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立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01
目录
一、独立斗士
二、危机与挑战
三、治国之道
四、五大支柱
五、经济建设
六、辉煌业绩
七、儒家伦理
八、教育优生
九、为了下一代
十、外交战略
十一、居安思危
十二、人生观及其他
十三、第一家庭
十四、退当“守门员”
四、五大支柱
李光耀深知政党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夺权要靠政党，执政后维护政权和巩固政权也要靠强有力的政党。因此，他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
李氏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新加坡人民一时不能团结起来，但核心可以先团结起来。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就能战胜殖民主义、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各种威胁，建设一个崭新的、独立自主的、繁荣富强的新加坡”。
1954年，李光耀和他的战友们(吴庆瑞、杜进才、贝恩等)建立了人民行动党，简称PAP(People’s Action Party)。之所以取这个名称，据说是为了强调这个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要为人民而积极行动、积极斗争的。这个名称也比较特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对发展组织扩大影响是很有益处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徽是白底蓝圈，一道闪亮的红色箭矢斜穿蓝圈。白底象征纯洁，蓝圈象征团结，而闪光的红色箭矢象征战斗行动迅猛有力。人民行动党的口号是：“真诚团结一致行动。”
1955年，李光耀第一次以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立法议员竞选，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告选民书》。在《告选民书》中，他宣称：“我们人民行动党，是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奋斗的，所以有汽车的有钱人都不大愿意把他们的汽车借给我。不过，不管是别人载你去投票站，或者是你自己走去，我都希望你能投我一票。”当时，李光耀所在的选区是丹戎巴葛区，那儿贫民众多。李又是这个区好几个工会的法律顾问。在帮助那些工会对政府和资方作斗争时颇有功绩。李在该区影响较大、威望较高，以后他一直在这个区进行竞选。在那份《告选民书》中，李光耀还自我介绍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积极帮助工人，扶助他们的职工会。
1952年邮差大罢工时，我跟他们在一起奋斗。我也曾为许多职工会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待遇。我觉得马来亚的工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分不到一点公平的份额。”接着他提到人民行动党的纲领是：“我们人民行动党相信，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造成本地社会与经济罪恶的根源。我们的党要争取一个完全民选、主权独立的立法议会，作为走向独立的第一步。”
的确，人民行动党的目标是要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取得初步独立而后完全独立，然后建立一个自主富强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它的发起人是一些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有着浓厚的反帝反殖思想，都想干一番事业，对人类有所奉献。人民行动党在初建时被认为是东南亚一个“左倾”的政党，成员包括许多进步人士，受到新加坡中下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以后，人民行动党内部经历了许多斗争。李光耀一派认为有的人“左得过分”，“有的更是共产党分子”，这和他建党的初衷相背离，于是下大决心进行整顿清洗。他先后把王永元开除出党(1960年7月)，把林清祥、方水双等人关进监狱(1963年)。李光耀坚决要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一个反共，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暴力革命的党。他公开声明：人民行动党可以容忍一切非共的反对党，但绝不容许共产党的存在。他十分担心马共的浸透，害怕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受马共的影响。他在各种场合讲话都表示其坚决反共的立场。他说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于新加坡，新加坡只能走议会斗争的道路，而不能走共产党那种暴力革命的道路。人民行动党正是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同英国人谈判取得了独立。
李光耀对党建工作十分重视。他主张从严吸收党员，把新加坡最优秀的分子接纳入党；防止别有用心和素质不好的人混入党内。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包括工商界、高级知识分子、职工各阶层人物。领导机构则操纵在受过高等教育、有政治斗争经验、与李光耀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人手里，形成一个对政治内行、善于组织群众、在人民中有威望的领导班子。李光耀从建党之初就担任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一直到今。
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这是绝大多数；一类是干部党员，大约只占党员总数的1%。党内设有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最高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1954～1957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党员大会直接选举，每年改选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12人。1957年以后，改为两年改选一次，由指定的干部党员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全部由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李光耀对这种选举办法曾作过生动的比喻，他说这是“教皇挑选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选举教皇”。一般说来执委中马来人占二席，印度锡兰裔占二至三席，其余均为华人，这是按照党员人数的比例而定的，最低入党年龄是十七岁。党员成份包括工人、职员、小贩、技术员，教师(比重相当大)。女党员不到10%。党员中华人占大多数。
人民行动党从1966年起加入社会党国际。李光耀本人多次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会议。到了1976年，荷兰工党认为人民行动党“已经变质”，指责该党“侵犯人权”、“虐待犯人”，不应再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一员，建议把人民行动党开除出去。社会党国际接受了荷兰工党的建议，将人民行动党除名。对此，李光耀曾致函当时的社会党国际主席，指出荷兰工党的指控“纯属虚构”，所谓人民行动党侵犯人权、虐待犯人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我国的法庭是公开的，谁要对案件提出上诉的话，就可上诉到伦敦的枢密院。然而，并没有人因被殴打，更不要说因被虐待而采取民事或刑事的法律行动”。同时表示人民行动党将退出社会党国际。
