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往昔，探讨当年
——20世纪中叶槟城学运斗争回顾
工委会秘书：叶建国
(一)战后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实施的两手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十万英军举白旗向日本侵略军投降，彻底粉粹了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固若金汤的神话。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英国重新回来马来亚，情况已是今非昔比。马来亚各民族人民普遍组织起来，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呼声响遍全国。老奸巨猾的英国人，为了恢复其殖民统治，在登陆马来亚，站稳脚跟后，就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采取暴力镇压民主独立运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划改变统治形式，当行宪制改革计划。
1944年初，日本还未投降，英国殖民部就开始构思战后在马来亚恢复的形式——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建议。日本投降后，英殖民当局一踏上马来亚便匆匆忙忙于1946年1月22日单方面发表“马来亚联邦”新宪制白皮书。
马来亚联邦白皮书的主要内容有：一、在政治结构上，九个马来土邦•和槟城及马六甲联合组成马来亚联邦；而新加坡则单独成为皇家殖民地，由英国直接统治；二、马来各邦统治者将政府主权移交给马来亚联邦总督，以统一各邦的行政与发展；三、马来人自动成为马来亚联邦公民，其他在马新出生，或在马来亚联邦成立前经已在马新居住至少10年的非马来人，都将获得公民权。
白皮书遭到各民族爱国民主党团的反对，因为它实际上是恢复殖民统治，并没有给马来亚自治，而且搞马新分治及剥夺各邦苏丹的权利。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1946年3月，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代表大会，反对英国人的马来亚联邦宪制白皮书。可是在会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巫统，不将斗争矛头指向英国殖民当局，以“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口号取代争取国家独立，鼓吹种族主义，维护封建集团的特殊利益，维护马来人督权，反对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巫统的狭隘种族主义遭到坚持要求独立的马来民族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的反对和抗议。
面对人民的强烈反对，英殖民当局加紧分化人民团结，它接受巫统的要求，单独与巫统及9州苏丹代表谈判宪制问题。后来组织了一个由英殖民当局代表，苏丹代表和巫统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接受巫统草拟的“马来亚联合邦”建议书，即今日我们面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文”的单元宪法。英殖民当局的这一措施，遭到了全马人民的猛烈抨击。马来亚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星洲职工联合总会，马来亚总工会等都强烈反对。
1946年12月22日，由全马性的政治团体正式成立了泛号联合行动委员会(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AMCJA)，它包括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亚印度国大党，泛马职工联合会，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及十二州的妇女联合会等。行委会深得全马人民热烈拥护，是最坚决反对建议书的政治集团，是反建议书的中心力量。另一股反对建议书的主要力量是来自马杂人民联合战线(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PUTRA)，它由七十四个马来人团体组成，以马来民族党及马来进步青年团(Angkatann Pemuda Insaf， API)为中心，拥有会员十多万人。联合起来的两股力量，涵盖多元民族，是反单元宪法建议书的基干。
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拿督翁是参加制订“马来亚联合邦”建议书的代表之一。他在吉打会议上公开说：“马来亚的完全独立，对马来人是危险的。” “马来人还没有能力来实现自治。”他还大声疾呼：“接受建议书！”而他创立的巫统，起初有37个马来团体参加，在吉兰丹召开的成立一周年代表大会时，只有20个团体派代表出席，日益不得人心。
1947年7月，“人民力量中心”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人民宪法十大原则，制定了《人民宪法草案》。这是马来亚历史上第一次由各民族代表，汇集在一起，联合制定的共同治国纲领。对于这一代表各民族共同心声的《人民宪法草案》，英殖民当局却拒不接受，反而继续推行与巫统密谋的马来亚联合邦建议书。为了反对建议书，10月20日，“人民力量中心”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全国发动总罢市(Hartal)。这次波及全马的大罢市，使全国经济几乎陷于瘫痪。但英殖民政府始终漠视《人民宪法建议书》，更在1948年2月1日，启用《联合邦宪法建议书》，取代《马来亚联邦》计划。
英国人看到：“人民力量中心”和“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代表全国爱国党派，进步团体，民主人士的大同盟。他们的目标是结束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独立。他们的组织基础庞大，动员力量广泛，是民主独立运动的主流，是威胁英殖民统治根基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人也看到：以巫统为代表的马来官僚和封建贵族是马来族群中-一股右翼势力。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他们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主要是维护马来统治者的特权以及马来民族的特殊地位，同时反对给予非马来人公民权。他们并不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和独立。
英国人从人民提出的要求出现的差异中看到了希望。它再度玩弄分而治之的策略：即坚持搞马新分治，恢复各州马来苏丹的地位，同时积极扶植马来保守和封建贵族的势力，拉拢各民族上层分子，培养听话的代理人，精心设置以巫统为老大，联合其他民族上层分子成立的种族组织联合执政的种族政治架构，以便在军事斗争无法取得胜利时，由傀儡出台，继续其殖民统治。
