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历史期刊》
（JURNAL SEJARAH JOHOR）1983年12月刊
《柔佛历史期刊》1983年12月刊，它探讨了柔佛苏丹国的多方面历史。其中深入分析了Alsagoff家族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柔佛和新加坡的经济影响力，特别是在农业和贸易领域的贡献，以及该家族私人货币的发行。此外，文献也记述了Abdullah Sidek这位柔佛教育家、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在教育、文学和政治领域的奋斗历程，包括他对教师权益的争取和对马来民族主义的支持。另一篇文章则反思了英国殖民时期柔佛的教育系统对马来族群发展造成的困境。最后，刊物还追溯了柔佛-廖内苏丹王朝自16世纪至19世纪的历史变迁，详述了其迁都、冲突与王朝更迭，并强调了该地区在抵御殖民势力方面的韧性。
《柔佛历史期刊》由马来西亚柔佛州分会历史协会出版。本期期刊旨在记录并向历史爱好者呈现当地历史，并强调马来文化中印度教传统与伊斯兰圣洁的融合，视其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机构。
期刊内容涵盖了以下主要文章和专题：
- 前“柔佛休闲屋”（Rumah Perehatan）/柔佛酒店 本部分详细介绍了昔日柔佛新山“休闲屋”的历史。它最初是拿督哈吉·穆罕默德·萨利赫（Dato'
Haji Mohd. Salleh）的住宅，于1895年被柔佛苏丹购买，并经官员W.N. Gawler指示改造，成为来自新加坡、吉隆坡、槟城等地名人和高级官员的下榻之所。柔佛苏丹易卜拉欣（DYMM Sultan Ibrahim）也常在此与访客交流。 该建筑旁曾有一座供公众礼拜的小清真寺，后于1900年苏丹阿布·巴卡尔清真寺（Masjid Sultan Abu Bakar）建成后被拆除。随着访客增多，苏丹下令改造并扩建休闲屋，使其成为宏伟的石砌排屋。建成后，酒店配备了印有“柔佛酒店”（Johor Hotel）字样和月星标志的家具、餐具、布草等物品。此处也因此成为官方宴会和苏丹宴请宾客的场所，无需再使用大王宫。然而，“柔佛酒店”未能长久存在，因1923年铁路建成并连接柔佛堤道后，交通变得更加便利，高官显要不再需要夜宿柔佛新山。此外，苏丹也因访客拖欠大量款项而不愿继续为酒店提供资金。最终，部分建筑被移交给不断扩大的政府部门，例如邮政局。中央部分恢复为“休闲屋”。该建筑群位于惹兰易卜拉欣（Jalan Ibrahim）、惹兰万朱索（Jalan Wan Jusoh）、惹兰陈旭年（Jalan Tan Hiok Nee）以及柔佛新山法院大楼前方的场地边缘，现为柔佛新山市政厅和中央邮局前的公园和道路区域。
- 社论：“一点墨水”（Setitis Tinta） 社论强调柔佛历史的探索空间广阔，国家遗产等待有识之士发掘和完善。它指出，本期期刊的出版是为了回应历史爱好者希望记录和推广地方历史的愿望。社论还欣喜地提到马来文化与国家历史发展并行，其特点融合了印度教传统并同化了伊斯兰教的圣洁，成为民族尊严的支柱。
本期期刊收录的文章均聚焦柔佛的历史进程。萨阿迪亚·赛义德（Saadiah Said）的“阿尔萨戈夫特许经营权”（Alsagoff Konsessf）研究揭示了该家族在柔佛早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穆罕默德·阿尤布·哈吉·诺尔（Mohd. Ayub Haji Noor）撰写的“阿卜杜拉·西德克”（Abdullah Sidek）文章，则深入探讨了这位柔佛语言和文学人物的生平。期刊还提到，本期JAUHAR的出版恰逢1983年柔佛新山文学节（Hari Sastera 1983），这标志着马来语言和文化的成熟。文学节的主题“马来世界中的柔佛-廖内传统”恰如其分地回顾了柔佛-廖内马来帝国的坚韧发展，提醒人们铭记先辈捍卫这片圣地的决心。
- 萨阿迪亚·赛义德（Saadiah Bt. Said）：“阿尔萨戈夫家族在柔佛经济中的参与
1878-1926”（Penglibatan Keluarga Alsagoff Dalam
Ekonomi Johor 1878-1926）
- 引言：概述了自15世纪马六甲苏丹国时期阿拉伯人因贸易和宗教传播来到马来半岛的历史。文章重点关注新加坡和柔佛，指出新加坡的阿拉伯人口从1824年的15人增至1911年的1226人，柔佛的阿拉伯人口从1849年的699人增至1871年的1345人。许多阿拉伯人从新加坡来到柔佛从事贸易和农业活动。
