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下的基本人权
杨培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大浩劫。这场草菅人命，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世界各国领悟到，必须制订一些基本原则供大家遵守。于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同时希望会员国能维护这些基本人权，旨在保障人性的价值和尊严。
目前，世界各国在他们宪法中大都已加进了有关基本人权的条文，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联邦宪法》第二章记载了有关基本人权的条文。这些条文把基本人权划分为9项：
(1)除依据法律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第5条)
(2)禁止奴隶制度与强迫劳役(第6条)
(3)保障刑事法不溯既往；一个人被宣判无罪后，不得因同一罪过而被重审(第7条)
(4)平等权利(第8条)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享有法律的同等保障。
(5)任何公民不得被驱逐出境，而享有行动自由。(第9条)
(6)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第10条）
(7)宗教自由，艮卩：人人都有信仰、奉行和传播任何宗教的权利。（第11条）
(8)教育权利，即：任何公民不得只因宗教、种族、血统或出生地而在教育方面受到歧视。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接受非他本身的宗教的教育，或参加非他本身宗教的任何仪式或礼拜行为。（第12条）
(9)财产权利，即：政府征用财产时，必须给予足够的赔偿。（第13条）
基本人权是绝对的吗？
在我国宪法下的基本人权，有些看来是绝对的；但是另一些则是受到一定限制的。绝对的基本人权包括：任何人不得被扣押为奴隶；如果一个人做过一件事，当时不算犯法，则事后不得受法律处罚；任何人如果触犯法律，他所受的处分不得重于当时法律所规定的处罚；一个人被宣判无罪后，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重审；禁止驱逐公民出境；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权等。
除此以外，其他的基本人权都是有限制的；有的，则在国会立法下，不断受到蚕食，而变得面目全非了。
基本人权受侵蚀
世界各国爱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总是不遗余力地为争取基本人权而努力。他们纷纷组织“人权委员会”，响应“国际人权委员会”的号召。他们认为，人权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权利，绝不可被剥夺。相反地，各国当政者却常以各种理由来限制人民的宪制权利。当权者认为，他们有权限制人权，因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必须从属于国家的利益。这点，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问题在于：当政者经常误把其本身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等同起来看待。其实，当政者的利益不一定就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不一定会符合当政者的利益。例如：在一个多元民族的社会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文化政策，也许有利于当政者，但是不一定会符合国家以及各民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基本丄权受到侵蚀是免不了的。
以我国的情况来说，宪法下的基本人权，经常受到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侵蚀。尤其是我国立法机关--国会，已成了剥夺或削弱人权的主要机器。
国会是通过立法来侵蚀或削弱基本人权的。当政者是采用各类型的法律来修改宪法的。用来侵蚀基本人权的法律，大体上，可分为4类：
(1) 宪法修正法令；
(2) 行政长官制订的条例；
(3) 普通立法；
(4) 有关颠覆的法律；
这4类法律，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解释。
(1)宪法修正法令
宪法明文规定(第159条)，宪法条文是可以修改的，不过，必须得到全体国会议员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支持。以目前来说，我国的执政党拥有远远超过全体国会议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因此，他们有绝对的把握，对宪法条文作任何修改。这里指的，当然是根据法律程序所作的修正。由于当政者拥有修正宪法的广泛权力，所以自从独立以来，我国的宪法经受了不下30次的修正。
有些宪法条文的修正，是因政府在某些案件中败诉而引起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77年联邦法院审判的《陈文烈一案》。在这案件中，一刑事扣留犯，因不满被扣留两年而向"诰询局"提出抗议。根据宪法，“谄询局”必须在3个月“内”向元首提出建议，是否应继续扣留他。但是，“谄询局”却在3个月“后”才提出建议扣留他。这是非法的，因为已抵触宪法第151条。
这案件审判过后不久，政府就修改宪法，使到“谄询局”在3个月过“后”才提出建议，也算合法。