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当局宣布在全马实施紧急状态，大肆逮捕争取独立的爱国志士，全面封闭一切要求结束殖民统治的爱国党团，保护和扶持巫统等右翼团体，正是他维护其殖民统治的垂死一搏。
（二）新的政治生态和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单元化
在英国人精心策动的转变统治形式，延续殖民地利益的计划中，文化教育政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它退出马来亚直接统治之前，推广英文的殖民奴化教育，压制各民族母语教育，依然是它的教育政策的主轴。
战后至独立前的阶段（1945年9月一1957年8月），华文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英文单元主义，即奴化教育的实施。这期间，官方任命的“专家”组成各种“委员会”，产生多如牛毛的“报告书”和“法令”，就是以推行英语为目标、发展巫文为幌子，目的在于消灭华文教育。
（三）从《巴思报告书》到《拉萨教育报告书》
《巴恩报告书》在1951年6月10日公布：“家长凡欲以马来亚为其永久之家乡，而全力效忠于马来亚者，当送其子弟入国民学校，习英巫两种文字；凡不愿其子弟受此国民教育者，吾人认其为不愿对马来亚效忠之表示。”换言之，所谓“马来亚化”“效忠”即是等同干“英化”、“巫化”。报告书提倡的形式上包含多元族群的的单元“国民学校”（英或巫语为媒介），行将取代方言学校”（即非英巫语学校），以建立一个共同的马来亚人的国家体制。这就是以推行英文单元主义，辅以巫文为幌子，进而消灭其他民族语文的明证。
1951年8月24日，“全国华校教师总会”成立，坚决反对《巴恩报告书》消灭所谓的“方言学校”。教总成立是华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在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的浪潮中，促成“华教三大机构”的整合，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成果。在华教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建设马来亚华族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办华校高中生深造的途径，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创办本地华文大学的建议，于1951年由新加坡的陈六使先生提出，随着华教危机日益深重，1953年1月16日他再次提出创办华文大学，获得热烈响应。一时间，献捐、义卖、义踏等形式，全面展开，热潮高涨，义款源源不断。1956年3月15日，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南大开学了。南大培养了许多出色的人才，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不可抹煞的贡献，虽然她最终在新加坡独立以后被推行英语至上的李光耀政权所扼杀了。
1955年7月27日半岛“自治立法议会”选举，东姑的联盟党囊刮51席，带领9名部长、2名副部长，组织“自治政府”，迈开马来亚独立的第一步。1955年8月，联盟政府成立“15人教育政策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67号教育白皮书》，委员会由巫、华、印各5名委员组成，以教育部长拉萨为主席。《拉萨教育报告书》的要害在于：1.政府委派董事部，侵犯华校主权；2.教师注册不得向法庭上诉，不受法律的保护；3.规定年龄，准备驱逐超龄生；4.公共考试不订明与教学媒介语一致。1957年7月，根据此报告书制定的教育法令终于在“自治立法议会”中通过。
（四）反对驱逐超龄生、反对改制的学潮席卷全马
当我们谈及华文教育运动，大家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林连玉、严元章、林晃升、沈慕羽、陆庭瑜等华教老前辈，也会想到教总、董总甚至是当年的“华教三大机构”。而在维护华教运动的漫长道路中，当然，华团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些，在华教运动史中，都有详细记载。而在这本资料里，我们要着重介绍的是鲜少在华教史料中记载而又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走在运动前线进行抗争、奴化教育和单元主义政策直接受害者、当年只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群体。由于各种因素的局限，这里记载的只是槟城中学生当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和故事的片断，希望能给史料研究工作填补一些空白。
1955年5、6月间，槟城钟灵中学接受政府特别津贴的消息迅速传开。7月18日，钟灵学生请愿集会，抗议校方单独接受政府的特别津贴。8月11日午夜，警方扣留7位请愿领导人。他们随后也遭开除学籍。这就是著名的“钟灵七君子”事件。就此掀开在校学生捍卫华教的序幕。钟灵校长汪永年无视全体级长致董事部的备忘录，在校内外一片反对声中，于1956年8月16日，悍然代表校方和政府签署了辅助金合约。这一违反华教根本利益的举动，立刻使同学们热爱学校、热爱母语教育的情绪日益升温，终于在1956年11月23日，槟城的华校中学生，打响了维护华教运动的第一役2000多名钟灵学生参与罢课，在和平集会中一致通过决议，提出10项合理与正义的要求。英殖民政府动用镇暴队，开进校园，施放催泪弹，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并援引紧急法令第41条B，关闭钟灵中学三周。一个多月后，在新学年开学前夕，开除68名同学，强令他们不得踏入母校校门，也不得转读其他任何学校，彻底剥夺他们的读书权利。同时，勒令反对接受特别津贴的孔翔泰、任雨农两位老师离职。1957年4月2日、3日两天，钟灵学生又举行抗议集会，并以血书表达同学们“爱吾华文”、“爱吾钟灵”的坚定意志。这一波，钟灵又有13位同学被撵出校门。但同学们的斗争并不孤立，4月4日早上，韩江中学和中华中学的同学，分别在校内举行集会，发表“告社会人士书”，声援钟灵同学的“爱校”和“维护母语教育”的正义斗争。槟州学潮的第二役凸显了各校同学在共同命运的感召下，团结起来，互相支援，并寻求社会力量协助的特点。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强。年青的学子在争取学生的切身利益方面毫不退缩。1957年11月14日，槟城终于爆发战后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2000多名学生分别从钟灵中学、韩江中学、中华中学游行到槟华女中，集中在槟华女中的礼堂、操场和槟华校外的路边，进行顽强的斗争。下午2时许，约500名学生化整为零，又集中在中华中学的操场，继续早上的罢课集会。4间参与学潮的华文中学的学生们宣布，他们罢课集会的目的有四项：（一）要求政府取消超龄学生法令。（二）要求政府给予华文教育平等待遇。（三）要求政府取消董事改组法令。（四）抗议政府拒绝三大机构之要求。