- 阿拉伯家族：提及了新加坡著名的富裕赛义德家族，如阿尔萨戈夫（Alsagoff）、阿尔-朱尼德（Al-Junied）和阿尔-卡夫（Al-Kaff）。其中，赛义德·奥马尔·本·阿里·阿尔-朱尼德（Syed
Omar bin Ali Al-Junied）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贸易商，其商业广泛且利润丰厚，并曾捐赠土地用于公共事业（如伊斯兰墓地和清真寺）。阿尔-卡夫家族（意为“骆驼”）则以新加坡和爪哇之间的贸易而闻名。阿尔-乔弗里（al-Joeffrie）家族则拥有许多商船和蒸汽船。
- 阿尔萨戈夫家族：详细介绍了阿尔萨戈夫家族，其创始人赛义德·阿卜杜拉·拉赫曼·阿尔萨戈夫（Syed
Abdullah Rahman Alsagoff）于1824年抵达新加坡，从事香料贸易，并于1848年成立了“Alsagoff and Co.”商行。该商行主要从事海峡殖民地出口产品（木材、橡胶、西米、椰子、咖啡、可可、菠萝）和本地消费品的贸易。其子艾哈迈德（Ahmed）通过与武吉斯（Bugis）王室后裔拉惹·西蒂（Raja Siti）的婚姻进一步扩大了家族财富，拉惹·西蒂拥有广泛的贸易利益和船队。拉惹·西蒂的母亲哈吉·法蒂玛（Hadjee Fatima）还在新加坡建造了清真寺（哈吉·法蒂玛清真寺）和为穷人提供的房屋。艾哈迈德的儿子赛义德·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阿尔萨戈夫（Syed Mohamed bin
Ahmed Alsagoff, SMA）继承了家族事业，积累了巨额财富，在新加坡、柔佛和彭亨拥有广泛利益，并在印度尼西亚、亚齐和阿拉伯地区拥有国际业务。SMA是Alsagoff and Co.的永久合伙人、佣金代理和主要土地所有者。他还曾担任土耳其驻新加坡名誉总领事，并受到包括柔佛苏丹阿布·巴卡尔在内的多位统治者的尊敬。SMA以其慷慨闻名，设立了瓦卡夫基金（Wakaf Funds），并向学校和孤儿院捐款。他还与华人公司建立了商业伙伴关系。SMA曾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亚齐人民对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他于1906年在新加坡去世，享年70岁，其葬礼有柔佛和新加坡的高级官员，包括苏丹易卜拉欣出席。
- 结论：阿尔萨戈夫家族，特别是SMA，在柔佛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爪哇劳工的移民。
- 萨阿迪亚·赛义德（Saadiah Bt. Said）：“阿尔萨戈夫家族在柔佛的参与所带来的影响
1906-1926”（Kesan Dan Pengaruh Penglibatan Keluarga
Alsagoff Di Johor 1906-1926）
- 引言：SMA于1906年去世后，其在库库（Kukub）的资产由受托人（赛义德·阿卜杜勒·卡迪尔和赛义德·奥马尔·阿尔萨戈夫，SOA）管理，其中2/3归其子女，1/3作为瓦卡夫基金。
- 赛义德·奥马尔·阿尔萨戈夫（SOA）的努力：SOA继续SMA的工作，将森林土地租赁给库库橡胶园（Kukub Rubber Estate,
KRE）等财团。
- 1906年后的冲突：SMA去世后，尤其在1914年英国总顾问（General Adviser）被任命后，柔佛政府与阿尔萨戈夫家族之间的关系恶化。冲突源于家族拒绝为库库土地支付印花税，声称其为瓦卡夫地，导致1911年颁布了《瓦卡夫禁止法令》（Wakaf Prohibition
Enactment）。家族内部也出现纷争。这些问题最终导致1920年颁布了《阿尔萨戈夫特许经营权法令》（Alsagoff Concession Enactment），授权政府任命“阿尔萨戈夫特许经营权接收人”（Receiver Alsagoff Concession, RAC）来管理特许经营权。
- 接收人（RAC）的任命：1921年，怀特豪斯先生（Mr. Whitehouse）被任命为首位RAC，接管了阿尔萨戈夫家族此前享有的广泛权力，这标志着控制权发生重大转变。多位RAC被任命，直至1926年。
