873年决定干预，主要是出于对外国（特别是德国）干预马来亚的担忧。
- 华人锡矿业的角色: 19世纪中期，大量华人矿工涌入霹雳、雪兰莪、双溪乌戎等主要产锡土邦，推动了锡矿业的显著发展，并形成了华人公司与马来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内战。
- 英国干预: 海峡殖民地的华商和英商因在这些土邦有投资利益，强烈要求英国干预以恢复和平与秩序。总督安德鲁·克拉克爵士在1874年强制推行驻扎官制度，使这些土邦成为英国保护领。
- 经济角色: 无论金柏利的主观意图如何，马来亚最终成为西方工业国家最大的锡条供应地，这客观上阐明了英属马来亚的经济角色。
14. 英国为何开辟槟榔屿 (作者: K. G. Tregonning, 译者: 康仲)
- 早期尝试与失败: 英国在17、18世纪试图在东南亚建立贸易站（如万丹、苏加丹那、马辰），但多以失败告终，原因包括孤立、叛乱和当地势力阻挠。
- 对华贸易的需求: 18世纪，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剧增，但缺乏可与中国交换的商品。锡成为替代银条的重要商品，因此英国需要寻找在南洋群岛的锡贸易站。
- 巴林班岸岛的失败: 亚历山大·达尔林普尔曾从苏禄苏丹手中取得婆罗洲北端附近的巴林班岸岛，作为贸易站，但因地理位置不佳、缺乏资源以及海盗袭击而失败。
-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动机: 主要是为了弥补在印度贸易的损失，并通过获得锡条来平衡对华茶叶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银条流出。
- 槟榔屿的建立: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采纳弗朗西斯·莱特的建议，于1786年占领槟榔屿，旨在建立一个东方商业中心，连接孟加拉和印度西部的贸易与中国贸易。
- 鸦片的崛起: 讽刺的是，到槟榔屿开埠时，鸦片已取代锡成为对华贸易中更有利可图的商品。这使得英国对马来亚锡条的需求减少，马来土邦得以保留自主权近百年。槟榔屿和新加坡则发展成为转口贸易港。
15. 十九世纪的马来半岛 (作者: 邱家金)
- 主题: 探讨19世纪马来半岛社会演变，特别关注马来社会内部结构、外来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对各土邦的影响。
- 马来社会结构: 19世纪初，马来社会由最高统治者、贵族显贵和广大民众构成，政治结构决定了社会分层。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稻米农业为主，但贸易活动也存在。显贵阶层常扮演“企业家”角色。
- 传统制度与变革: 尽管外来因素（如海峡殖民地带来的资本累积）对社会变革影响深远，但本土传统制度仍是基础。马来统治精英既有抗拒变革者，也有接受新制度者，王位继承等传统原则也常发生变化。
- 政治冲突与华人移民: 海峡殖民地企业家与马来统治精英间的竞争，加上19世纪50年代后华人人口大量增加，加剧了政治冲突。马来社会缺乏有效行政机构处理华人问题。
- 经济发展差异: 东海岸（如彭亨）早期因黄金和贸易受重视，但季候风限制了其发展。西海岸（如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因丰富的锡矿和英国锡铁业需求迅速崛起，吸引了大量资金和商业动力。
- 英国影响下的社会变迁: 英国投资带来大规模经济发展，建立了行政机构、公路铁路，促进了市镇兴起。华人矿工构成了都市人口主体。传统政治体系崩溃，马来精英转变为公务员。
- 非纯一社会: 19世纪末，马来半岛形成了种族、地理和经济划分的非纯一社会。都市与乡村差距拉大，都市价值观偏向物质，社会分层基于财富和肤色。
- 各土邦情况:
- 柔佛与彭亨: 旧柔佛王国衰落后，天猛公伊布拉欣在英国支持下巩固地位。柔佛因靠近新加坡，农业（胡椒、甘蜜）发展迅速，并采纳西方行政制度。彭亨因矿藏丰富，受到英国经济政治活动的重视。
- 丁加奴: 政治不稳定，王族成员为争夺权力导致土邦分裂。
- 吉打与吉兰丹: 长期受暹罗控制，须定期进贡，对自身政治前途缺乏发言权。吉打受暹罗和缅甸威胁。吉兰丹在19世纪末期内部冲突加剧，传统制度崩溃，最终被西方模式政府取代。
16. 清人谢清高眼中的吉兰丹 (作者: 王赓武)
- 谢清高的游历: 晚清旅行家谢清高（1782-1795年间游历），对马来人的认识最深，特别在《海录》中详细描述了吉兰丹。
- 吉兰丹城镇与政制: 他描绘了吉兰丹镇（旧哥打拉玛）由竹木围成的都城。政治简单，有首长万和端审理案件。判案方式包括“没水”、“探油锅”和标枪决斗，刑罚通常较轻，但对通奸者严惩。
- 王位继承: 吉兰丹的王位继承不重世袭，而重“天意”，由有能力者即位。
- 当地居民与习俗: 他注意到沿海多渔民，山地有原住民（可能为德希尔人的祖先），擅长标枪。马来人习惯用右手进食，鄙视左手。
- 节庆与华人: 吉兰丹民众喜爱节庆，远近酋长向国王朝贡，华人也参与其中。当时赌博和鸦片盛行。
- 华人生活: 数百名华人居住于此，福建人多在港口，客家人多在内地淘金和种植胡椒。华人与马来人相处融洽，但华人多与暹罗女子通婚而非马来人。华人离境需向国王缴纳黄金（淘金者需缴纳），贫困者可由甲必丹说项豁免。华人也受马来人影响，有淋浴预防疟疾的习惯。
- 地理与金矿: 吉兰丹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进入北大年乌鲁赛金矿的便捷通道，Sokor和Galas是主要的产金区，华人矿工在此占多数。
- 历史意义: 谢清高的记载证实了18世纪末吉兰丹有大量华人矿工，他们曾因介入当地政治而被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