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一直是人民行动党独家专政。它在1980年以前的四次大选中获得全胜，囊括全部国会议席。1984年大选，也只丢失二席(工党的惹耶勒南在安顺区当选，民主党的詹时中在波东巴西选区当选)。1988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仅失一席(民主党詹时中当选)。虽然人民行动党仍牢牢掌握着政权，但李光耀对1984年和1988年的大选还是感到愦憾。1984年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占总票数的62.9%，比1980年大选时该党得票率占总票数75.5%下降12.5%。李光耀认为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他认为这种情况说明选民虽然还信任和支持人民行动党，但也要向党施加压力，要求它干得更好。他指出历次大选证明“至少有25%的人没有投我们的票”，说明党的浸透力还不够深广，还需要继续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有人提出新加坡应当仿效西方搞两党制，李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两党制要行得通，必须是两个政党都信服一些共同的基础原则。”那些原则是：“我们的独立、主权和独特性，以及我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特性。”他举例说：“惹耶勒南及其工党就不接受这些基本原则。”“惹耶勒南不以为我们必须有国防和武装力量，他不相信新加坡的主权和完整性。”所以搞两党制行不通。他强调如要搞两党制，两党“要在基本国家利益方面有共同信仰才行”。
新加坡法律规定，五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政党。只要不是共产党，都容许存在。1988年共有八个反对党派出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竞选，但只有一人(詹时中)获胜。
为了讲民主，李光耀在1984年7月新加坡修改宪法时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把增补反对党议员一项写入宪法。其具体内容是如果反对党无人当选议员或当选议员数不足三名，可设非选区议员，由落选的反对派议员中票数最多、次多者递补，补足三名。李还表示以后可以考虑增至六名。这项提案已经国会同意通过。
李光耀曾详细解释了关于增补反对派议员的理由。他说，这是因为新加坡选民的成份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中老年选民比例大，他们深知反对派的底细，不愿选他们当议员；现在年轻选民占60%，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斗争，不了解人民行动党一党专政的好处。他们总幻想国会中有反对派才显得更民主，也可以监督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行为。现在，增设反对派议员，可以满足青年们的这种愿望，也可以让他们体会体会那些反对派议员在国会中“捣乱滋事”的情况，暴露反对派的“丑行”，对青年们更具有教育意义。另外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可以使人民行动党的年轻领袖在国会中锻炼与反对派较量的本领，这对年轻领袖将大有裨益。
1988年1月，人民行动党举行大会。全国79个支部1700名代表到会。大会通过了党的新“行动纲领”。该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说：这个新的“行动纲领”不仅仅是人民行动党的一份重要文件，而且还将成为政府的政策，由现在和未来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加以贯彻执行。他强调，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人民行动党的使命是通过国家的力量和资源，把新加坡发展为一个别具特色的社会，创造适当的社会风气，让国人全面发展潜能，使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能成为“有抱负、有风度、有素养和有风格的国民”。
新的人民行动党的纲领分为“目标”、“挑战”和“党务”三部分。人民行动党的“目标”是继续维持种族和谐，建立共同归属感和使全民取得一致意见。强调新加坡需要一个强大而能干的政府，以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繁荣。在“挑战”部分，强调有必要随时改革自身的民主制度，以适应随时间与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特殊需求。其中一项特别重要的需求就是确保国会继续拥有多元种族代表。另一项是保障国家储备金“不会被好挥霍的政府胡乱动用来博取民心”。此外，强调人民行动党将坚持国会民主和一人一票原则，尽全力推行使广大人民受益的政策。
在大会过程中，各个支部共提出五大议案来共同讨论。其中《多元种族社会议案》，主要是呼吁人民行动党努力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会，作为公正与稳定的基础。《共同协商议案》则呼吁党和政府继续鼓励协商活动，让人民参与制定政策，但必须认识到人民是否有能力应付政策的实施和改变的步伐。《民众福利议案》，吁请政府通过教育、技能训练、居者有其屋、扣税和人民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来帮助社会中“较不幸的一群”提高生活水平。《市镇理事会议案》是吁请政府迅速推行市镇理事会制度，通过这个机构，使国人“自由地管理本身的组屋区”。《党务议案》主要呼吁提高党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协助政府向人民解释各种政策和计划。并驳斥国内外各种“贬低新加坡成就的言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伦说，这个“新行动纲领”，“将成为人民行动党未来的纲领。它的通过象征着该党将和政府采取一致步骤，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不仅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能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社会”。
看来，《联合早报》的评伦是正确的。人民行动党正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政权新老交替、社会新陈代谢、全世界要民主、要发展的潮流日益高涨)，提出新的纲领。它着眼于今后十年，直到本世纪末。它和该党过去的纲领是衔接的、一致的。但它更强调发扬民主，要强调从温饱上升到富足、文明。
吴作栋说过，他在80年代初，就和林子安(第二代领袖之一，曾任不管部长、职工总会秘书长等职)酝酿成立青年团，直到1986年9月青年团才正式成立。团员都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之所以要从党中派生出一个团来，据说是要给青年党员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并利用青年团做广大非常青年的工作。青年团虽然才成立两年多，但在新加坡政坛上已表现得非常活跃，在推动政治改革、丰富文化生活、组织慈善募捐以及其他公益事业上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李光耀等老一辈党的元老也全力给予支持。青年团目前的成份包括高级知识分子、职工、学生。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3%，这23%可以说是人民行动党未来的希望，是该党宝贵的新血液，青年团主席由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担任。他今年三十二岁，正是鼎盛时期。据外报揭露，李显龙已利用青年团形成一股“少壮派”力量。这股力量在今后的新加坡政坛上无疑将会大显身手。
1987年9月，在青年团成立一周年之际，该团召开了有千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通过了一份决议案和团员誓词。决议案主要包括呼吁政府加强全面防卫，扶持武装部队成长；在相互尊重互不干预的基础上，同邻国建立真诚的睦邻友好关系，特别是对东盟伙伴。决议案还呼吁人民行动党要广泛接触各阶层国民，使他们与党有共识；党应当通过促进社区活动的发展以表现出关心新加坡人的福利；要创造形象化的标志，培养党员的归属感和效忠意识；吸引有能力和勇于献身的人参与国家领导工作。
决议案最突出的部分是关于修改民主制度，以适应新加坡的独特性和不断发展的需求。这无疑与人民行动党的新行动纲领相一致，也反映了新加坡青年要求发展民主的强烈愿望。