- 道路建设与法院运营：RAC在库库地区的道路建设（如库库-笨珍公路）中发挥了作用，该地区此前主要依靠河流交通。随着人口增长，库库还建立了法院，RAC（J.I. Miller）担任一级治安法官。
- 库库特许经营地收入报告与农业发展：SMA时期的早期收入报告缺失，但1917年至1926年的收入报告显示，特别是1922年至1926年，来自KRE和小型农户的收入显著。SMA推广的小型农户制度得以延续，笨珍（Pontian）地区成为小型农户最为集中的区域。主要的橡胶园，如KRE、双溪佩拉（Sungai Pera）和佩尔马斯（Permas）也得以发展，橡胶成为主要作物。
- 库库阿尔萨戈夫特许经营地的出售：由于英国影响力的增强和家族内部压力，阿尔萨戈夫家族继承人从1922年开始与柔佛政府谈判出售其在库库的权益。1926年，整个特许经营权最终以100万林吉特的价格出售给柔佛政府。
- 结论：阿尔萨戈夫家族在柔佛的存在，特别是SMA的努力，使库库从一片丛林发展成为高产的农业区，并带来了道路、法院等基础设施的建设。SMA因引进橡胶种植和为劳工子女建立学校而受到赞扬。他的贡献通过柔佛新山和笨珍的道路命名（Jalan Alsagoff和Jalan Nong Chik）得以纪念。阿尔萨戈夫家族，至今仍是柔佛的重要家族，其经济活动，尤其是与新加坡的贸易关系，对柔佛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 法乌兹·巴西里上尉（Kapten Fauzi
Basri）：“马来亚化：柔佛对权力下放政策的态度
1909-1939，一个引言”（Malayanisation:
Sikap Johor Terhadap Dasar Desentralisasi 1909 - 1939, Satu Pengenalan）
- 马来亚的政治划分：文章探讨了马来亚在1910年被划分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马来联邦州（Federated Malay States, FMS）和马来非联邦州（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UFMS）的情况。FMS于1896年通过与霹雳、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的马来统治者签订协议而成立，该协议限制了他们的权力，并使他们服从于海峡殖民地总督下的总参政司（Resident General）。
- FMS的权力集中：1904年至1910年，总督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在吉隆坡集中权力，削弱了州议会和参政司的影响力。联邦理事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权力集中。
- 柔佛的独立地位：柔佛通过1885年的联盟条约与英国保持了独特的独立地位，而非宗主权关系。柔佛苏丹阿布·巴卡尔于1895年颁布了《柔佛州宪法》（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Johor），禁止苏丹和议会将柔佛割让给外国势力。这部宪法保障了统治者的权利、议会的职责和法治。
- 权力下放的提议：1925年，高级专员劳伦斯·吉勒马德（Laurence Guillemard）提议权力下放，以解决FMS过度集中的问题，并恢复州议会和统治者理事会的权力。他旨在重新定义总参政司的职责（该职位在1911年更名为政府首席秘书）。然而，权力集中仍在继续。
- 柔佛对马来亚化的立场：柔佛于1914年加入英国保护（并非根据邦咯条约原则），强烈抵制“马来亚化”（指任何导致马来亚全境统一或中央集权化的政策）。由拿督罗兰德·布拉德尔（Dato' Roland Braddell）领导的委员会于1939年发布了《马来亚化报告》，基于柔佛独特的独立地位、民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反对加入任何联邦。
- 强制措施与抵抗：总督塞西尔·克莱门蒂爵士（Sir Cecil Clementi，1930-1934）积极推行马来亚化政策，未经苏丹易卜拉欣同意，为各部门（如医疗、公共工程）任命“顾问”。柔佛认为此举违宪，并成功抵制，威尔逊报告（Wilson Report）也支持统治者拥有内部控制权的愿望。
- 合作与统一：柔佛接受在共同利益领域（如货币基金、橡胶基金、移民基金）进行合作，但坚决拒绝统一。
