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文本详细阐述了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其根源可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文章强调，这种政策通过将马来人定为“土著”并赋予特权，同时将华人、印度人等非马来族群视为“外来移民”来固化种族不平等。书中探讨了历史、经济和阶级因素如何导致马来西亚社会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并分析了“新经济政策”等扶弱措施实际上加剧了马来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非真正解决贫困。此外，文本还揭示了马来西亚政治中持续存在的种族民粹主义和煽动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造成的负面影响。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由柯嘉逊撰写，杨培根翻译，于2017年由马来西亚人民之声出版。本书从历史和阶级角度深入探讨了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问题。

以下是各章节的详细介绍：

鸣谢作者首先向多位支持者表达感谢，包括翻译了本书的杨培根律师，他在多年来一直支持作者并认同其政治分析视角。此外，作者还感谢了Paul Kelemen博士在博士论文撰写中的严谨指导，Jitendra Mohan教授的评论，以及伦敦Zed Press出版社在1983年以《马来西亚的阶级和种族主义》为题出版其博士论文。作者也感谢了公民社会中的同志和朋友们多年来的道义和政治支持，以及Param Cumaraswamy律师、Liz Fekete、Syed Husin Ali、Lim Teck Ghee和Ismail Gareth Richards的无私支持。最后，作者对妻子安妮在艰困生活（尤其是在1987-1989年被无审讯拘留的445天期间）中的不离不弃和细致的编辑能力表示感激，并感谢两个孩子华英和碧华的耐心和体谅。

序拿督巴南古马拉沙米律师（前联合国维护法官和律师独立组织特派员）指出，马来西亚本可以成为多元社会和谐共处的典范，但现实并非如此。他批评马来西亚未签署多项重要的国际人权条约，如《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并推断这是为了避免阻止政府行政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不法行为。序言详细阐述了自独立以来，特别是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如何使种族歧视制度化，并在公共行政和私营公司中催生朋党资本主义、贪污腐败、缺乏透明度和良好施政。古马拉沙米律师赞扬作者柯嘉逊博士对英殖民时期至今的种族歧视政策进行了认真和精心的研究分析，揭示了这些政策如何使特定种族（尤其是精英阶层）受益，并强调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紧急补救。

前言前言开宗明义地指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仍然是撕裂马来西亚国家并阻碍其发展的最严重问题。作者界定了“阶级”和“种族”的概念，强调“种族”是一个社会学而非生物学概念。本书认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政治是英国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策略的产物，少数族群被视为“非土著”或“外来移民”。作者指出，自独立以来，种族主义通过学校教科书、媒体报道和日常对话进一步制度化。前言还详细列举了巫统（UMNO）煽动种族主义言论的例子，例如在1987年巫青团集会上出现的煽动性口号，以及“甘榜美丹事件”、“牛头事件”和巫青团威胁国会议员等事件。前言也探讨了马来西亚未签署主要国际人权条约的现实，以及政府如何通过“土著”与“外来移民”的区分来推行种族歧视政策。作者还对比了马来西亚和美国的扶弱政策，指出马来西亚的政策受益群体是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人口多数的马来族群，而非历史上受歧视的少数族群。

第一章英殖民统治以前的马来社会 本章概述了英殖民统治以前的马来社会，指出当时的亚洲商人和马来人之间的交易建立在物物交换基础上，文化和族群之间普遍互相宽容。华裔早在英国人到来前至少一个世纪就已在马来亚从事锡矿开采和贸易。本章强调，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以及英殖民统治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至关重要。马来半岛的原住民（Orang Asli）被认为是马来半岛最早的居民。本章还介绍了前殖民时期马来社会的多民族构成，如森美兰州的米南加保人、来自苏门答腊的武吉士族、爪哇人、阿齐族等。马来封建生产方式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农民生产的剩余价值微不足道，并受苏丹和酋长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本章指出，在殖民主义扎根以前，马来族与华族及其他亚洲商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对抗性的或种族性的，华族矿工常是马来酋长的经济伙伴和盟友。