据新加坡报纸报道，青年团成立后曾多次开展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座谈。在批评政府“家长制统治”和分析1984年大选失去安顺选区与波东巴西选区议席的原因时，都能“毫无保留、有话直说”。青年团中许多人能言善辩，重视“选择自由”，是新加坡第三代精英。这一代同上一代在思想、言行方面有许多不同。新加坡以李光耀及其20年代前后出生的领袖为第一代；以40年代左右出生的领袖为第二代；在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出生的属于第三代。
据说，现在第二代领袖已开始让第三代一些领袖人才独当一面。如让他们到选区访问、倾听、搜集民间对政府和人民行动党的意见，提出改进建议等。毫无疑问，青年团将作为人民行动党的得力助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到1987年，青年团团员总数为2000人，吴作栋表示以后每年计划接纳4000名新团员。每当人们谈到新加坡共和国的成就时，总会提出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国小民寡、无资源、无腹地、多种族的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的问题？答案可能多种多样，但公认的一点就是因为有李光耀及和他并肩战斗的第一代领袖，他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88年1月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李光耀以党的秘书长身份做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发言，在发言的最后一段中，他说：“最后，让我这个老党员，为其他老党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几句话，我国有今天的成就，这些老党员以及与他们共同工作的老一辈新加坡人，功不可没，他们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不是他们，我们那有今天的新加坡？……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加坡已给下一代人攀上新的高峰奠定了基础，每一代的人都站立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肩膀越强壮，攀上另一个高峰就越成功。”的确，新加坡之所以取得今日这样辉煌的成就，首先是李光耀本人的功劳，同时也是一批如杜进才、吴庆瑞、拉贾拉南以及晚一些加入他们队伍的韩瑞生、林金山等人同心协力，胼手胝足共同创造的业绩。每当谈到领袖素质、接班人等问题时，李光耀总是强调要有像“狮子”般的好的领袖以及具有钢铁般意志、能经受住危机的考验，并具备高尚品德、敢于牺牲个人利益和能团结一致的好的领导核心和班子。以李光耀为首，以吴庆瑞、拉贾拉南、杜进才和韩瑞生等人组成的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导核心。而其中堪称李光耀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是吴庆瑞和拉贾拉南。
吴庆瑞是新加坡著名的经济学家，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新加坡经济“奇迹”的主要设计者，为李光耀“排忧解难”的能手。1981年5月，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发表评论说，“如果李光耀总理没有他的副总理吴庆瑞的协助，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另一位评论家说：“自1959年李光耀执政以来，他就是李的‘完美的伙伴’。他们俩，一个是经济专家，长于筹划、善于组织；一个是政治高手，精于谋略、善于争斗。两人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人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吴庆瑞是“政府的智力领袖”。
吴庆瑞，华裔，1918年10月6日生于马来半岛西海岸马六甲一个小康之家，两岁时随家迁居新加坡。先后就读于英华学校和莱佛士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经济学教师。当时正值欧洲战云密布，局势日趋紧张，这位年轻的经济学者撰文献策，建议在马来亚发行一项新的战争债券，以帮助英国进行抵抗希特勒的战争。日军侵占新加坡前夕，他毅然加入战时税务部，接着又参加英殖民当局组织的新加坡志愿军讯号连。日本占领时期曾三次因被怀疑是抗日分子而被带往宪兵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进入殖民政府社会福利部工作。不久便成为新加坡第一次社会调查工作的组织者而崭露头角。1948年他远渡重洋负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专攻经济学。1949年在伦敦参与组织发起旨在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马来亚论坛”，并成为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光耀和杜进才等人。1951年他学成回国，再度进入社会福利部工作。由于当时英殖民政府规定，凡是公务员不允许参与政治活动，因此他对政治曾一度保持沉默。但时隔不久，1952年当李光耀发起组织示威活动，以抗议殖民政府决定付给外籍官员津贴而歧视本地低级雇员时，他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的组织工作。1954年他与李光耀、杜进才等建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尔后获得伦敦大学奖学金再赴英国深造。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哲学博士学位。从那时起他被公认为新加坡的经济专家之一。1956年他回到新加坡，继续在社会福利部工作，并与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为争取新加坡自治作准备。其时作为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光耀已当选为国会议员。1958年他被聘为新加坡首席部长公署的社会经济研究组主任，负责筹划与处理一切与经济有关的事宜。但不久，他毅然辞去这一职务，致力于人民行动党的党务工作，并积极参加竞选。1959年7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他即被委任为财政部长。这年5月，他被选入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吴庆瑞早在当公务员时就为李光耀提供过有价值的咨询服务。李光耀执政后两次面临经济难题，他都能欣然受命出任财政部长，为李光耀排忧解难。1959～1965年第一次任财政部长期间，他明确提出新加坡的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为广大人民寻求“一个幸福、美满和有保障的生活”。“出路就是工业化”。他亲自拟订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成立经济发展局，统筹实施五年发展计划事宜；他负责开辟裕廊工业区，通过税收筹集国家资金兴办制造业，鼓励私人办厂，有指导地引进外资，为就业创造机会；同时，广建廉价住房，使新加坡安然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1967年他第二次出任财政部长，那是在英国决定在三年内全部撤走在新加坡的驻军，使新加坡经济面临一场新的冲击的关键时期。在四年的任期内，他大刀阔斧地改进和加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组织由国家和私人合营的新加坡发展银行，接管经济发展局部分金融业务，成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货币局，加强国家对金融的领导等等，为70年代经济腾飞作好了准备。