- 结论：文章强调了柔佛对英国中央集权政策的强烈抵制，突出了其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和自治偏好，同时接受自愿合作。
- 穆罕默德·阿尤布·哈吉·诺尔（Mohd. Ayub Bin Haji Noor）：“追忆阿卜杜拉·西德克”（Abdullah
Sidek Dalam Kenangan）
- 早年生活：阿卜杜拉·西德克（Abdullah Sidek，1913-1973）是一位著名的马来小说家和杰出人物，出生于柔佛昔加末。他曾在昔加末班达马来学校（Malay School Bandar Segamat）就读，后进入柔佛新山马来师范学院（Malay Training College, Johor Bahru）（1928年）和丹戎马林苏丹伊德里斯师范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 SITC）（1929-1931年）。他在学业和童子军方面表现出色。
- 教学生涯与战时经历：他于1932年在昔加末开始教学生涯，后于1939年成为麻坡的一名校长。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小说、短篇故事和文章。在日本占领时期，他继续教学，通过耕种和出售旧衣物来适应艰难的生活，甚至参加了日语课程（这启发了他创作小说《武吉森雅的三个月》）。
- 战后活动与创业精神：战后，他回到柔佛新山继续教学。他以直接向顾客销售自己的书籍而闻名，展现出强大的创业精神，甚至攒够钱用现金购买了一辆汽车和一栋房子。他还积极参与讲座和全国性宣传活动。
- 教师权益倡导：他行动主义的核心是为SITC毕业生争取专业认可和公平工资。1941年，他领导了一场抵制强制性加薪考试的行动，得到了108名教师的支持。这导致他被调职，但他继续坚持倡导，最终于1951/52年成功为教师争取到补发工资。
- 政治贡献：他深度参与了由拿督翁惹化（Dato' Onn Jaafar）领导的马来半岛运动（Malay Peninsula Movement, PMSJ），担任麻坡分会的信息官员，以对抗马来亚联邦的提议。他撰写了一本关于马来民族斗争的书籍，并组织舞台剧以筹集资金。他还在巫统（UMNO）各级机构中积极活动。
- 语言和文化倡导：作为马来语言和文化坚定的倡导者，他积极参与新加坡马来语局（Malay Language
Board, LBM），并于1956年成为其主席。他在组织1956年在柔佛新山和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马来语言文学大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大会宣布马来语为国语，并尊称扎巴（Za'ba）为“语言大师”（Pendita Bahasa）。他还为1957-1958年的第一届全国文化大会做出了贡献。他还在柔佛皇家马来语言文学协会（Pakatan Bahasa Melayu
Persuratan Buku DiRaja Johor）中活跃。
- 退休与遗产：他于1969年从政府职位退休。尽管他的贡献巨大，但由于其直言不讳的性格，在生前很少获得官方认可。然而，1980年，他被苏鲁·布迪曼协会（Suluh Budiman
Association）追授为“教育家典范”（Tokoh Pendidik），并在去世时收到了时任马来西亚副首相敦·侯赛因·翁（Tun Hussein Onn）的慰问电。他的生平被总结为“人逝留名”。
- 叶海亚·本·艾哈迈德（Yahya Bin Ahmad）：“1928-1933年柔佛的英式教育体系——马来人的困境”（Sistem
Pelajaran Inggeris Di Johor 1928 - 1933 Satu dilema bagi orang Melayu）
- 柔佛的英式教育：柔佛新山英式学院（English College Johor Bahru）虽拥有优秀的教师，但由于生源马来学校的教学水平较低，考试成绩不佳。柔佛政府为此向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州教育部门寻求援助，以重组柔佛的教育体系。
- 政策与局限：英式学校旨在为选定的马来学生及其他种族学生提供基础和中等教育，但招生人数受限于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职位空缺。“全民英式教育”被认为不适合农业州柔佛，且其成本是母语学校的五倍。大量马来儿童（超过11,000名男孩和17,000名女孩）未接受教育，仅有44%的马来儿童入学，落后于其他马来州。