历届来，执政党所占有的国会议席，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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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总议席 |
执政党议席 |
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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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
104 |
74 |
71%（超过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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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
104 |
89 |
86%（超过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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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
104 |
超过74 |
71%（超过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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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
154 |
135 |
88%（超过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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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
154 |
130 |
84%（超过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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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154 |
132 |
86%（超过4/5） |
（2）行政长官制订的条例
国会制订了一项法令后，经常会通过该法令的条文，授权部长（或其他行政长官）制订有关“条例”。这些“条例”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它甚至可以超越《宪法》，进而侵蚀基本人权。
〈宪法〉明文规定：“……国会，基于紧急状态的需要，而制定的任何法令，不得因为这法令和宪法有所抵触，而失效。”（第150（6）条）
根据上述〈宪法〉条文，国会通过了《1964年紧急（必需权力）法令》。这法令授权国家元首制订任何紧急条例，以维护公安、国防及公共秩序。法令中的一项条文说：即使通过的条例抵触任何法律，也算有效。
在1966年的一个判例中，这项条文已由联邦法庭解释清楚：现有法律包括了〈宪法〉条文。也就是说，如果法令授权下制订的条例，即使抵触〈宪法〉条文，也属有效或合法，而凌驾于宪法。
本来，〈宪法〉是国家大法，高于一切法令，而法令则在条例之上。换句话说，其层次应是：宪法--法令--条例。但是，在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条例却反过来，超越宪法而仍然有效！更严重的是，这些条例，都是由部长(或行政首长)制订的。这等于说，部长(或其他行政首长)拥有绝大的权力，可以把自己制订的条例凌驾于宪法之上，同时也很自然地有权利用条例来削弱基本人权。
(3)普通立法
宪法中，好些基本人权的条文是受一定限制的。如言论和结社的自由得到〈宪法〉保障(第10(1)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国会可通过普通立法限制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10(2)条)o例如：国会在这宪法条文授权下，通过了《警察法令》。这法令使到警官有权力在发出群众大会准证时，施加某些条件。高等法院已确认，警方有权管制群众大会或游行事宜。这么一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就受到合法的限制了。
〈宪法〉原本保障行动自由的基本人权(第9(2)条)然而，〈宪法〉却又规定，为了公共秩序或治安，或公共卫生等，行动自由可受到限制。结果，《限制居留法令》被确认是符合〈宪法〉条文的。
〈宪法〉规定：“除了依据法律进行者以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第5(1)条)。但是，〈宪法〉却没说明,用来剥夺生命或人身自由的法律，应具有的实质内容是什么0这些法律是否“合理”，却由不得法庭来决定。这等于说，国会可以通过任何法律来剥夺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这么一来，人身自由--这基本人权就有很大的局限了。
(4)有关颠覆的法律
〈宪法〉第149条授予国会广泛的权力。在这条文下，国会可通过法律，以对付颠覆行为或危害公安的行动。这些法律，把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禁止驱逐出境，言论、结社自由和财产自由一扫而光。这类法律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I960年内安法令》o在这法令下，如果内政部认为某人的行为或行动，有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时，他就有可能被扣留，而这拘留是不必经过法庭审讯的，同时可能成为长期性的拘留。