吴庆瑞还被公认为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创始人。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其防卫由英国殖民当局承担，自治后外交与国防仍由伦敦负责。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新加坡作为联邦成员之一，防务属联邦负责。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拥有一切主权的独立共和国后，需要有自己的国防力量。在此关键时刻，吴庆瑞受命出任国防部长，负责筹划和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正如1989年3月李光耀在国会所说：“当我们开始建立陆军、海军及空军部队时，我们必须从头做起。”“当时我们的人口只有210万或220万，我派最好的部长吴庆瑞从无到有地把武装部队建立起来。”“吴庆瑞曾是志愿军的下士，那是他仅有的军事生涯，但是我倒很想看看哪一个参谋长敢当面和他论争。”“他在武器、战略以及兵法方面的知识都是自己学来的，为了使我了解他，他让我也阅读他所读过的这类书籍。”“我们研究了以色列制度、瑞士制度、瑞典制度，最后制订了自己的制度，而这个制度证明是有效的。”
吴庆瑞就是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开始研究建军方案，提出实行普遍征兵的国民兵役制，制订了《人民卫国军法案》作为《陆军法案》的补充。即建立一支正规军队，辅以一支预备役战斗部队，一旦有事，它将形成一股相当强大的国防力量。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到1980年他卸去国防部长之职时，新加坡已拥有一支现代化军队——3万常备军和25万后备军。今后这支武装部队不仅是新加坡的国防力量，还是一所培养新一代优秀人才的训练基地。如现任贸易及工业部长李显龙、财政兼外交政务部长杨荣文，都来自武装部队，现在身负重任，正在通过工作的考验和锻炼，被培养为第三代接班人。
吴庆瑞知人善任，二十多年来经他推荐、选拔的“精英”很多，如已故财政部长韩瑞生、原国家发展部部长林金山等，他们成为第一代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并为新加坡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1年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世界上很少见到两位领袖能像李光耀与吴庆瑞那样保持完美和谐的关系”，“据说吴庆瑞不容忍对他的工作进行干预，即使是李光耀。而李光耀则尊重这一点，直至吴庆瑞完成了任务”。至于吴庆瑞的为人，以及对新加坡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李光耀总是高度赞扬，溢于言表。1972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吴庆瑞和拉贾拉南为了新加坡的事业勇于奉献的崇高品质时说：“吴博士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经济学家。
麦格赛赛奖金曾使他感到有点羞愧，人们给了他很多赞誉，他几乎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还准备在新加坡再奋斗十年至十五年。”“吴博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危机中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同僚，一位坚强的人。在十三年中，他把我们的国外储备金从3.5亿元增加到42亿元。而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当他被问及怎样利用那一万美元麦格赛赛奖金时，他慎重地说他将购买获利5.75%免税的政府公债。若换别人可能会说，我将买史利达华克公司的股票。”接着李说：“吴是一个态度强硬，有决心而又能干的行政者。他几乎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建立起一支防务力量。”“在国庆节检阅礼上所鸣放的十八响礼炮，每发一弹，他就低声对我说，‘又花了四百元。’我细声地说，‘不要紧，一年只一次，我们花得起。’但为了国防建设，他却肯花钱去买昂贵的军械，训练士兵、海军和空军人员。”
1981年1月人民行动党决定进行“自我更新”，吴庆瑞辞去了自1961年8月起一直担任的党的副主席职务，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1982年11月改选后，又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普通党员。1984年8月，他宣布退出这次大选，并辞去内阁部长职务。但继续担任金融发展局副主任，1985年被中国政府聘为中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兼中国旅游业顾问。他还是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主席。
1984年12月18日，李光耀给吴庆瑞写了一封他自称是“最难写”的致谢书，该信的全文是：“这是一封最于言表的致谢书。其实把它称为致谢书简直是贬低了您自1959年6月以来所作的卓越贡献。由于您在1959年到1965年间所作的巨大努力，新加坡的经济才安然渡过艰难的岁月。很少有人记得我们当时曾为高达12%的失业率所困扰。……我很幸运，一开始就有一批坚强的人士加入我的内阁。我对您可以说感恩不尽。
当面临重大的危机时，您以学者的超然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严重问题进行的分析，确实难能可贵。……您大刀阔斧的作风鼓舞我继续想方设法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在1965年我们骤然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您和拉贾拉南、杜进才在我们面临危机，也正是在政府的勇气受到考验的时候，增强了我的信心。您对我个人的最大贡献就是每当您持有不同见解时，您总是坦率对我的决定提出质疑，迫使我重新探讨这个决定，从而使我们作出更好的决定。这种善意的行为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融洽和有益。不论什么赞语都无法形容您的功劳。这一代新加坡人都把他们目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看作是理所当然，因为您为现代新加坡的经济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人民提供了最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各种设施。那些带孩子到飞禽公园、裕华园、日本花园、裕廊高尔夫俱乐部或圣陶沙游玩或欣赏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的新加坡人，都应该感谢您。……现在虽然您已卸下内阁重任，我希望您能继续不辞辛苦为国效劳，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
这封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信，不仅表达了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和李光耀本人对吴庆瑞的感激之情，而且全面地、高度评价了吴庆瑞为新加坡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了他们两人赤诚相待、相辅相成、同心协力、密切合作的可贵精神。
拉贾拉南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光耀曾称他是“一位极得力的同僚”、“亲密的顾问”。如果说吴庆瑞是李光耀的左膀，那么拉贾拉南就是他的右臂。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曾写道：“回想起1961到1963年9月那一段极端严重的危机时，宿将们坚贞不渝的勇气，还很鲜明地涌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拉贾拉南是最典型的一位。他勇猛和毫不疲倦地反击，从来没想到，如果我们输了，后果和报应会怎样。”在争取新加坡独立的斗争中，拉贾拉南就是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和雄辩的口才与敌对势力作斗争的，故被誉为“文化界的英勇斗士”。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他出任外交部长，作为外交战线的尖兵，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为本国，乃至本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及利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从而获得“国际大会优秀斗士”的美称。