同日，吉隆坡尊孔、坤成、中华、循人四校也爆发反对改制和驱逐超龄生的和平集会，随后，学潮蔓延至霹雳怡保、华都牙也、金保，柔佛的新山、麻坡、峇株等地。这就是半岛华教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学生斗争。此时，刚上台执政的联盟政府，竟然引用紧急法令第41（B）关闭学校、动用军警和催泪弹驱散和平集会的学生。援引紧急法令逮捕和开除参与和平集会的学生领袖。公然镇压捍卫基本权利的正义的学生运动。
根据上述槟城中学生运动的发展变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事实：（1）在殖民政府及后来上台的联盟政府一意孤行的殖民地教育政策下，英校一直是推行奴化教育，培养统治精英，栽培政府公务员的重要基地。（2）3年8个月的日治时期，造成大量的超龄生。《拉萨报告书》主张实施统一入学年龄，将造成三万多名华校超龄生面对辍学危机。另一方面，钟灵中学的“改制”先例一开，直接冲击着全马华文中学的根基，后来的“改制骨牌”效应，华文中学几乎连根被拔起，就是有力的铁证。（3）“改制”华文中学实际上就是要变华校为英校，实现其单元化的最后目标。而槟城华文中学生，当年确实走在运动的前面，可谓先知先觉。
因此，对当年的学生运动，应可界定为：
（一）这是一场爱校、维护华教的正义斗争。
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67号教育白皮书》遭到华人社会的激烈反对，乃因其目的欲将华校全部变成英校；同时董事部对学校的权力将逐渐消失而由教育局代替。钟灵与政府所签的合约，不敢公诸社会，连全体董事也不知其内容就是一例。当年，教育部也曾公开表示：政府批准津贴金给钟灵，是钟灵符合新教育政策，其他华文中学欲申请，应以钟灵为模范。
从1955年7月18日钟灵学生请愿集会到1957年11月14日爆发的全国学潮，尤其在1957年4月2日的集会，钟灵同学以血书表达“爱吾华文”、“爱吾钟灵”的决心，韩江同学于4月4日集会上也以血书表明“维吾华教”的意志，充分体现了槟城中学生群体的斗争聚焦在：反对变质华校，争取给予华教平等待遇；反对改组董事部，维护华校的自主权。爱校和维护华教的旗帜相常鲜明。
（二）这是一场捍卫基本人权的斗争。
作为直接受迫害的中学生群体，在两年半的数次学潮中，凸显了捍卫切身利益的大无畏精神。首先，“反对驱逐超龄生”，争取读书的基本权利，跟“受外界势力”的影响扯不上任何关系。客观地说，许多适龄青少年延误上学的机会，是受日本侵占马来亚和英国发动的殖民地战争之累。而正当马来亚走上“独立”之际，当局奉承殖民主子的意旨，抛出“拉萨教育报告书”，公然剥夺他们的读书权利。这就是联盟政府送给他们的“独立大礼”，而他们拒绝“受礼”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和利益。
其次，“要求政府给予华文教育平等待遇”是人民接受母语教育的基本诉求；而“要求政府取消董事改组法令”则是维护华校管理主权的基本权力。这种敢向不合理制度说“不”的勇气，体现了他们的睿智。
（三）这是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
上面已经谈过，战后至独立前的阶段，华教面对的挑战是英文单元主义的实施。尔后产生的许多“报告书”和“法令”则是以英文单元主义，辅以发展巫文为幌子，旨在消灭华文教育的工具。就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殖民政府的奴化政策和马来官僚贵族的种族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执政当局使用掌控的国家机器和资源，利用卑鄙的手段和伎俩，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维护华教的力量，尤其是身受直接迫害的中学生群体，开展的每一场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执政当局的倒行逆施。这些斗争，都是国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斗争的一个环节，同时支援着各方面的斗争；但也需要得到各个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确切地说，50年代的学潮，也是我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当年的学生运动为国内民主运动输送骨干。
马来亚独立前几十年，通观国内各语文教育发展概况，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在英殖民当局的严密控制下，只有英文教育一枝独秀。英文学校奉行奴化教育，为殖民地政府培养驯服的文职管理人员。得到英殖民当局的大力扶持和推广，英文小学和中学遍布全马，但是大学也只有一间——马大。它是殖民地政府培养高级精英的学校。而当时的巫文学校，长期遭受压制，只有小学学校和一间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学院，连一所正式的中学都没有。而在华文教育方面，发展虽然经历重重人为阻扰，但是华族重视教育的传统，自己出钱出力，不断突破殖民当局的限制和阻扰，华文教育终于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全马各地都建立起华文小学和中学。特别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亚非拉民族独立浪潮的影响下，在保卫国家和争取独立运动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华族，思想上已经逐步从侨居民族向国家主人的本土民族转变。但是英殖民主义者分化挑拨政策，却在客观上处处阻扰这一转变过程。在英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压迫和歧视政策下，华族、这个在马来亚这一新兴国家创建过程中付出巨大牺牲的民族，却处处遭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华文教育在独立前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和发展，在独立后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和扶助。这一切，造成了华校学生政治上的早熟和特别容易接受具有批判性的先进思想，也造就了华校学生富有反抗性和团结精神。
经历过日本侵略和人民的反抗，马来亚各族人民民族觉醒大大高涨。许多华校中学生，由于战争延误了入学，年龄较大，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觉悟也比较高。他们的政治敏锐度和行动力都比较强。殖民政府强制华校改制和驱逐超龄生的阴谋，完全欺骗不了他们。
直接身受其害的这批中学生群体，理所当然地走在斗争的前头，成为保卫民族教育，维护读书权利的学生运动的先锋。诚然，这批学运领袖和骨干，他们最初或许仅是对不合理的压迫进行反抗，但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抗争确实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另一点必须看到：当年学运培养的许多骨干，被开除或被迫离校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深感社会现状存在诸多弊端，选择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好些成为政党、华教团体、社团、工运、妇运的骨干，成为推进我国爱国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