这类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基本人权，所以“国际特赦委员会”极力反对或密切关注这类法律的实施。
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法律
政府有权在任何时候，根据〈宪法〉第150条，宣布紧急状态。自从独立以来，我国已宣布了4次紧急状态：
(1)1964年9月3日，因印尼对抗大马事件，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2) 1966年9月14H,砂劳越统治者解除拿督宁甘首席部长之职，而委任另一人取而代之，拿督宁甘因此不满而诉诸于法庭。婆罗州高庭首席大法官宣判拿督宁甘胜诉，统治者应恢复他首席部长的职位。案件判决一星期后，联邦政府就宣布砂劳越进入紧急状态。
(3) 1969年5月130,发生“五一三”种族骚乱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那年大选期间，吉隆坡首先发生种族暴乱事件,政府立即宣布停止国会及州议会还未完成的竞选活动，并且停止国会及州议会的一切会议；由“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之。
(4) 1977年11月8日，回教党部长及政次退出国阵政府，次日，国会通过《紧急权力法令》授权中央接管吉兰丹州。
从上述4次紧急状态，可以看出，只要政府感到满意，认为紧急状态存在，政府就可以通过最高元首宣布紧急状态。在这非常时期，元首或国会可通过法令，剥夺宪法下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不受剥夺)。
由于我国政府拥有这样的特殊权力，所以产生了两种同时可采用的法律：(1)普通的法律及(2)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法律。检察总长，在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力，选择采用下列3种不同的法律：（1）在《1960年枪械法令》下被控，其最高刑罚为7年监禁,或罚款1万元，或两者兼施。（2）在《1971年枪火（增刑）法令»下被控，其最高刑罚为14年加6鞭。（3）在《1960年内安法令》下被控，罪名成立的话，将难逃死刑。
检察总长在这方面的绝对权力（即：任意采用其中之一种法律的权力），是不能提交到法庭去挑战的。
在紧急状态下，颁布的重要法令，包括《1969年紧急（公共秩序及防止罪犯）法令》和《1979年紧急（必需权力）法令》等。
法律条文的诠释
除了国会能通过法律，使到基本人权受侵蚀之外，还有法院对〈宪法〉条文或其他法律的诠释，也能促使基本人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般上，法官只能对现有的法律加以诠释，而不能“修改”法律。但是法官的诠释是会受到客观因素所影响，如受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背景的影响。有时，他对法律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对某项法律条文可作出较狭隘的诠释。
举例说，我国法院对公民是否有权利取得护照问题上，对有关法律条文作出了较狭隘的解释，而认为我国公民是没有绝对权利要求政府发出护照的。反观印度，情形恰恰相反。他们的法院在类似的护照问题上，作出的诠释是，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的基本人权就包括了获取护照的权利。
另外，我国法院对另一项基本人权--教育权利的诠释，也是狭隘的。在1981年的独大案件中，把私办的教育机关--独立大学,也解释为“公共机关n（Publicauthority）,因而认为它必须采用国语为数学媒介，进而判决：拟采用华文为教学媒介的独大是不能创办的。这么一来，教育自由的基本人权就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
如何防止恥人权再受侵蚀
政府宣称，我国是法治之邦。可以这么说，基本人权的存在,是实行民主法治的先决条件。维护我国的民主法治精神，捍卫〈宪法〉保障下的基本人权，是每个公民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要如何捍卫基本人权，使它不再受侵蚀呢？
当然，我们不能祈望公民拥有绝对的自由；同样地，当政者也不应拥有绝对的权力，因为我们相信一句至理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
从上面谈的看来，目前的当政者有绝对的把握，对宪法条文作出任何修改。这对宪法下的基本人权有莫大的威胁。为了保持当权者的权力与人民自由权利之间的均衡，当政者不应拥有绝对的权力，对宪法条文任意加以修改。
为了达到这个均衡局面，百姓须作出极大的努力，使朝野之间国会议席的分配，得以调整，使在野势力取得足够的权势，以箝制当政者随意修改宪法的意图。
为了维护法治精神，当政者应从速废除在紧急状态下颁布的法律，因为当时存在的紧张局势已不存在了。既然时过境迁，那么有关的法律就已不适用了。没有理由再保存下来，威胁到基本人权。
掌握司法大权的法官，在保持当权者的权力和人民自由之间均衡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发扬法治精神，他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换句话说，在判案时，尽可能在条件许可下，把疑点利益归于人民，以维护〈宪法〉保证下的基本人权。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联邦宪法〉，列明了人民所应享有的各种基本人权，但是，一路来都逐步受到侵蚀。要防止基本人权继续受侵蚀，还得靠所有的升斗小民，以群策群力，集体智慧去维护和争取。
（13-01-1986《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