拉贾拉南，全名是辛纳坦比·拉贾拉南，1915年2月25日出生于锡兰(现斯里兰卡)一个小康之家。他在五、六个月的襁褓中即随父母移居马来亚森美兰州芙蓉镇，并在当地接受中小学教育。1936年赴伦敦进入英国皇家学院攻读法律。1939年爆发的欧洲战争激起了他的政治意识，于是他毅然辍学，从事新闻工作直至战争结束。1946年从伦敦回到新加坡，继续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进入新加坡《虎报》，任助理编辑，负责撰写社会与特写。此后他结识了当时任职工会法律顾问的李光耀及吴庆瑞、杜进才等人，由于政治兴趣相同理想比较一致，1954年共同发起组建人民行动党，他成为该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同年他转入《海峡时报》任编辑和记者。1959年为参加立法议会大选，他辞去了报社工作，全力投入政治活动，并当选为议员。同年7月李光耀改组内阁，他出任文化部长。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直至1980年6月改任第二副总理，但仍然主持外交工作。1983年10月他因心脏病在伦敦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愈后回国。1984年2月，他的选区即甘榜格南选区四十六个社团为他举行七十岁寿辰祝寿集会，会上人们一致称赞他“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劳碌奔波，为国家作出许多贡献”，在主持外交工作的十八年中，“对提高我国政治地位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国际舞台上，以耿直言论批评霸权主义国家闻名。他精辟独到的见解和有条不紊的说理方法，深得各国领袖崇敬”。
这年4月为了让新一代人选顺利地在大选中获胜，他在其选区发表了一个讲话，明确指出：“把权力和平地有意识地移交给下一代是任何政府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他说：“许多行动党议员不愿退位下台，我也不喜欢正式被宣布政治生涯从此结束。这是人之常情。放弃权力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但为了我们的将来，为了使我和李光耀总理等人二十五年的努力不会半途而废，而能在未来二百年继续生存，我们必须牺牲自己。”
这时他已决定引退，但在李光耀的挽留下同意参加竞选，但希望尽量退居幕后。1985年1月内阁改组，他就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作为二线人物为年轻部长在政治发展、新闻媒介和外交事务三方面提供咨询。在人民行动党党内，他与吴庆瑞一样自1959年起当选为历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直至1982年11月成为普通党员。1988年12月他终于退出政坛。
对拉贾拉南、李光耀在1972年8月的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从新加坡独立到1972年，虽然只有七年时间，但吴博士、拉贾拉南及我的同僚与我都老了不只七岁。当一个律师或一个银行家是容易的。拉贾拉南先生的父亲留给他一笔财产，他本不需要坐在烈日下跟你们表示友好，他可以去加拿大。他有钱，受过训练，并具有智能及分析与演讲能力。特鲁多(当时加拿大总理)先生将为有他而感到高兴，而他却为新加坡的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另一位对创建新加坡基业卓有贡献的是杜进才博士。他是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也是该党的党魁。自建党之日起担任该党中央主席达二十六年之久。1981年退位后任中央执行委员，1982年11月退出党中央成为普通党员。1988年大选后退出政坛。李光耀曾称赞他“是少数不尚空谈中的一个”，他又是执政党内少有的敢于发表不同见解，敢于在议会中批评政府政策措施的一名议员。对此，李光耀曾说过：“他是莱佛士学院理科班年轻学生——勤学、认真，比我高一年级，当时我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如此同心协力，共同度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当具有坚强信念的人聚在一起时，激烈的意见冲突是很平常的。但是我们的冲突是有原则的，并且只限于相互尊重分歧的范围内，我们从未公开使我们的支持者产生混乱。他曾经对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追述的事迹太多了。”对杜进才的高尚品格和功绩，李引用了拉贾拉南的话说：“他(指杜)是个简单朴素但并不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并不想找人斗争，不过一旦一场为了尊严的斗争展开时，他会战斗到底。”李光耀还引用了王邦文对杜的评论：“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杜并不畏缩，也不因恐吓而屈服。”对此李光耀指出：“要是没有杜进才博士主持人民行动党的大局，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党团结起来。”
杜进才，祖籍中国福建。1921年12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太平市一个贫寒之家。早年在当地天主教和美以美教会学校读书。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学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当地医疗机构服务。不久，新加坡沦陷，他目睹英殖民军未经多少抵抗就放弃了新加坡，深感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团结各民族人民才能抵御外来侵略。1946年在莱佛士学院继续学习并兼任化学指导员。1947年任爱德华医学院生理学指导。1949年赴英国进入伦敦大学学习，接着又在伦敦国家医药研究学院深造，先后获得理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就学期间他开始接触政治，有机会与英国工党领袖讨论政治问题并加入“马来亚论坛”，曾担任该组织主席。在那里他结识了李光耀、吴庆瑞等人，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1953年从伦敦回到马来亚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54年与李光耀等人创建人民行动党，并被推举为党的主席。1957年在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党被分裂为两派，他与李光耀成为“温和派”的领袖。1958年他被聘为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生理学讲师，曾被派往英国国家学院从事为期五个月的医药研究工作。1959年他全力投入立法议会的竞选，并当选为国会议员，7月李光耀出组自治政府，他出任副总理。作为人民行动党主席和副总理，他与李光耀配合默契，协同合作，顺利度过了1963和1965年的政治危机，使新加坡走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轨道。1968年3月他改任科学及工艺部长，并兼任新加坡大学副校长。1970年当选为区域性高等及发展学院董事会主席。1975年6月出任卫生部长。1980年1月内阁改组后离职。同年12月出任阿波罗企业有限公司集团的顾问。