这里也必须指出：当年学生运动主要活动集中在华文中学，是上述的一些客观因素所造成。
（五）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槟城华校中学生运动
我国在1957虽然独立了，但是独立的果实不是交到争取独立的人民手中，相反地，英殖民主义者却将它安排给了它一手扶植起来的、维护封建集团利益、主张“马来人特权”的巫统。因此，1957年以后，华教运动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巫文单元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步步进逼。从《拉萨教育报告书》到I960年8月3日的《达立报告书》、1967年2月24日通过的《国语法案》等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以华教运动为代表的维护母语教育同以巫统为老大的联盟、国阵执意推行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同化政策的交锋。槟城中学生的运动既然是华教运动的一环，当然民族同化政策的执意推行，也就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学业。
这个时期，是华教运动面临巨大考验的时期，也是学生运动重新调整的时刻。1961年8月14日和21日，林连玉先后被吊销公民权和教师证。1962年6月，教总教育顾问严元章博士被驱逐出境，永远不得进入马来亚。10月21日，联邦议会通过根据《达立报告书》制定的《1961年教育法令》。自此以后，华文中学江山变色，接受改制如“骨牌”效应，首先于东海岸和北马被攻破，在马华公会充当帮凶的情况下，吉隆坡尊孔也失陷。华文中学几乎被连根拔起。
经历50年代数次颇具规模的学潮，槟城槟华女中、韩江中学、中华中学的学运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钟灵中学，损失更大，总共被开除将近整百人。因此，从1958年至1963年9月，槟城学运进入了调整期。各校按照具体情况，认真研究《学生工作怎样做？》的原则，深入开展学生的群众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这个阶段发动学生参与比较规模的社会活动有：“选民登记运动”和“卫生运动”。
1960年第一个假期的“选民登记运动”和1963年乔治市市议会发动的“卫生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尤其是“卫生运动”，参加的各校男女同学为数几百人。他们每个星期天，面向劳动、面向城乡、面向各阶层，得到赞许，也遭受冷嘲；但这些可爱的学子，打扫街道的劳动劲头并不减退，有始有终，坚持数个月。实践的过程，同学们的心灵建设和成长确实收获不少。
纵观这个阶段的学运活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遵循学生工作原刖，采用正碓方针。建立校内干部组织和工作队伍。
当时，在槟州中学生之间《学生工作怎样做？》这本小册子，甚为流行。它强调如何开展学生工作的几个要点：即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近到远、由弱变强。这是一项结合实际的方针。由于应用得当，有些学校在短期内建立了自己的中心组织，校与校之间也形成了有机的联系，并定期推动一些必要的活动。在校内，学习小组的学习活动形式广泛被采用，内容多姿多彩，比如《学生工作怎样做》、李怡的《哲学初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甚么要反对黄色文化？人类社会发展史等书籍。流传阅读的小说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刘胡兰小传》等。经过学习，提高劳动观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唯物史观。干部思想水平提高，才能灵活掌握工作方针，推广活动，做好工作。
（2）列开展塔台实际的校内外活动，广泛联络同学，争取师生配合。
在校内：以搞好学业为中心内容，以促进校务为活动的形式。1961年中华中学的“新春团拜会”、1962年槟城中学创校7周年的文艺晚会、1966年韩江中学校庆文艺晚会就是个例子。还有，各间中学在校内成立了各种研究会，都得到师生们的紧密配合，团结了许多学生。各校在校内不同班级成立的篮球队，经常到校外比赛，有些同学甚至入选学校代表，为校争光。1963年，学运组织在槟州许多间华文中学校内动员同学们参加乔治市市议会发动的“卫生运动”，学校当局虽没有公开鼓励，但也默许同学们的活动。毕竟这是市政府推动的一项很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3)反对黄、灰色文化，提倡健康的文娱、文艺活动。
当年的进步学生，善于搞好团结工作，多数都被同学们推举为级长或辅导员，因此有些学校的级长团和辅导团都成为推动校内健康文娱活动的领导。有些学校还成立歌咏队、口琴队、篮球队，也有戏剧研究会、无线电研究会等，形式多样，团结了许多校内的同学，共同推动健康的文娱、文艺活动，一定程度上抵制黄灰文化对青少年的荼毒。各校的进步同学，偶而也联合进行健康的活动，如打篮球，跳舞蹈。50年代末期，槟城四条路刘玉水胶厂的工人宿舍篮球埸，是同学们打篮球的活动基地；而头条路惠安公会，二条路社青团会所，则是跳舞蹈的好地方。打从60年代开始，位于峇都兰章菜园区的沙漠狐篮球场，陪伴着当年中学生群体的歌声笑声、呐喊声，直到风云变幻的60年代末。当年最盛行的一些活动，就是假期的野餐、爬山、露营等。植物园的印度庙、升旗山的白楼、丹绒武雅的七英里半等地都留下同学们的足迹，还有骑脚车环游槟岛、越州远征去进行篮球比赛，等等。就这样，健康的文化活动，吸引和团结了许多年青人。有不少有为的朋友，从参加这样的活动开始，逐渐提升思想认识，逐步参与社会实践，后来成为我国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的生力军。
（4）宣教工作，是搞好组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手抄本”是当年传播资讯的重要手段。由于当局对进步思想的严格禁止和控制，许多进步书籍和文章都无法通过正常管道输入，也没有现在那种快捷便利的复印工具，唯有通过“手抄本”来流传。当年，槟州学运组织的宣教工作就是这样开展。能得到的书籍，如《刘胡兰小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书籍，珍贵地在各校同学中流传，破烂了，同学们就自动修袖，使其更长久地在同学中传阅。
（5）输送干部到工运，尝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60年代中期，学运组织曾派遣一些毕业同学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如旅餐吧、百货、布疋等工会。也曾动员同学们慰问和支援当年槟城“丽的呼声”和“E&O”的工潮。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尝试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六）马来西亚的成立与华故运动的困境