第二章英殖民主义的分而治之政策 本章探讨了英国殖民政策的演变，从1874年开始直接干预马来亚事务。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有着浓厚兴趣。本章描述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等“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华族和印族移民人口的迅速增长。19世纪末，英国改变政策为直接干预，引入驻扎官制度，通过《邦咯条约》控制马来州属。英国殖民政府扶持马来统治阶级，削弱酋长权力，并将伊斯兰教定为官方宗教，以弥补苏丹主权的丧失。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对马来人是象征性的家长式教育，对华人则完全忽视，认为淡米尔劳工不需要教育。此外，英国通过操纵劳工供应和实施《移民限制法令》，引入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以维持低工资和分化劳工队伍。本章还讨论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和印度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殖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章非种族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 本章详细介绍了马来亚工人阶级从1930年开始的斗争，直到1948-1960年紧急状态时期的巅峰。殖民政府通过镇压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来完善其种族主义策略，以阻止反殖运动的团结。本章指出，第一个职工会是秘密成立的。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速了工人组织工会的速度，马来亚共产党（CPM）在此时期成立并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本章还介绍了激进的马来知识分子，如马来青年联盟（KMM），他们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和“泛马来亚主义”思想。日治时期，日本侵略者利用马来亚人民的种族差异，对华人施以残暴待遇，并扶持马来统治者以维护种族主义策略。战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为唯一掌管国家的势力。本章还重点介绍了非种族性的“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人民力量中心”（PMCJA-PUTERA），及其为争取国家独立提出的《人民宪法建议》，该建议旨在超越种族利益，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马来亚争取平等、民主和进步。

第四章紧急状态和种族方案 本章讨论了1948年6月颁布的紧急状态，标志着马来亚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开始。解密文件显示，西方帝国主义优先考虑击败反殖民主义势力和激进的劳工运动。紧急状态时期的镇压行动，使英国得以利用宗派利益，孤立工人阶级和农民，并为后殖民时代的马来亚设计了以种族为根基的“联盟方案”。本章还揭示了英国的“遏制”政策，包括“布里斯计划”（新村计划），将50万华裔木屋居民移殖，以切断他们对游击队的支持。拿督翁的种族主义政治以及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中巫统和马华的联盟，奠定了独立后马来亚政治结构的基础，导致“联盟方案”的制度化。

第五章巫统的乡村种族主义策略 本章指出，马来亚独立时，经济仍受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社会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政府通过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等计划收买马来农民阶级，以防止华族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本章分析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分化，以及政府如何利用种族主义转移农民的内部矛盾，将农村贫困归咎于华族中间人。政府对农村的干预，包括土地改革和发展计划，虽然旨在解决贫困问题，但往往未能有效实施，并导致富农和地主从中受益。

第六章马来西亚：扩大的种族解决方案 本章探讨了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指出这是英国为了维持其利益，处理新加坡左翼威胁，并利用沙巴和砂拉越的土著人口来平衡新加坡的华族选民而设计的“扩大的种族解决方案”。本章详细介绍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操作，包括利用全民投票来推动合并，并打压左翼势力。然而，合并后不久，新加坡因与联邦政府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上的冲突，于1965年被逐出大马。本章还分析了巫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元老”保守派和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后者要求扩大土著利益。本章将1969年“五一三”事件描述为巫统内部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为了推翻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贵族阶层所发动的政变。

第七章新经济政策：已形成制度的种族主义 本章指出，原有的联盟政治形态在“五一三”事件后失效，让位给了由巫统主导的“国民阵线”（国阵）。1970年，政府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P），其公开目标是“重组马来西亚社会，纠正种族之间的经济失衡”和“消除贫穷”。然而，这项政策通过各种机构和措施（如土著公共企业“信托”、工业协调法令、私有化等）促进了土著的经济参与和就业配额，导致种族歧视制度化。本章还强调了西方国家资本在马来西亚经济中的持续主导地位，以及“出口主导型工业化”策略的实施，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同时确保了劳动力成本的低廉。