与杜进才等人同时让贤的还有人民行动党及政府杰出的领导人林金山。他1916年生于新加坡，是吴庆瑞在英华学校和莱佛士学院时期的同学。早年经营过汽油站和西谷米工厂。1940年起先后任大华银行董事，株巴辖银行和太平洋银行董事主席。新加坡自治后担任过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1960年被李光耀任命为建屋发展局主席，主持解决新加坡严重的屋荒问题。在三年内建造了相当于过去殖民政府三十年所建造的全部房屋，从而获得了新加坡最高级勋章——淡马锡勋章。1963年9月在李光耀的亲自动员下参加竞选并当选为国会议员，接着出任国家发展部长，主管新加坡市政建设的全部工作。1964年他提出“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宣布要为新加坡人提供廉价住房，并很快付诸实施。1965年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颁发给他麦格赛赛奖，在颁奖仪式上称赞他是“超级的建筑师”，赞扬他善于把人才与资源结合起来，为五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提供环境优美、价格适中的住房，解决了贫民窟的尖锐问题，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典范。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他出任财政部长，尔后又出任内政部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和环境发展部长等职，并兼任公用事业局和港务局主席。李光耀曾称赞他“不仅善于领导建设，还能知人善任，正是他在当时任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侯永昌和当时在建屋发展局首席建筑师郑章远的大力支持下，把几乎失败的事业转为成功”，“要是没有林金山想办法把整个组屋建立起来，整个党也许早在1963年9月就被击垮”。1980年12月，林退出政坛后仍旧担任港务局原职，并兼任金融管理局董事经理至今。被誉为“港务局先生”。在人民行动党党内，自1963年9月起他一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直至1981年1月。
在新加坡经济建设中另一位成绩卓著的是已故财政部长韩瑞生。李光耀赞誉他为“理财能手”、“最杰出的人才”、“是吴庆瑞财政部长职位最孚众望的优秀接班人”，“曾协助吴庆瑞筹划改善新加坡经济大计”，“把高度的智慧运用在解决新加坡的财经难题上”，“新加坡经济在他的掌舵下，安渡了两次石油危机”。
韩瑞生，祖籍中国广东。1916年4月16日出生于马来亚木兵城，在当地接受中小学教育，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1939年任海峡殖民地文官。1946年起历任地产税务官、土地局局长、新加坡改良售托局主席等职。1959年任总理公署常务秘书兼财政部经济发展署常务秘书。1961年任经济发展局主席。1968年后先后任新加坡发展银行有限公司第一任主席兼总裁，国际货币机构新加坡总监以及大众钢铁厂、裕廊造船厂等多家国营或公私合营公司的主席或董事。1970年4月在国会议员补选时当选为议员，同时出任财政部长直至1983年逝世。
李光耀提到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还包括王邦文。
王邦文，1929年出生于吉隆坡。1954年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大学生时代他就很活跃，曾任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司库和执行委员。1955年加入人民行动党。1956年任党组织秘书，追随于李光耀左右。1957年12月被委任为新加坡市议会副主席。1959年5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同年6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后组阁，他出任内政部长。任期内在取缔黄色书刊和电影、肃清娼妓、整顿社会秩序、培养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其后又任过教育部长、劳工部长、环境发展部长等职。王自1961年8月至1978年12月长期担任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1979年当选为该党第一助理秘书长，次年退任中央执行委员，1984年11月人民行动党中央改组，他不再担任该党中委，同年退出内阁。1985年3月应邀出任私人机构新加坡屋业贷款有限公司董事。这年年底，李光耀为他退位让贤给他写了一封致谢信，李在信中说：“1955年你毅然放弃了在吉隆坡马婆屋业贷款有限公司那舒适而有前途的事业，所领的薪金，只有你以前的一半，……当时党务工作多是通过华语和方言进行。如果不是你，我简直变成了又聋又哑的秘书长。我非常感激你作出的牺牲。”“1963年至1970年在教育部时，你接受了一项政治上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华文源流学校增加英语教学时间，又在英文源流学校增加华语教学时间，因而产生了学习英语和母语的双语教育制度。”“我也要感谢你协助我党选拔候选人，以进行自我更新。尽管你有一些保留意见。”李光耀历来认为：“只有一支训练装备良好的国防力量，加上友好的盟国、明智的外交政策和繁荣的经济”，新加坡才能生存下来。军队，是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李氏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他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军事建设。根据新加坡的具体情况，他认为要把军队建设好，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心理问题。因为华人和马来人长期存在“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一提到“兵”，很容易就联想到“兵痞”、“流氓”、“人民的害虫”。所以李氏认为首先要使全体国民改变这种旧观念，树立当兵光荣的思想，并且要采取实际措施体现出当兵的光荣感。为此，1967年新加坡首次实行征兵时，挑选中学成绩最佳的A级学生和已获得剑桥大学入学证书的青年参军。他自己除以身作则先后送两个儿子入伍外，还经常参加欢迎入伍青年的宴会，并且总要在宴会上发表热情恳切的讲话。建军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军人待遇、升迁以及退伍后的出路问题。李氏认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把优秀的人才留在军队中，稳定军心。为此，他和军事部门制定了一套军人待遇、升迁条例，其特点是待遇高、升迁快。此外，在军人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其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之余，还进行各种职业训练，以便军人退伍后能马上转到其他部门工作，并能愉快胜任。
李光耀对以色列素有一定研究，这是因为以色列也是一个小国，在很多方面和新加坡类似。在建军方面，李氏采取了以色列模式。他把以色列一位神父薛尼丹(Terence Sheridan)的建军六原则奉为良方。这位神父对东南亚国家很熟悉，是个东南亚通。他提出的建军原则是：重视军队成员的素质提高，要对军人施以严格训练，正规军人数不必多，但兵要精、武器要好。士兵服役期间，除军事训练外，还要给予其他职业技能训练。退伍后国家要保证为其分配工作。新加坡的军人经常被派往以色列受训，新加坡政府也经常聘请以色列教官来新主持军训。年满十八岁的男青年必须服两年兵役，正在上学的学生可以推迟服役，但不能免役。
新加坡还经常派人到台湾和英国皇家空军学院受训。本国建立海军学院，向外国订购巡洋舰。陆军方面，除建立步兵营外，又陆续组建了装甲兵。新加坡正式建军是在1967年7月2日，到1979年底，已是海陆空三军俱全，总兵力达45000人。目前，新加坡军队的总兵力为55500人，其中陆军45000人，包括三个步兵旅；海军4500人，包括六个中队；各类舰艇38艘；空军6000人，各类飞机220多架，此外，有预备役部队15万人，民防部队30000人。1986年国防预算达22.4亿新元，占政府总开支的10.2%。新加坡军队一直积极参加东盟国家的多边或双边联防演习。
李光耀曾说：“建军的头五年，重点是放在扩军速度上；第二个五年，则主要提高军官的素质。一个军官不仅要掌握军事知识，而且要有一个敏锐的、富有想像力和创造性的头脑。无论战士如何英勇，指挥官的无能将会降低士气和战绩。而无论指挥官如何优秀，如果参谋工作不力，也会导致失败。”这段话可以说是李氏对建军和军事工作的战略思考。
李氏还强调指出：“我们愈是多作作战的准备，我们愈可能不需要去作战。”这正是李氏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建军的缘由。
有“军”还要有“警”有“特”(情报部门)，这是全世界所有政权结构必不可少的部分。新加坡也不例外。在警务方面，李光耀效仿日本，认为日本的警务工作细密有力，可以之为模式。
1987年时，新加坡共有警察7500名，此外还有一些由廓尔喀兵组成的卫队。新加坡十分重视邻里间互相监督，防止犯罪活动的作法。每个居民区都住有军警家庭，居民委员会除负责各种福利事业外，还负责防盗、防火，教育失足青少年等工作。军警的情报机构是混合的。他们经常派人到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一些国家接受“特种作战”训练。
