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参加学运组织的活动片段
中华中学 余文发
（1958年——1964年）
1948年干燥炎热的六月，英殖民统治者颁布了恶名昭彰的紧急法令。一时间，天空布满乌云，大地卷起狂风，我国社会民主运动遭遇残暴的摧残和无情的镇压，运动陷入低潮而呈现沉寂的局面。
当历史进入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光隧道，进步学生运动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重新崛起。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终于形成民族民主斗争中的新生力量，大放异彩地活跃在“维护民族教育”的斗争舞台上！
（一）卷入“11.14”学潮的斗争行列
槟州华校进步学生运动，经历了1956年和1957年中期几次前仆后继的维护民族教育的斗争，最后，犹如大海汇纳百川般，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全国“11.14”大罢课、大集会的抗争。被称为“最早的燕子”的学生们，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肩负起冲锋陷阵的历史使命，谱写了光辉亮丽、可歌可泣的史篇。
那时，稚小年纪的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带着兴奋激动的心情，卷入了学生运动的行列，响应和参加了当时在学校草场举行的“11.14”斗争大集会。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队伍里，同学们斗志昂扬，群情激奋。在学生领袖的号召下，同学们秩序井然地列队游行到槟华女中大集合，把学潮斗争推向更高峰。
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令人永远难忘！
（二）参加秘瓷学习小组
当1958年新学年开课，由于经历几次学潮的斗争，学生队伍面临大批同学被开除、勒令停课、扣留逮捕、驱回原住州而不准返回槟城等事件。一时间，学运队伍的领导出现真空和青黄不接。在这个时刻，学运地下组织做出决定：把离校的学运份子组织起来，协助校园内的同学们开展团结教育的工作。就这样“学习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校成立。与此同时，“宣教组”也就顺应而生。
所谓“宣教组”是由一位领导人负责，成员由三五个同学组成。主要任务是对时事进行讨论、研究和分析，最后做出总结并写成材料，供给“学习小组”之用。“宣教组”在学运组织活动中，是提高同学们思想认识的重要环节。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成员必需遵守保密的纪律。
“学习小组”是学运秘密组织活动最重要的基石。即是所谓的“细胞组织”。学运活动能长期与连绵不绝地活跃着，主要是依赖“学习小组”的运作。
“学习小组”的终极目标，即是灌输爰国反殖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和组织能力，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将组员培养成为今后我国民族民主斗争中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和骨干。
“学习小组”由几位同学秘密组成，由一位领导负责。每星期聚会一次，地点不定，多数选择在组员家里。想起当年每一次聚会，为了掩人耳目，总是以“补习功课”为名。“学习小组”的材料，是当时广泛秘密流传的“手抄本”编写出来的书本。每逢聚会之前，分发给每一个成员阅读，然后在学习时讨论，由组员轮流发言，负责人最后做总结。
我于1958年第一次参加秘密“学习小组”活动。那是由已故罗慧成同学负责。（罗慧成，1957年“11.14”学潮被中华中学开除，并于1958年10月被捕。不幸于2009年逝世。）成员中尚有一位范振安（已故范仲良胞弟，曾任劳工党丹绒武雅支部秘书，1961年被捕）等共四位。一般上，经过一段学习活动之后，就开始讨论如何开展联络和团结同学以及讨论如何去推动一些课外活动。一旦条件具备，进一步采用相似方法，如法炮制，再衍生另一个“学习小组”犹如花儿朵朵开，生生不息，连绵不绝。
“学习小组”的活动是秘密的，组员必需严守保密的组织纪律，可能日后还要过着“紧张、活泼”的组织生活，成为地下组织活动的领导或干部。
当时，我有幸参加了秘密小组活动及建立了正常联系以后，心中无比自豪而觉得飘飘然，感觉一夜之间已不再是普通小子；而是一位“英雄”，一位从事“伟大事业”的人，是政府随时要捉的人。因此“怕怕”的心思总是挥之不去。
（三）学校里的秘密领导——核心小组
“核心小组”，即是每间学校负责的领导“机构”。策划校内各班级的“学习小组”活动的最高领导的秘密组织。
这个核心组织要短小精悍，是由校内的“精英份子”组成，负责领导的同学是来自校内或校外的杰出学生领袖。同时接受槟城学运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各校的核心小组基本上都是如此。
我就读的中华中学，当时尚无高中部，只设初中班。这就是说，中华中学学运活动份子，年龄是由13岁至15、6岁，活动只限三年，就毕业离校。这个客观的限制，使到中华中学的学运活动份子，往往活动一小段时间之后，尚未“成熟”就被推出“市场”，上位去负责和领导活动和工作。这种情况下，我在初中二年级，就成为学校的“核心小组”成员；也是这个原因，中华中学造就和培养了不少学运活动的“小头头”。
余文发、李亚保、梁综文
1961年，中华中学学运活动的核心小组，是由来自韩中高三毕业的K君领导和负责。成员共四位。即余文发、李亚保（1970年上山从事武装斗争，不幸于1971年中，中埋伏而壮烈牺牲）、梁综文。这组堪称“最佳组合”的团队。在K君领导下，干劲十足，非常积极地展开团结、教育与组织同学们的工作，取得良好成绩。一年之后，当我们毕业离校时，各班各级都涌现了大批活动份子，作为骨干和接班人。