进入1960年代，面对北加里曼丹三邦和新加坡人民越来越强烈的独立要求，英国人同马新代理人在金马仑密谋后，便推动东姑出面搞所谓的大马来西亚计划。这个马来西亚计划，表面上是让北加里曼丹三邦（后来因为石油利益，汶莱不参加）和新加坡（后来因为同巫统矛盾激化，被逐出马来西亚而独立）在马来西亚框架下获得独立，实质上是一个把统治权加给马来亚半岛的代理人以便延续其殖民地利益的新殖民主义计划。
由于这一计划是英国人强加给各邦人民的新殖民主义计划，违反人民意愿，因此遭到了各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本地区国家的反对和对抗。领国印尼甚至实行武力对抗，菲律宾也强烈反对，东南亚局势日益紧张，闹到联合国介入调查。但狡猾的英国人却强行成立马来西亚，并通过执政的代理人一一联盟政府召回驻印、菲大使，成立国防理事会，宣布国家进入备战状态，在全国煽起外国入侵的紧张气氛。于是，原属于北加里曼丹反对英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却被巧妙地转移视线，演变成马、菲、印的国际纠纷，并且引来三年风风雨雨的马印对抗。
在国内，执政当局趁机加强镇压争取真正独立、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组织和人士，许多反对党领袖纷纷在内安法令下，被囚禁在监狱里。另一方面，它在马来民族中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在马来亚化的幌子下，大力鼓吹文化单元主义。1964年，执政当局成立“国语月委员会”和“国语行动阵线委员会”，积极推动在1967年实现巫语为唯一官方语文的目标。甚至在一些州属，限期在华小校门外的校名改为马来文，同时也勒令改制后的国中去掉校名招牌上“华文”中学的“华文”两字。顿时，极端思潮甚嚣尘上。
1963年9月至1969年5月，这个阶段，华教运动处于艰难的局面。华文中学江山变色这一历史事实印证：独立后掌握实权的巫统官僚贵族继承其主子的两手策略，一方面粗暴地向林连玉、严元章下封口令，强制实施<1961年教育法令》，另一方面利用马华公会的头头，实行内部瓦解，促使“华教三大机构”寿终正寝，也促成董、教总紧密结合，成为往后华教运动的中流砥柱。
此时，代替林连玉领导教总的沈慕羽，于1965年7月准备召开华人注册社团全国大会，列“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成为讨论的议题。这是改制后第一个涌现的华教社会运动，却遭到巫统与马华公会激烈的反弹。巫统以独立的“社会契约”，华人承认巫文为官方语文获取公民权为理由，指责注册社团大会的议题破坏这个协议，把官方语文的问题上升到敏感的层次，逼教总与华团封嘴。接着，沈慕羽被马华公会开除党籍。马华公会心甘情愿地在巫统实行单元主义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与民对立。1967年2月24B，以巫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国语法案》在国会通过。1967年10月，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1月1日起，没有拥有剑桥文凭或高级教育文凭者，不可出国升学。新加坡政府也下令，南大从1974年起，也拒绝吸收半岛华校高中毕业生。国内华校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完全被堵截。1967年11月19日，包括南大校友会在内的14个文教团体召开座谈会，发表反对实施学生出国资格限制的联合声明。12月8日，教总17届常年代表大会通过“联合董总领导本邦创办一间华文大学”的议案。23日，董教总华教工委会一致通过全力支持教总建议创办华文大学，决定函请全马华团热烈响应。雪州高师同学会第一个响应号召，捐一千元作为创办华文大学基金。正当独大筹款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来自《马来前锋报》、巫统机关报等的指责就不曾间断。4月14日，独大召开发起人大会，通过了《独大计划大纲草案》、《独大发起人大会宣言》等文件。1969年3月公布的《亚兹报告书》，目的是要取消华校董事部，以及政府可以征用华校校舍，把董事部改为发展部，只管筹款与福利事务，这等于把创办、维护华校的董事部排除出去，除掉华校存在的灵魂。由于统治集团倒行逆施，民怨很大，致使1969年大选，联盟选举结果倒退，反对党大有斩获，随即发生5.13暴乱。拉萨上台，通过国家行动理事会，颁布许多不利华教的条文，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这个时期的华文教育处境十分艰险。改制后华文独中的学生剧降。最初几年，独中收容被国中淘汰的超龄生和不适应改制的学生，暂时有增加，但1965年实行小六自动升级制，学生来源顿时被切断，许多独中初中一班都开不成，一些独中自动关闭。这个时期是华教最低潮的时期。虽然如此热爱母语教育的华人社会，并没有停止抗争，它先后进行过各种斗争，例如：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反对《国语法案》，创办独立大学，反对《亚兹报告书》和教育修订法案等歧视、压制和消灭华文教育的不合理条文，延续了华教自救的精神。
这个时期，槟州华校学运组织也经历了调整期的刻苦经营，各校的中心组织已日益完善，干部队伍也逐渐形成。原来没有力量的学校或基础较弱的学校也有显著改善。总体来说，已经开始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面对教育领域单元主义的猖獗进攻，华教处于节节败退的艰难时刻，槟州华校中学生群体，继承“11.23”、“11.14”前辈同学敢于斗争的精神，再一次凝聚集体的力量，展示维护华教的决心。槟州学运组织这个阶段发动和参与的活动和斗争，计有：1966年的“劝读华校访问团”、1966年韩江中学为筹建体育馆的爱校演出、1967年的“9.1”反对《国语法案》游行示威、1968年“1.8”反对提高学杂费的斗争、1968年为筹建独立大学的筹款活动。
前面说过，联盟统治集团于1964年居心叵测地取消小学六年级升中学会考，并于1965年实行小六自动升级制，槟城许多独立中学几乎开不成初中一班级，个别也只能勉强开一班，独中面对学生断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槟州学运组织利用学校第三学期的长假，在韩江校友会统一筹备下，组织“劝读华校访问团”。发动同学们沿家挨户，走进市镇，深入乡村，劝读华校。被动员起来的同学有来自：韩江中学上下午班、钟灵国民型中学、钟灵独立中学、中华中学、槟华国民型中学、槟华独立中学、菩提国民型中学、菩提独立中学、柑仔园修道院华文中学、协和中学。人数最高潮时超过一千人。这是槟州学运组织发展的巅峰时期。1967年新学年开学，许多独立中学的初中一班明显增加，这里也有同学们努力的一份成果。
自从改制浪潮冲击全马华文中学以来，韩江中学是槟城唯一没有接受改制的独立中学。当然，它面对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学生来源和建校的资金。为了筹建体育馆和学校大门，1966年，学校董事、老师以及上下午班全体同学，团结一致，群策群力，筹办了连续三天的大型音乐会和文艺演出。音乐会由“管弦乐队”担纲，得到“无线电研究会”、“口琴队”、“合唱团”等团体的配合。训导主任吴多发老师亲自指挥，数百名师生参与演出。而文艺演出则由“戏剧研究会”、“无线电研究会”等10多个团体参与，台前幕后动员了不少同学参加工作。两个大规模演出，同学们几乎花了半年课余时间，日以继夜，以校为家，任劳任怨，用辛勤的建设反击教育单元化政策对独中教育的无情破坏，完全体现了同学们维护华教，关心独中存亡的热爱母校、热爱华教的精神。