第八章 1970年代国家和社会阶层 本章讨论了1970年代政府镇压群众斗争如何加剧了执政联盟内部的派系斗争。马华公会、民政党和印度国大党内部都存在权力斗争和矛盾。本章还提到了巫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如哈伦被控贪污事件。回教党（PAS）因吉兰丹州骚乱事件于1977年被逐出国阵，反映了巫统在伊斯兰化和沙文主义姿态上的竞争。新经济政策导致越来越多的马来人在城市工业中就业，但非马来工人阶级则面临工资限制和种族歧视。本章也提到了政府通过收购英国公司等方式，实现“经济民族主义”，但印裔社群的生活并未因此改善。

第九章马哈迪和马来私人资本的创建 本章详细介绍了马哈迪从1981年至2003年担任首相期间的政策和影响。他通过威权民粹主义和一系列法律修正案，削弱了公民自由和工人利益，并控制了大众媒体。马哈迪利用新经济政策，将合同、执照、股份等利益分配给马来族公司和个人，从而创建了一个“巫统权贵”阶层。本章列举了多宗轰动一时的财务丑闻，如Maminco-Makuwasa丑闻（损失超16亿马币）和土著金融（BMF）丑闻（亏损25亿马币），这些都导致政府动用公帑拯救失败的土著企业。马哈迪的私营化政策，将电讯局、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等国有资产出售给与巫统关联的商家，导致消费者成为私人垄断集团的牺牲品。他的“向东学习”政策促进了日本资本在马来西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马哈迪的遗产还包括了普遍的种族歧视，体现在房屋折扣、投资基金、奖学金等领域，以及非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

第十章当前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 本章揭示了马来西亚目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现象。内政部长查希德·哈米迪的言论暴露了巫统与马来黑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华人、印度人的种族歧视态度。政府在民事服务（公务员）中的族群组成极端不平衡，华族和印族子弟的录取比例远低于马来族。教育制度中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例如华文和淡米尔小学的拨款受到限制，非土著优秀学生难以进入国立大学和获得奖学金。宗教课题上，伊斯兰法庭的权限扩大，冲击了宗教自由权利，例如禁止非穆斯林使用“阿拉”一词。“国家干训局”（BTN）的课程被用来灌输“马来人主导地位”和种族主义思想。本章还特别关注了针对印裔族群的种族主义措施，包括警方拘留期间死亡事件和枪杀事件中印裔受害者比例过高，以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中警方对种族暴力的默许。原住民也面临祖传习俗地被剥夺的困境。

结论 “扶弱政策”应以“需要”不以种族为根基 本章总结了全书的主要论断，即种族主义是马来西亚统治阶级掌控政权和稳住马来选民效忠的主要机制。本章追溯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根源及其影响，从前殖民时期非对抗性的族群关系，到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策略的引入，再到日治时期种族政治的残暴操弄。作者强调，紧急状态是为了阻挠工人阶级斗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为新殖民主义的安排铺路。新经济政策是资本积累的载体，以扶弱政策为借口，将种族歧视制度化。马哈迪时代的朋党资本主义、私营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财务丑闻，进一步固化了种族主义政治。本章指出，“扶弱政策”已成为“永无终结的政策”，并强调其未能激发马来族的“创业精神”，反而助长了寻租机制和朋党主义。结论重申，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国家进步和人民团结的最大障碍，并提出了“扶弱政策”应以“需要”而非“种族”为根基的呼吁。

前进的道路 本章提出了实现马来西亚人民大团结和争取更大民主空间的具体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取缔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将“煽动种族仇恨”定性为刑事犯罪；设立《平等法》和“平等及人权委员会”以消除种族歧视和骚扰；对1969年“五一三”事件和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等进行真相和解调查；建立多元族群维持和平的特种部队和独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确保招聘警察和武装部队以业绩为依据；核准《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和《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在国家发展方面，应以非种族机构进行，取缔基于种族的政党，恢复民选地方政府，并确保民事服务和武装部队的公平性。经济发展应注重透明度与问责制，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小工业，并公平分配土地。社会发展方面，应使新村现代化，改善工人工作条件，保护外劳和原住民权利，并为贫穷阶层建设廉价屋。教育政策应基于需求而非种族分配补助金和奖学金，由“国家认证局”处理教育证书，并建设少数民族母语教学学校，保障母语教育权利。文化政策应促进对各种文化、宗教、种族的尊重和关注，确保各族群文化在官方机构和媒体中得到公平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