（四） 组织生活与纪律
所谓“组织生活”，就是指秘密的组织关系。有上级与下级、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家在组织关系上共同战斗，共同讨论问题和开展工作；同时，包括一切都得坦白向组织报告；办事强调调查研究；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发扬“知无不言”、“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等等传统。
“组织纪律”就是个人服从组织（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严守组织秘密。
遥想当年，在那火红青春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组织”这两个字，是那么盛行和管用。事无大小、开口闭口、是或不是，总是爱说：“这是组织上说的”、“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遇事就说“回去问组织”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我们大家都以“组织”为荣。此刻想来，实属可爱！
（五）1960年后学运活动进入崭新境地
由于1958年10月以及1959年等几次大逮捕、扫荡而漏网的外州四、五位学运领袖，在学运地下秘密组织的安排下，调来槟城领导和发展学运组织，前后共两年多，即1960年初至1961年底（唯杨少萍继续留下），在这期间，在这几位新领导策划下，对内提高思想认识，对外全面开展公开活动；同时，大力推动成员学习《学生工作怎样做？》这本经典指南理论。
在这期间以及往后的一段日子里，组织活动呈现一片蓬勃活力的局面，留下许多令人缅怀的篇章。这是一项正面积极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此特致敬意！
在1962年底，一位槟城学运领袖，不幸落入魔掌，遭受逮捕。随后引发多位各校领导暴露身份而相继避难，远走他乡，离开槟城到星加坡，有的进入南洋大学深造。由于这个原因，1963年开始，槟州各校学运组织的领导同学，全面由“新”的同学顶替。
走笔至此，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位S君。此君1962年开始，即4、5位外州学生领袖返回原地之后，是全面负责槟州学运秘密地下活动主脑。S君擅长组织，理论水平高，分析与洞察力好，对学运活动的性质与任务、路线与政策以及关键性的问题，往往有独特、精辟的独立见解。S君公开的身份是政党的受薪组织秘书。
思想修养与工作方法——哲学入门
（六）学习《学生工作怎样做？》的热潮
《学生工作怎样做？》是一本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著作。书中详细提出学生工作如何从开始、过程以至终极的每一阶段。例如：联系、教育、团结、组织以及开展斗争等的原则问题和注意事项。
书中首先提出：学生工作由本身搞好功课开始的重要性；接着细述展开联络团结同学方法应由周边同学开始，即“由近到远”；在提高思想认识方面要“由浅入深”；在组织同学方面要“由小到大”；在开展斗争的策略和形式则强调“由低到高”以及在斗争中如何掌握“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艺术。
同学们学习和掌握了这些工作方法和指导之后，学运工作取得良好佳绩，组织层面日益扩大，学运活动呈现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七）1960年“选民登记”运动
顾名思义，“选民登记”运动与学运活动，是扯不上关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受到1956年底的“登记读华校”的“火炬运动”的启发，1960年学运领导出色的提出发动各校进步学生们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参与社会活动而投入“选民登记”运动。这项创举巧妙地使全槟各校男女同学们“走到一起来了”！
就这样，把学运活动推向另一个高峰，对日后整个学运活动的影响至深且远。
当“选民登记”运动开始后，每次出动沿街沿户登记选民，无论市区、郊外或是乡村，各校男女学生们三、五成群，或十个、八个，在路途±，在工作或休息时刻，都充满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歌声、笑声、欢乐声，声声入耳。
在“选民登记”工作结束之后，工委会举办“慰劳大会”，并在筹备各种演出节目以及正式表演期间，让各校同学们互动交流，加深情谊，以利往后的联络。再次把此次活动的意义进一步提升！在那激情的日子里，至今尚回味无穷，并深深地烙印在六十年代活动份子的脑海中，永不忘怀！
（八）成立各类公开活动组织
经过“选民登记”运动，大力深化了各校男女学生的紧密往来，呈现大溶合局面。此后，在干劲十足的进步同学推动下，各校之间联合组织各类公开活动。例如：篮球队、歌咏队、戏剧组、舞蹈组等等，样样都是火红一片。进步同学的队伍迅速壮大，学运的骨干应运成长。
结束语
这一阶段的槟州华校学运活动许多位领导人，素质良好。明显体现在团结与统一。他们一心一意致力于领导和推动学运工作，作出无私的奉献与牺牲。他们的毅力和精神值得学习与赞赏。
当初，我加入秘密小组成为组织的一份子时，领导人曾经豪迈、乐观地说：“革命会在十年、八年取得胜利，解放之时，我们大家郁涌到旧关仔角大草场欢歌载舞庆祝解放！”听了令人陶醉、向往。此刻回忆起来，何其浪漫！天真！
槟州华校中学生的学运活动，曾经有过美丽灿烂的春天与火红的岁月；如今处在寒冬，像似寂静？！这是历史的伤痛，我们心感无奈地期待……期待第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