- 招生制度：引入了效仿英国公学的招生制度，根据年龄、学校记录和考试成绩选拔学生进入英式学校，通常通过“特殊马来班”（Special Malay Classes, SMC）。这旨在使马来学生掌握双语，并与非马来学生竞争。
- 进步与挑战：教师培训得到改善（到1933年，受训教师比例从1928年的30%增至73%），剑桥本地考试（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的通过率也有所提高。还努力改善女童教育和马来母亲的识字率。社区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乡村居民甚至主动提供校舍和教师工资以建立新学校。1932年，柔佛新山开设了职业学校（Trade School），提供职业培训。
- 马来人的困境：尽管有所改进，但教育体系主要旨在填补低级政府职位。马来儿童面临劣势：他们通常较晚进入英式学校，因年龄限制或失败而被劝退，且在母语学校学习基础知识耗时更长。这阻碍了马来人晋升到更高级的职位。
- 语言政策与歧视：尽管马来语和英语均为官方语言，但马来语地位逐渐下降，英语在行政管理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非马来裔官员（欧亚裔、华人、印度裔）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往往马来语能力有限，而掌握双语的马来裔官员却得不到额外薪资。苏丹易卜拉欣（Sultan Ibrahim）倡导为马来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以便他们能够公平竞争，在自己的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 英国的意图：作者总结认为，英国的教育政策，尽管表面上进步，但旨在控制而非刺激对英式教育的需求，并刻意制造族群间的隔阂，延缓社会融合，从而维护英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 艾哈迈德·本·哈吉·萨米翁（Ahmad Bin Haji Samion）：“追溯柔佛-廖内历史”（Menjejak Kembali Pensejarahan Johor- Riau）
- 马六甲苏丹国世系：追溯柔佛-廖内苏丹国的起源，自1511年马六甲沦陷后，马哈茂德沙一世（Sultan Mahmud Syah I）在巴戈麻坡（Pagoh Muar）、民丹（Bintan）、柔佛旧港（Johor Lama）和金宝（Kampar）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其子阿拉乌丁·里亚特沙二世（Sultan Alauddin Riayat Syah II）成为柔佛的第二任苏丹，在北干老（Pekan Tua）建立了早期的柔佛王国，并建造了“科塔卡拉”（Kota Kara）。
- 冲突与迁都：文章记载了与亚齐和葡萄牙的持续冲突，导致阿拉乌丁·里亚特沙二世苏丹于1564年被俘。随后的穆扎法尔沙（Muzaffar Syah）和阿卜杜勒·贾利勒沙一世（Abdul Jalil Syah I）等苏丹也面临袭击，导致首都多次迁徙（塞卢尤特Seluyut、丹那布提Tanah Putih、科塔巴图Kota Batu/柔佛旧港、巴图沙瓦Batu Sawar、巴西拉惹Pasir Raja）。
- 柔佛-廖内崛起：阿卜杜拉·马亚特沙（Sultan Abdullah Ma'ayat Syah）将首都迁至林加（Lingga），随后又迁至坦贝兰岛（Pulau Tambelan）。阿卜杜勒·贾利勒沙三世（Sultan Abdul Jalil Syah III，1623年）统治时期，在亚齐苏丹依斯干达·穆达（Iskandar Muda）去世和荷兰威胁葡萄牙马六甲后，柔佛得以复兴。巴图沙瓦在他的统治下成为繁忙的贸易中心。也发生了与占碑（Jambi）的冲突。
- 继承与武吉斯影响力：易卜拉欣沙苏丹（Sultan Ibrahim Syah，1678年）将首都迁至廖内（Riau）。马哈茂德沙二世苏丹（Sultan Mahmud Syah II，1685年）是幼年统治者，深受宰相敦哈比卜·阿卜杜勒·马吉德（Bendahara