新加坡设有“内部安全委员会”，其职责是防共、防谍、防匪。这个机构曾逮逋过不少为非作歹的坏人，也关押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嫌”分子。1971年5月，它逮捕了《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和总主笔李星可、总编辑同道章，罪名是“倾向中共”、“危害国家安全”。以后又逮捕过一些“亲共”、“共嫌”分子。据说，有的政治犯被监禁长达十年、二十年之久而从未审讯过，也不释放。为此，曾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和国内许多人士的抗议。国际人权组织曾要求新加坡政府尊重国际惯例和法律尊严，对政治犯进行公开审判，无确凿犯罪证据的，应予释放。国内一些人士也要求取消“国内安全委员会”，大赦政治犯。
但李光耀一直未予理睬。近年新加坡陆续释放了一些青年学生和工人，他们入狱时的罪名是“图谋造反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后来获释的理由是“已经悔改”、“本人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过去参加的政治活动”。据反动派和其他一些新加坡人士称，目前监狱里还关押着近万的政治犯，要求政府从速甄审和释放。
李光耀对国内的共产党是毫不留情的。1987年7月2日，他在纪念新加坡建军二十周年时发表讲话，强调“共产主义在今后二十年对新加坡仍有威胁，形势会改变，但他们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的目标不会改变”。由于这种认识和论断，他表示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反共到底。他说：“不论宗教是多么的不同，我们还是希望人能有一种信仰。这好过完全没有(信仰)。宁可有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或回教徒，也不要一个放纵的无神论者。”
把工会作为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可以说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特点。李光耀及其政府一直强调政府和工会是“共生关系”，即是生死与共的关系。三十年来，李氏在利用工会协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贯彻各项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加坡的工会的确成了政府的重要支柱。
说到新加坡的工会，就要回溯到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那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加坡刚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却又重新落入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马共和一些进步人士为了争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在内的独立，组织了许多工会和社团，团结广大劳工和中下层群众，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斗争。当时的工运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使英国感到十分棘手。人民行动党同工运的关系非同寻常，李光耀就是从参加工运起家的。发起组建人民行动党的十四人中，就有七名是工会领袖，包括后来曾当选总统的蒂凡那，还有哥文达三美等人。可以说，人民行动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同工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50年代后期，工会的数目十分可观。从1955年到1958年，先后有126家工会注册，代表教师的工会多达17个，代表海员的工会有12个。1955年，由工会发起的反英罢工多达275起。到1961年，由于人民行动党内部发生分裂，以标清祥为首的一部分人另外组建了社会主义阵线，工会也一分为二，一个是新加坡职工联合总会，属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一个是全国职工总会(简称职总)，属人民行动党领导。当时前者的势力要比后者大得多。到1965年，全国职工总会在人民行动党的扶助支持下逐渐占优势，领导着新加坡的大部分工会。后来就成了新加坡最大的职工会，会员人数最多时达25万(1979年)，现在是21万左右，占总人口数12.3%。
李光耀执政后立即表示今后工会的作用与过去不同了。过去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同英国殖民当局作斗争，争取合法权益，这当然是对的。现在人民行动党执政，该党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因此工会同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应该站在同一立场、同一战线，而不能相互对立，不能搞罢工、停工等斗争。李光耀强调政府、劳、资三方要密切合作，这样才能促进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早在60年代初期，李光耀就赋予职工总会特殊的地位和权利。他委派职总的劳工代表进驻政府的重要部门，特别是派往经济发展局、工业训练局等经济机构。政府在有关经济发展的决策方面，都要事先同这些职总代表磋商。1960年政府颁布《工业关系法令》，为工会和雇主解决劳资纠纷，提供法律依据。政府拨专款帮助职总成立劳工研究组，专门研究劳工问题和如何处理好劳资纠纷。政府还聘请“工业关系员”协助职总属下各工会解决劳资纠纷。1968年8月，政府又通过《雇佣法令》和《工业关系修正法令》，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1972年，又成立了全国工资理事会，负责同劳资双方协商每年职工加薪的幅度和数额。当然，这要视当年全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及各公司盈利情况而定。在1985～1986年新加坡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工资理事会和职总还动员工人节制增薪，有时甚至作出临时牺牲，自动减薪来帮助政府和各公司渡过难关。
为了加强人民行动党同工会的联系，1980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双方各派四名代表参加。人民行动党派出的都是该党重要人物，包括当时该党第一副主席王鼎昌、第二秘书长助理吴作栋、第二助理财政司库马塔尔和当时的政府外交部长达纳巴兰；职总方面则包括当时的会长蒂凡那、秘书长林子安、第一副主席彼得温森和新闻出版秘书和张润志。该联络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沟通人民行动党同职总的关系，确保职总协助政府开展各项工作，尤其是在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方面，使广大职工与政府同舟共济、协同作战。
1985年，李光耀又提出：让人民行动党一些新当选的议员兼任若干工会的顾问。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新议员多接触劳工群众，锻炼他们的政治洞察力和办事能力；也为了加强政府同职工群众的联系。在这些担任工会顾问的新当选议员中，包括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
1969年，当时的职总秘书长蒂凡那就提出职工会现代化问题，强调要扩大工会的任务，使工会从单纯的谈判劳资纠纷发展成全面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的组织；他还强调工会要加强工人的培训和纪律性教育；提出工会在经济上自立自足的方针。职总首先建立了三个合作社：即保险合作社、交通合作社和牙齿保健合作社。筹建这些合作社的资金主要由职总会员会费提供(会员会费都在工资中扣除)。保险合作社是为职工提供人身保险，职工只要每月交纳几块钱保险费，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就可以从保险合作社得到一笔保险金。交通合作社主要使出租汽车司机和小型巴士司机能在短期内“有其车”，成为“车主”。这些司机只要每月向合作社交几块钱，就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买到汽车。一个小伙子加入交通合作社，两年后便可拥有自己的汽车。这种合作社办得很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1200名出租汽车司机和250名小型巴士司机有了汽车。至于牙齿保健合作社则由两名合格牙医开设两间牙科诊所，为职工及其家属治牙病。