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课题，从1965年起至1967年的近两年时间里，董教总与华团，马华与巫统，官方与民间，大大小小会议不计其数，始终无法突破。最终，东姑集团为贯彻落实巫语为唯一官方语文，一意孤行，终于在1967年2月24日强行通过《国语法案》，激起社会的强烈抗议。当时的左翼政党——劳工党，带领群众，上街游行，反对《国语法案》。
独立前，面对英殖民统治当局的共同压迫，维护华文教育能够争取到其他民族的声援和支持，虽然这种声援和支持是相当的微弱。独立后，在“马来西亚化”（实际上是马来化）的大旗下，联盟政府（实际上是巫统当权）在民族融合和团结（实际上是民族同化）的幌子下，大张旗鼓的推行单元主义的同化政策，华教再次面临挨打的困难处境。槟州学运组织秉承五十年代学运前辈的斗争精神，于1967年9月1日早上10点在槟城大路后美都戏院前集中，同学们扛起一位学生领袖.向同学们简要分析，指出《国语法案》是一项彻头彻尾的民族同化和压迫的政策，它以规定“国语”的“官方用途”为名，保留英文至上地位，a一步否定各民族语文教育，压制其他民族语文教育的发展。学生领袖号召同学们参加斗争，坚决反对《国语法案》。游行示威的队伍从槟城大路后转出日落洞大路，坚持10多分钟后被镇暴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下午两点半，同学们再一次集中在六条路明德学校附近，突击游行至过港仔一带，一路高喊“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反对国语法案”的口号，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队伍最后也被催泪弹驱散。这次参与游行示威的同学有钟灵国民型和独立中学、韩江中学、中华中学、恒毅中学、槟华国民型和独立中学、菩提国民型和独立中学、柑仔园修道院华文中学、协和中学共约三、四百人。在游行示威中，有两位韩江同学，一位菩提同学被捕，并被控上法庭，开除学籍。这也是槟城华校学生运动自“11.14”学潮后，第一次以学运的姿态，有组织地、公开地向统治集团的教育单元政策呛声。
1967年尾，英磅贬值，马币遭殃，一元只剩八十五分，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槟城爆发了“11.24”总罢市，统治集团阴险地将斗争引向种族冲突，封闭劳工党支部，大肆逮捕劳工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左翼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68年新学年开学，学杂费提高二元五角，使家长们面对更加沉重的负担。槟城华校学运组织，发动同学们在全槟各华文中学涂写标语，强烈抗议统治集团将经济负担转嫁给学生和家长。1月8日凌晨时分，各华文中学的墙壁上出现了红色的醒目标语：“学杂费增加，家长的薪水为何不增加？”、“反对一元变八十五分”等，由于校方来不及清理，吸引前来上课的同学们驻足围观，影响很大。这项斗争，韩江中学和钟灵中学各有一位同学被捕，后被开除学籍。
1967年12月8日，教总常年代表大会通过“创办一间华文大学”的议案。1968年2月24日，董教总华教工委会建议拟议中的华文大学命名为“独立大学”，并于4月14日，召开发起人大会并通过相关的文件。一场为独立大学筹款的社会运动在槟城便迅速展开。槟城学运组织，不落人后，即刻号召各校同学们，根据具体情况，以各种方式投入筹款创建独立大学的活动中。几乎所有华文中学的进步同学都行动起来。男同学在清明节三五成群扛着锄头，活动在垄尾、峇都兰章、峇都干东墓地，除草培土，向踏青的同胞们表明这是为独立大学筹款的活动，并得到良好的回应。女同学则利用传统节日，售卖应节礼品食物，也取得不错的成绩。组织还发动一个各校同学在升旗山白楼的野餐，让各校同学为独立大学筹款进行汇报，互相鼓励。出席这次野餐集会的各校同学共分为四大队活动，约有一百二十人。钟灵、韩江等同学也举办了一个筹款文艺演出，钟灵同学演出的话剧《最后一课》，剧情表现了一个亡国民族的老校长在最后一课深情地与学生交流，通过朗诵和演员的肢体表现衬托出来，赚人热泪，也达到教育的目的。记得演出是在车水路客属公会进行。
筹办独立大学运动遭到巫统和马华公会在政治上的围剿和污蔑，陈修信更猖狂地指出，开办独大无异是“铁树开花”，同时透露马华公会将建立拉曼学院，以此破坏筹办独大的运动。后来国内发生5.13暴乱，独大运动暂受阻搁。独大运动的开展大大鼓舞维护民族教育的士气，华教运动的火苗始终延烧不熄。
（七）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
1965年2月13日，社阵发动的“争取人权日”大游行是我国群众斗争的一个转披点。以“群众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成为左翼政党的斗争路线和策略。接着，国内连续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游行示威和群众运动。如：1966年反对美国副总统约翰逊的访问；阿沙汉园丘工友从马六甲到吉隆坡的徒步大游行；槟城浅海渔民海上大示威；槟城反对货币贬值的大罢市等，群众斗争的浪潮一浪紧接一浪。统治集团一面使用暴力镇压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制造死亡和流血事件；一面逮捕和扣押左翼党团的党员干部和民主迸步人士，致使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全国。
与此同时，左翼阵营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例如：人民党在语文教育问题与劳工党的政策分歧，最后退出社阵，致使社阵解散；1966年9月，新、马左翼内部围绕着“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斗争口号问题，进行了一场耗时耗力的大论战，致使左翼队伍呈现分裂。
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新、马左翼运动带来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槟州学运组织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自然就会反映到组织内部来。纵观这个阶段学运组织的动态，大致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去探究：
学生运动和社会群众运动互相配合是必要的；但也必须保持学生运动的独特性，与校内学生群体密切结合，成为他们的朋友。