Tun Habib Ab. Majid）的影响，后者后来将首都迁至哥打丁宜（Kota Tinggi）。马哈茂德沙二世的暴虐行为导致他在1699年被刺杀。
- 宰相世系与小拉惹：宰相巴杜卡·拉惹敦阿卜杜勒·贾利勒（Bendahara Paduka Raja Tun Ab. Jalil）成为苏丹阿卜杜勒·贾利勒·里亚特沙四世（Sultan
Abdul Jalil Riayat Syah IV），将首都迁至班珠尔（Pancur）。他的统治软弱无力，专注于宗教事务，导致小拉惹（Raja Kecil，一位米南加保Minangkabau血统的王位声索者）和来自苏拉威西（Sulawesi）的武吉斯王子们构成了威胁。小拉惹于1718年成功攻占班珠尔，掌控了柔佛，后来将首都迁至廖内。
- 武吉斯崛起：武吉斯王子在代英·梅雷瓦（Daing
Merewah）的带领下，于1722年帮助登姑·苏莱曼（Tengku Sulaiman）击败了小拉惹。登姑·苏莱曼成为苏丹苏莱曼·巴德鲁勒·阿拉姆沙（Sultan
Sulaiman Badrul Alam Syah），代英·梅雷瓦成为杨·迪佩尔端·慕达（Yang
DiPertuan Muda），通过一项条约和王室联姻巩固了武吉斯的影响力。廖内一直作为首都直至1760年。
- 衰落与英荷干预：此后，柔佛苏丹国经历了多位短命的苏丹。1824年的《伦敦条约》（London Treaty）正式将柔佛-廖内帝国划分为荷兰（廖内、林加）和英国（新加坡）的势力范围。天猛公（Temenggong）王朝最终掌控了柔佛，彭亨也建立了独立的苏丹国。
- 作者简介（Biodata Penulis）：提供了本期期刊各文章作者的简要生平，包括萨阿迪亚·赛义德、法乌兹·巴西里上尉、穆罕默德·阿尤布·哈吉·诺尔、叶海亚·本·艾哈迈德、艾哈迈德·本·哈吉·萨米翁。
- 附录：描述了SMA为康斯坦丁堡庄园（Constantinople
Estate）在库库发行的私人货币（面值包括2林吉特、1林吉特、50分和25分），并说明了其设计、尺寸、颜色以及在庄园内供苦力使用的目的。
- 参考文献：列出了期刊中引用的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包括官方文件、各类信函、书籍、文章、报纸和论文。
总结
本期《柔佛历史期刊》的出版，深入探讨了柔佛历史的多个重要面向。阿尔萨戈夫家族在库库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其在农业、贸易和劳务引入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对柔佛西南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该家族在新加坡建立的商业帝国也凸显了柔佛与新加坡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
同时，期刊也细致展现了在英国殖民后期，柔佛在维护自身主权和地方自治方面的坚韧立场。尤其是面对英国推行的“马来亚化”和中央集权政策时，柔佛通过其独特的宪法和协商机制，坚决抵制统一，但乐于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
穆罕默德·阿尤布·哈吉·诺尔笔下的阿卜杜拉·西德克，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马来民族英雄。他不仅在文学创作、教育事业上做出卓越贡献，更在艰难的殖民时期和战乱中，为教师权益、马来民族政治觉醒以及马来语言文化的推广奔走疾呼。他的故事展现了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担当，尽管生前未获广泛官方认可，但其精神遗产已深入人心。
此外，期刊对柔佛英式教育体系的探讨，揭示了殖民时期教育政策对马来人发展的潜在制约和不公。而对柔佛-廖内历史的追溯，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历经变迁、充满挑战的马来王朝兴衰史，强调了马来民族在外部势力干预下为维护自身地位和文化而进行的长期斗争。
总的来说，这份期刊为深入理解柔佛地区独特的历史轨迹、经济发展、政治演变以及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深刻洞见。