1971年8月，职总创立新加坡消费者协会，负责接受职工对商人搞不公平交易的投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1973年3月，职总又办起了消费合作社，属下有超级市场，职工在那儿购物可以得到优惠。以后，又陆续办起了全国旅游公司、书籍合作社(职工及其子女可以在这里买到廉价课本和其他书籍)，职总还办了另外一些企业。
据长期担任职总秘书长、一度担任职总会长的蒂凡那说，这些合作社和企业办得很兴旺，营业所获盈余不少，既使职工多方面受益，又可完全负担职总进行各项活动的开支，开办更多的福利事业。
当然，职总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更新。过去以行业工会为主，1980年职总提出改组下属一些工会，即以企业为单位建立企业工会而淘汰一些行业工会。这引起了行业工会某些头头的反对。但事实证明，工人比较喜欢企业工会而不喜欢行业工会，因为行业工会太庞大，成员复杂，活动不方便。自从职总提出组织企业工会后，许多工人入会，证明企业工会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到1984年，企业工会颇有发展。1988年，职总领导人发现其属下工会一些会员竟代表反对党参加竞选议员，认为这是绝对不容许的，职总会员必须拥护人民行动党，必须接受人民行动党的领导而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在1988年秋，开始整顿下属70个工会，迫使支持反对党的会员脱离职总。
职总成立于1961年。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财务秘书、新闻秘书等，真正掌握领导权的是秘书长。职总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共21人。中委会下设劳资纠纷小组、职业卫生与安全小组、计划小组、工业关系研究组等。工业关系研究组得到政府常年资助，主要任务是研究劳资关系的新变化，提出解决双方矛盾的建议；研究如何提高工人素质以适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等问题。
职总加入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其领导人经常出席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劳工会议。蒂凡那曾担任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亚洲区域组织的主席，属下共有2100万会员。据说蒂凡那之所以能够“荣任”此职，是因为当时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对新加坡职总评价较高，认为足以成为亚洲其他国家工会的楷模。
职总历届领导人都特别强调新加坡的工会不能仿效西方的工会，不能像西方工会那样“好斗”，因为国情不同，西方工会经常站在其政府的对立面，以罢工、停工等手段对付政府和资方；新加坡则不同，“因为劳资关系已不再是工人面临资方剥削、资方遭受工人罢工怠工的对立的时代。在工业结构改革声中，职工运动的目标已不再是局限于如何维护工人利益而是进一步提升到如何改进工人素质(包括技术与纪律)、加强与资方合作，以提高全国生产力为最高目标。”(见《南洋商报》一篇社论)
进入80年代，职总不仅对工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领导层本身也有新的要求。职总的领袖“已不再只是要求具备动员工人进行集体行动的魄力，而必须兼备科技工艺，企业管理技术等专门知识”。1981年底，当时的职总会长蒂凡那当上了总统，职总秘书长林子安负责该组织的全面领导工作。林为职总注入了不少新血液——专业人士，强调职总各级领导都应当有专业知识，这引起了长期搞工运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不安，他们担心自己因文化水平低、学历浅而被淘汰。结果掀起一股反对林子安的暗潮。李光耀鉴于这种情况，于1983年让当时的政府第二副总理王鼎昌接替林子安。王是以海港工友联合会代表的身份进入职总中央委员会，然后当上秘书长的。王上任后，为解决职总内部专业人士与基层领导干部的矛盾，宣布由职总同国家生产力局联合举办训练班，吸收专业人士出身和基层干部出身的职总各级领导参加学习，使他们同在一个课堂里进修，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团结。看来王鼎昌的工作做得不错，1985年他又蝉联职总秘书长迄今。
基层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国民之间的桥梁，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基层组织是否健全、是否发挥良好作用，对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李光耀对建设基层组织，从来就十分重视。
新加坡是一个政府、一个议会、79个选区。每个选区都有一个名叫“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机构，这是选区最大的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意识，敦邻睦里，改善各选区的设备，协助政府推行全国性运动。”此外，它还负责协调居民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的活动，挖掘培养具有潜力的人才。一方面负责向人民解释国家的政策，起“上情下达”的作用；另一方面向上反映民意，起“下情上达”的作用。
“公民咨询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它的前身是一些选区的“欢迎委员会”。在1961年至1963年间，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到各选区活动时，一些选区的该党干部曾组织“欢迎委员会”负责安排那些党的领袖们的住宿、接见选民、进行竞选等活动。到了1965年，这些“欢迎委员会”就演变成“公民咨询委员会”。成了李光耀政府的最强有力的基层组织。
二十多年来，“公民咨询委员会”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支柱之一。它对促进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起了重大作用。这些机构共出版28种定期刊物，兴办15个乐龄俱乐部。从1980年至1985年，总共拨出240万新加坡元作为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书籍津贴费，用于帮助家境比较穷困的学生。此外还分发120万新加坡元的福利救济金，这些钱是分给有困难或突然遭受天灾人祸的居民。“公民咨询委员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募捐，过去总共筹募到1250万新加坡元。
每一选区只有一个“公民咨询委员会”，但每个选区有许多“居民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二者都受“公民咨询委员会”领导。“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比“居民委员会”成立得早，这些组织分别负责选区内某一地段的居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种福利和康乐活动。70年代后，因为大批居民搬到政府组屋去住，每幢组屋住着许多户居民，因而就有按组屋成立“居民委员会”的必要。“居民委员会”就是为一幢或数幢组屋的居民服务的，主要活动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差不多。不过，“居民委员会”不管那些散居的独门独户的居民，只负责住在组屋的居民。
而散居的独门独户还很多，这部分人仍由“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所以“联络所管理委员会”仍有存在的必要。目前，活动最多，最活跃的是居民委员会。可以说它是大基层组织下面的小基层组织，是和广大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基层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