学生运动是社会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治集团各种倒行逆施，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这个群体。这个时期，槟州华校学运组织发动进步学生于1967年“9.1”反对“国语法案”的斗争、1966年的“劝读华校访问团”、1966年韩江同学为筹建体育馆和校门结合董教学三方力量而演出的爱校活动、1968年的“1.8”反对提高学杂费的斗争，1968年参与创办独大筹款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都与华教命运息息相关，学运组织当然义不容辞。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发动同学们参与许多政治性集会和劳工党发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里举两个例子：1966年5月1日开始的“援越抗美运动周”，同学们热情参与劳工党举办的座谈会、辩论会、反美资料图片展，高唱越南人民抗美爱国战斗歌曲，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爱国的正义战争。另一例子是1967年10月21-22日，在槟城二条路新春满园召开的劳工党第13届代表大会。进步学生虽然列席，但参加的人数确实不少；会前会后对“政治报告”及一些当年出现分歧问题的热烈讨论，犹如劳工党的另一个支部。
公正地说，当年的政治现实，学运组织根本无法公开注册，这个群体的公开话语权完全被剥夺。此时，槟州华校学运群体已有自己的组织基础，具有一定的组织力量；但被迫以无形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和进行活动和斗争。对联盟统治集团实施的教育单元化政策，对林连玉等华教前辈遭受迫害，对维护民族语文教育的社会运动遭受摧残和破坏，对统治集团的许多倒行逆施和不合理、不民主的法令和措施，他们有话要说，因此，只能用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心中要说的话；或发动群体的力量，进入城市、乡镇，向民众解说支持独中，维护华教的重大意义；或配合学校和学生团体，为华教筹款，为独中建设出力；或结合左翼政党的力量，对许多民生和社会问题表达不满。
由于历史背景及主、客观因素所致，这个时期槟州学运组织所发动的斗争与活动，就形式和力量而言，与槟州50年代末期发生的学潮是不能同日而语。但维护华教，捍卫民族语文教育基本权利的敢于斗争精神是一致的，是“11.23”、“11.14”精神的发扬和继续。
话说回来，这个阶段槟州学运组织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思潮的影响，加上国内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浪潮的冲击，没有认真坚持学生工作的原则，在与群众运动配合的同时，忽略学生工作的独特性，特别在1967、1968、1969年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反而带领少数先进份子，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未能即时结合实际，突破困难，搞好校园团体的工作，导致越来越疏离学生群众。
学运组织倾注力量参加劳工党发动的“援越抗美活动周”和劳工党第13届代表大会，不能说没有收获。从提升政治思想水平的角度观察，两项活动所呈现的诸多政治议题，经过学习、讨论，大大提升同学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但从组织作用的角度考量，这两项活动是劳工党根据其组织活动的需要而制定的。而学运组织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则不同，尤其是参加劳工党第13届代表大会，容易使广大学生群体误认为参加学运就是劳工党人，使自己脱离学生群众，不利团结和争取他们。
其实，槟州学运组织在调整时期，不同程度地在各校校园内建立一些团体，而且也通过这些团体开展符合学校规则，吸引同学们参加的活动。随着时局的演变，没有寻找方法给予突破；反而搞红这些团体，加上执政当局的妖魔化宣传，逐渐脱离学生群众。
(2)1966年尾，钟灵中学的反“右倾”斗争和1967年韩江中学的反“左倾”斗争，是社会思潮在学运队伍内部的反映。可惜，两次思想斗争都呈现组织裂痕，走了一些人，造成一些内耗和损失。
钟灵中学的反“右倾”斗争，源自当年左翼队伍的大论战，时值“劝读华校访问团”如火如荼地进行，各校同学利用这个平台展开大论战。当时，组织缺乏处理内部重大矛盾的经验，论战在许多时候沦为自流状态，未能有效地化解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致使一批钟灵的新生力量（约10多人）出走，离开学运组织。这是一个损失。
1967年，韩江同学的反“左倾”斗争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炽热年代；也是我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韩江中学分为上下午班，是当时槟城学运组织力量最强大的学校。斗争牵连的干部和成员极广，组织即刻出版印刷小册子，以大字报形式让各间学校的干部和成员抒发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虽然没有完全统一认识，但大家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共事。当然也有个别一些成员出走，造成些微损失；但总体来说，组织系统还能顺畅操作。（注：钟灵同学的反“右倾”和韩江同学的反“左倾”斗争，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中的许多朋友，至今仍关怀着人民民主事业的进展，还在不同程度奉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在这里不准备论述是非。只因为历史曾发生，便如实加以记载。）
当年的整风运动、诉苦会和学习好人好事活动，给许多同学在思想上扎实地打下基础。当年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给许多同学在意志上深刻地锻炼和改造。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槟州学运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为正义事业造就了一批得力助手。当然，政治思想的严格要求，也吓走一些朋友，这个负面影响在当年并没有引起重视。
随着组织基础的扩大和发展，槟州学运组织的宣传工作也进一步提升。1966年，负责宣教组的同学们日以继夜地从中国电台的记录新闻节目中录取文章，再精细地抄写成一册册“手抄本”。著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万岁！”等书籍，介绍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录、董存瑞等英雄事迹的手抄本，陆续地出版；《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战斗小说在各校广为流传，学习内容极为丰富。
当年，学运组织相当重视成员思想水平的提高，周期培训的学习小组，是一种重要的形式。我们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大公无私，先苦后甜的崇高品德；学习坐穿牢底的大无畏精神等等。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勤俭节约、奋发图强；在艰苦斗争中，提倡坚韧不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于锻炼，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雷锋、张思德、白求恩、江姐、保尔等都是大家学习的典范。当年的整风运动和诉苦会，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家狠批私心，猛斗杂念，毫不放松。虽然表现形式比较左，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许多正面元素和英雄形象确实深植在潜意识中，深深影响了这一代人日后待人处事的风格。这些朋友毕业以后，由于际遇不同，分散各处。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推动正义事业的助手。有些朋友在进步事业的阵地上，以杰出的表现过早离世。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当年，就干部素质的培养这个角度观察，政治思想的严格要求虽然有其必要性，但从扩大进步学生队伍的层面考量，许多中间状态的朋友不能接受如此条件.逐渐离队。这种现象并没有弓I起重视和及时采取对策，尤其在1968、1969年白色恐怖笼罩下，学运队伍遭受镇压而日益收缩了。
这一时期，槟州学运组织没有认真处理好眼前与长远斗争关系，影响了后期组织的发展。
1967年2月，国会通过以巫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国语法案》，教育部长佐哈里随即宣布：从1968年起，没有考获剑桥文凭或高级教育文凭者，一律不准出国升学。统治集团极力推崇精英教育，制度化填鸭式考试，激发学校和师生攀登名校和精英的阶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运组织应该鼓励学业优秀的同学们专心致志搞好功课，考获文凭，争取进入大专，以便将来发挥更大作用。
对学运组织而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没有错。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甚至从学运中抽调适当的干部开展工农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同考取大专文凭并不对立，处理得当，也能相得益彰。对一些学业成绩优秀，家庭条件做得到的同学，本应鼓励他们积极争取升学，考取文凭，为将来做长远准备。只要我们的骨干思想过硬，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可惜，这一点在当时的学运决策层并没有很好研究和恰当处理，以致太过局囿于眼前利益和格局，缺乏更宽阔和长远的视野，以致限制了学运组织的发展。
（八）学生运动和斗争进入新时期
1969年，发生“5.13”暴乱。拉萨上台，颁布“紧急状态”，用“国家行动理事会”取代议会民主制度，实行军事独裁统治。1970年以后，统治集团积极推行发展马来官僚资本的新经济政策。他们依靠执政地位的优势，凭借新经济政策所给予的垄断权力，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迅速膨胀，在不太长时间，便通过行政权力，掌控了我国的经济命脉，形成庞大的官僚垄断集团。
独立以后，特别是1969年“5.13”过后，统治集团在教育领域加紧实施单元化政策，大力增加各大专院校马来族学生的名额，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众多的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大专院校。这一新的情况，对马来西亚社会和马来民族的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出现，必然会给马来民族带来新的觉醒和提升。这一新情况的出现，也预示了一个新时期的降临。在这个新时期，学生运动和斗争，已经从华文中学和华校中学生为主，转移到大专院校和以马来民族大专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和斗争了。
虽然统治阶级培养马来知识分子，目的是要把马来族的新一代，培养成为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接班人。但与统治集团的愿望恰恰相反，广大马来族学生和知识分子并不愿意任人摆布。他们有正义感，热爱真理。他们也亲身看到统治集团对学术自由的肆意摧残，看到上层分子对底层群众的残酷剥削，看到帝国主义财团和官僚买办资本对我国资源的掠夺；他们觉悟到本身有责任用实际行动为维护学术自由、捍卫工农权益和国家主权作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1974年间，声援新山木屋居民反迫迁斗争和支持吉打华玲农民反饥饿斗争的烽火一经点燃，就得到了大多数是马来族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当时我国进步运动的重要事件，是马来民族开始新觉醒的标志。
（九）学运组织功绩留青史
无论如何，槟城学运组织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从英殖民当局到联盟政府直至国阵政府的残酷镇压，干部不断被逮捕或追捕，一茬又一茬的更换领导，使到经验难以传承，走了许多弯路。另一方面，面对各种时代思潮的冲击，特别是工作上的急躁冒进，一味往前冲杀，忽视保存自己；只顾策划眼前，缺乏研究长远；热衷理论争辩，无视现实条件。因此无法在老奸巨猾的对手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1969年前后，槟州学运组织，经历调整期和稳步发展的两个阶段，尽管走过一些弯路，力量有所收缩，但各校的组织结构和体系还健全，组织力量也可观。当时要想申请注册，成立公开的学运组织根本不可能。为了统一步伐，在1969年下半年，成立了秘密的“革命学生联合会”，继续开展活动。但是在统治集团严厉追捕镇压之下，革命学联的主要干部不得不在统治当局动手前迅速转移，虽然全部安全撤退了，但是却因此造成组织群龙无首，在七十年代中期，逐渐停止了活动。
几十年的斗争，学运组织为争取独立和民主运动的各条战线输送了很多干部，为社会改革事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回顾过去，学运的贡献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事实证明，许多学运出来的干部和成员，经受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为我国独立运动和民主改革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中，有人在阵地上牺牲了，有人在斗争中受了伤，有人在牢狱里受尽折磨，有人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也有人虽然离开了队伍，但在社会上还是坚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总之，在我国独立前后曾经活跃于槟城各华文中学几十年的学运组织，为争取我国独立，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功绩必将永留青史！
修改于11-04-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